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特朗普关税政策及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特朗普执政的第一个时期，对中国产品征收了近20%的关税。首轮加征关税时，税率设定为34%，特朗普团队经一系列假设与计算，认为该税率可消除中美贸易不平衡。然而，在中国采取反制措施后，特朗普随即宣布追加50%的关税，并声称若中国不回应，将即刻实施这一举措。若算上初始的20%关税，此次加税使得中国产品面临的关税税率累计达104%，这无疑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

评估这一冲击的规模时，可以进行简要估算。目前，中国对美国的直接出口占中国全部出口的14%以上，虽然这一比例看似不高，但需注意的是，除直接出口外，中国还通过第三国对美国进行间接出口。例如，通过越南、墨西哥等国家对美国的出口规模也不容忽视。在过去几年中，尽管中国对美国的直接出口占比有所下降（从2018年的19%降至当前的14%），但绝对出口额仍有所上升。与此同时，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比例也显著下降。

若以增加值计算，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无论在总额还是占比上均呈增长态势。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推进，许多企业通过在第三国生产后再出口至美国。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仍占总出口的约20%。

出口对GDP的贡献程度如何？若仅计算净出口，这一数值计入GDP，但相对较小。然而，出口的前后向联系极为广泛，其对GDP的综合贡献率估计约为15%。虽然出口本身对GDP的直接贡献并非显著，但通过前后向联系，出口与整个经济的关联极为紧密，15%的估算较为合理。据此计算，对美国出口对GDP的贡献约为3%。尽管这一比例在大规模经济体中看似较小，但美国对中国出口加征高达84%的关税，其影响究竟有多大？这取决于加税后出口下降的弹性到底有多大。

采用上一轮关税调整的弹性系数进行估算。对比2019年和2018年的数据，发现2019年相较于2018年直接下降了20%。若以此下降幅度计算，关税每增加1个百分点，出口相应下降1个百分点，呈现出一对一的关系。此次关税增加84%，则意味着对美国出口可能下降84%。据此推算，GDP可能下降约2.5个百分点（3%乘以84%）。当然，这可能是最悲观的估计，因为经过几年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中国可能已逐渐适应高关税环境，且转口贸易的规模及其受关税影响的程度尚不明确。即便如此，若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关税增加84%对GDP的负面影响仍可能达到-2%左右。目前，多数估算认为，若关税从20%增加到60%，即增加40个百分点，对GDP的负面影响约为1个百分点。因此，此次关税增加84%，对GDP的负面影响估计为2个百分点，这一估算在合理范围内。如果这一估算准确，那么对于今年实现5%的经济增长目标而言，挑战将非常大。关税冲击可能占到今年增长目标的40%到一半。这意味着，为实现5%的增长目标，国内经济增长需达到7%到7.5%，才能弥补因关税冲击造成的负增长缺口。因此，关税增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容小觑。

二、中国应对策略的探讨

具体而言，今年可能面临显著的就业压力。今年大学毕业生人数将创新高，达到1220多万，这将使就业压力大幅增加。其次，许多出口企业可能被迫转向内销，这可能导致市场竞争加剧，进而加重物价下降的趋势。此外，人民币汇率可能面临压力。目前，人民币汇率已跌至历史新低，达到7.4。尽管从经济基本面来看，美国的情况并不比中国乐观，特朗普的政策可能导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通胀率上升，进入滞胀状态。然而，由于美国金融体系更为深厚，在全球普遍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资金可能不会流出美国，反而会流入美国，因为其金融池规模庞大，具有避险功能。因此，人民币汇率仍将面临压力。

面对当前局面，我们应如何应对？尽管有人主张与美国“脱钩”，认为若不采取任何措施，征收104%的关税将导致中美直接贸易基本停滞，实现事实上的“脱钩”。然而，从特朗普的言行来看，仍存在谈判空间。34%的关税是基于一定计算的，尽管该计算受到诸多批评，但至少存在一个计算公式。而后续追加的50%关税似乎更像是一种随意决策，甚至可能未与阁员们充分商议，而是通过社交媒体而非正常渠道公布。此外，特朗普近期表示仍期待与中国进行谈判，这表明谈判余地确实存在。

事实上，特朗普已经提出了谈判的两个主要条件：第一方面，中国企业到美国去投资。第二方面，中国开放市场。对于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美国还附加了具体要求，如要求中国企业与美国企业成立合资企业，并向美企转让技术。对此，国内存在诸多反对声音，质疑为何要向美国转让技术。然而，这实际上是对中国的“褒奖”。过去，中国也曾要求外资企业转让技术以换取市场准入，因为当时中国技术相对落后，需要通过市场换技术。如今形势反转，美国和欧洲开始要求中国以技术换市场，这从侧面反映了中国技术的进步和竞争力的提升。这种观点并非特朗普独有，许多美国理性的政治家和学者也持类似看法，例如前美国贸易代表迈克·霍曼。这表明美国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对中国而言并非坏事，并且技术转让也并不会削弱中国的技术优势。以汽车行业为例，过去美国车企通常每两年半才改进一次车型，每五年才推出一款新车型，而如今中国车企几乎每年都会推出新款车型。在技术创新和市场响应速度方面，中国车企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因此在技术转让问题上，中国无需过度担忧会失去技术优势。

开放国内市场，尤其是服务业领域，中国仍有较大空间。近年来，改革推进难度增大，回顾过往，尤其是90年代的改革历程，很大程度上是借助开放的压力推动改革进程。例如，国有企业改革、政府职能改革以及诸多法律制度的完善，均是在加入WTO的压力下得以推进的。银行业改革亦是如此。基于此，我国是否可以借助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来促进新一轮国内改革。从这一角度而言，与美国达成新的协议是可行的，至少不应放弃这一努力方向。

在国内政策工具箱中，仍有诸多政策工具尚未充分利用，应抓住机遇，化危为机，进一步加大促进内需的力度。今年政府在促进内需方面已采取了较大规模的措施，方向正确，但仍有加码空间。应将更多注意力聚焦于影响内需的关键因素，即“房间里的两头大象”。直接促进消费面临较大难度，因为消费是内生变量，要提升14亿人的消费水平，逐一推动的难度极大。当前实施的“以旧换新”政策虽有一定效果，但实际效果不如预期明显，究其原因，该政策仍属产业政策范畴，规定了产品范围，使用起来不够灵活，且补贴规模相对有限，去年为2000亿元，今年增至3000亿元，但这一规模仍不足以满足需求。

应关注影响经济的两大关键问题，即“房间里的两头大象”。第一头“大象”是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这一问题广为人知，中央政府也已开始采取措施应对。例如，今年地方专项债规模达4.4万亿元，在延续以往投资用途的基础上，新增了两个用途，方向正确：一是用于“三保”，即保障政府基本运营和偿还中小企业欠款，地方政府对中小企业存在大量欠款；二是用于收储土地和房屋。尽管这两个方向正确，但力度仍显不足。当前，我国面临地方政府支出增长乏力、财政亏空以及长期欠薪和欠款等问题，数额较大。若能进一步加大力度，例如一次性增加4万亿至5万亿的地方债用于“三保”，虽不必在一年内完成，可分两至三年，每年增加2万亿至3万亿元，这将相当于为整个经济体系注入资金。公务员拿到工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收到款项，需求将迅速提升。正如晓光所言，去年民营经济投资增长率为零，缺乏信心是重要原因之一，而地方政府长期欠款导致投资无法获得回报，自然影响投资意愿。因此，这是一项一举多得的举措。中央政府的方向正确，但力度仍有提升空间。

房间里的第二头“大象”是房地产业仍在下行，尽管其下降幅度有所收窄，但仍然处于同比下降状态，且这种情况已持续近五年。这种持续下行对整体需求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投资到消费，形成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实际上，尽管在旅游、餐饮等行业中，消费场景看似繁荣，如机场人满为患、餐厅预订困难，但消费增长仍显乏力。原因在于大宗消费的下滑，尤其是住房消费的减少。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购买住房不仅涉及房产本身，还包括装修及相关配套消费，而这些消费的规模是巨大的。在一二线城市，仅装修和家具家装的费用就可能高达三四十万元，这种大额消费的减少对整体消费的拖累是显著的。事实上，地方政府支出和房地产支出合计占国内总需求的一半左右。因此，忽视这两个部门的需求而仅关注个人消费，显然是效率低下的策略。相反，应重点关注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和房地产市场的下行问题，这将是更为有效的解决办法。

三、具体政策建议及结论

当前，中央政府已意识到房地产市场下行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因此采取措施让地方政府利用专项债收储土地和房屋。然而，地方政府在执行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偏好：愿意收储土地，但不愿收储房屋。原因在于，土地收储具有潜在的保值功能，而房屋收储则可能面临即时亏损，因为房价仍在下跌。地方政府官员与民众一样，预期房价将继续下降。此外，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减少负债并严守财政纪律，这使得地方政府不愿借款收储房屋。为解决这一问题，应借鉴稳定股市的经验，由中央政府出面，成立一个“国家队”，可以是新公司或利用现有公司来收购房屋。收购房屋所需资金量并不大。初步估算，筹集2万亿元资金，可能在一二线城市收储六七十万套房屋，这将具有重要的信号意义。公众会感受到中央政府的信心，从而稳定楼市预期，如同稳定股市一样，进而稳定整个国内需求。

综上所述，尽管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来势汹汹，但无需过度惧怕,实际上与特朗普仍有谈判空间。在国内，中央政府的政策工具箱中仍有诸多工具可供使用。只要充分运用这些工具，就一定能够成功应对特朗普2.0的冲击，并实现今年5%的增长目标。

本文为北大国发院姚洋教授2025年4月9日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02期）上的发言整理

文章来源：CMF宏观经济论坛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