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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新闻》专访姚洋：我为什么建议取消中考？十年义务教育是否可行？
发布日期：2021-11-15 01:18 来源：
前段时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提出的十年义务教育制引起了关于义务教育学制的热议。姚洋建议，将现行九年义务教育改为十年义务教育制，即小学五年，初中高中合并成五年，小学到高中采取一贯制，取消中考分流，让更多孩子能有机会上普高，避免在十四五岁就被过早分流。同时，取消中考，也能切实减轻学生的考试负担和压力。
对于姚洋“十年义务教育制”的建议，教育部也作出了官方回应：现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仍然不支持实行十年义务教育，因此仍旧继续实行九年义务教育。
提出“十年义务教育制”的初衷是什么？学制和分流的改变，又可能对一代受教育者产生哪些影响？职业教育推进阻力主要来自何处？来自职教大国的德国模式是否适合中国土壤？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又会不会对职业教育的推进造成冲击？红星新闻-成都商报教育发布记者专访了姚洋。
谈分流
红星新闻：您建议重整义务教育学制，随后主管部门也作出了回应，现在您的想法是否有改变？
姚洋：我觉得是这样，可以先进行试点。比如像浙江，不光是九年义务教育，还有十二年义务教育，说明在发达的省份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我们现在的九年义务教育还不够，教育要面向未来，一定要普及高中教育。（但）现在升高中还要选拔，这显然是不对的，是倒过来了。我觉得升初中、中考不应该是选拔性考试，只有高考才是选拔性考试。
红星新闻：能否再谈谈您当时为何提出十年义务教育制？
姚洋：首先，九年义务教育已经不够，因为我国现在进入高质量发展时代，劳动密集型产业越来越少，我们不仅需要很多科学家、技术员，还要有合格的产业工人，只实行九年义务教育是不够的。
其次，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高考录取率超过50%。这意味着能上普高的孩子，大部分能考上本科或者大专。但现在中考分流选拔，按照“职普大体相当”的要求，近一半的孩子不能上普高。我觉得分流过早，把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一生的命运在这时就决定了。
最后，现在的12年基础教育，有两年是浪费的，一年准备中考，一年准备高考。其实，根本用不着12年的时间去学习，10年就够了，大家没必要进行分流竞争，学习压力就小了。
红星新闻：您怎样看待现行教育分流带来的影响？
姚洋：第一，一个十四岁左右的孩子，他（她）的心智都没成熟，特别是很多男生，高中才开始在学习上发力，他们受到的打击会很大。如果十四岁给学生分流了，让他们去上职高，到了高中他们可能自暴自弃，所以很多家长都反映这个问题，特别是有男孩的家长反应特别大。
第二，这种分流对农村地区、不发达地区的学生特别不利，因为基础教育在这些地区最薄弱。可以明显看到，最后被分流的最多的是农村学生。我们（现在）的学校是分类的，较低（类）的学校大多数在农村，学生被分流的比例也高，这是很不合理的。我们现在说共同富裕，最应该改变的是哪些地方的不平等？说一千道一万，仍然是城乡差距，乡村振兴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教育，不应该忘记这一点。
红星新闻：现存的教育分流，与我国当前的教育差距、人才发展现状、人才竞争力又存在怎样的关系？
姚洋：我觉得关系特别大。教育的公平恐怕是老百姓最关注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到下一代啊，中国人重视教育，所以过早地分流其实也涉及公平问题。
这也会扩大教育差距，影响人才发展乃至人才竞争力。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教育分流对农村地区的学生影响更大，一是他们被分流的比例高，二是很多农村地区的职高相当于“放养”，学的课程没有专业化、深入化，一般类的课程较多，如计算机Excel表格运用等等，毕业生缺乏实用技能。
红星新闻：“双减”新政之下，部分省市也对职校提出了质量要求，您觉得这会对分流带来改变吗？
姚洋：提高学校质量一是需要时间，二是得有实质性的提高才行。你到国内发达地区去，就会发现那里的职高（质量）要好一些，这是因为发达地区校企联合多一些，因为办职业高校其实比普通高校更费劲，投资更大。数据显示，过去20多年，扩张最快的专业是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等，因为（这些专业）容易办，只要有老师就可以。与之相反的是，工科专业的比例在下降，因为投资大。所以说要提高职教质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了。所以我建议，每个职业大学要有3到4个公司把实验室建到大学里头去，否则想办技术大学难度太大了。
也正因此，越不发达的地区越应该让孩子去上普高，反倒是发达地区可以去（职普）分流。
红星新闻：如您所言，乡村地区的部分职教学校发展状态不是很好，您觉得有什么解决方法？
姚洋：我觉得这暂时可能没办法，乡村地区产业既少，优质专业教师也稀缺，大多职校只能教普通高中的知识。没有基础，职业教育无法推动。在我那个年代，职高是两年制，学生学一年的文化课，再一年到工厂里实习，一般实习后就会留在工厂里做工人。
我还想提一点，需要意识到，现在整个中国包括农村地区已经有了一个巨大的转变，所有的家长都认为教育是重要的，所有的家长都认为自己的孩子应该读大学，哪怕是最穷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关注的教育焦虑更多都是城市人的焦虑，没有更多去关注农村人的焦虑，但是农村人的焦虑不能忘掉，毕竟我们还有40%左右的人居住在农村。
红星新闻：曾有专家指出，可以用改革考试招生制度、多次分流等方式，减轻一次性分流带来的不良影响。从您的角度来看，我们应如何平衡分流和教育公平？
姚洋：这些当然是正确的方向，不要一考定终生，学生可以考好几次，哪怕分流了，也可以参加高考，这些方式都会有用。但不管怎么说，当前情况下，学生一旦被分流，因为没上过普高，他们在高考中的表现都不好预估。
所以，我觉得根本解决之道是把九年义务教育变成十年义务教育制，把K12变成K10，这是根本解决之道。就乡村地区而言，绝大多数家庭也都愿意让孩子上普高。
谈职教
红星新闻：怎样看待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多次被提及的德国模式是否适合？
姚洋：我们恐怕是被所谓的德国模式误导了。德国模式之所以在德国能实行下来有三方面原因：第一是德国人特别重视传统，特别保守；第二，被分流的学生二次机会较多，学生工作之后还可以上技术大学，拿大学文凭；第三，技术人才工资较高，能够支撑了体面的生活。而这三方面我国条件都还不成熟。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是有过所谓的德国模式的，但后来已经把那一套放弃了，所以如果说现在办职业教育用德国模式，那它是建在沙土之上，是没有根基的。办职业教育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跟企业联合来办。没有企业联合，职业教育基本上没多大意义。特别是不发达地区，教不了学生实际的技能。所以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所谓上职校基本上就是“放养”，辍学率是非常高的。
红星新闻：职业教育推进过程中为何会有社会阻力？家长为何如此抵触职教？
姚洋：家长对职业教育的抵触，主要原因还是分流太早。职业教育需要提高质量，如果分流太早，很大程度上会引起家长的焦虑。试想，哪怕是北京，也有大约10%—20%的学生是要被分流的，这个比例很大，对吧？家长当然会焦虑。
所以我觉得过早分流是极其不好的一个事。因此我提出十年一贯制义务教育。大学可以开设预科班。比如要上北大清华，先得能上预科班，可以指定到高校去上，也可以到高校附属中学去上。这些都可以解决，因为很多高校都有附属中学，预科班是可以实现的。
红星新闻：如何看待当前职业教育推进遇到的阻力？
姚洋：这是一个整体的、社会性的问题。比如，首先我觉得名称很重要，为什么大家觉得做工人不好，因为大多数工人都是农村来的，有个词叫“农民工”，我是反对这个词的，讲工人时带“农民”二字，这是歧视。
所以部分教育界人士说教育是社会的事，还是有他们的道理。整个社会性的改革应该先从名称、待遇开始做起，不然大家始终会觉得做工人就是低人一等。
红星新闻：您认为，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会否对职业教育的推进造成冲击？
姚洋：我觉得不会。首先，中国经济在转型升级，技术工人的工资会越来越高。我了解到，建筑工地上的部分技术工种，月收入已经过万，超过很多白领。技术人才的待遇正在提高，这显然有助于职业教育的推进。
另一方面，产业升级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没有专业的文凭，无法从事工作，所以要进行训练。很多人说现在大学文凭注水的问题，但只要调查一下就能发现，大学生的收入（普遍）还是比高中生要高得多。
红星新闻：您如何看待当前职高和高校的校企合作？怎样避免校企合作“走马观花”？
姚洋：思路是很好的，但我觉得还应该拿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政策，比方说税收优惠政策、机器设备折旧政策，比方说企业把实验室放到高校里可以获得一些免税优惠，这样的实质性的（对企业的）鼓励政策可以考虑，也更有助于职教发展。
目前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之所以难办，因为它纯粹是个支出。当前有些职业高中开设的课程太过一般化，学生只学到了很一般的技能，企业就会觉得花了钱，最后员工什么也不能干。所以职业高中的课程培养必须专业化，我们以前探讨过，可以让行业协会来做职高的校企合作，由行业协会支持当地职校，让培养的学生一毕业就可以被雇用，这样企业才会愿意去投资。当然，如前所述，这也需要有一些鼓励性政策、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去支持职业教育。
红星新闻：社会也很关心，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打通职业教育的上升通道？
姚洋：我一直在呼吁应该给工人设置职业级别评定，类似技术人员有工程师级别，工人也应该有级别。不要以为职称不管用，人的需求满足不光是收入要高，而且要有社会地位。
对于学生们而言，上了职校现在也可以再去考大学，特别是职业大学，这个目前是没有问题，只不过比例较小，但这个比例还是在增加的，所以说通道还是有。至于有些职校的孩子想考双一流院校，因为没有上普高，难度还是会大一些，但我想随着高考难度下降，这些孩子还是有机会进入高层次普通高校的。
谈“双减”
2021年，可说是中国教育改革史上浓墨重彩的一年，“双减”新政落地对我国教育界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影响。
从校内课后服务到校外培训机构，“双减”新政之下，教育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如何理解“双减”新政背后的逻辑？“双减”之后，家长们的焦虑会否消失？
红星新闻：就“双减”新政来说，您最关注其中哪部分政策？
姚洋：对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做出一些限制，是一个挺好的方向。过去一段时间里，学生的升学压力为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部分学科类培训机构甚至变成了第二学校。在这种情况下，学生面临着双重负担。把学校里学过的东西再在校外学一遍，教授考试技巧，我觉得这完全是浪费性学习，这个矫枉，一定要过正，不然矫不了。
第二方面，北京正在试点的教师流动制度，也是一个蛮好的方向。我不太赞同K12教育带有选拔性质的说法，我觉得 K12教育应该是一个普及性的教育，每个人都应该拥有K12教育。
红星新闻：如何看待学科类培训机构当前遇到的限制？
姚洋：之所以我觉得对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做一些限制是对的，因为现在我们马上就看到了一个可喜的变化：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不再补课了，内容变成了音乐、体育、兴趣爱好，这不很好，对吧？
所以，校外学习还是应该鼓励的，只不过得换个方向，不要去办K12跟学校竞争，而是去做学校的补充，开辟一个新的天地。开发孩子的智力，开发孩子的体能，开发孩子的艺术，我觉得是一个更好的方向。
红星新闻：按下学科类培训机构之后，是否还会出现另一种形式的“升学砝码”？
姚洋：当然会。有些家长说，你不让我上这些补习班了，我就去请私教，这样甚至可能会增加教育的不平等，因为有钱的家长才能请得起这样的私教，对吧？但我想，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就长远来说，是一件好事。
红星新闻：如何理解“双减”背后的逻辑？“双减”新政是否太过严厉？
姚洋：减轻学生的负担是什么意思？学习本身难道是负担吗？真正的负担是浪费性的学习，也就是重复刷题。比如为了考试成绩刷题，学生变成考试机器，这种把学生绑在分数上的做法，说句不好听的，是在毁灭一代人的未来。
我在大学里教书深有感受，有些孩子只会考试，讨论不出内容。如果有些兴趣班，比方说演讲班，培养他们怎么去演讲，那孩子出来就不一样了。再如果中学教育不是光教学生考试，而是教他们怎么去做人，做一个完整的人，那这样的学生出来，对于国家也好，对于个人也好，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虽然“双减”新政在有些方面比较严厉，但是现实问题积重难返，不做点釜底抽薪的规定，确实改不过来。
红星新闻：有家长称，“双减”意图让所有家庭在教育上“躺平”。您认为，“双减”新政能否完全消除家长的焦虑？
姚洋：他们也不可能“躺平”。我身边的家长在“双减”之后，一点都没放松，学校下课后带着孩子又上其他兴趣班。所以现在虽然大家不去拼分数，但会拼别的成绩，对吧？我觉得拼别的成绩总比只拼分数要好。
红星新闻：相对“双减”新政的力度，高考评价体系调整较为微小，这会不会造成教育进口与出口之间的不平衡？
姚洋：任何改革都要经过一段时间，不能说改马上就改。但高考改革是肯定的，题目的难度会降低，题量会加大。其实聪明的孩子把题目熟悉一下就掌握了，根本用不着题海战术。
题量大就要求学生速度快，那就要看学生的智商是不是够，转弯是不是快，速度快就能做多一点题目。慢慢地，家长们也就明白这个道理了。当然，高考本质考察的是学生的智商。毕竟，当前条件下，“一校一考”和“推荐制”都不适合我国国情，所以我们还得要坚持高考，但我相信我们会把高考变得更加合理，考学生的基本功，考学生的智商，这个方向是对的。
红星新闻：教育评价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从当前来看，“双减”还有哪些配套改革需要同步跟进？
姚洋：首先，要形成教育行业自律；其次，家长要改变观念。
我觉得应该是几管齐下，比如高考出题方式改革和教育培训机构整改，在这些举措下，行业也逐步走向自律。比如K12学科类培训本来是新东方的大方向，但现在新东方不做了，它起了带头作用，其他的培训机构也在跟着转型，在素质教育等方面也能做得很火，也能实现营利。逐渐地，家长会意识到孩子就算在校外只是学习绘画、体能等等，也能获得社会承认，慢慢就会形成一种氛围，我觉得这还是有可能的。最后，“双减”自然就演变为长期化，哪怕主管部门不干预，大家都会去做。
本文来源：红星新闻
文丨记者 刘珂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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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新闻》专访姚洋：我为什么建议取消中考？十年义务教育是否可行？
发布日期：2021-11-15 01:18 来源：
前段时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提出的十年义务教育制引起了关于义务教育学制的热议。姚洋建议，将现行九年义务教育改为十年义务教育制，即小学五年，初中高中合并成五年，小学到高中采取一贯制，取消中考分流，让更多孩子能有机会上普高，避免在十四五岁就被过早分流。同时，取消中考，也能切实减轻学生的考试负担和压力。
对于姚洋“十年义务教育制”的建议，教育部也作出了官方回应：现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仍然不支持实行十年义务教育，因此仍旧继续实行九年义务教育。
提出“十年义务教育制”的初衷是什么？学制和分流的改变，又可能对一代受教育者产生哪些影响？职业教育推进阻力主要来自何处？来自职教大国的德国模式是否适合中国土壤？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又会不会对职业教育的推进造成冲击？红星新闻-成都商报教育发布记者专访了姚洋。
谈分流
红星新闻：您建议重整义务教育学制，随后主管部门也作出了回应，现在您的想法是否有改变？
姚洋：我觉得是这样，可以先进行试点。比如像浙江，不光是九年义务教育，还有十二年义务教育，说明在发达的省份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我们现在的九年义务教育还不够，教育要面向未来，一定要普及高中教育。（但）现在升高中还要选拔，这显然是不对的，是倒过来了。我觉得升初中、中考不应该是选拔性考试，只有高考才是选拔性考试。
红星新闻：能否再谈谈您当时为何提出十年义务教育制？
姚洋：首先，九年义务教育已经不够，因为我国现在进入高质量发展时代，劳动密集型产业越来越少，我们不仅需要很多科学家、技术员，还要有合格的产业工人，只实行九年义务教育是不够的。
其次，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高考录取率超过50%。这意味着能上普高的孩子，大部分能考上本科或者大专。但现在中考分流选拔，按照“职普大体相当”的要求，近一半的孩子不能上普高。我觉得分流过早，把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一生的命运在这时就决定了。
最后，现在的12年基础教育，有两年是浪费的，一年准备中考，一年准备高考。其实，根本用不着12年的时间去学习，10年就够了，大家没必要进行分流竞争，学习压力就小了。
红星新闻：您怎样看待现行教育分流带来的影响？
姚洋：第一，一个十四岁左右的孩子，他（她）的心智都没成熟，特别是很多男生，高中才开始在学习上发力，他们受到的打击会很大。如果十四岁给学生分流了，让他们去上职高，到了高中他们可能自暴自弃，所以很多家长都反映这个问题，特别是有男孩的家长反应特别大。
第二，这种分流对农村地区、不发达地区的学生特别不利，因为基础教育在这些地区最薄弱。可以明显看到，最后被分流的最多的是农村学生。我们（现在）的学校是分类的，较低（类）的学校大多数在农村，学生被分流的比例也高，这是很不合理的。我们现在说共同富裕，最应该改变的是哪些地方的不平等？说一千道一万，仍然是城乡差距，乡村振兴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教育，不应该忘记这一点。
红星新闻：现存的教育分流，与我国当前的教育差距、人才发展现状、人才竞争力又存在怎样的关系？
姚洋：我觉得关系特别大。教育的公平恐怕是老百姓最关注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到下一代啊，中国人重视教育，所以过早地分流其实也涉及公平问题。
这也会扩大教育差距，影响人才发展乃至人才竞争力。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教育分流对农村地区的学生影响更大，一是他们被分流的比例高，二是很多农村地区的职高相当于“放养”，学的课程没有专业化、深入化，一般类的课程较多，如计算机Excel表格运用等等，毕业生缺乏实用技能。
红星新闻：“双减”新政之下，部分省市也对职校提出了质量要求，您觉得这会对分流带来改变吗？
姚洋：提高学校质量一是需要时间，二是得有实质性的提高才行。你到国内发达地区去，就会发现那里的职高（质量）要好一些，这是因为发达地区校企联合多一些，因为办职业高校其实比普通高校更费劲，投资更大。数据显示，过去20多年，扩张最快的专业是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等，因为（这些专业）容易办，只要有老师就可以。与之相反的是，工科专业的比例在下降，因为投资大。所以说要提高职教质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了。所以我建议，每个职业大学要有3到4个公司把实验室建到大学里头去，否则想办技术大学难度太大了。
也正因此，越不发达的地区越应该让孩子去上普高，反倒是发达地区可以去（职普）分流。
红星新闻：如您所言，乡村地区的部分职教学校发展状态不是很好，您觉得有什么解决方法？
姚洋：我觉得这暂时可能没办法，乡村地区产业既少，优质专业教师也稀缺，大多职校只能教普通高中的知识。没有基础，职业教育无法推动。在我那个年代，职高是两年制，学生学一年的文化课，再一年到工厂里实习，一般实习后就会留在工厂里做工人。
我还想提一点，需要意识到，现在整个中国包括农村地区已经有了一个巨大的转变，所有的家长都认为教育是重要的，所有的家长都认为自己的孩子应该读大学，哪怕是最穷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关注的教育焦虑更多都是城市人的焦虑，没有更多去关注农村人的焦虑，但是农村人的焦虑不能忘掉，毕竟我们还有40%左右的人居住在农村。
红星新闻：曾有专家指出，可以用改革考试招生制度、多次分流等方式，减轻一次性分流带来的不良影响。从您的角度来看，我们应如何平衡分流和教育公平？
姚洋：这些当然是正确的方向，不要一考定终生，学生可以考好几次，哪怕分流了，也可以参加高考，这些方式都会有用。但不管怎么说，当前情况下，学生一旦被分流，因为没上过普高，他们在高考中的表现都不好预估。
所以，我觉得根本解决之道是把九年义务教育变成十年义务教育制，把K12变成K10，这是根本解决之道。就乡村地区而言，绝大多数家庭也都愿意让孩子上普高。
谈职教
红星新闻：怎样看待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多次被提及的德国模式是否适合？
姚洋：我们恐怕是被所谓的德国模式误导了。德国模式之所以在德国能实行下来有三方面原因：第一是德国人特别重视传统，特别保守；第二，被分流的学生二次机会较多，学生工作之后还可以上技术大学，拿大学文凭；第三，技术人才工资较高，能够支撑了体面的生活。而这三方面我国条件都还不成熟。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是有过所谓的德国模式的，但后来已经把那一套放弃了，所以如果说现在办职业教育用德国模式，那它是建在沙土之上，是没有根基的。办职业教育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跟企业联合来办。没有企业联合，职业教育基本上没多大意义。特别是不发达地区，教不了学生实际的技能。所以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所谓上职校基本上就是“放养”，辍学率是非常高的。
红星新闻：职业教育推进过程中为何会有社会阻力？家长为何如此抵触职教？
姚洋：家长对职业教育的抵触，主要原因还是分流太早。职业教育需要提高质量，如果分流太早，很大程度上会引起家长的焦虑。试想，哪怕是北京，也有大约10%—20%的学生是要被分流的，这个比例很大，对吧？家长当然会焦虑。
所以我觉得过早分流是极其不好的一个事。因此我提出十年一贯制义务教育。大学可以开设预科班。比如要上北大清华，先得能上预科班，可以指定到高校去上，也可以到高校附属中学去上。这些都可以解决，因为很多高校都有附属中学，预科班是可以实现的。
红星新闻：如何看待当前职业教育推进遇到的阻力？
姚洋：这是一个整体的、社会性的问题。比如，首先我觉得名称很重要，为什么大家觉得做工人不好，因为大多数工人都是农村来的，有个词叫“农民工”，我是反对这个词的，讲工人时带“农民”二字，这是歧视。
所以部分教育界人士说教育是社会的事，还是有他们的道理。整个社会性的改革应该先从名称、待遇开始做起，不然大家始终会觉得做工人就是低人一等。
红星新闻：您认为，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会否对职业教育的推进造成冲击？
姚洋：我觉得不会。首先，中国经济在转型升级，技术工人的工资会越来越高。我了解到，建筑工地上的部分技术工种，月收入已经过万，超过很多白领。技术人才的待遇正在提高，这显然有助于职业教育的推进。
另一方面，产业升级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没有专业的文凭，无法从事工作，所以要进行训练。很多人说现在大学文凭注水的问题，但只要调查一下就能发现，大学生的收入（普遍）还是比高中生要高得多。
红星新闻：您如何看待当前职高和高校的校企合作？怎样避免校企合作“走马观花”？
姚洋：思路是很好的，但我觉得还应该拿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政策，比方说税收优惠政策、机器设备折旧政策，比方说企业把实验室放到高校里可以获得一些免税优惠，这样的实质性的（对企业的）鼓励政策可以考虑，也更有助于职教发展。
目前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之所以难办，因为它纯粹是个支出。当前有些职业高中开设的课程太过一般化，学生只学到了很一般的技能，企业就会觉得花了钱，最后员工什么也不能干。所以职业高中的课程培养必须专业化，我们以前探讨过，可以让行业协会来做职高的校企合作，由行业协会支持当地职校，让培养的学生一毕业就可以被雇用，这样企业才会愿意去投资。当然，如前所述，这也需要有一些鼓励性政策、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去支持职业教育。
红星新闻：社会也很关心，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打通职业教育的上升通道？
姚洋：我一直在呼吁应该给工人设置职业级别评定，类似技术人员有工程师级别，工人也应该有级别。不要以为职称不管用，人的需求满足不光是收入要高，而且要有社会地位。
对于学生们而言，上了职校现在也可以再去考大学，特别是职业大学，这个目前是没有问题，只不过比例较小，但这个比例还是在增加的，所以说通道还是有。至于有些职校的孩子想考双一流院校，因为没有上普高，难度还是会大一些，但我想随着高考难度下降，这些孩子还是有机会进入高层次普通高校的。
谈“双减”
2021年，可说是中国教育改革史上浓墨重彩的一年，“双减”新政落地对我国教育界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影响。
从校内课后服务到校外培训机构，“双减”新政之下，教育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如何理解“双减”新政背后的逻辑？“双减”之后，家长们的焦虑会否消失？
红星新闻：就“双减”新政来说，您最关注其中哪部分政策？
姚洋：对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做出一些限制，是一个挺好的方向。过去一段时间里，学生的升学压力为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部分学科类培训机构甚至变成了第二学校。在这种情况下，学生面临着双重负担。把学校里学过的东西再在校外学一遍，教授考试技巧，我觉得这完全是浪费性学习，这个矫枉，一定要过正，不然矫不了。
第二方面，北京正在试点的教师流动制度，也是一个蛮好的方向。我不太赞同K12教育带有选拔性质的说法，我觉得 K12教育应该是一个普及性的教育，每个人都应该拥有K12教育。
红星新闻：如何看待学科类培训机构当前遇到的限制？
姚洋：之所以我觉得对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做一些限制是对的，因为现在我们马上就看到了一个可喜的变化：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不再补课了，内容变成了音乐、体育、兴趣爱好，这不很好，对吧？
所以，校外学习还是应该鼓励的，只不过得换个方向，不要去办K12跟学校竞争，而是去做学校的补充，开辟一个新的天地。开发孩子的智力，开发孩子的体能，开发孩子的艺术，我觉得是一个更好的方向。
红星新闻：按下学科类培训机构之后，是否还会出现另一种形式的“升学砝码”？
姚洋：当然会。有些家长说，你不让我上这些补习班了，我就去请私教，这样甚至可能会增加教育的不平等，因为有钱的家长才能请得起这样的私教，对吧？但我想，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就长远来说，是一件好事。
红星新闻：如何理解“双减”背后的逻辑？“双减”新政是否太过严厉？
姚洋：减轻学生的负担是什么意思？学习本身难道是负担吗？真正的负担是浪费性的学习，也就是重复刷题。比如为了考试成绩刷题，学生变成考试机器，这种把学生绑在分数上的做法，说句不好听的，是在毁灭一代人的未来。
我在大学里教书深有感受，有些孩子只会考试，讨论不出内容。如果有些兴趣班，比方说演讲班，培养他们怎么去演讲，那孩子出来就不一样了。再如果中学教育不是光教学生考试，而是教他们怎么去做人，做一个完整的人，那这样的学生出来，对于国家也好，对于个人也好，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虽然“双减”新政在有些方面比较严厉，但是现实问题积重难返，不做点釜底抽薪的规定，确实改不过来。
红星新闻：有家长称，“双减”意图让所有家庭在教育上“躺平”。您认为，“双减”新政能否完全消除家长的焦虑？
姚洋：他们也不可能“躺平”。我身边的家长在“双减”之后，一点都没放松，学校下课后带着孩子又上其他兴趣班。所以现在虽然大家不去拼分数，但会拼别的成绩，对吧？我觉得拼别的成绩总比只拼分数要好。
红星新闻：相对“双减”新政的力度，高考评价体系调整较为微小，这会不会造成教育进口与出口之间的不平衡？
姚洋：任何改革都要经过一段时间，不能说改马上就改。但高考改革是肯定的，题目的难度会降低，题量会加大。其实聪明的孩子把题目熟悉一下就掌握了，根本用不着题海战术。
题量大就要求学生速度快，那就要看学生的智商是不是够，转弯是不是快，速度快就能做多一点题目。慢慢地，家长们也就明白这个道理了。当然，高考本质考察的是学生的智商。毕竟，当前条件下，“一校一考”和“推荐制”都不适合我国国情，所以我们还得要坚持高考，但我相信我们会把高考变得更加合理，考学生的基本功，考学生的智商，这个方向是对的。
红星新闻：教育评价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从当前来看，“双减”还有哪些配套改革需要同步跟进？
姚洋：首先，要形成教育行业自律；其次，家长要改变观念。
我觉得应该是几管齐下，比如高考出题方式改革和教育培训机构整改，在这些举措下，行业也逐步走向自律。比如K12学科类培训本来是新东方的大方向，但现在新东方不做了，它起了带头作用，其他的培训机构也在跟着转型，在素质教育等方面也能做得很火，也能实现营利。逐渐地，家长会意识到孩子就算在校外只是学习绘画、体能等等，也能获得社会承认，慢慢就会形成一种氛围，我觉得这还是有可能的。最后，“双减”自然就演变为长期化，哪怕主管部门不干预，大家都会去做。
本文来源：红星新闻
文丨记者 刘珂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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