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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艳：粤港澳大湾区的数字金融发展机遇和前景
发布日期：2023-04-27 05:02 来源：
机遇：“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双管齐下
粤港澳大湾区是全球四大湾区中最年轻又极具潜力的湾区，数字金融是传统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公司利用数字技术实现支付、融资、投资、保险等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通过结合场景、大数据和金融创新，数字金融有助于补足传统金融服务短板，降低金融服务门槛和服务成本。对粤港澳大湾区而言，发展数字金融，助力有效整合三地资源，从而发挥比较优势，共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已具“天时”。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数字金融也占据“地利”和“人和”。首先大湾区享受一国两制的制度红利，处在国际和国内双向循环的耦合点，区内有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三套法律，还有香港、深圳、广州、澳门四大金融中心，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
在技术创新维度，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的技术实力和丰富的数据要素不断推动湾区内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有助于实现数字金融创新发展。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优越的市场环境，经济实力雄厚，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在湾区内源源不断地集聚，为数字金融创新提供了优质的资源和沃土。更重要的是，政府高度重视，从中央到地方层面提供了全方位、多领域的政策、试点和资源支持，监管规则创新实现了金融创新与防范风险的动态平衡，为数字金融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可以看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双管齐下、共同发力，大湾区内部生产组织企业科技创新活跃，有包容创新的监管规则作为外部保障，加之背靠14亿人口大市场，如果能充分发挥本地的技术、资源和制度优势，成为世界级数字金融城市的潜力巨大。
目前，大湾区数字金融方面已经有非常突出的金融科技发展实践，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北大汇丰商学院联合课题组将其总结为 “三升三降”：扩大服务规模、提高业务效率、改善用户体验、降低运营成本、控制业务风险、减少人工接触。根据《中国金融科技燃指数报告（2022）》，粤港澳大湾区在全国13个重点区域中综合得分最高；而根据2022 IDC中国Fintech50强的梳理，广东省上榜10席，占企业个数的20%和资本规模的27%。香港因监管政策灵活、财政支持积极、人才库多元，近年来数字金融发展迅速。根据《2021年全球金融科技生态系统排名》，香港全球城市第9位，亚洲第1位。香港本地金融科技企业数目由2017年的180多家增至2022年的800多家，金融科技生态系统日益完善。
挑战：“硬联通”顺畅 “软联通”梗阻
大湾区数字金融虽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但也存在较大挑战，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个挑战是如何创新。大湾区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发展对接不足，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创新力度也有待提升。香港以金融和服务业为主，金融、专业服务和仓储物流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36%，但香港的金融与内地的实体经济之间的对接不足，内地中小企业在港上市、发债也不便利。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蓬勃发展，增加值已超过东京湾区，逐步比肩纽约和旧金山湾区，但在金融市场规模、金融机构实力、金融产业效益、金融生态环境等方面，仍与世界领先地区和城市存在一定差距，金融对于地区产业发展和创新的支持力度不足。
第二个挑战是如何融合。“融合”是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创新共同体的关键所在，也是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在“硬联通”层面，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南沙大桥、虎门大桥等共同组成大湾区跨海跨江通道群，让大湾区居民享受“1小时生活圈”的便利。但“软联通”方面，大湾区内部协同有待进一步深化，需要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实现互联互通。在“一国两制”的背景下，粤港澳社会制度不同，法律制度不同，分属于不同关税区域，市场互联互通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同时，由于创新资源分布不平衡，大湾区各城市的创新设施共建、共享、共用程度不高，创新要素跨区域流动不畅，技术成果跨区域协作转化程度低。从机制体制上看，内部协同创新面临着比较突出的制度与理念、规则与政策的差异难题。虽然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基础硬设施的建设并不落后，但粤港澳在金融基础设施的融合仍面临一些制约因素。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对大陆来说，与香港、澳门的金融体系融合，就相当于实现了金融开放。粤港澳大湾区流通的货币种类并不是单一的，并且澳元、港元以及人民币的汇率、资金流动的管理机制均不相同。如果大陆实现与香港澳门的融合，将对大陆的资本流通管理带来很大挑战。另外，我国大陆地区的资本项目并不是完全开放的，尽管部分有所开放，但是也需要收汇、结汇等单据证明。如果粤港澳实现金融融通，将减少粤港澳大湾区的资金流通难度，增加货币管理弹性，但也带来了新的金融风险。
前景：在港积极推进数字货币项目
要应对这些挑战，可以考虑通过如下三个方向来发展数字金融，从而支持创新与融合。一是在普惠金融的基础上支持科技创新。科创企业具有高成长、高风险、高收益、轻资产等显著特点，融资需求总体呈现出持续性强、时效性强等特征。在传统意义上，科创企业融资渠道少，融资规模小。数字金融有望对科创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予以缓解。通过数字金融，可以提高金融服务的服务范围，触达更多的中小企业；可以克服融资中的信息不对称难题，提升企业估值的准确性；也有助于股权投资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赋能传统股权投资机构、可以提升股权投资的服务效率，降低服务成本，虽然数字金融赋能股权市场的路径和业务模式尚需进一步探索。
二是在促进消费金融的基础上到推动产业金融，可从如下四个步骤展开。首先，在新一代数字科技的支撑和引领下，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价值释放为核心，以数据赋能为主线，对产业数字链上下游的全要素数字化升级、转型和再造过程的产业互联网。第二步是借助产业互联网，突破传统银行依靠抵押资产、人工审核的风控模式，服务更多的企业。第三步则通过引入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数据，搭建开放式、全景式生态圈，推动产融结合。第四步是打造全方位产业金融服务方案，可以统一规划，协同引导各个部门如财务、政务、税务，电网，社保等建立安全的数据共享，形成小微企业大数据平台，为银行信贷提供数据支持。
三是在发展境内业务的基础上促进跨境互联互通，这又可以从三方面展开。技术型融合指利用先进数字技术促进互联互通：在跨境互通中，数据的打通和共享障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互联互通。大湾区可针对这一关键瓶颈，大力发展区块链和隐私计算技术。应用区块链技术，可以协助打通不同地区的公安、司法、公证等信息，实现跨境数据核验，助力跨境人才和交易流通。
货币型融合中，特别需要强调香港的定位。香港作为活跃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将成为连接国内与国际市场的重要枢纽，通过进一步推动人民币的使用和流通，可以助力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如果大部分粤港澳三个货币区之间的金融交易都使用人民币作为中介，就可以大大降低“货币错配”的风险。与此同时，可以在香港积极推进有关央行数字货币、稳定币等相关数字货币项目，助力中国在web3.0等领域的国际竞争中，处于前沿地位。
制度型融合方面需要看到，粤港澳三地的制度差异既是红利也是挑战，加强制度融合是未来的大方向。
（本文为中国金融40人论坛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2273005支持，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联合课题组部分研究成果。）
沈艳，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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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艳：粤港澳大湾区的数字金融发展机遇和前景
发布日期：2023-04-27 05:02 来源：
机遇：“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双管齐下
粤港澳大湾区是全球四大湾区中最年轻又极具潜力的湾区，数字金融是传统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公司利用数字技术实现支付、融资、投资、保险等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通过结合场景、大数据和金融创新，数字金融有助于补足传统金融服务短板，降低金融服务门槛和服务成本。对粤港澳大湾区而言，发展数字金融，助力有效整合三地资源，从而发挥比较优势，共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已具“天时”。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数字金融也占据“地利”和“人和”。首先大湾区享受一国两制的制度红利，处在国际和国内双向循环的耦合点，区内有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三套法律，还有香港、深圳、广州、澳门四大金融中心，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
在技术创新维度，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的技术实力和丰富的数据要素不断推动湾区内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有助于实现数字金融创新发展。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优越的市场环境，经济实力雄厚，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在湾区内源源不断地集聚，为数字金融创新提供了优质的资源和沃土。更重要的是，政府高度重视，从中央到地方层面提供了全方位、多领域的政策、试点和资源支持，监管规则创新实现了金融创新与防范风险的动态平衡，为数字金融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可以看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双管齐下、共同发力，大湾区内部生产组织企业科技创新活跃，有包容创新的监管规则作为外部保障，加之背靠14亿人口大市场，如果能充分发挥本地的技术、资源和制度优势，成为世界级数字金融城市的潜力巨大。
目前，大湾区数字金融方面已经有非常突出的金融科技发展实践，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北大汇丰商学院联合课题组将其总结为 “三升三降”：扩大服务规模、提高业务效率、改善用户体验、降低运营成本、控制业务风险、减少人工接触。根据《中国金融科技燃指数报告（2022）》，粤港澳大湾区在全国13个重点区域中综合得分最高；而根据2022 IDC中国Fintech50强的梳理，广东省上榜10席，占企业个数的20%和资本规模的27%。香港因监管政策灵活、财政支持积极、人才库多元，近年来数字金融发展迅速。根据《2021年全球金融科技生态系统排名》，香港全球城市第9位，亚洲第1位。香港本地金融科技企业数目由2017年的180多家增至2022年的800多家，金融科技生态系统日益完善。
挑战：“硬联通”顺畅 “软联通”梗阻
大湾区数字金融虽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但也存在较大挑战，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个挑战是如何创新。大湾区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发展对接不足，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创新力度也有待提升。香港以金融和服务业为主，金融、专业服务和仓储物流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36%，但香港的金融与内地的实体经济之间的对接不足，内地中小企业在港上市、发债也不便利。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蓬勃发展，增加值已超过东京湾区，逐步比肩纽约和旧金山湾区，但在金融市场规模、金融机构实力、金融产业效益、金融生态环境等方面，仍与世界领先地区和城市存在一定差距，金融对于地区产业发展和创新的支持力度不足。
第二个挑战是如何融合。“融合”是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创新共同体的关键所在，也是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在“硬联通”层面，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南沙大桥、虎门大桥等共同组成大湾区跨海跨江通道群，让大湾区居民享受“1小时生活圈”的便利。但“软联通”方面，大湾区内部协同有待进一步深化，需要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实现互联互通。在“一国两制”的背景下，粤港澳社会制度不同，法律制度不同，分属于不同关税区域，市场互联互通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同时，由于创新资源分布不平衡，大湾区各城市的创新设施共建、共享、共用程度不高，创新要素跨区域流动不畅，技术成果跨区域协作转化程度低。从机制体制上看，内部协同创新面临着比较突出的制度与理念、规则与政策的差异难题。虽然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基础硬设施的建设并不落后，但粤港澳在金融基础设施的融合仍面临一些制约因素。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对大陆来说，与香港、澳门的金融体系融合，就相当于实现了金融开放。粤港澳大湾区流通的货币种类并不是单一的，并且澳元、港元以及人民币的汇率、资金流动的管理机制均不相同。如果大陆实现与香港澳门的融合，将对大陆的资本流通管理带来很大挑战。另外，我国大陆地区的资本项目并不是完全开放的，尽管部分有所开放，但是也需要收汇、结汇等单据证明。如果粤港澳实现金融融通，将减少粤港澳大湾区的资金流通难度，增加货币管理弹性，但也带来了新的金融风险。
前景：在港积极推进数字货币项目
要应对这些挑战，可以考虑通过如下三个方向来发展数字金融，从而支持创新与融合。一是在普惠金融的基础上支持科技创新。科创企业具有高成长、高风险、高收益、轻资产等显著特点，融资需求总体呈现出持续性强、时效性强等特征。在传统意义上，科创企业融资渠道少，融资规模小。数字金融有望对科创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予以缓解。通过数字金融，可以提高金融服务的服务范围，触达更多的中小企业；可以克服融资中的信息不对称难题，提升企业估值的准确性；也有助于股权投资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赋能传统股权投资机构、可以提升股权投资的服务效率，降低服务成本，虽然数字金融赋能股权市场的路径和业务模式尚需进一步探索。
二是在促进消费金融的基础上到推动产业金融，可从如下四个步骤展开。首先，在新一代数字科技的支撑和引领下，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价值释放为核心，以数据赋能为主线，对产业数字链上下游的全要素数字化升级、转型和再造过程的产业互联网。第二步是借助产业互联网，突破传统银行依靠抵押资产、人工审核的风控模式，服务更多的企业。第三步则通过引入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数据，搭建开放式、全景式生态圈，推动产融结合。第四步是打造全方位产业金融服务方案，可以统一规划，协同引导各个部门如财务、政务、税务，电网，社保等建立安全的数据共享，形成小微企业大数据平台，为银行信贷提供数据支持。
三是在发展境内业务的基础上促进跨境互联互通，这又可以从三方面展开。技术型融合指利用先进数字技术促进互联互通：在跨境互通中，数据的打通和共享障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互联互通。大湾区可针对这一关键瓶颈，大力发展区块链和隐私计算技术。应用区块链技术，可以协助打通不同地区的公安、司法、公证等信息，实现跨境数据核验，助力跨境人才和交易流通。
货币型融合中，特别需要强调香港的定位。香港作为活跃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将成为连接国内与国际市场的重要枢纽，通过进一步推动人民币的使用和流通，可以助力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如果大部分粤港澳三个货币区之间的金融交易都使用人民币作为中介，就可以大大降低“货币错配”的风险。与此同时，可以在香港积极推进有关央行数字货币、稳定币等相关数字货币项目，助力中国在web3.0等领域的国际竞争中，处于前沿地位。
制度型融合方面需要看到，粤港澳三地的制度差异既是红利也是挑战，加强制度融合是未来的大方向。
（本文为中国金融40人论坛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2273005支持，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联合课题组部分研究成果。）
沈艳，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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