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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润专栏】王超：碳中和目标下气候投融资的挑战与应对
发布日期：2020-12-07 10:09 来源：
《巴黎协定》提出了本世纪后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愿景，世界多国陆续响应并将其转化为国家战略。国家主席习近平于今年9月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了我国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总量30%以上（2019年数据），此次承诺必将对全球气候变化产生深远而积极的影响。这既是我国能源革命乃至可持续发展推进的新机遇，也对我国社会经济的转型和发展提出了巨大挑战。
在应对措施上，生态环境部等五部委于10月21日联合下发了《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了金融在推动碳中和目标实现路径中的重要作用。根据《意见》，气候投融资是指“为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和低碳发展目标，引导和促进更多资金投向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投资和融资活动”。投融资活动一般以平衡风险与收益为核心，而气候投融资的价值锚点须由经济单维转向至少“经济-环境”两维，为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与盈利能力都带来了额外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气候问题的解决要依靠科技创新，而前沿产业的高速发展往往伴随着快速更迭，导致了气候投融资风险的不断生成；另一方面，对于能源活动相关产业而言，虽然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在长期上会带来成本下降，但设备的大规模更新和技术升级难免在短期内对企业的经营利润造成压力。此外，投资者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会影响气候投融资产业的推进效果，而气候投融资产业的发展又会反过来影响各利益相关方的态度与行动。上述表明气候投融资活动具有生成性与反身性，属于典型的顽劣问题。
与此同时，气候投融资运行的环境系统也具备VUCA时代的典型特征：
第一，易变性（Volatility），体现为环境系统要素的频繁波动。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局势动荡不定，国内综合治理环境也持续演化。疫情冲击下世界各国的经济复苏计划尚未明朗，美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碳排放国是否重回《巴黎协定》为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格局带来不稳定因素，欧盟等地针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贸易与合作政策也在持续生成和演变中。在国内，随着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市场需求和供应链体系面临着波动与中断风险，额外加入气候变化的考量后，投融资标的的流动性与存续性更加难以预判。
第二，不确定性（Uncertainty），系统中因果关系复杂错综，政策或行动干预的效果难以被准确预测。气候投融资的运行环境涉及到能源、制造、交通运输等行业的转型与变革，面对不同部门潜在的认知差异与利益分歧，气候投融资政策的落地执行可能偏移政策初衷。以能源政策为例，在传统能源替代过程中，新能源领域资金的过度集中可能会引起新一轮的产能过剩，导致弃风、弃水、弃光现象的不降反升，这一现象就曾在光伏产业中出现。此外，伴随着相关前沿产业的快速更迭，常规的干预与评估工具也很可能面临失效。
第三，复杂性（Complexity），体现为系统要素的数量庞杂及错综关联。气候投融资涉及到众多利益相关方及要素，且形成非线性和非连续的相互关联与作用，产业推进需要考量跨领域、跨部门、跨组织的互赖与互动关系。如金融与环保作为气候投融资的核心领域，主管部门间如何达成共识并形成政策协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如何平衡经济指标与环境指标的侧重；对于金融机构的内部利益，也需要在传统投资和环境投资之间进行协调分配，将组织要素与未来目标进行匹配变得极具挑战。
第四， 模糊性（Ambiguity），体现为各利益相关方对气候投融资有着多种的认知与理解，难以统一。目前，国内气候会计基础架构、气候核算、气候数据披露、气候评估标准等气候投融资相关的基础设施尚未健全，与国际相关规则与标准的衔接也有待进一步加强。不同部门和行业领域的认知及话语体系都存在着差异，现有条件下对相同政策的解读与落地过程中都可能会出现偏差。此外，投融资参与主体对环境价值与投资收益之间的关系尚需进一步形成共识。现有的沟通与协调机制，难以实现多利益相关方在气候投融资层面上的共商与共识。
综上所述，推动气候投融资涉及的利益相关方及要素众多，依靠单一主体的努力无法实现，多主体的单点式努力也难以取得协同效果。由此可见，气候投融资的挑战本质就是VUCA环境下顽劣问题的挑战。笔者认为，共创（Co-creation）是应对这类挑战的最有效方式。共创作为一种整合了分析、权变与迭代的集体努力，通过汇集多元利益相关方的认知与思考，在学习、催化与使能的场域中，展开交互式的创新与实践，并持续迭代，进而形成有效的协同应对。这对于碳中和目标下的气候投融资而言意味着：
第一，转变部门化、领域化的条块思维，以共创范式响应产业变革。汇集多元主体，让跨界、有代表性的利益相关方走在一起，通过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协同努力，持续推进气候投融资的机制、模式和产品创新。如引导国际组织与国内机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机构与企业单位、环保部门与金融部门等主体间的跨界协同，在不同专业视域和认知基础上寻求共识，促进形成较为统一的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和标准体系。此外，协调由于各方利益诉求不同而可能造成的决策分歧和行为冲突，既要保障环境、产业、金融等相关政策的有力执行，也要确保市场化机制的正常运转。
第二，鼓励搭建共创场域，营造多元创新主体的交互空间。共创发生于跨领域、跨层级、跨组织的松散型网络，多元主体在价值导向、认知规范和行为惯例上很可能显现出互异张力。因此，营造共创的支持性场域尤为重要，在场域中需构建三个重要功能：一是学习（Learning），气候投融资覆盖多个领域的专业内容，有效场域可以打破信息与知识的条块壁垒，实现多元信息与知识的呈现、交互以及更迭，促进参与主体在交流与行动过程中的共同学习；二是催化（Facilitating），有效场域可以促进政策制定者、金融与环保等行业专家、企业家、学者等共同看见与共同行动，调动参与主体的思维范式与角色转换，催生创新的流现与交互；三是使能（Enabling），充分调动各利益相关方的内生动力，激活他们贡献解决方案的潜力，促进各领域视角与专业优势更有效地转化为协同的创新行动。
第三，实现向共创过程的范式转变，促进政策与实践的持续迭代升级。VUCA环境下气候投融资的推动具有生成性与反身性，很难形成一个即时解决的完备方案，新的矛盾和应对方案都会不断衍生。共创过程需要颠覆原来的规划思路，由原型替代蓝图，由迭代替代规划，由实验替代实施，由反思替代评估，进而实现政策与实践的螺旋上升曲线。在此过程中，参与主体进行多轮的观念碰撞、思想交流、协同行动与集体反思，而气候投融资的相关内容也会在原型呈现、分布试验、迭代更新等过程中持续完善。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社会行动与创新实验室（SAIL）就是这样的一个共创平台。在此平台上，SAIL汇集相关政府、高校、企业、社会组织等，在一个高效的学习、催化与使能的场域中，经过“原型—实验—反思—迭代” 的螺旋上升过程，实现政商社学研的协同共创，从而有效地应对VUCA环境下的顽劣问题。目前SAIL所开展的可持续发展金融创新实验项目，正在这一框架基础上持续运转。研究团队由国发院王超教授、博士后张晗和许睿谦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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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0-12-07 10:09 来源：
《巴黎协定》提出了本世纪后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愿景，世界多国陆续响应并将其转化为国家战略。国家主席习近平于今年9月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了我国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总量30%以上（2019年数据），此次承诺必将对全球气候变化产生深远而积极的影响。这既是我国能源革命乃至可持续发展推进的新机遇，也对我国社会经济的转型和发展提出了巨大挑战。
在应对措施上，生态环境部等五部委于10月21日联合下发了《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了金融在推动碳中和目标实现路径中的重要作用。根据《意见》，气候投融资是指“为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和低碳发展目标，引导和促进更多资金投向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投资和融资活动”。投融资活动一般以平衡风险与收益为核心，而气候投融资的价值锚点须由经济单维转向至少“经济-环境”两维，为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与盈利能力都带来了额外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气候问题的解决要依靠科技创新，而前沿产业的高速发展往往伴随着快速更迭，导致了气候投融资风险的不断生成；另一方面，对于能源活动相关产业而言，虽然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在长期上会带来成本下降，但设备的大规模更新和技术升级难免在短期内对企业的经营利润造成压力。此外，投资者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会影响气候投融资产业的推进效果，而气候投融资产业的发展又会反过来影响各利益相关方的态度与行动。上述表明气候投融资活动具有生成性与反身性，属于典型的顽劣问题。
与此同时，气候投融资运行的环境系统也具备VUCA时代的典型特征：
第一，易变性（Volatility），体现为环境系统要素的频繁波动。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局势动荡不定，国内综合治理环境也持续演化。疫情冲击下世界各国的经济复苏计划尚未明朗，美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碳排放国是否重回《巴黎协定》为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格局带来不稳定因素，欧盟等地针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贸易与合作政策也在持续生成和演变中。在国内，随着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市场需求和供应链体系面临着波动与中断风险，额外加入气候变化的考量后，投融资标的的流动性与存续性更加难以预判。
第二，不确定性（Uncertainty），系统中因果关系复杂错综，政策或行动干预的效果难以被准确预测。气候投融资的运行环境涉及到能源、制造、交通运输等行业的转型与变革，面对不同部门潜在的认知差异与利益分歧，气候投融资政策的落地执行可能偏移政策初衷。以能源政策为例，在传统能源替代过程中，新能源领域资金的过度集中可能会引起新一轮的产能过剩，导致弃风、弃水、弃光现象的不降反升，这一现象就曾在光伏产业中出现。此外，伴随着相关前沿产业的快速更迭，常规的干预与评估工具也很可能面临失效。
第三，复杂性（Complexity），体现为系统要素的数量庞杂及错综关联。气候投融资涉及到众多利益相关方及要素，且形成非线性和非连续的相互关联与作用，产业推进需要考量跨领域、跨部门、跨组织的互赖与互动关系。如金融与环保作为气候投融资的核心领域，主管部门间如何达成共识并形成政策协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如何平衡经济指标与环境指标的侧重；对于金融机构的内部利益，也需要在传统投资和环境投资之间进行协调分配，将组织要素与未来目标进行匹配变得极具挑战。
第四， 模糊性（Ambiguity），体现为各利益相关方对气候投融资有着多种的认知与理解，难以统一。目前，国内气候会计基础架构、气候核算、气候数据披露、气候评估标准等气候投融资相关的基础设施尚未健全，与国际相关规则与标准的衔接也有待进一步加强。不同部门和行业领域的认知及话语体系都存在着差异，现有条件下对相同政策的解读与落地过程中都可能会出现偏差。此外，投融资参与主体对环境价值与投资收益之间的关系尚需进一步形成共识。现有的沟通与协调机制，难以实现多利益相关方在气候投融资层面上的共商与共识。
综上所述，推动气候投融资涉及的利益相关方及要素众多，依靠单一主体的努力无法实现，多主体的单点式努力也难以取得协同效果。由此可见，气候投融资的挑战本质就是VUCA环境下顽劣问题的挑战。笔者认为，共创（Co-creation）是应对这类挑战的最有效方式。共创作为一种整合了分析、权变与迭代的集体努力，通过汇集多元利益相关方的认知与思考，在学习、催化与使能的场域中，展开交互式的创新与实践，并持续迭代，进而形成有效的协同应对。这对于碳中和目标下的气候投融资而言意味着：
第一，转变部门化、领域化的条块思维，以共创范式响应产业变革。汇集多元主体，让跨界、有代表性的利益相关方走在一起，通过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协同努力，持续推进气候投融资的机制、模式和产品创新。如引导国际组织与国内机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机构与企业单位、环保部门与金融部门等主体间的跨界协同，在不同专业视域和认知基础上寻求共识，促进形成较为统一的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和标准体系。此外，协调由于各方利益诉求不同而可能造成的决策分歧和行为冲突，既要保障环境、产业、金融等相关政策的有力执行，也要确保市场化机制的正常运转。
第二，鼓励搭建共创场域，营造多元创新主体的交互空间。共创发生于跨领域、跨层级、跨组织的松散型网络，多元主体在价值导向、认知规范和行为惯例上很可能显现出互异张力。因此，营造共创的支持性场域尤为重要，在场域中需构建三个重要功能：一是学习（Learning），气候投融资覆盖多个领域的专业内容，有效场域可以打破信息与知识的条块壁垒，实现多元信息与知识的呈现、交互以及更迭，促进参与主体在交流与行动过程中的共同学习；二是催化（Facilitating），有效场域可以促进政策制定者、金融与环保等行业专家、企业家、学者等共同看见与共同行动，调动参与主体的思维范式与角色转换，催生创新的流现与交互；三是使能（Enabling），充分调动各利益相关方的内生动力，激活他们贡献解决方案的潜力，促进各领域视角与专业优势更有效地转化为协同的创新行动。
第三，实现向共创过程的范式转变，促进政策与实践的持续迭代升级。VUCA环境下气候投融资的推动具有生成性与反身性，很难形成一个即时解决的完备方案，新的矛盾和应对方案都会不断衍生。共创过程需要颠覆原来的规划思路，由原型替代蓝图，由迭代替代规划，由实验替代实施，由反思替代评估，进而实现政策与实践的螺旋上升曲线。在此过程中，参与主体进行多轮的观念碰撞、思想交流、协同行动与集体反思，而气候投融资的相关内容也会在原型呈现、分布试验、迭代更新等过程中持续完善。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社会行动与创新实验室（SAIL）就是这样的一个共创平台。在此平台上，SAIL汇集相关政府、高校、企业、社会组织等，在一个高效的学习、催化与使能的场域中，经过“原型—实验—反思—迭代” 的螺旋上升过程，实现政商社学研的协同共创，从而有效地应对VUCA环境下的顽劣问题。目前SAIL所开展的可持续发展金融创新实验项目，正在这一框架基础上持续运转。研究团队由国发院王超教授、博士后张晗和许睿谦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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