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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黄益平：为什么会出现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
发布日期：2020-12-09 10:12 来源：
【财新网】（实习记者 樊盛涛）“自2015年以后，央行再没有直接调整过存贷款利率，但实际上商业银行并不能做到完全自由地对贷款做风险定价，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表示。
黄益平是12月4日下午在中国经济的远景和挑战专题第三场（深圳）“国际变局与中国的创新挑战”上作出这番表述的。
黄益平首先以工业革命为例，来论证金融在创新中的作用。他说，英国有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主希克斯曾经提出“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待金融革命” 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的时候，其实它的蒸汽机技术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很成熟了，但是一直没有变成一个产业，原因在于缺乏金融的支持，必须有大量的成本比较合理的资金投入到这个项目里，才有可能把蒸汽机运用于纺织业、铁路和航运，所以金融在推动工业革命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今天中国的创新活动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如何创新，黄益平认为需要在两个方面努力。一个是基础的研究，发明新的原理和理论，另一个是怎么样把它应用到新的生产过程和新的业务模式中；“这些都需要有资金来支持。”黄益平说，有一些资金可以由国家来提供，政府直接推动和支持了很多创新活动。“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创新需要金融部门来提供支持。这个恐怕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黄益平提到，过去一段时间，在关于金融改革的讨论中，大家经常听到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变得比较弱。黄益平认为，其中一个突出原因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的模式在发生改变，由过去的要素投入型逐步向创新驱动型发展。他认为改革开放之初，全国仅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金融机构，它占全国金融资产的93%。“这种模式在计划经济年代没有问题，后来搞市场化的改革，需要建立一个庞大的金融体系，则面临一些棘手的问题。”黄益平说。
黄益平认为中国的金融体系有一些比较突出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特征，中国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主导。商业银行在企业外部融资当中的贡献占到85%以上，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这套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
第二个特征，“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相对比较多。”北大国发院构建了一个金融抑制指数，它具体测量各国政府干预金融体系运行的程度，比如说对利率、汇率的资金配置，跨境资本流动，大型金融机构控股等干预。根据2015年数据，我们对全世界130个国家的金融抑制指数进行排名，中国排在第14位。概言之，即便我们市场化改革已经搞了40多年，政府对金融体系干预程度相对还是比较高的。黄益平说，“虽然政府干预有一定的效率损失，但是任何一个政策都有正反两个方面，过去40年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经历告诉我们，这套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应该说是正面作用超过了负面作用。”
那么今天为什么会出现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这样的问题？黄益平认为，是因为经济增长模式开始改变了。过去低端制造业扩张，制造业的特征是不确定性和市场产品管理风险相对比较低；现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创新则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现在逐步逼近国际经济技术的前沿，“我们将来要做的很多事情，并不知道人家是怎么做的，甚至有很多事情人家没有做过，这个时候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要求就突出起来。”他说，所以我们过去这一套政府干预比较多、银行为主的体系就变得不是那么有效，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有效性下降了。
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下一步金融领域应该如何改革？黄益平表示，要用新的金融格局来支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具体而言，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金融结构要发生一些改变。就现状来说，我们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主导，银行在金融体系当中的比重不是一般的大，占到85%以上。“过去没问题，将来可能有问题。”原因在于，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比较适合赶超型的经济。这种模式下，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相对来说确定性大一些，风控也相对容易做。但是对于领先型的经济，资本市场是更好的标配，原因就在于能够直接投融资，它可以更好地识别风险，确认不确定性，承担你的后果，甚至是共担风险。另外，中央一直在强调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这个在我们从要素投入型向创新驱动型的经济转型过程当中至关重要。
第二，亟需进一步推动市场化的改革。虽然过去政府干预金融市场比较多，其实效果也还不错。但现在政府干预造成效率损失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大，所以下一步我们亟需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黄益平以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的问题为例，“自2015年以后，央行再没有直接调整过存贷款利率，但实际上商业银行并不能做到完全自由地对贷款做风险定价，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他说，银行和投资机构，按说它可以对任何客户提供服务，前提有一条，回报要能覆盖风险。对一个低风险的企业提供融资成本可以低一点，但是如果一个高风险的企业要来借钱，金融机构给他的利率就要高一些，这是金融的基本原理。但是现在银行基本的贷款利率很难完全自由决定，很难完全做市场化的风险定价。在过去这一段时间，监管部门不断要求商业银行每年都往下压贷款利率，监管的要求基本上是逐年往下压一个百分点。从道理上来说，企业都很困难，降低融资成本，企业的发展环境就会改善一些，这当然是好事情。从银行的角度，经济那么困难，需要服务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这是我们经济发展所必须的。中小微企业本身的特征是风险比较大，为他们提供服务非常必要，但是如果不能做市场化的风险定价，下一步会有很多困难。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监管部门每年都出要求，最后实际结果看似是对中小微企业的融资也在不断增加，但是从效果上看，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融资难，甚至融资贵这个问题。所以真正让金融机构很好地服务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实现市场化的风险定价。过去几年我们做普惠金融做得非常好，尤其在数字普惠金融方面有很多突破性的进展。但在做下一个5年的普惠金融规划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为什么市场化风险定价是很重要的，否则金融服务很难持续。
第三，改善监管也很重要。中国过去40多年没有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在大型新兴市场经济当中，中国是唯一一个没有发生过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国家。不是因为我们监管做得好，是因为两点原因。第一，是持续的高速发展，能够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第二，跟它相匹配的政府兜底，哪个领域出了问题，政府能够兜着，投资者就充满信心。“1997年的时候，我们商业银行的平均不良率超过30%，没有人恐慌，也没有发生银行挤兑，所以我们的银行就平稳的过来了，因为有政府兜底。”黄益平说，但这种方式长期是靠不住的，最终还是要有监管，因为需要监管帮助识别风险，帮助稳定处置风险。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过去那一套办法还在延续。所以看一下过去这几年能想到的金融领域基本上都已经出过风险，但是现在都控制住了，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金融监管的改善变得非常迫切和至关重要。
在演讲的最后，黄益平说：”这两天在深圳调研，我认为深圳的金融体系在创新方面做得很好，它的一些举措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他认为，深圳在推动创新中主要有三个特征。
第一，线上和线下的结合，侧重突出了线上金融服务的贡献。这一点对于传统金融体系而言，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过去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直接就是银行保险。投资都是要面对面的，过去一直运作得很好，但它在解决普惠金融发展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它的规模很难做大。通常而言，我们线下最成功的服务中小微企业的做法叫关系型贷款，金融机构通过了解企业家的个人品质来判断是否贷款给他；这种做法的不良率控制要远远比那些大银行做的好，但它的规模做不大。“数字技术的发展现在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问题，它可以扩大规模、改善体验，提高效率，也能降低成本，甚至还可以帮助我们控制风险。
第二，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结合，突出发挥直接融资的作用。间接融资可以支持经济活动，但是当不确定性增加的时候，直接融资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在深圳有各种各样的投资基金，甚至很多都不是特别正规的一些投资形式，但是都以各种方式在支持创新活动，这是深圳已经在做的，也是将来在全国要进一步发展的。
第三，政府和市场结合，政府发挥非常积极主动的作用。通常来说，深圳一直是全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区经济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深圳政府是一个所谓的小政府。所谓的小政府是香港政府，它对经济活动相对来说参与就比较少，但是深圳政府则较多地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深圳政府在推动创新当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总结深圳的做法，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是说政府不要做什么，政府要做事情，但是一定要聪明地做事情；最重要一条去帮助克服市场失灵，同时要顺应市场规律的来做一些事情。
黄益平表示，上述这三个方向也许还不是一个完整成熟的深圳模式，但是对于中国的金融体系如何改变，如何更好地支持创新，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思考案例。
本文来源：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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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黄益平：为什么会出现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
发布日期：2020-12-09 10:12 来源：
【财新网】（实习记者 樊盛涛）“自2015年以后，央行再没有直接调整过存贷款利率，但实际上商业银行并不能做到完全自由地对贷款做风险定价，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表示。
黄益平是12月4日下午在中国经济的远景和挑战专题第三场（深圳）“国际变局与中国的创新挑战”上作出这番表述的。
黄益平首先以工业革命为例，来论证金融在创新中的作用。他说，英国有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主希克斯曾经提出“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待金融革命” 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的时候，其实它的蒸汽机技术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很成熟了，但是一直没有变成一个产业，原因在于缺乏金融的支持，必须有大量的成本比较合理的资金投入到这个项目里，才有可能把蒸汽机运用于纺织业、铁路和航运，所以金融在推动工业革命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今天中国的创新活动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如何创新，黄益平认为需要在两个方面努力。一个是基础的研究，发明新的原理和理论，另一个是怎么样把它应用到新的生产过程和新的业务模式中；“这些都需要有资金来支持。”黄益平说，有一些资金可以由国家来提供，政府直接推动和支持了很多创新活动。“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创新需要金融部门来提供支持。这个恐怕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黄益平提到，过去一段时间，在关于金融改革的讨论中，大家经常听到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变得比较弱。黄益平认为，其中一个突出原因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的模式在发生改变，由过去的要素投入型逐步向创新驱动型发展。他认为改革开放之初，全国仅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金融机构，它占全国金融资产的93%。“这种模式在计划经济年代没有问题，后来搞市场化的改革，需要建立一个庞大的金融体系，则面临一些棘手的问题。”黄益平说。
黄益平认为中国的金融体系有一些比较突出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特征，中国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主导。商业银行在企业外部融资当中的贡献占到85%以上，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这套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
第二个特征，“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相对比较多。”北大国发院构建了一个金融抑制指数，它具体测量各国政府干预金融体系运行的程度，比如说对利率、汇率的资金配置，跨境资本流动，大型金融机构控股等干预。根据2015年数据，我们对全世界130个国家的金融抑制指数进行排名，中国排在第14位。概言之，即便我们市场化改革已经搞了40多年，政府对金融体系干预程度相对还是比较高的。黄益平说，“虽然政府干预有一定的效率损失，但是任何一个政策都有正反两个方面，过去40年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经历告诉我们，这套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应该说是正面作用超过了负面作用。”
那么今天为什么会出现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这样的问题？黄益平认为，是因为经济增长模式开始改变了。过去低端制造业扩张，制造业的特征是不确定性和市场产品管理风险相对比较低；现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创新则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现在逐步逼近国际经济技术的前沿，“我们将来要做的很多事情，并不知道人家是怎么做的，甚至有很多事情人家没有做过，这个时候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要求就突出起来。”他说，所以我们过去这一套政府干预比较多、银行为主的体系就变得不是那么有效，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有效性下降了。
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下一步金融领域应该如何改革？黄益平表示，要用新的金融格局来支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具体而言，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金融结构要发生一些改变。就现状来说，我们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主导，银行在金融体系当中的比重不是一般的大，占到85%以上。“过去没问题，将来可能有问题。”原因在于，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比较适合赶超型的经济。这种模式下，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相对来说确定性大一些，风控也相对容易做。但是对于领先型的经济，资本市场是更好的标配，原因就在于能够直接投融资，它可以更好地识别风险，确认不确定性，承担你的后果，甚至是共担风险。另外，中央一直在强调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这个在我们从要素投入型向创新驱动型的经济转型过程当中至关重要。
第二，亟需进一步推动市场化的改革。虽然过去政府干预金融市场比较多，其实效果也还不错。但现在政府干预造成效率损失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大，所以下一步我们亟需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黄益平以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的问题为例，“自2015年以后，央行再没有直接调整过存贷款利率，但实际上商业银行并不能做到完全自由地对贷款做风险定价，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他说，银行和投资机构，按说它可以对任何客户提供服务，前提有一条，回报要能覆盖风险。对一个低风险的企业提供融资成本可以低一点，但是如果一个高风险的企业要来借钱，金融机构给他的利率就要高一些，这是金融的基本原理。但是现在银行基本的贷款利率很难完全自由决定，很难完全做市场化的风险定价。在过去这一段时间，监管部门不断要求商业银行每年都往下压贷款利率，监管的要求基本上是逐年往下压一个百分点。从道理上来说，企业都很困难，降低融资成本，企业的发展环境就会改善一些，这当然是好事情。从银行的角度，经济那么困难，需要服务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这是我们经济发展所必须的。中小微企业本身的特征是风险比较大，为他们提供服务非常必要，但是如果不能做市场化的风险定价，下一步会有很多困难。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监管部门每年都出要求，最后实际结果看似是对中小微企业的融资也在不断增加，但是从效果上看，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融资难，甚至融资贵这个问题。所以真正让金融机构很好地服务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实现市场化的风险定价。过去几年我们做普惠金融做得非常好，尤其在数字普惠金融方面有很多突破性的进展。但在做下一个5年的普惠金融规划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为什么市场化风险定价是很重要的，否则金融服务很难持续。
第三，改善监管也很重要。中国过去40多年没有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在大型新兴市场经济当中，中国是唯一一个没有发生过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国家。不是因为我们监管做得好，是因为两点原因。第一，是持续的高速发展，能够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第二，跟它相匹配的政府兜底，哪个领域出了问题，政府能够兜着，投资者就充满信心。“1997年的时候，我们商业银行的平均不良率超过30%，没有人恐慌，也没有发生银行挤兑，所以我们的银行就平稳的过来了，因为有政府兜底。”黄益平说，但这种方式长期是靠不住的，最终还是要有监管，因为需要监管帮助识别风险，帮助稳定处置风险。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过去那一套办法还在延续。所以看一下过去这几年能想到的金融领域基本上都已经出过风险，但是现在都控制住了，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金融监管的改善变得非常迫切和至关重要。
在演讲的最后，黄益平说：”这两天在深圳调研，我认为深圳的金融体系在创新方面做得很好，它的一些举措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他认为，深圳在推动创新中主要有三个特征。
第一，线上和线下的结合，侧重突出了线上金融服务的贡献。这一点对于传统金融体系而言，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过去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直接就是银行保险。投资都是要面对面的，过去一直运作得很好，但它在解决普惠金融发展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它的规模很难做大。通常而言，我们线下最成功的服务中小微企业的做法叫关系型贷款，金融机构通过了解企业家的个人品质来判断是否贷款给他；这种做法的不良率控制要远远比那些大银行做的好，但它的规模做不大。“数字技术的发展现在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问题，它可以扩大规模、改善体验，提高效率，也能降低成本，甚至还可以帮助我们控制风险。
第二，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结合，突出发挥直接融资的作用。间接融资可以支持经济活动，但是当不确定性增加的时候，直接融资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在深圳有各种各样的投资基金，甚至很多都不是特别正规的一些投资形式，但是都以各种方式在支持创新活动，这是深圳已经在做的，也是将来在全国要进一步发展的。
第三，政府和市场结合，政府发挥非常积极主动的作用。通常来说，深圳一直是全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区经济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深圳政府是一个所谓的小政府。所谓的小政府是香港政府，它对经济活动相对来说参与就比较少，但是深圳政府则较多地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深圳政府在推动创新当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总结深圳的做法，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是说政府不要做什么，政府要做事情，但是一定要聪明地做事情；最重要一条去帮助克服市场失灵，同时要顺应市场规律的来做一些事情。
黄益平表示，上述这三个方向也许还不是一个完整成熟的深圳模式，但是对于中国的金融体系如何改变，如何更好地支持创新，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思考案例。
本文来源：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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