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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卢锋：多种原因导致新一轮产能过剩
发布日期：2024-03-14 11:20 来源：
202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都在肯定经济发展成就的同时指出了现实困难，包括“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校友学院发展基金讲席教授卢锋表示，产能过剩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但老问题有新内涵，随着中国在全球地位的提升，中国产能过剩与跨国性产能过剩形成某种联系，在大国关系和地缘政治经济关系变化的背景下，新一轮产能过剩势必与外部环境变化形成互动关联。
卢锋3月14日在北大国发院举办的两会解读之中国经济的压力与动力暨北大国发院30周年庆启动会上表示，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末第一次面临比较大规模的产能过剩，到新世纪初以及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的十余年时间里，产能过剩间歇性出现。
卢锋分析石化原料、常规非高端芯片、汽车、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五行业发现，新一轮产能过剩不同于棉纺、家电等传统行业，这些行业的技术和资金密集度比较高，甚至是先进行业、前沿行业，“前沿行业很快出现过剩的压力和风险，是从未有过的；原先属于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如汽车，因为新兴经济体的进入造成产能过剩，引起的连锁反应也是过去不曾经历的” 。
而且，这些部门可贸易程度较高，与进出口活动联系紧密。卢锋强调，具有全球供应链特点的行业，一旦出现产能过剩，在国际经贸领域引起的扰动，与早先的水泥、煤炭等部门影响仅限于国内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对当前部门行业产能过剩的成因上，卢锋认为，首先与疫情冲击有关。疫情期间发达国家供给能力受到冲击导致供不应求，引发剧烈的通货膨胀，相比之下中国对供给能力的保护更优。各国出于自身考虑，在一些产业形成投资热潮，如果需求没有快速跳跃式的发展就会导致过剩。
第二，在产业升级、鼓励创新、疫情期外需激增等因素的作用下，中国近年制造业升级和产能扩张较快，而国内需求增长整体偏弱，“供强需弱”格局不利于充分吸收国内产能。这表现为贸易顺差快速增长。
据卢锋测算，近年来工业品贸易顺差达到了1.5万亿至1.7万亿美元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占整个工业增加值的30%左右。“也就是国内工业部门约三成产能释放，要依赖对外贸易顺差来实现。从积极方面来看，这显示我国工业可贸易部门竞争力很强；从不利角度看，是高度依赖外部市场，对外依存度的增长非常快。”卢锋表示，在中国制造业全球重要性与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上升的背景下，中国产能的合理扩张对全球供求平衡的影响也相应变大，如何应对这种复杂情况，需要未雨绸缪。
此外，卢锋认为，产能过剩的国际协调机制部分失效，也会增加外部经贸环境的复杂性。过去产能在发达国家最先布局，随后转移到次发达国家，再转移到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有承接、配合、退出这一自发的协调机制；抑或是某个行业产能过剩，各国通常会自发减少投资。然而近年来这些调节机制面临新困难，主要国家都出于安全考虑，通过产业政策去刺激、提振某些行业的投资，在本土形成新的产能，这是国际经济体系从未遇到过的问题。
2023年底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出口发起反补贴调查，在一些国际经贸场合产能过剩也开始引发关注，卢锋提醒，目前的产能过剩对国际经贸环境和关系的要求，可能要显著的大于以前，出口大量增加需要国外的善意，特别需要国际合作。
他认为，对中国而言，供给当然要进一步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来持续推进产业升级，然而目前经济增长主要现实矛盾是需求偏弱，需要通过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来尽快调整、修复供求不平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吸收过剩产能。针对外部环境不利变化，通过国内系统的改革、政策，提振市场主体信心，使国际收支与汇率能够保持稳定，避免出现实际汇率偏低而被动推高贸易竞争力。在管理大国关系及地缘政治经济关系方面，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要主动积极发挥在多边经贸机制比如G20等合作平台的积极作用，尽量通过国际合作，建设性应对新一轮的产能过剩，避免国际经贸规则进一步的失效，这不仅对全球经济不利，对新兴大国的崛起甚至更不利。
夏怡宁 文
本文来源：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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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卢锋：多种原因导致新一轮产能过剩
发布日期：2024-03-14 11:20 来源：
202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都在肯定经济发展成就的同时指出了现实困难，包括“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校友学院发展基金讲席教授卢锋表示，产能过剩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但老问题有新内涵，随着中国在全球地位的提升，中国产能过剩与跨国性产能过剩形成某种联系，在大国关系和地缘政治经济关系变化的背景下，新一轮产能过剩势必与外部环境变化形成互动关联。
卢锋3月14日在北大国发院举办的两会解读之中国经济的压力与动力暨北大国发院30周年庆启动会上表示，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末第一次面临比较大规模的产能过剩，到新世纪初以及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的十余年时间里，产能过剩间歇性出现。
卢锋分析石化原料、常规非高端芯片、汽车、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五行业发现，新一轮产能过剩不同于棉纺、家电等传统行业，这些行业的技术和资金密集度比较高，甚至是先进行业、前沿行业，“前沿行业很快出现过剩的压力和风险，是从未有过的；原先属于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如汽车，因为新兴经济体的进入造成产能过剩，引起的连锁反应也是过去不曾经历的” 。
而且，这些部门可贸易程度较高，与进出口活动联系紧密。卢锋强调，具有全球供应链特点的行业，一旦出现产能过剩，在国际经贸领域引起的扰动，与早先的水泥、煤炭等部门影响仅限于国内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对当前部门行业产能过剩的成因上，卢锋认为，首先与疫情冲击有关。疫情期间发达国家供给能力受到冲击导致供不应求，引发剧烈的通货膨胀，相比之下中国对供给能力的保护更优。各国出于自身考虑，在一些产业形成投资热潮，如果需求没有快速跳跃式的发展就会导致过剩。
第二，在产业升级、鼓励创新、疫情期外需激增等因素的作用下，中国近年制造业升级和产能扩张较快，而国内需求增长整体偏弱，“供强需弱”格局不利于充分吸收国内产能。这表现为贸易顺差快速增长。
据卢锋测算，近年来工业品贸易顺差达到了1.5万亿至1.7万亿美元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占整个工业增加值的30%左右。“也就是国内工业部门约三成产能释放，要依赖对外贸易顺差来实现。从积极方面来看，这显示我国工业可贸易部门竞争力很强；从不利角度看，是高度依赖外部市场，对外依存度的增长非常快。”卢锋表示，在中国制造业全球重要性与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上升的背景下，中国产能的合理扩张对全球供求平衡的影响也相应变大，如何应对这种复杂情况，需要未雨绸缪。
此外，卢锋认为，产能过剩的国际协调机制部分失效，也会增加外部经贸环境的复杂性。过去产能在发达国家最先布局，随后转移到次发达国家，再转移到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有承接、配合、退出这一自发的协调机制；抑或是某个行业产能过剩，各国通常会自发减少投资。然而近年来这些调节机制面临新困难，主要国家都出于安全考虑，通过产业政策去刺激、提振某些行业的投资，在本土形成新的产能，这是国际经济体系从未遇到过的问题。
2023年底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出口发起反补贴调查，在一些国际经贸场合产能过剩也开始引发关注，卢锋提醒，目前的产能过剩对国际经贸环境和关系的要求，可能要显著的大于以前，出口大量增加需要国外的善意，特别需要国际合作。
他认为，对中国而言，供给当然要进一步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来持续推进产业升级，然而目前经济增长主要现实矛盾是需求偏弱，需要通过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来尽快调整、修复供求不平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吸收过剩产能。针对外部环境不利变化，通过国内系统的改革、政策，提振市场主体信心，使国际收支与汇率能够保持稳定，避免出现实际汇率偏低而被动推高贸易竞争力。在管理大国关系及地缘政治经济关系方面，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要主动积极发挥在多边经贸机制比如G20等合作平台的积极作用，尽量通过国际合作，建设性应对新一轮的产能过剩，避免国际经贸规则进一步的失效，这不仅对全球经济不利，对新兴大国的崛起甚至更不利。
夏怡宁 文
本文来源：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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