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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晓燕：每个数字的背后可能都有一个故事
发布日期：2018-04-19 09:50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雷晓燕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兴趣包括劳动经济学，健康经济学，应用计量学等领域。长期参与CHARLS研究团队的工作。
记者：您觉得在CHARLS的工作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雷晓燕：最开始我其实想象得很简单，因为当时已经有美国HRS（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成型的问卷了，原以为我们就是把它翻译过来就可以用。可是当我们真正设计的时候，却发现完全不是这样。翻译过来的问卷拿到实地去测试，就发现很多东西和中国的实情不相符，或者是其中的一些选项不适用，或者是问卷的说法在我国很多人没办法理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反复修改，不仅要尽量让这边的受访者能够听懂、访员能够理解，同时还要保证有国际的可比性。因此测试反反复复好多次，才能够真正形成拿到实地去用的问卷，这是让我觉得有点受挫的事情。
我在预调查的时候去过甘肃和浙江，在实地当中当然还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你们现在去之前就会预计到，但是当时因为没有经验，很多问题都是很新鲜的，我们不仅要想着当前解决这个问题，还要设法形成一个长线的解决机制。在这点上，我觉得赵耀辉老师挺厉害的。虽然她也没有经验，也是第一次负责这样的调查，但她特别会去总结，不管是问卷问题还是实地遇到的问题，她很会把它总结成一个制度性的东西，去解决这些困难，我觉得这些方面挺受益的。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困难，比如你们现在也会遇到的拒访。测试问卷比现在真正去做调查花的时间还要多，因为常常遇到问题需要马上记录下来，系统也要反复尝试，有一次我在一家呆了七个小时才完成。测试过程也会碰到拒访或者其他的状况。比如在浙江的时候，我们访问一个老人到一半的时候，他的儿子回来了，问我们是干什么的。因为态度挺不友善，我就给他看了我的名片，他就把我的名片拿到屋子里去了，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再出来，明显地友善了许多，我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等到我回学校的时候，我们院里的行政老师跟我说，我在实地的时候，有人打电话过来核对我的身份。当然我们可能是老师，还好一点，现在我们的同学下去可能还会遇到更多的困难。
记者：您在CHARLS期间有哪些令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雷晓燕：有一些让我受到冲击的感受，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下去（实地）之后，有很多东西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比如说我去到浙江，发现那里的农村跟我想象的农村完全不一样，富裕到很多城市都比不上；然后去甘肃，又看到那里非常贫穷，贫穷到——虽然我也在农村长大，但还是觉得跟自己想象的有一定差距。浙江的农村普遍那么富裕，而是在城市里面又看到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很大。当时我们要去访问一个城市社区时，有一个老人推着垃圾车过来，问我是做什么的，我就跟他解释是北京大学过来做调研了。他当时就拽着我，向我倾诉他遇到的困难，希望我能把他的这些境况和想法反映到北京，帮他解决这些实际问题。
我当时有一种很无力的感觉，现场能够做的好像就只有安慰他一下，想不到自己能做什么，给了他一些钱，但是觉得好像什么都没有帮到他，他真正的诉求其实我是做不到的，我给他一点钱也没有解决实质的问题。这件事让我更多地来思考我们做这个事情的意义，最开始有些怀疑，觉得自己很无力，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但是后来再想一想，我们其实是从一个长远的、制度性的、有可能整体性地去解决问题的角度来做的这个事情。我们可能当时没有解决一个个体的问题，但是通过这样一个工作，收集信息，描述事实，最终它对于研究层面和政策层面有很重要的意义，这样就有可能够解决一个群体的问题。
尽管我们个人很弱小，力量没那么大，单个做一点事情，起到的作用可能不是太大。但是投身于这样的一个团队进行数据收集，为研究服务，最后形成的可能会是一个很大的力量，这是让我最觉得有意义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体验。
记者：在CHARLS，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同事或访员吗？
雷晓燕：我加入CHARLS后，接触最多的就是几个项目负责人。当然最主要的就是赵耀辉老师了，大家可能基本上都能体会到，赵老师非常认真，我觉得CHARLS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的认真和坚持。最初基本上每一次争论、每一次遇到困难，坚持到最后的都是赵老师，她这样的精神实际上是推动着CHARLS往前走的最主要的一个力量。另外，还有顾问团队和研究团队的James Smith、John Strauss 和Albert Park等，他们都有非常多的实地调研经验，同时研究方面也做得非常好。我从一开始毕业出来，走到真正的研究领域，就遇到了这些前辈们，然后跟着他们一起学习，这对我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经历，我的成长真的是离不开这样的一个团队，包括后期做研究，受他们的影响都挺大的。
另外像访员方面，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一个就是邹奔，你们也采访过他，当时他们做先遣，我觉得从那张封面的照片基本上就能看出来，他们在这个过程和环境当中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非常积极和投入。另外一个就是韩晗，他目前在经济学院当老师。记得他当时是去访问一位女性受访者，在访问过程中她的先生就回来了，之后非常不高兴。可能是因为那位受访者身体不是特别好，她的先生不愿意她接受访问，直接把韩晗赶出去了。韩晗后来还想要再做努力，又挑时间再去，又被赶出来。后来他想着说别的时间会不会好一点，比如中午休息或者晚上等等，然后就一趟一趟地跑。等到第七趟去的时候，发现他们拴了一条特别大的狼狗在门外。这个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为什么会去做这么多次的努力，这其实跟CHARLS一开始的定位是分不开的，当时要求就很严，每一个抽到的样本都要尽量访到，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因为赵老师这边对质量的要求非常高，大家也都形成了这样一个意识，克服各种困难也要把数据收集回来。
记得在甘肃的那一次，我们还碰到了下大雨，在实地抽到的一个样本正好在山顶上。因为当时做体检，要背着器械到山顶上去，路特别滑，没有办法。我们就为这个样本也在当地停留，直到雨停了便赶紧爬到那个山顶上，把这个数据给收集下来。还有一次令我特别感动的是一位受访者，也是在甘肃一个特别穷的地方，当时是通知了身体没问题的受访者都到村里来集中做体检。但是我们那天在别的地方访问，拖了时间。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发现有一位老人带着他的孙女，从很远的那个山上过来，已经坐在那里等了有两个小时了，当时我是蛮感动的。其实越是贫穷的地方，他们越是特别配合，特别淳朴。
记者：您认为CHARLS现在的发展与您当初的预期相符吗？
雷晓燕：我觉得CHARLS大大超过了我的预期。当时我确实是觉得非常需要这样的一个数据，但是对于怎么收集数据自己其实还挺懵的。虽然我以前用HRS的数据，但不知道它的每一个数据到底是付出怎样的艰辛才收集起来的。等我开始参与CHARLS的时候，发现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艰难，每一个数字收集起来都不是很容易，所以在2008年，我知道CHARLS对于未来的研究会很重要，信心方面也是没有问题，但是我没有想到它会做得这么好，用户是那么多，比我想象的要发展得快多了。我觉得未来CHARLS应该会发展得更好，因为在前期其实没有太多的经验，都是在摸索当中，但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很多制度性的改变，可以保证它长期稳定地运行下去。我们现在的老龄化还没有到最严重的时候，但是发展速度非常快，CHARLS在未来要发挥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
记者：今年CHARLS将进行又一次的全国的追访，同时有很多新访员的加入，您有什么话想对这些新访员说？
雷晓燕：我觉得有两个方面：首先，一定要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我们新的访员都是大学生，年轻的小孩也没有经历过太多生活的艰难和磨练，可能到实地之后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其实访员们基本上都是有理想有情怀的同学，但是你到实地之后就会发现，可能跟你想象的很远大的理想有差距，因为再远大的理想真正去做的时候都需要细微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有一定的落差，这个时候就非常需要访员们保持乐观的心态和激情，你要相信你收集的每一个数字在未来都可能发挥重要的作用，这对于你坚持下去是很重要的。
第二点，行动上一定要坚持。在这个过程当中，环境可能很恶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面临一些困难，包括身体上的困难，以及拒访这些伤面子、伤自尊的事情，这个时候坚持就非常重要。我还记得当时在甘肃的时候，下着大雨，有一次我们的车在泥泞的路上行驶，非常危险。我刚才提到的那个访员——邹奔就说：“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赵老师要给我们买意外保险了，太明智了！”虽然说一种很调侃的心态，但是也反应了当时的情形。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有乐观的心态和坚持下去的决心，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调研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它带给你未来的益处非常大。因为我们对真实世界的了解不多。熟悉问卷过程中，你可能也了解过这些问题，脑海中可能也有一些问题存在，然后你带着一定的问题和思考去实地，感受会更加深切。而把数据拿回来，未来可能用这些数据再去做一个整体的研究，它是非常有意义的。走过一趟之后，未来你去看到任何调查数字，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你都会去想这个数字的背后可能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或者它代表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而不是像之前，你看到的一个数字就是一个数，跟其他任何数字没有什么差别。
我自己就是这样，原来用HRS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并不是很清楚背后的东西，但是这样走过一趟下来，再去做研究就不一样了。现在一个数据拿给我，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地方可能存在什么问题，这个地方可能不符合直觉，而这个直觉从哪里来？很多时候是来源于我们对真实世界的观察，这对于做研究是一个很好的基础性的帮助。即使你以后不做研究工作，它对于你去认识世界也是非常有用的，你在面对现实当中的各种问题的时候，可能会更客观，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就是浮着漂着、天马行空地想，现在会跟现实更接近。
记者：听说您经常参加乒乓球、羽毛球比赛等，那么您是怎样规划科研、教学和生活的？
雷晓燕：我认为一个人从长远来看，要有一个方向性的东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理想。有一个积极向上的方向，不用很具体，但是最重要的是要专注于自己的现在，脚踏实地地把自己现在的事情安排好。我觉得这就相当于我们经济学中讲的，在现有约束条件下做一个最优的配置安排。时间上面也是这个样子，就像我需要做研究、教学，还要带孩子、照顾家庭，确实有不小的压力，所以需要很好的规划和时间安排。另外，我觉得身体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做健康方面研究嘛，所以更是要注重健康了。我尽量能够抽一些时间来参加乒乓球、羽毛球和瑜伽等活动。今天晚上我就要练习乒乓球，因为这个星期天我们有比赛，能够让自己很放松、跟同事也能有更多的交流，让自己张弛有度，我觉得这挺好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时间安排，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一个优先序，然后埋头去做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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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晓燕：每个数字的背后可能都有一个故事
发布日期：2018-04-19 09:50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雷晓燕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兴趣包括劳动经济学，健康经济学，应用计量学等领域。长期参与CHARLS研究团队的工作。
记者：您觉得在CHARLS的工作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雷晓燕：最开始我其实想象得很简单，因为当时已经有美国HRS（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成型的问卷了，原以为我们就是把它翻译过来就可以用。可是当我们真正设计的时候，却发现完全不是这样。翻译过来的问卷拿到实地去测试，就发现很多东西和中国的实情不相符，或者是其中的一些选项不适用，或者是问卷的说法在我国很多人没办法理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反复修改，不仅要尽量让这边的受访者能够听懂、访员能够理解，同时还要保证有国际的可比性。因此测试反反复复好多次，才能够真正形成拿到实地去用的问卷，这是让我觉得有点受挫的事情。
我在预调查的时候去过甘肃和浙江，在实地当中当然还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你们现在去之前就会预计到，但是当时因为没有经验，很多问题都是很新鲜的，我们不仅要想着当前解决这个问题，还要设法形成一个长线的解决机制。在这点上，我觉得赵耀辉老师挺厉害的。虽然她也没有经验，也是第一次负责这样的调查，但她特别会去总结，不管是问卷问题还是实地遇到的问题，她很会把它总结成一个制度性的东西，去解决这些困难，我觉得这些方面挺受益的。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困难，比如你们现在也会遇到的拒访。测试问卷比现在真正去做调查花的时间还要多，因为常常遇到问题需要马上记录下来，系统也要反复尝试，有一次我在一家呆了七个小时才完成。测试过程也会碰到拒访或者其他的状况。比如在浙江的时候，我们访问一个老人到一半的时候，他的儿子回来了，问我们是干什么的。因为态度挺不友善，我就给他看了我的名片，他就把我的名片拿到屋子里去了，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再出来，明显地友善了许多，我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等到我回学校的时候，我们院里的行政老师跟我说，我在实地的时候，有人打电话过来核对我的身份。当然我们可能是老师，还好一点，现在我们的同学下去可能还会遇到更多的困难。
记者：您在CHARLS期间有哪些令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雷晓燕：有一些让我受到冲击的感受，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下去（实地）之后，有很多东西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比如说我去到浙江，发现那里的农村跟我想象的农村完全不一样，富裕到很多城市都比不上；然后去甘肃，又看到那里非常贫穷，贫穷到——虽然我也在农村长大，但还是觉得跟自己想象的有一定差距。浙江的农村普遍那么富裕，而是在城市里面又看到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很大。当时我们要去访问一个城市社区时，有一个老人推着垃圾车过来，问我是做什么的，我就跟他解释是北京大学过来做调研了。他当时就拽着我，向我倾诉他遇到的困难，希望我能把他的这些境况和想法反映到北京，帮他解决这些实际问题。
我当时有一种很无力的感觉，现场能够做的好像就只有安慰他一下，想不到自己能做什么，给了他一些钱，但是觉得好像什么都没有帮到他，他真正的诉求其实我是做不到的，我给他一点钱也没有解决实质的问题。这件事让我更多地来思考我们做这个事情的意义，最开始有些怀疑，觉得自己很无力，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但是后来再想一想，我们其实是从一个长远的、制度性的、有可能整体性地去解决问题的角度来做的这个事情。我们可能当时没有解决一个个体的问题，但是通过这样一个工作，收集信息，描述事实，最终它对于研究层面和政策层面有很重要的意义，这样就有可能够解决一个群体的问题。
尽管我们个人很弱小，力量没那么大，单个做一点事情，起到的作用可能不是太大。但是投身于这样的一个团队进行数据收集，为研究服务，最后形成的可能会是一个很大的力量，这是让我最觉得有意义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体验。
记者：在CHARLS，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同事或访员吗？
雷晓燕：我加入CHARLS后，接触最多的就是几个项目负责人。当然最主要的就是赵耀辉老师了，大家可能基本上都能体会到，赵老师非常认真，我觉得CHARLS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的认真和坚持。最初基本上每一次争论、每一次遇到困难，坚持到最后的都是赵老师，她这样的精神实际上是推动着CHARLS往前走的最主要的一个力量。另外，还有顾问团队和研究团队的James Smith、John Strauss 和Albert Park等，他们都有非常多的实地调研经验，同时研究方面也做得非常好。我从一开始毕业出来，走到真正的研究领域，就遇到了这些前辈们，然后跟着他们一起学习，这对我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经历，我的成长真的是离不开这样的一个团队，包括后期做研究，受他们的影响都挺大的。
另外像访员方面，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一个就是邹奔，你们也采访过他，当时他们做先遣，我觉得从那张封面的照片基本上就能看出来，他们在这个过程和环境当中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非常积极和投入。另外一个就是韩晗，他目前在经济学院当老师。记得他当时是去访问一位女性受访者，在访问过程中她的先生就回来了，之后非常不高兴。可能是因为那位受访者身体不是特别好，她的先生不愿意她接受访问，直接把韩晗赶出去了。韩晗后来还想要再做努力，又挑时间再去，又被赶出来。后来他想着说别的时间会不会好一点，比如中午休息或者晚上等等，然后就一趟一趟地跑。等到第七趟去的时候，发现他们拴了一条特别大的狼狗在门外。这个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为什么会去做这么多次的努力，这其实跟CHARLS一开始的定位是分不开的，当时要求就很严，每一个抽到的样本都要尽量访到，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因为赵老师这边对质量的要求非常高，大家也都形成了这样一个意识，克服各种困难也要把数据收集回来。
记得在甘肃的那一次，我们还碰到了下大雨，在实地抽到的一个样本正好在山顶上。因为当时做体检，要背着器械到山顶上去，路特别滑，没有办法。我们就为这个样本也在当地停留，直到雨停了便赶紧爬到那个山顶上，把这个数据给收集下来。还有一次令我特别感动的是一位受访者，也是在甘肃一个特别穷的地方，当时是通知了身体没问题的受访者都到村里来集中做体检。但是我们那天在别的地方访问，拖了时间。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发现有一位老人带着他的孙女，从很远的那个山上过来，已经坐在那里等了有两个小时了，当时我是蛮感动的。其实越是贫穷的地方，他们越是特别配合，特别淳朴。
记者：您认为CHARLS现在的发展与您当初的预期相符吗？
雷晓燕：我觉得CHARLS大大超过了我的预期。当时我确实是觉得非常需要这样的一个数据，但是对于怎么收集数据自己其实还挺懵的。虽然我以前用HRS的数据，但不知道它的每一个数据到底是付出怎样的艰辛才收集起来的。等我开始参与CHARLS的时候，发现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艰难，每一个数字收集起来都不是很容易，所以在2008年，我知道CHARLS对于未来的研究会很重要，信心方面也是没有问题，但是我没有想到它会做得这么好，用户是那么多，比我想象的要发展得快多了。我觉得未来CHARLS应该会发展得更好，因为在前期其实没有太多的经验，都是在摸索当中，但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很多制度性的改变，可以保证它长期稳定地运行下去。我们现在的老龄化还没有到最严重的时候，但是发展速度非常快，CHARLS在未来要发挥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
记者：今年CHARLS将进行又一次的全国的追访，同时有很多新访员的加入，您有什么话想对这些新访员说？
雷晓燕：我觉得有两个方面：首先，一定要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我们新的访员都是大学生，年轻的小孩也没有经历过太多生活的艰难和磨练，可能到实地之后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其实访员们基本上都是有理想有情怀的同学，但是你到实地之后就会发现，可能跟你想象的很远大的理想有差距，因为再远大的理想真正去做的时候都需要细微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有一定的落差，这个时候就非常需要访员们保持乐观的心态和激情，你要相信你收集的每一个数字在未来都可能发挥重要的作用，这对于你坚持下去是很重要的。
第二点，行动上一定要坚持。在这个过程当中，环境可能很恶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面临一些困难，包括身体上的困难，以及拒访这些伤面子、伤自尊的事情，这个时候坚持就非常重要。我还记得当时在甘肃的时候，下着大雨，有一次我们的车在泥泞的路上行驶，非常危险。我刚才提到的那个访员——邹奔就说：“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赵老师要给我们买意外保险了，太明智了！”虽然说一种很调侃的心态，但是也反应了当时的情形。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有乐观的心态和坚持下去的决心，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调研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它带给你未来的益处非常大。因为我们对真实世界的了解不多。熟悉问卷过程中，你可能也了解过这些问题，脑海中可能也有一些问题存在，然后你带着一定的问题和思考去实地，感受会更加深切。而把数据拿回来，未来可能用这些数据再去做一个整体的研究，它是非常有意义的。走过一趟之后，未来你去看到任何调查数字，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你都会去想这个数字的背后可能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或者它代表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而不是像之前，你看到的一个数字就是一个数，跟其他任何数字没有什么差别。
我自己就是这样，原来用HRS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并不是很清楚背后的东西，但是这样走过一趟下来，再去做研究就不一样了。现在一个数据拿给我，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地方可能存在什么问题，这个地方可能不符合直觉，而这个直觉从哪里来？很多时候是来源于我们对真实世界的观察，这对于做研究是一个很好的基础性的帮助。即使你以后不做研究工作，它对于你去认识世界也是非常有用的，你在面对现实当中的各种问题的时候，可能会更客观，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就是浮着漂着、天马行空地想，现在会跟现实更接近。
记者：听说您经常参加乒乓球、羽毛球比赛等，那么您是怎样规划科研、教学和生活的？
雷晓燕：我认为一个人从长远来看，要有一个方向性的东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理想。有一个积极向上的方向，不用很具体，但是最重要的是要专注于自己的现在，脚踏实地地把自己现在的事情安排好。我觉得这就相当于我们经济学中讲的，在现有约束条件下做一个最优的配置安排。时间上面也是这个样子，就像我需要做研究、教学，还要带孩子、照顾家庭，确实有不小的压力，所以需要很好的规划和时间安排。另外，我觉得身体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做健康方面研究嘛，所以更是要注重健康了。我尽量能够抽一些时间来参加乒乓球、羽毛球和瑜伽等活动。今天晚上我就要练习乒乓球，因为这个星期天我们有比赛，能够让自己很放松、跟同事也能有更多的交流，让自己张弛有度，我觉得这挺好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时间安排，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一个优先序，然后埋头去做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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