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雷晓燕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网财经采访

　　2016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国民经济发展的预期目标为6.5%—7%的区间。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2015年全年GDP增速为6.9%。据悉，这是1990年以来的最低增速。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元凶之一就是人口红利的下降。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劳动力规模为9.11亿人，比2012年减少了2600万劳动人口。

　　中国的劳动力规模连年下降，留给中国的人口红利还有多久？以创新者、蓝领、农民为主体的新的劳动力群体正在壮大，是否会形成“升级版”的人口红利？在促进劳动力要素改革方面，城镇化还有哪些功课可做？政府及社会应该如何应对已经到来的老龄化问题？面对以上问题，人民日报海外网财经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雷晓燕教授。

　　人口红利面临消失提质增效“对症下药”

　　海外网：两会上政协新闻发言人王国庆表示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差不多”了。2015年劳动力规模由2012年的9.37亿降至9.11亿人，这是中国劳动力人口连续4年绝对值下降，留给中国的“人口红利时间”还有多久？

　　雷晓燕：我觉得这主要取决于我们是怎么样定义人口红利的。狭义的人口红利即劳动力数量占总人口的比例对经济的贡献。这样来看的话，我们的人口红利确实是“差不多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从更宽广的视角理解“人口红利”。“人口红利”不仅要考虑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还要考虑劳动年龄人口的质量，即单位劳动创造的价值。过去劳动人口的质量不高，属于比较低端的劳动力。未来我们要提高劳动力质量，即提升单位劳动人口创造的价值，也就是提高人力资本的回报。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口红利”的下降速度相应就会减缓。另外，既有的劳动年龄人口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就业。如果劳动参与率提高了，也会延长“人口红利”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如果措施得当的话，我国的“人口红利”还是可以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

　　海外网：观点认为，随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不可避免下滑。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是个复杂的原因，其中人口红利的影响有多大？

　　雷晓燕：狭义来讲，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发生绝对下降。人口红利因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到底是多少？曾经有学者测算，1982年到2000年间，“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大概有15%；2011年到2020年期间，若劳动参与率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这期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则提高0.88个百分点。

　　除了人口数量因素之外，我们还要考虑如何充分地运用现有的劳动力。另外，劳动力质量提升，“人口红利”对潜在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会提高。

　　再次，劳动力分配的结构是否合理也非常重要。如果劳动力能够合理流动，使得劳动力能够分配在最需要他、让他发挥最大创造力的工作岗位上，那么劳动力对于经济的贡献也是比较大的。

　　海外网：政府工作报告在“十三五”教育领域的目标中特别提出，“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0.23年提高到10.8年”。如何评价这一目标的意义？

　　雷晓燕：劳动人口的素质对未来的经济、人口红利的进一步发挥是非常重要的。中央提出把教育年限从10.23年提高到10.8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不能仅关注整体人口平均教育水平的提升，还应该看到在我国城乡之间人口教育年限的不平衡。

　　我国城乡的教育差异巨大，部分农村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非常低，甚至未达到义务教育的水平。如今农村户口的人口占比还是相当大的，所以要把整体教育年限提高，当务之急就是要提高农村人口的教育年限。

　　海外网：厉以宁教授曾表示以创新者、蓝领、农民为主体的新人口红利正在形成，您对此是否赞同？有哪些途径可以延长我国的人口红利？

　　雷晓燕：我非常赞成厉老师的说法，谈到“新人口红利”，厉老师为什么讲创新者、蓝领和农民呢？其一，创新者寻求更好的技术，而技术可以相应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在不同行业，创新者可以更好的发挥优势。其次，今后蓝领、白领的差异愈加缩小。技术转型提高到一定程度，劳动者多用机械如机器、计算机等。纯粹体力劳动者队伍将大幅缩小，劳动生产率也会提升。最后，农民占整个劳动力群体的比重是相当大的。农民劳动力水平的提升也会为劳动生产率带来飞跃。所以，以创新者、蓝领、农民为主体的新的“人口红利”，将有利于对我国经济发展。

　　关于延长人口红利的途径，第一，要提高教育质量，尤其是农村的教育质量和水平。第二，除基础教育之外，还应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推进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迫切需要。所以，职业教育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块。进城务工的青年农民工，教育程度都较低，基本没有经过职业教育的培训。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企业里一部分年轻群体没有基本专项技能。如果能够在职业教育方面添砖加瓦，让年轻劳动力掌握专项技能，对于产业的转换升级将会起到重要作用。

　　最后，健康问题对于“人口红利”的延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儿童是未来的主力军。儿童的身心健康关乎着祖国的未来。农村的儿童尤其是留守儿童的营养、健康方面相比于城市要相差很多。缺少父母的陪伴，对于留守儿童的教育和健康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其次，成年人的健康也非常重要。这就要推动城镇化建设，改进全民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体系。

　　海外网：目前的社保和医疗体系还需如何完善？

　　雷晓燕：城市人口有系统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保险体制度，大多数家庭无后顾之忧。而广大的农村人口，还没有被纳入这两大保障系统之中。虽然农村已经实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发现，农村新农合覆盖率较高，但报销比率远远低于城市医疗保险。数据显示，在45岁及以上的群体，城市职工医疗保险住院报销比率的中位数达到了66%。而新农合的报销比率只有25%。另外，进城务工人员还不能充分享受工作所在地的社保、医疗、子女入托和受教育等福利和权利。这非常不利于人口的有效流动。

　　最后，城乡医院的质量相差非常大。对于农村来讲，面对的是乡镇医院、乡镇卫生所、普通诊所等小型医疗机构。而城市居民在就医时有更多的选择，如大型综合性、专科医院等。在平衡医疗服务、医疗保险等社会医疗措施方面，未来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需要改善。

　　以城镇化应对人口红利下降 消灭差异是关键

　　海外网：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这意味着提高城镇化质量。能否谈一下您对城镇化的理解与看法？在促进劳动力要素改革方面，城镇化还有哪些功课可做？

　　雷晓燕：城镇化的这两个指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有什么差别呢？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是指城镇常住人口(在城镇里面一年内居住了六个月以上)占总人口的比例，户籍人口城镇化则是指拥有城镇户籍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所以这两者的差异就是在于在城镇居住但没有城镇户口的人口占比。

　　我觉得要实现城镇化或者说城市化，最本质的是要消除城乡户口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就是医疗，目前城乡医疗差异较大。城乡医疗保险的保障作用相差甚远。未来能否实现城乡一体非常重要。

　　第二是社保。目前大家都在关心城市的养老金问题，但事实上农村未来的养老问题更为严峻。虽然农村实行了新农保，但实际参与率有限，且新农保保障水平非常低，一个月仅发放几十块钱。农村的劳动力群体基本上是活到老、干到老，完全靠自己的养老方式。所以，我们应尽量拉近城乡在社保、医疗方面的差距。

　　第三是教育。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异地高考等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话，会影响到人口的正常流动，也就会影响城市化。

　　当然，城市化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不需要设定非常具体的目标。要真正实现城市化，就是要百姓愿意去城市工作和生活。我们都知道水往高处流，人也是这样。只要消除教育、医疗、社保等各方面的障碍，劳动力自然会进行集聚、以创造更大的价值，赚取更大的收入，城市化自然形成，而这样的城市化也会是健康的城市化。

　　养老金涨幅回落“二胎”并非老龄化的及时雨

　　海外网：尽管我国目前已经开放生育政策，但人口结构不是短期能够改变的。在此过程中老龄化已经开始。政府及社会应该怎么应对？

　　雷晓燕：关于计划生育放开政策的效力，人口结构能否在短期改变，甚至长期来看能否改变都要打个问号。第一，放开二胎，新生儿出生率可能会在短期内上升。但这部分群体转化成劳动力也需要等20年。最重要得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下降是非常自然的过程。随着扶养子女的成本上升和人的观念的变化，通过子女养老的观念也在减弱。根据生育意愿调查显示，打算生两胎、三胎的家庭越来越少。放开生育政策对改变人口结构作用不会太明显，当然我们也确实应该放开生育政策。

　　现在我们国家老龄化已经开始，而且老龄化的速度非常快。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老龄化当中特别突出的两个问题是养老和医疗，怎么样养老？怎么样进行医疗？城市劳动人口养老主要依靠养老金。关于养老金的问题国家已经提上了日程。目前，农村已实行新农保，虽然比例非常小，但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进步。因为在农村一个月几十块钱，虽然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对于有些穷困老人还是可以起到一定作用。在养老方面，我们未来需要做的更多。

　　同样在医疗方面，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在城市医疗方面，以前只有城市职工医疗保险， 2003年开始，农村医疗开始实行新农合。后来，我国对城市的非劳动群体，如老人、小孩等实行了城市居民医疗保险，即城居保。城居保和新农保相比于城市职工医疗保险保障水平相对较低，但在以前的基础上已经有了提高。未来如果能够在这些方面再进一步做好，对于养老应该是很好的应对。

　　海外网：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起我国将只按6.5%左右来提高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标准。据悉，这是我国连续多年以平均10%涨幅提高养老金后首次回落至个位数。对此怎么理解？是否财政支出压力加大所致？

　　雷晓燕：我觉得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过去在城市养老金方面，机关事业单位跟企业养老金差异非常大。从2008年开始，国家对企业养老金实行了每年10%的涨幅，企业跟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差距相对缩小了，这可能是政府考虑把养老金涨幅调低的一个原因。

　　第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原来是双轨制，现在已经实行并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实行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轨之后，两者要按同样的比例调整。计算下来，养老金支出会对财政支出形成较大压力。加之，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可能会影响到国家收入。这也可能是调整的另一原因。

　　延迟退休解劳动力之渴 关键政策要灵活

　　海外网：3月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表示，今年将拿出延迟退休方案，延迟退休计划再次提前。有观点认为，延迟退休政策推出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应对养老金收不抵支的缺口。延迟退休政策能解决社保基金缺口问题吗？

　　雷晓燕：现在所说的“缺口”，实际上是有些省份出现了收不抵支的情况。据官方的报告，全国社保基金实际上仍有结余，没有出现“缺口”。问题在于现在养老金制度并没有实现全国统筹，所以较贫困省份就出现了“缺口”情况。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养老金收支平衡肯定会受到一定的压力。我觉得延迟退休政策实际上更多的是考虑未来怎么样养老，而不是目前有没有出现缺口。即便养老金“缺口”还未出现，我们仍要考虑未来养老问题。延迟退休政策更多的是为将来能否有足够的积累为养老服务。

　　海外网：延迟退休已在学术界达成统一认识，但民众反对呼声甚高。此次人社部特意提出 “小步慢走，渐进到位”的节奏。如何让民众接受延迟退休这一现实？

　　雷晓燕：现在人社部提出 “小步慢走，渐进到位”的方式，一定程度上是考虑到了目前存在的反对的声音。

　　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种方式是采用激励机制，这种方式具有一定灵活性。可以设计不同的方案，如果劳动者按时退休，按照规定可以拿到养老金；如果劳动者愿意并且身有余力，则可以继续在劳动岗位上创造劳动价值，贡献劳动力。如果劳动者选择延迟退休，延长工龄，最终退休后养老金可以多领一些。有些人身心并不具备继续工作的条件，或者预期寿命不长，则可以选择早退或者按时退休。所以，通过制度设计，让劳动者灵活的选择退休时间点，可能更能让人接受。

　　海外网：不少人在60岁后仍没有出现明显的衰老现象，还是可以继续工作的。

　　雷晓燕：对，有很多人愿意多干，但强制退休让他干不成。过去我们把领取养老金跟工作完全挂在一起，但是事实上这两个不是一回事。养老金数目要看劳动者的积累，多缴多得。工作年限足够，按时足额缴纳养老保险，到时候就可以开始领取养老金。领取养老金后，也可以再去工作赚钱。实际上如果企业仍需要他，并且他也愿意留在这个岗位上，他可以继续工作，延迟退休。

　　海外网：返聘？

　　目前在企业里，劳动者有特殊的技能，对企业来讲十分重要的确实会返聘。有的企业计较工资成本，认为年轻劳动者“便宜”，实际上愿意让相对年长的劳动者强制退休，而退休后因为大多数年龄尴尬，也不能够找到新的工作。如果退休金不够养老，对于退休工人来讲其实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认为退休政策要有一定的弹性，让劳动者有一定选择的权利。

　　中国式养老模式人性化舒适为主

　　海外网：目前，中国人的养老需求和养老观念正出现多元化趋势。在您心目中，未来适合中国老龄化社会的“中国式养老”模式是什么样的？

　　雷晓燕：如今养老方式、养老观念呈现多元化趋势。就数据来看，老年人的养老意愿这些年发生了很大变化，有部分比例的老年人愿意住在养老院，但是大部分老年人还是愿意跟子女同住或者自住，或是跟子女就近居住。

　　由于过去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如今老年人的子女普遍较少。一方面也说明，就近居住能满足双方的需要，老年人帮忙看孩子，子女也能够照应老年人。另一方面父母与子女也希望有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

　　未来，子女不在身边的可能性会很大，尤其是像独生子女的家庭。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养老模式呢？我个人觉得，要考虑观念、现实和成本。从观念来看，很多人不希望住养老院，更加愿意住在自己家里。从现实出发，住在自家，可能会缺乏子女的照料，健康状况不能得到保证。能不能全部住到比较高端的养老社区？这样成本可能较高，普通家庭吃不消。

　　海外网：那要怎么解决？

　　雷晓燕：我觉得一个比较理想的方式就是居家养老加配套，即完善的社区服务。随着老龄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社区会有较大比例的老年人。选择老年人比例比较高的社区，可以先做试点，在现有社区的基础上，老年人仍住在原居住地，但是要对社区以及老人家里进行改造，改造的更加适合老年人居住。比如紧急情况呼叫器，社区服务点，老人食堂等，还可以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送饭服务。

　　针对有些相对轻松的服务，社区可以雇佣有活力又有意愿的老年人来做。这样邻居之间互帮互助，也能让活力老人发挥余热，同时获得一定的经济回报。

　　配套服务中比较重要的一块是基本的医疗照料和紧急救护，日常简单的护理能够提供，紧急情况能够及时送医。

　　这种模式需要政府、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参与。政府可以去引导、规划和监管，允许社会资本进入，家庭也要承担经济责任，但对于确实困难的群体，可以辅以相应的补贴政策。如果以上问题能够解决，这应该是一个相对理想的养老模式。

　　海外网：感谢雷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天到此结束。

文章来源：海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