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我不是药神》火爆热映的背后，反映了民众对药价虚高的担忧。中国进口药价格为何居高不下？如何让患者吃得起药？网易研究局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刘国恩教授。

要点速读：

1、研发一个新药，本身需要的时间就在十年以上，研发的成本平均大概在25亿美金之上，并且风险很高，换句话说，就是一百个研发新药项目，可能最后成功的也没几个，成功率很低。

2、从长远来看，如果要进一步降低进口药的价格，中国需要加大药品的研发力度，用一些新的技术、新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某些贵的药品。

3、政府推行的“两票制”是否能够达到降低流通费用的目的，从而使得医药费用能够得到更好的控制？我自己认为这是有待观察的。

4、如果简单地去掉15%的药品加成，而不进行相应的改革，使医务人员的劳务得到更好的补偿，可能这个问题会变得更复杂。

5、现在各个地方的招标采购平台，要做的进一步工作是：如何让这些参与招标的供需双方的主体，能够从招标采购当中既得到更多的实惠，又能推动社会整体的利益。

6、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就是要大力发展中国经济，从长期来看，除了更好地发展经济，没有太多根本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以下为采访精编：

网易研究局：为什么进口药价格居高不下？高价的原因是什么？

刘国恩：中国进口药高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进口的药品一般都是比较新的专利药，这些药主要是在发达国家，特别是以美国和欧洲为主的发达国家研发的。新药上市以后，它在专利保护期内，一般的价格在发达国家都是偏贵的。其主要原因是研发一个新药，本身需要的时间就在十年以上，研发的成本平均大概在25亿美金之上，并且风险很高，换句话说，就是一百个研发新药项目，可能最后成功的也没几个，成功率很低。所以，在发达国家一个新药上市以后，一般在它的专利保护期内费用都是很高的。中国进口的药品大多数都是这种新上市的药品。因为它们的费用在其他的国家本身就高，所以相比于已经在中国市场上使用的药品就高了很多，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其次还有一个原因，在过去中国进口的很多药品，关税相对来说也比较高。但是这个不是最主要的原因。进口的新药本身研发费用很高，再加上中国部分关税也高，就进一步提高了进口药的价格。

当某个进口药品度过专利保护期后，当中国的厂商能够生产仿制药后，价格一般就会下降很多倍。但是对于很多肿瘤药品，即使我们仿制它们的原研药，需要的时间也比较长，另外像生物仿制药仿制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近期国家在肿瘤药方面采取了降低关税的措施，另外有些药品如果它的疗效确实比较好，国家的医保也在部分考虑，将其纳入到政府医保，帮患者支付一部分费用，从而进一步降低患者个人支付的负担。

网易研究局：如何降低进口药的价格？

刘国恩：从政府的角度讲，可以改进政策，降低关税。但是进口药降价的幅度也只有降低关税的部分，药品本身的研发和生产成本是降不下来的。如果有关部门对某些肿瘤药物进行全面的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后，发现它给患者使用以后，疗效确实不错，比如患者使用老的肿瘤药以后生存期只有一年，如果新的药品即使贵一点，但是患者的生存期能够提高到两年甚至三年，如果得出的结论是这样，政府可以通过谈判的形式，和药商去讨论，是否可以通过厂商进一步降价后，考虑把它纳入医保。医保因为覆盖人群比较大，以量换价，可以进一步降低药品在每一个患者身上的费用水平，这是一种可能性。

但是这个可能性的前提是，这个药品必须是经过系统评估后，确实疗效很好，患者的生存时间和生活质量也都能够得到提高。这个方法并不适合所有的抗癌药品，有些肿瘤药的疗效并不是很显著，比如原来患者的生存期是一年，现在只增加了一个月、两个月，但费用大幅提高了很多，这样的药品就很难纳入医保。因为医保资金每年都有预算，还是有限的。如果对那些效果不是很好，而费用极高的肿瘤药品，估计也很难把它纳入医保里，从而没办法采用以量换价的方式来降低它的价格，这样的药品可能也只能留在市场上，由那些收入比较高的人自愿去支付，但是对一般的大众来说就很难使用了。

所以从长远来看，如果要进一步降低进口药的价格，中国需要加大药品的研发力度，用一些新的技术、新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某些贵的药品。但这是非常困难的，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想自主研发应对像肿瘤这样的重病的治疗技术，短期内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从长计议，我们得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来应对这个共同的挑战。

网易研究局：医疗改革推进了多年，但老百姓依然感觉药价贵，原因在哪里？

刘国恩：药价贵这个话题很复杂，要看具体的情况，具体的疾病种类，具体的服务市场。

在过去采取的措施在实施过程中，以药补医的相关政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人为推高了药品价格。但同时又要看到，在中国的医疗总费用构成中，医务人员的劳务支出，或者劳务成本相对比较低，所以在总医疗费用中，医药这些看得见的费用比例，相对来说就高过医生劳务的比例。

比如医药费用占医疗总费用的比例高达40%-50%。这里既有以药养医造成的问题，也有医生劳务支出相对偏低，从而使药品的费用显得更高的因素在里面。随着医疗体制改革工作的进一步推进，医务人员的劳务得到更好的补偿后，我们期待医务人员在以后提供的医疗服务当中，尽可能降低不必要的医药的使用。

医药费用偏高这个问题确实很复杂，希望通过支付手段的改革，以及医护人员的劳务得到更好补偿等措施，能够综合降低不必要的医药费用的涨幅部分。

网易研究局：一盒药从生产出来到消费者手里，有层层的代理商、经销商，两票制能否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刘国恩：一个药品，厂商设计出来，到达最终的患者手上，确实要经过很多流通环节。流通环节在所有的产品，包括药品在内的市场上都是非常必要的。流通渠道的存在，反映了专业化分工，使得配送药品的效率提高，厂商直接配送的成本更低，因为厂商如果去做这项工作也需要大量的人员，也要形成庞大的体系，而它们要做这件事情，不一定比专业的物流公司——这个流通市场的主体更经济、更实惠、更有效。

流通环节之所以产生费用，是因为市场上有负责流通服务的主体。无论是厂家来做，还是流通第三方公司来做，这个费用都会产生。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

政府推行的“两票制”是否能够达到降低流通费用的目的，从而使得医药费用能够得到更好的控制？我自己认为这是有待观察的。因为流通市场是非常复杂、非常庞大的，特别是在边远贫穷的地方，人烟比较稀少，市场的购买力又有限的时候，要想通过“两票制”这样的行政手段，达到削减流动费用的目标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一个行政手段就可以把这么复杂的问题解决，那医改就不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了。所以以后还有长期的工作要做，中国还必须面临各种各样新的挑战，其中包括还得再探索更有效的方式，使流通领域里的各种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流通成本是不可能通过“两票制”来完全“根除”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可以被“根除”的问题，而是应该着眼于如何去规范流通的渠道。

网易研究局：现在很多公立医院已经取消了15%的药品加成，这对降低药价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刘国恩：药品加成在过去主要是以15%作为主要的加成比例，在全国推行，有的地方可能会更高一些。取消以后从表面上来看是降低了药品加成比例，从而有可能使得总医药费用降低。但是同时必须要意识到一个问题：药品加成政策之所以在过去出台，也是考虑到当时医务人员的劳动补偿很低，他们的收入水平本来就不能够很好的反映他们的劳动贡献，如果简单地去掉15%的加成，而不进行相应的改革，使医务人员的劳务得到更好的补偿，可能这个问题会变得更复杂。幸好中国确实也在推行一系列相关的改革，但是我认为在如何提高医务人员的收入和工作积极性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

只有当医务人员这些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时，才有可能把医药加成降低以后，不再会滋生更严重的问题。简单地通过取消15%的加成，来解决医药费贵的问题，短期内可能有一定效果，但从长远来看是非常不现实的一个要求。中国还要加大医疗体制改革的力度，探索更合理、更有效的方法，去全方位、系统、综合地解决这些问题。

网易研究局：如何看待省级招标制度，是否是药价虚高“保护伞”？

刘国恩：省级招标制度的推行，初衷是为了通过招标采购，降低医药费用的增长。招标平台本身不应该有问题，因为招标平台是向参与竞标的主体和寻求医药产品的主体，提供更系统、更透明，并且具有竞争机制的作业过程，这个平台本身没有问题。现在各个地方的招标采购平台，要做的进一步工作是：如何让这些参与招标的供需双方的主体，能够从招标采购当中既得到更多的实惠，又能推动社会整体的利益。

如果不能让参与招标的供需双方的主体从招标采购中获得自己的必要收益，那这个招标采购平台就很难达到当时设立的初衷，因为他们并没有积极性来做这件事，这件事的结果就会变样，很难达到当初预期的效果。参与招标采购的主体必须要从中受益，才能很好的利用这个平台，否则问题就会以另外的形式出现，使过去的问题可能会变得更为复杂。

网易研究局：要从根本上解决药价虚高问题，应该如何做？

刘国恩：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就是要大力发展中国经济，因为只有当经济水平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支付新研发出来的医药产品和技术的能力才会提高。从长期来看，除了更好地发展经济，没有太多根本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在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我们可以通过政府的相关工作，包括关税政策，包括支付手段改革政策，包括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药品开支，减少不必要的大处方的使用，这些措施都会发挥其补充性作用。但根本的手段还是通过提高民众收入水平，从而让其医疗支付能力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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