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的经济改革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增长，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也对照料经济和劳动力市场性别平等提出了新的挑战。温尼伯大学董晓媛教授和北京大学赵耀辉教授牵头，组织了十余位年轻学者，历时三年，开展了“中国照料经济学研究”项目。项目使用了十种大型微观数据，评估了目前中国在照料经济领域的政策环境，研究了照料负担对性别平等产生的影响，并由此提出了政策建议。

■ 董晓媛 赵耀辉

中国经济改革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增长，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也对照料经济和劳动力市场性别平等提出了新挑战。市场化改革削减了国家对有家庭责任的劳动者保护的力度，曾由国家和企业负担的部分照料责任转移到了家庭中，特别是女性劳动者身上。

在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支持下，温尼伯大学董晓媛教授和北京大学赵耀辉教授牵头，组织了十余位年轻学者，历时三年（2014年~2017年），开展了“中国照料经济学研究”项目。项目使用了十种大型微观数据，评估了目前中国在照料经济领域的政策环境，研究了照料负担对性别平等产生的影响，并由此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家庭照料及公共照料现状

中国公共照料政策仍在完善之中，惠及的人口没有预期的那么广泛，照料服务仍存在巨大缺口，同时家庭照料责任加剧了就业机会、养老金收入和精神健康等方面的性别不平等。

祖父母是主要照料人。1991年~2011年间，随着越来越多女性外出务工，在农村日托或上学前班的儿童比例从11%增长至26%；由祖辈照料的儿童比例从27%增长至59%。尽管留守儿童比例增加，但农村低收入家庭能够享受的正规儿童照料设施仍然有限；由祖辈全权监护的留守儿童所获得的照料时间（监护人年龄超过55岁时，每周的照料时间低于11小时）要远远低于那些由25岁以下的监护人照料的儿童。在城市，由于低价儿童照料服务的减少以及高价私立幼儿园数量增长，由幼托机构照料的学龄前儿童的比例从26%下降至22%；由祖父母在照料的儿童比例从40%升至56%。

女性老年人获得更少的照顾。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养老照料仍然是中国老年照料的主要形式。大约11%的需要照顾的老人没有得到必要的照顾，其中68%为女性。男性老年人通常由他们的配偶照顾，而女性老年人主要依靠儿女。因此，女性老年人相对处于劣势地位，因为配偶照料相比成年的儿女照料而言更为可靠，尤其是当儿女都外出打工时。

产假很重要。享受带薪产假的城镇就业女性仅为60%，比1988年降低了7%。教育水平越低的女性享受带薪产假越少（仅为36%，相比1988年大幅下跌）。研究表明，没有带薪产假待遇会降低女性母乳喂养的能力。低学历女工及女农民工的带薪产假更少。

无酬照料工作限制工作机会获得。无酬照料责任会对女性的就业、职业选择及收入造成负面影响。对于农村的中年的祖父母们来说，照料孙子女会减少20%参加非农就业的机会，年收入减少约1760元。在城市，更昂贵的托幼费用会降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尤其是女农民工。

家庭照料致女性负担加重、收入减少

照料提供涉及家庭、国家机构、企业、市场及社区。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政府、单位与家庭的责任进行了重新定位，这使女性角色也发生了相应改变。大部分照料工作是由女性在家庭中完成的，而且是没有薪酬的。中国的家庭妇女承担了主要的家庭照料工作。即使在城市，女性的带薪工作时间几乎与男性相当（女性每周43小时，男性每周46小时），但女性的无薪工作时长，比如做饭、打扫及照顾家人，却要远远超过男性（女性每周21小时，男性每周10小时）。

目前家庭照料存在的问题有：女性无酬照料工作对其就业选择、就业机会造成了负面影响，也降低了她们的收入；缺少廉价日托服务及学前教育对贫困、偏远及外出务工家庭影响格外严重；人口老龄化以及对有家庭照料负担劳动者的支持的缺乏，加重了女性照料及工作的双重负担；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能从社会政策中获得同等的利益；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女性享受的带薪产假更少，而老年女性的养老金收入远远低于老年男性。

女性劳动时间过长影响精神健康。女性的双重负担及更高的工作量会影响她们的心理健康。女性精神健康通常比男性更差，这部分是因为女性的工作时间更长，更容易陷入“时间贫困”。研究还发现，男性的精神健康会受到无薪照料工作的严重影响，尽管男性平时很少承担无薪照料工作。这反映了，对于男性来说，从事家务劳动与“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角色有冲突；而女性接受无薪照料工作的负担，尽管她们有薪劳动时间几乎和男性一样长，因为传统观念认为“照料是女性的天然职责”。

女性养老金收入低于男性。无薪照料责任减少了女性的就业机会、就业年限和收入，这同时又会影响到女性晚年的养老福利。年龄超过60岁的女性所获得的养老金收入仅约为男性的一半。这主要是因为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及提供养老保险的公司里上班的女性更少，更多的女性在养老金更低的行业工作。此外，女性教育水平更低，就业年限更短，退休前工资更低，这都影响她们的养老金收入。

实现更好照料的政策建议

照料负担如何在国家与家庭或其他机构之间，在家庭内部男性与女性以及代际之间合理分配对实现性别平等和包容性、可持续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照料需求及性别平等一定要纳入宏观的发展议程中，这不仅仅是“女性的问题”。如何解决各类人群的照料问题，不仅影响我国女性参与经济发展的能力，同时也关系到在多大程度能够合理解决不断加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经济发展政策应该充分考虑到女性同时扮演赚取家庭收入和照料孩子的双重角色，将照料需求及性别平等纳入预算承诺、扶贫和城镇化等发展规划及公共政策中，包括与户籍改革、全面两孩、退休年龄及养老保险等相关的政策。

加大国家对照料服务的扶持和资助力度，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出台相应政策帮助缓解照料压力，比如，逐渐把带薪产假的覆盖扩大到女农民工和非正规部门及私营行业的女性工人。幼托政策应优先考虑如何让低收入、偏远地区的农村家庭、外出务工家庭及城市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能够享受均等的托儿所、幼儿园和学前班服务。老人照料政策应关注到女性老年人寿命通常超过男性老年人的情况，因此女性拥有更大的照料需求，但是她们从市场上购买养老服务或从成年孩子中争取更多照料的能力非常有限。

扩大私营及社区服务的照料供应。出台政策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提供照料服务，对于满足各个社会经济阶层的多元化照料需求非常必要。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增加很快，在全面两孩政策形势下，婴幼儿数量也有所增加。我们的研究与中国人口发展研究中心的结论相吻合，即缺少正规托幼服务是导致女性不愿意生二孩的主要原因。开放私营资本进入照料行业，可以增加照料供应，使照料服务多元化，并且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国家应更加积极地提供相关专业培训，以提升照料工作者的技能、薪酬和社会地位。

在工作场合支持家庭照料职责。国家应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全面两孩政策对生育年龄女性在就业及晋升方面的负面影响。鼓励劳逸结合的工作文化，建立家庭友好型的工作安排，如提供哺乳室、补贴儿童照料及其他家庭服务，鼓励工作单位提供兼职岗位。

大力转变性别偏见和传统观念。开展宣传工作，鼓励男性参与照料工作，改变对照料的性别偏见，促进更加公平的家庭劳动分工、减少性别不平等、提高生活福利。

（董晓媛为温尼伯大学教授，赵耀辉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文章刊登于《中国妇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