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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王燕：“耐心资本”，新时代赋新意
发布日期：2024-06-18 02:06 来源：
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部署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时提出：“要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耐心资本”这一金融术语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在国内，我们是最早引进、研究和倡导这一概念的学者。
“耐心资本”是一种专注于长期投资的资本形式，相较于短期投机性资本，这类资本追求长期收益，通常涉及对初创企业、基础设施项目或是需要较长时间才能产生效益的项目的投资。有鉴于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持续低迷，我们在《开发性金融研究》2017年第一期发表了《新结构经济学：将耐心资本作为一种比较优势》的文章。文章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指出，以长期的耐心资本投资可以消除经济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短期可以增加投资需求，应对经济下滑，长期可以提高经济增长潜力和质量，这样的投资是“一石双鸟”，既有利于短期的稳经济、稳就业，又有利于长期的高质量发展。我们同时指出，和世界各国相比，我国储蓄率高，有长期思维的文化传统，因此耐心资本的来源充裕，善用之，会成为我国的比较优势之一。
我们提出以耐心资本投资于消除经济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作为应对危机冲击导致的经济下滑的想法，是总结自我国在1998年应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做法和经验。当时，受到东亚金融危机的波及，我国的出口、投资、经济增长和就业锐减，政府提出“保8”的目标，发行建设公债，以高速公路的大规模建设来稳增长。我国高速公路的里程数从1997年的4800公里增加到2002年的2.51万公里。随之，我国的经济增长迅速恢复到8%以上，并在2002—2008年间取得了年均11%的高速增长。由于基础设施的瓶颈得到消除，同期商品零售价格的涨幅维持在1.8%的低通胀水平。当时国际主流的宏观经济学界受到“李嘉图等价”理论的影响，一般反对以“凯恩斯主义”的基础设施建设来应对经济危机的做法，认为基础设施在建设时固然会增加就业，但是也会增加政府负债。居民预期将来政府会增加税收来还债，为了使未来的消费能够维持在同一水平，现在就会增加储蓄、减少消费，结果是政府的投资需求增加，居民的消费需求减少，从而总需求没有增加。“李嘉图等价”理论于是认为以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逆周期的积极财政政策措施，不能让经济走出危机，只会增加政府的负债。“李嘉图等价”的理论以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以不能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拆东墙补西墙”的基础设施建设为暗含前提。然而，中国政府所做的则是消除增长瓶颈，建设时能够稳增长、稳就业，建成后能够提高增长率水平和财政税收，使得政府能够以未来税收的增加来偿还建设时的负债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样的措施能够克服“李嘉图等价”。因此，本文作者之一林毅夫将中国政府在受到危机冲击时用以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来稳投资、稳增长、稳就业的措施取名为“超越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政策。
2008年6月，林毅夫出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成为世行自1945年成立以来首位出任该职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上任伊始即面临雷曼兄弟倒闭所引爆的自1929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危急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面对复苏遥遥无期的危机，隔年2月，林毅夫在华盛顿的一家著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表演讲，提出“全球基础设施计划”的构想，倡议全球以协调一致的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展开投资，来帮助发展中国家消除增长瓶颈，并为发达国家的资本品的出口创造需求，以双赢的措施来共同应对危机。2009年5月，林毅夫在美国对外关系的午餐演讲中重申了这一观点，演讲内容后以《超越凯恩斯主义：一个全球协调方案的必要性》为题发表在《哈佛国际评论》上。其后，林毅夫曾在多篇评论和国际期刊中推介这一倡议，包括北京大学出版社在2016年出版的由我们两人合著的《超越发展援助》（英文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在2017年出版）。
面对全球经济复苏的软弱无力，国际上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研究机构认识到需要对基础设施和全球公共产品展开投资来启动经济增长，以帮助各国走出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4年10月出版的《全球经济展望》第3章中，以“现在是大力发展基础设施的时候了”，向世界各国政府和政策界推荐这一政策思路和主张。
基础设施项目具有规模大、周期长、资本密集和沉没成本高的特点，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和产生收益。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长期资本供应越来越少，这对基础设施融资、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都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2017年，我们发表在《开发性金融研究》的论文中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不区分长期投资的资本和短期套利的资本、把资本当作同质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并以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将长期性的、发展融资的耐心资本作为一个有利于国家稳定和长期发展的资本。
我们认为，就像劳动力因人力资本高低不同而具有异质性一样，资本也具有异质性，我们提出了“耐心资本”和“非耐心资本”的区分。耐心资本的贷方不为短期套利，愿意看到借方在未来获得较高的发展，从而在长期获取有利的回报。例如，父母对孩子进行教育的投资，风险资本对具有潜力的创新项目的投资，实体经济领域企业家进行的创业投资，或资金拥有者对公司/项目的非上市股权注入资本。这些投资者关注的不是短期回报，而是期望能在投资项目得到发展或扩大规模时收获长期的未来收益。耐心资本的所有者类似于股权投资者，具有较强的抗御风险意愿，乐于将钱长期投入实体经济领域、创新项目、基础设施以及非上市公司或非上市的项目。在这个定义中，“耐心”期限指的是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谁是耐心资本的提供者？我们认为他们包括（国外和国内的）直接投资者、企业家、风险资本家、国家养老基金、主权财富基金（例如丝路基金）、多边开发银行（例如世界银行、亚开行、亚投行）、一些国别开发银行、绿色基金、私募基础设施基金，以及长期国债的购买者。
在遭受经济危机时，我国将善于动员耐心资本的比较优势，用于化解基础设施瓶颈来实现双赢。我国还通过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提供了大量的海外贷款，以支持“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项目可以帮助资金使用国建设以消除基础设施瓶颈，建设工业园区、绿色环保、资源开发等等的项目，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出口、创造就业。
2015年后出现的新型多边或地区开发银行和基金，比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以及其他未上市的基础设施或主权财富基金等都非常令人鼓舞，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积极能量和动力。近年来，中国非常重视新多边主义，和世界各国分享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中国方案，这对全球经济非常有益。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加速演进中，通过合作，携手为可持续发展和世界和平提供了“双赢”的解决方案。近期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倡导“壮大耐心资本”也有利于发挥我国重视长期投资的文化优势，加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研发，为新质生产力的涌现，为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提供资金，为我国的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作者林毅夫是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王燕是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资深研究员，世界银行前资深经济学家。）
本文原载于2024年6月15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校报》第1666期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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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王燕：“耐心资本”，新时代赋新意
发布日期：2024-06-18 02:06 来源：
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部署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时提出：“要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耐心资本”这一金融术语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在国内，我们是最早引进、研究和倡导这一概念的学者。
“耐心资本”是一种专注于长期投资的资本形式，相较于短期投机性资本，这类资本追求长期收益，通常涉及对初创企业、基础设施项目或是需要较长时间才能产生效益的项目的投资。有鉴于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持续低迷，我们在《开发性金融研究》2017年第一期发表了《新结构经济学：将耐心资本作为一种比较优势》的文章。文章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指出，以长期的耐心资本投资可以消除经济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短期可以增加投资需求，应对经济下滑，长期可以提高经济增长潜力和质量，这样的投资是“一石双鸟”，既有利于短期的稳经济、稳就业，又有利于长期的高质量发展。我们同时指出，和世界各国相比，我国储蓄率高，有长期思维的文化传统，因此耐心资本的来源充裕，善用之，会成为我国的比较优势之一。
我们提出以耐心资本投资于消除经济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作为应对危机冲击导致的经济下滑的想法，是总结自我国在1998年应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做法和经验。当时，受到东亚金融危机的波及，我国的出口、投资、经济增长和就业锐减，政府提出“保8”的目标，发行建设公债，以高速公路的大规模建设来稳增长。我国高速公路的里程数从1997年的4800公里增加到2002年的2.51万公里。随之，我国的经济增长迅速恢复到8%以上，并在2002—2008年间取得了年均11%的高速增长。由于基础设施的瓶颈得到消除，同期商品零售价格的涨幅维持在1.8%的低通胀水平。当时国际主流的宏观经济学界受到“李嘉图等价”理论的影响，一般反对以“凯恩斯主义”的基础设施建设来应对经济危机的做法，认为基础设施在建设时固然会增加就业，但是也会增加政府负债。居民预期将来政府会增加税收来还债，为了使未来的消费能够维持在同一水平，现在就会增加储蓄、减少消费，结果是政府的投资需求增加，居民的消费需求减少，从而总需求没有增加。“李嘉图等价”理论于是认为以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逆周期的积极财政政策措施，不能让经济走出危机，只会增加政府的负债。“李嘉图等价”的理论以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以不能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拆东墙补西墙”的基础设施建设为暗含前提。然而，中国政府所做的则是消除增长瓶颈，建设时能够稳增长、稳就业，建成后能够提高增长率水平和财政税收，使得政府能够以未来税收的增加来偿还建设时的负债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样的措施能够克服“李嘉图等价”。因此，本文作者之一林毅夫将中国政府在受到危机冲击时用以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来稳投资、稳增长、稳就业的措施取名为“超越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政策。
2008年6月，林毅夫出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成为世行自1945年成立以来首位出任该职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上任伊始即面临雷曼兄弟倒闭所引爆的自1929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危急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面对复苏遥遥无期的危机，隔年2月，林毅夫在华盛顿的一家著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表演讲，提出“全球基础设施计划”的构想，倡议全球以协调一致的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展开投资，来帮助发展中国家消除增长瓶颈，并为发达国家的资本品的出口创造需求，以双赢的措施来共同应对危机。2009年5月，林毅夫在美国对外关系的午餐演讲中重申了这一观点，演讲内容后以《超越凯恩斯主义：一个全球协调方案的必要性》为题发表在《哈佛国际评论》上。其后，林毅夫曾在多篇评论和国际期刊中推介这一倡议，包括北京大学出版社在2016年出版的由我们两人合著的《超越发展援助》（英文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在2017年出版）。
面对全球经济复苏的软弱无力，国际上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研究机构认识到需要对基础设施和全球公共产品展开投资来启动经济增长，以帮助各国走出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4年10月出版的《全球经济展望》第3章中，以“现在是大力发展基础设施的时候了”，向世界各国政府和政策界推荐这一政策思路和主张。
基础设施项目具有规模大、周期长、资本密集和沉没成本高的特点，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和产生收益。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长期资本供应越来越少，这对基础设施融资、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都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2017年，我们发表在《开发性金融研究》的论文中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不区分长期投资的资本和短期套利的资本、把资本当作同质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并以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将长期性的、发展融资的耐心资本作为一个有利于国家稳定和长期发展的资本。
我们认为，就像劳动力因人力资本高低不同而具有异质性一样，资本也具有异质性，我们提出了“耐心资本”和“非耐心资本”的区分。耐心资本的贷方不为短期套利，愿意看到借方在未来获得较高的发展，从而在长期获取有利的回报。例如，父母对孩子进行教育的投资，风险资本对具有潜力的创新项目的投资，实体经济领域企业家进行的创业投资，或资金拥有者对公司/项目的非上市股权注入资本。这些投资者关注的不是短期回报，而是期望能在投资项目得到发展或扩大规模时收获长期的未来收益。耐心资本的所有者类似于股权投资者，具有较强的抗御风险意愿，乐于将钱长期投入实体经济领域、创新项目、基础设施以及非上市公司或非上市的项目。在这个定义中，“耐心”期限指的是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谁是耐心资本的提供者？我们认为他们包括（国外和国内的）直接投资者、企业家、风险资本家、国家养老基金、主权财富基金（例如丝路基金）、多边开发银行（例如世界银行、亚开行、亚投行）、一些国别开发银行、绿色基金、私募基础设施基金，以及长期国债的购买者。
在遭受经济危机时，我国将善于动员耐心资本的比较优势，用于化解基础设施瓶颈来实现双赢。我国还通过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提供了大量的海外贷款，以支持“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项目可以帮助资金使用国建设以消除基础设施瓶颈，建设工业园区、绿色环保、资源开发等等的项目，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出口、创造就业。
2015年后出现的新型多边或地区开发银行和基金，比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以及其他未上市的基础设施或主权财富基金等都非常令人鼓舞，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积极能量和动力。近年来，中国非常重视新多边主义，和世界各国分享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中国方案，这对全球经济非常有益。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加速演进中，通过合作，携手为可持续发展和世界和平提供了“双赢”的解决方案。近期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倡导“壮大耐心资本”也有利于发挥我国重视长期投资的文化优势，加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研发，为新质生产力的涌现，为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提供资金，为我国的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作者林毅夫是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王燕是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资深研究员，世界银行前资深经济学家。）
本文原载于2024年6月15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校报》第1666期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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