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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益平：普惠金融与平台经济
发布日期：2022-05-30 11:18 来源：
数字平台与“三升三降”
《普惠金融与平台经济》是一个交叉题目，既包括平台经济助力解决金融发展难题的问题，也包括金融如何支持平台经济发展的问题。
金融支持平台经济发展，这一问题相对简单。因为平台经济本身就是从想法到落地的过程，必然需要创新能力、管理能力和技术支持，而金融正是支持创新的重要力量。回顾过去20年平台公司的发展历程，金融支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支持形式也十分丰富。从这一角度看，金融支持对技术进步中新业务模式的产生、发展和壮大至关重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希克斯曾说，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待金融革命。这说明即使有好的想法，也需要金融工具的支持才能落地，才能发展成为一家有影响力的企业或一个新行业。
平台经济助力解决金融业发展难题，这一问题则相对困难。首先，平台经济是什么？从定义上看，平台经济作为一种新业务模式，应该具备以下特征：一是依托“云”、“网”、“端”等网络基础设施；二是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数字技术手段。“云”、“网”、“端”其实就是网络系统，其中“云”是储存、计算的能力，“网”是将各分散的点连接起来的互联网系统，“端”是移动终端，最常见的移动终端就是智能手机。所以平台经济的基础，就是通过“云”、“网”、“端”将用户连接起来的网络系统，它具备非常强大的运算能力，可以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手段从事很多具体工作，这是平台经济的技术特征。
平台经济的业务内容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撮合交易，典型代表是电商平台、外卖平台、网约车平台等。二是传输内容，典型代表是头条、抖音等内容传输平台。三是管理流程，可以帮助使用者提高流程管理效率。综合来看，平台经济就是建立在数字技术基础上的一种创新型的业务模式。
创新型如何体现？其实平台经济在传统经济中也存在。比如百货公司、农贸市场等都都具有平台属性，也具备撮合交易、传输内容、甚至管理流程的功能。但数字技术的运用使数字平台在很多方面都突破了传统平台的局限，其规模、内容和影响力前所未有。如今，淘宝、京东、微信、美团、滴滴等数字平台，已经极大地改变了用户的日常生活和生产方式。
数字技术具有一些突出特征。第一，规模经济，其好处在于规模越大、效率越高。与传统经济不同的是，百货公司、农贸市场等传统平台都存在一个最佳规模。也就是说，虽然规模扩张也有好处，但当规模超过一定水平后，会出现边际效应递减，效率反而会下降。但平台经济解决了这个问题，创造出一种“长尾效应”，即平台建立后新增用户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实际上，新建平台的成本很高，但一旦建立起来，它服务一千万、两千万客户的成本相差不大，甚至可称之为“边际成本为零”。微信、支付宝等平台的日活跃用户数甚至超过十亿，这是传统经济难以想象的规模。
第二，范围经济，指的是平台一旦建立，不仅可以在本行业发展得很好，还很容易跨界发展。阿里巴巴从电商起家，但其数字金融业务也发展得很好；微信以社交见长，但微店、金融业务也做得不错。实际上，一旦平台建立并积累了用户和数据，就能够以较低成本从事跨行业业务。也就是说，范围经济意味着跨界竞争会相对更容易。
第三，网络效应，指的是网络内的用户规模越大，网络价值越大。
第四，双边市场（实际上是多边市场，包括买方、卖方和服务提供方等），并且一边市场规模越大，对另一边就越有价值。举例来说，电商平台上的买家越多，对卖家来说该平台的价值就越大。相反也是如此，线上商家越多，该平台对消费者的价值也越大。
上述特征虽然在传统经济中也有体现，但在数字技术作用下，平台规模空前壮大，一家平台甚至可以同时服务几亿、几十亿客户，并且不增加太多成本，这是传统平台难以想象的。
平台对经济活动的改变是全方位的，既包括生活方式，也包括生产方式。试想，如果某天我们没有使用上述任何一家数字平台，这一定是很不寻常的。实际上，数字平台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具体到金融领域，数字平台会给金融业带来哪些改变？我将其总结为“三升三降”。
所谓“三升”，指的是扩大规模、提升效率、改善用户体验。扩大规模，这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均有体会。提升效率，因为平台可以同时为很多客户提供服务，边际成本低，效率自然会提升。改善用户体验，数字平台可以提供很多个性化的服务，并且随着技术进步，这些服务使用起来会更顺畅、更方便，也会更受消费者喜爱。试想，如果移动支付在使用时经常付款失败，自然也不会有用户愿意使用。使用体验的改善与数字技术密切相关。早期很多线上活动并不顺畅。今天如果仍在使用2G通信技术，那么线上支付或其他线上活动也一定很不方便。技术的进步让用户使用体验不断提升。
所谓“三降”，指的是降低成本、控制风险、减少接触。在控制风险方面，平台积累的用户数据对识别风险、化解风险非常有帮助。
基于上述改变，数字平台对经济运行的规则甚至规律，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三升三降”使用户越来越依赖平台，而它与经济本身也密切相关。
中国于1994年接入国际互联网，1995年诞生了第一家互联网公司“瀛海威”，1996年搜狐诞生，此后几乎每年都有新互联网公司出现，比如网易、百度、阿里、腾讯、新浪等。目前看来，国内头部平台公司的发展历程和国际互联网巨头差别不大，中国也并没有明显落后。但数字经济行业发展风起云涌，几乎每年都在洗牌。第一家互联网公司“瀛海威”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其他平台也不断经历沉浮，但最初几家公司中，仍有部分企业在国内甚至国际都算得上是头部企业，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内平台经济发展水平较好。
国际流行的一个说法是：全球平台经济是美国、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三分天下。2020年全球平台独角兽公司中，美国公司最多，为288家；其次为中国，有120多家；第三、四名是英国和印度，数量仅为20家左右。这样看来，全球平台经济其实是由最大的发达经济体——美国和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在主导。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中国平台经济能发展到如今水平，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数字技术进步。数字技术进步是全球普遍面临的机遇，中国之所以表现突出，可能与过去的基础设施投资有关。如果没有非常普及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和通讯技术，数字平台经济是很难发展起来的。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渗透仍有差距；但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是比较领先的。
第二，市场化改革。国内数字平台企业基本都是民营企业，很多都是由一群年轻人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有些甚至在短短几年内就发展成为国内、国际有影响力的企业。除了数字技术的进步，更重要的因素是我国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了比较好的市场环境，让白手起家成为可能，这也是“中国梦”的典型案例。年轻人有想法、有能力、有行动，梦想就成为可能，就能够成就大事业。
第三，人口规模大。创新需要基本的市场规模。特别对于平台经济来说，规模经济是很重要的特征。在规模大的市场，创新和新产品研发会更容易，也更容易产生规模经济。
第四，相对独立的市场。目前我国国内和国际市场相对分割，这为国内平台企业创新赢得了时间和空间，让它们可以避免直接面对国际平台的巨大压力。
第五，个人隐私保护不够充分。由于我国对个人隐私的保护不是特别充分，特别在大数据领域，平台违规甚至非法收集数据、分析数据的问题比较突出。从正面看，这为创新活动提供了空间，很多新产品、新业务模式纷纷涌现。但从负面看，这也导致很多侵犯隐私、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的出现。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整体上是一个正面故事，但其中确实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这也是为什么过去一年多，决策部门、监管部门出台了很多政策来改善平台治理。正如决策部门所强调的，治理是为了让行业更规范地发展，并非是要让平台衰落。习总书记也指出，要“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从这个角度看，我国平台经济发展前景广阔。
总结来看，我国平台经济发展态势良好。特别是在规模方面，已经具备全球比较领先的水平，这对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对支持创新，都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也面临调整。平台治理的目的就是要支持行业更好、更有序、更稳健可持续的发展，从而支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金融发展的最大难题：信息不对称
从定义上看，金融的本质是资金融通。也就是让市场上资金富余和资金短缺的人互通有无，通过支持融资方的生产、生活资金需求，实现共赢。
从交易方式上看，金融交易可以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所谓直接融资，指的是借入方直接从出借方获取资金，比如买卖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模式下，资金会直接进入融资方账户，再从该账户进入具体项目。间接融资的典型代表是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出借方把钱交给银行，但并不知道最终钱会借给谁。虽然金融中介仍起到支持企业的作用，但出借方与企业并不存在直接的一一对应关系。即使贷款违约，也不会影响出借方的存款或收入，因为中间还有金融中介在承担风险。
金融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双赢。对资金借入方来说，无论是发展业务还是进行投资，目的都是要获得更多回报。所谓“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待金融革命”，就是因为蒸汽机技术如果没有资金支持，就无法进行投资，也就无法将技术应用在并加速纺织行业、铁路行业或航运行业的发展。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金融，技术将无法形成大规模产业，也就不可能带来更高的回报。这是金融带来的第一个作用。
对借出方来说，金融的好处也显而易见。如果将十万元放在手中，并不会获得什么回报。如果存入银行或购买国债，可以通过较安全的投资来获得一定回报。虽然回报较低，但总好过把钱藏在枕头下面。如果有能力进行更高风险的投资，潜在投资回报就会更高。因此金融能使借贷双方都获得好处。
金融是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发明。没有金融，现代经济体系几乎无法存续。金融（货币）出现前，经济形式基本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自己生产自己消费。即使有交易，也是物物交换，交换成本很高。由于涉及到如何寻找交易对手方、如何定价等问题，在货币发明之前，交易是很少见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是货币导致了交换的出现。实际上，货币和交易是相互联系的过程。正因为人们有交换的需求，才发明了货币。
货币对经济最重要的贡献，就是让规模经济和劳动分工成为可能，因为它降低了交换的成本。货币有三大基本功能：交换的媒介、定价的标准、投资的工具。这三大功能对经济活动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货币可以对交易物进行定价，这降低了交易成本，使交易更加便利。货币也可以储值。过去生产的产品，部分可以存放，部分无法存放，货币的储值功能让经济活动的组织变得更容易。
金融的好处显而易见。没有金融支持，人类经济活动不可能达到如今这么发达的程度。但金融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金融危机会对经济造成严重损伤。2008年次贷危机从美国开始，随后很快演变为全球的系统性危机。这种大危机的发生，会对经济发展、特别是长期经济增长产生极负面的影响。
金融危机为何会发生？为什么会出现金融风险？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金融交易中存在信息不对称。简单来看，信息不对称指交易对手方对彼此不够了解。理想情况下，借款人需要投资业务，出借方把钱借出去，借款人拿到钱之后偿付报酬，这样双方都能得到好处。但前提是，借款人拿到钱之后必须真实投资于业务，并且赚到钱后会偿付报酬。而实践过程中会存在很多问题。虽然出借方也有一定的投资经验，但总是无法达到预期回报、甚至资金打了水漂。背后的问题就是信息不对称，即出借方不知道未来能否能获得本金及回报。
金融领域的信息不对称一般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交易发生前的信息不对称，即“逆向选择”，指选择不恰当的对手进行交易。比如有人向你借钱，并许诺非常高的投资回报水平，你受到高回报的吸引而出借资金。但实际上，你对这个人的能力和人品都不甚了解。这就是“逆向选择”。二是交易完成后的信息不对称，即“道德风险”，指由于出借人对借款人不够了解，借款人拿到钱后很可能不从事承诺的业务，或者做业务后不愿意归还资金。
信息不对称问题在金融交易中非常常见，解决问题的核心就是控制风险。如果风险控制不当，就可能出现违约甚至投资失败。正因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投资者和金融市场参与者的预期和情绪变化会很大，经常会出现一件小事引发一系列问题。比如在市场经济国家，储户在取钱时被告知银行资金不足，需要明天才能取钱——这本身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银行资金大多会对外贷款，现金留存不多，它的资产负债表可能是没问题的。正常经营的银行，一般会从100元的存款中拿出90元发放贷款，剩余10元作为现金持有。如果储户要取15元钱，自然会出现无法取出的情况。但储户就很容易将其解读为“银行缺钱”，这在存款人中间传开，就很可能产生挤兑行为。这是早期银行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挤兑”的发生与信息不对称有关。银行把钱贷款给企业，收益表现可能不错；但因为贷款有期限，不能随时取出，所以才会有取不出钱的时候。更重要的是，一家银行倒闭往往会引发连锁性的反应，很多其他银行的存款人也会开始动摇，担心自己的银行出现问题，从而进行挤兑。因此信息不对称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引发一系列金融风险、甚至是金融危机。
到目前为止，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的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举例来说，银行的优势在于可以代表大量小额资金拥有者、存款人进行专业化的工作，包括了解贷款企业资质、项目可靠性、预期投资回报率等，本质上这就是在帮助存款人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市场上的投资银行、评级机构定期发布研究报告，也是在帮助投资人了解产品，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监管的很多要求，比如信息披露等，也同样是为了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
总结来看，金融是非常重要的发明，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提高了经济运行的效率。但也存在一个重要风险，即信息不对称。在金融交易中，如果对交易对手不够了解，资金就可能会打水漂。而一个人的资金打水漂，将会动摇很多人的信心，从而导致整个系统出现问题。一旦系列危机同时发生，包括银行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等，就会产生“系统性金融危机”。所谓“系统性金融危机”，指的是整个金融系统（包括银行贷款以及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无法正常运转，无法为实体经济提供有效融资。一旦金融系统无法运转，经济必然会陷入衰退，并会进一步引发其他社会问题。
金融机构、市场组织和政府监管都在努力降低信息不对称。但针对不同对象，解决问题的程度往往存在差异。具体来说，金融市场存在“二八法则”，指的是一家金融机构如果能服务好市场上最富有的20%的家庭、或盈利状况最好的20%的企业，就基本可以抓住80%的市场份额。因为有钱人和盈利状况好的企业，金融业务规模通常比较大。因此对金融机构来说，这是用最低成本获得最高回报的服务模式。至于剩下80%的中小企业或家庭，他们基本都是低收入群体，只能占据20%的金融市场份额。服务这类客户的成本相对更高，回报相对较低，为其提供服务是比较困难的。这也是为什么全世界都会面临发展普惠金融的挑战。
降低信息不对称虽然很难，但要了解一家大企业或一个有钱人，是相对比较容易的，因为他们的数据更全、资产更丰富、可获得的信息更多。但对于分散的、小规模的、甚至在地理位置上都很难找到的中小微企业、低收入家庭和农村经济主体，提供金融服务就非常困难。具体来看，有两方面的困难。一是获客难，二是风控难。
获客难，指的是很难找到这类客户。我国小微企业和个体户数量超一亿。如何找到这一亿用户并了解他们的金融需求，难度非常大。传统金融机构触达潜在用户的做法，就是开设遍布全国的分支行。因此传统观点认为，分支机构越多、员工越多的金融机构，服务能力就越强。因为离客户更近，可以覆盖更多的用户。但即使如此，银行在全国开设分支行的难度也很大。就算是在人口密集地区，要找到大多数的潜在服务对象仍然很不容易，或者说成本很高，最后很有可能得不偿失。
风控难，指的是资金借出后很难收回。找到大规模的潜在客户本身就很困难，要保证资金投入项目后还能安全收回资金，难度就更大。这要求机构必须做好投资分析和信用风险分析，充分了解项目情况，评估项目成功率以及成功后还款的可能性。对于中小微企业、低收入家庭、农村经济主体来说，他们本身规模很小，存在历史也较短，但数量又非常大，地理位置很分散，不确定性很高。中国中小微企业的平均寿命是5年，这意味着每年有20%的企业会倒闭。在这种情况下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就对信用风险分析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传统做法未必可以实现。
第一种传统做法是分析过去的财务数据。资产负债表用来评估企业的资产负债情况，利润损益表用来评估企业盈利或亏损情况，现金流量表用来评估企业当前有多少资金可用。在当前经济形势下，现金流是企业稳健运营的决定性因素。一般来说，企业违约或破产多因为资不抵债，也就是资产负债表出现问题。在经济动荡时期，现金流风险也是很重要的因素。银行被存款人挤兑破产，这就是现金流风险的典型代表。银行资产负债表可能没有问题，它把100元存款中的90元贷款出去，一年以后可以收回90元及百分之几的回报，这是获利的交易。但如果在贷款尚未回收时发生挤兑，银行就会因为现金不足而破产。现实生活中，很多企业也会面临现金流风险。有些企业违约并非因为资不抵债，而是现金流不足无法还债所致，这会引发一系列问题。因此银行信用风险评估的一般做法就是看财务数据。
第二种做法是抵押贷款。大多数中小微企业经营时间较短，没有财务数据或财务数据编写不规范。所以更多使用抵押贷款的方式，把房子押给银行获得贷款。这种模式的好处在于，一旦企业违约，银行可以通过资产处置的方式收回贷款、管理风险。
第三种做法是“关系型贷款”。对于既没有财务数据也没有抵押资产的中小微企业，银行会通过信贷员对企业长期、全方位地跟踪，了解企业主行为和企业状况，收集“软信息”。如果贷款人没有财务数据等“硬信息”，也可以通过企业主人品、企业状况等“软信息”来帮助进行贷款决策。从过去经验来看，“关系型贷款”的质量较好，平均不良率和违约率相对更低。但问题在于，要全方位地了解一位企业家或一个企业，这是不容易的。因为必须要做到知根知底，比如信贷员要了解企业家的人品，了解他对父母是否孝顺、小时候有没有偷过同学东西、长大后和朋友相处是否守信用等，这些都需要长时间、全方位地了解，对银行来说成本很高，覆盖面也比较有限。因此至今为止，普惠金融仍是全世界都面临的难题。
联合国自2005年起号召各国发展普惠金融，主张每个人都有权利获得合理的金融服务。如果中小微企业、低收入家庭、农村经济主体无法获得所需的金融服务，说明经济发展存在问题。2005年也因此被联合国定为“小额信贷年”，以此鼓励各国加大普惠金融支持力度。我国也采取了诸多措施，包括建立起约一万家小额信贷公司，现在仍有8000多家企业存活。监管部门也号召金融机构加大普惠金融支持力度，现在很多大型金融机构都设有普惠金融部。但要从根本上突破获客难、风控难这两个问题，仍是很严峻的挑战。平台经济助力普惠金融
回顾“十三五”期间的发展成绩，我国普惠金融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种突破主要表现在数字金融领域，即利用数字技术帮助解决普惠金融难题。实际上，“十三五”规划对普惠金融的相关论述，并没有提到数字金融、数字技术等概念。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数字金融为普惠金融的发展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前所未有的突破。
为什么说普惠金融对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重要？一方面，过去中国经济增长非常成功，年均GDP增速在9%以上；但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不均衡问题比较突出。有些地区发展快、有些发展慢；有些机构服务好、有些服务不够好。此外，地区差距、收入分配、中小微企业服务等领域也都存在很多问题。进入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成为非常重要的目标，普惠金融的重要性也会进一步提升。因此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会更加重视普惠金融服务对象的生活状况和经营状况，这也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
另一方面，在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将从粗放式发展走向高质量发展，创新将在经济增长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过去中国是要素投入型增长，现在则是创新驱动型增长。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创新，而中小微企业就是创新的主要力量，在国家创新中的占比很高。这也是为什么普惠金融，尤其是为中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至关重要。过去普惠金融的意义更多是促进社会公平，但今天，普惠金融更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从数据来看，中国企业创新中民营企业占比高达70%，国有企业占比5%，外资企业占比25%。民营企业中，中小微企业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它们对创新的作用不容低估。而且很多大型企业在初期也都是初创企业，他们是创新的主力军。因此支持中小微企业、支持普惠金融，不仅是出于普惠的目的，更多是为了支持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
为什么中国普惠金融在2016～2020年取得了较大突破？关键在于数字技术的应用。我国数字金融起源于2004年支付宝上线。2003年淘宝投入运营，但由于无法很好地解决支付问题，完成交易比较困难。对于地理位置不同、也从未见过面的交易对手方，如何解决信任问题？比如应该先发货还是先付款？因为双方缺乏信任，消费者担心先付款拿不到货，卖方也担心先发货收不到款。后来淘宝推出了担保交易功能，消费者付款后卖方发货，等消费者收到货，平台再把钱打给卖方。这种中间业务模式也存在问题，因为最终都要到银行进行对账。随着交易量上升，担保交易对银行能力的要求很高。每笔支付可能只有几块钱，但数量很多，很容易出错，银行最后也不想做这类对账业务。因此2004年，支付宝参照美国eBay模式开发出自己的支付系统。早期是台式机，到2010年才推出真正的移动支付。2014年阿里又推出余额宝，将业务拓展到数字金融领域。与此同时，微信支付也开始活跃起来。此后，一系列金融活动也不断上线。
我常用“数字金融”的概念来表示数字技术在数字金融中的应用。数字金融不同于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等概念，它的内涵更趋向于两者的平衡，既包括了科技公司利用数字技术来提供金融服务，也包括传统金融机构利用数字技术改进其金融服务，将新型科技公司和传统金融机构都涵盖其中。在日常印象中，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更偏重于科技公司，传统金融机构的色彩相对较淡。这可能因为传统金融机构早期在数字技术应用方面并不是十分活跃。“数字金融”的概念可以强调这既是科技公司、也是金融机构在做的事，甚至未来两者可能合流。因为科技公司也需要牌照才能做金融业务，最终也会成为金融机构；传统金融机构也需要成为科技公司，才能做好数字金融服务。
近几年，国内外数字金融发展十分活跃。但与国外数字金融业务的热点领域相比，国内业务发展存在一些差异。国外可能更关注区块链技术、分布式账户、元宇宙等概念。在具体业务方面，国外更关心加密货币、央行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等领域。而国内的数字金融则更多是指移动支付（如微信、支付宝）、线上投资（如余额宝）和大科技信贷（如网商银行、微众银行、新网银行等）。此外，央行计划推出的数字人民币也是一个热点。对比发现，国内数字金融产品和业务大多集中于普惠领域，而国外则更关注清算结算、跨境支付、账户等领域。这可能因为双方都在着眼于各自的痛点并努力解决问题。
确实，国内普惠金融发展严重不足，金融体系中有相当一部分金融服务供给并不充分，特别是针对中小微企业、低收入家庭、农村经济主体等普惠金融主体的金融服务。除了存款，他们能享受到的金融服务非常少。因此数字金融产品上线后受到市场的热烈欢迎。近期，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布鲁金斯共同研究的课题《中国数字金融革命》即将出版专著。这本书系统地回顾和总结了中国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数字金融革命。其中有一章就是关于“中国移动支付的变化”，包括中国发生了什么、有哪些关键点、意义是什么。书中指出：这样的革命对美国来说可能不是特别必要，原因在于美国的个人支付服务已经非常充分，信用卡、借记卡使用非常方便。在这种情况下创造出一个移动支付工具，对美国人的价值增量并不大。但中国并非如此。在移动支付应用以前，多数中国老百姓都缺乏支付渠道，基本都在使用现金支付。中国能使用信用卡的地方很少，因此信用卡并没能成为非常方便的支付工具。这也是为什么移动支付能在中国市场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因为市场本就存在很大的缺口。
除此之外，移动支付迅速发展的又一重要原因，就是数字技术的应用。这使得移动支付在上线之初就具有较高的服务质量，让平台能够实现规模经济和长尾效应。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日活跃客户超十亿，这是史无前例的突破，很少有支付工具可以做到这种程度。除了平台技术，微信和支付宝也做了其他的技术改进。2010年支付宝每秒处理的交易量是300笔，这对全国人民使用的移动支付工具来说远远不够，很容易出现扫码支付不成功的情况。但截至目前，支付宝每秒交易处理量超过50万笔，这种技术进步让支付变得更加方便。2017年，支付宝又推出二维码支付功能，现在基本沿街商户都在使用。2020年疫情期间，我们还曾使用二维码收款的个体户商家数据来分析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由此可见，移动支付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数字技术一方面促成了平台的搭建，另一方面也让数据处理的速度不断加快，用户体验得到很大地提升。
在大科技信贷领域，数字金融也取得了突出进展。过去中小微企业贷款十分困难，获客难、风控难两大问题始终构成制约。而大科技信贷则建立起两大支柱。第一大支柱是平台。平台通过长尾效应可以解决获客难题，把10亿用户都黏在平台上。除了微信和支付宝，抖音、美团、京东等大型平台的用户量也非常可观，这就首先解决了传统金融机构获客的问题。获客问题的解决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今天，在中国的任何一块土地上，只要有智能手机和移动信号，用户就可能享受到同样的金融服务。大科技信贷会对门槛内的客户进行分析，评估其资质，然后想办法将其转化为信贷客户，这就解决了获客的问题。
海量客户在平台上肯定会有行为积累，无论搜索、社交，还是看短视频、点外卖、使用电商购物，用户行为都会留下数字足迹。这些数字足迹积累起来，就是“大数据”。大数据的功能非常强大，可以帮助平台实时监测借款人的状况。传统模式下，银行通过企业的财务数据作为评估依据，但财务数据基本是以季度为单位的；而数字足迹则是实时数据，可以实时看到用户当前的行为或交易，了解到客户对企业的评价，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信息。
第二大支柱是信用风险评估，这方面比较接近“关系型贷款”中的软信息获取。大数据一般会评估两方面内容：一是预测用户的还款能力，即借钱后能否做成事情；二是预测用户的还款意愿，即做成之后是否愿意偿还借款。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曾和国际货币组织、国际清算银行合作过相关课题，使用社交、网购、外卖、打车等非传统数据来预测违约的可能性，效果比较不错。
简单来说，用大数据进行信用风险评估是可行的。典型的两家新型互联网银行——网商银行和微众银行，他们都是用大数据信用风险评估来进行放款决策，且平均不良率低于传统银行的同类贷款。因为传统银行主要面向大型客户放款，小客户的不良率一般较高。而大数据风控的好处，一是可以控制不良率，证明决策的有效性；二是帮助在传统银行很难借到钱的小微企业和个人获得银行服务，助力实现普惠金融。更重要的是，大数据风控不仅可以解决传统金融机构无法为小客户提供服务的问题，并且可以控制信用风险，还可以把借款数据录入央行征信系统。也就是说，微众银行、网商银行等机构的借款客户，他们对于传统银行来说也不再是“信用白户”，而可能获得银行提供的各种服务。
总结来看，大科技信贷一方面可以帮助平台获客、积累数据，另一方面也可以用大数据分析来进行信用风险评估，这充分说明平台经济对金融体系的改变是革命性的。中国的大科技信贷在全世界起步最早。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数据，目前中国市场的规模也位居世界第一。在这个过程中，平台公司创造了很多普惠型的贷款产品。其中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规模很小、期限很短的贷款，这是传统银行无法做到的。当然这不是鼓励传统银行也沿用这套模式，因为各自的服务对象不同。但大科技信贷的服务对象确实是很重要的普惠金融主体，对我国未来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图片小结
总结本次分享的三个重要观点。第一，平台经济是指平台运用数字技术进行运营的经济活动，它带来了“三升三降”的改变，其影响是革命性的，也带来了诸多好处。虽然当前我国正在进行数字平台治理，但其目的是解决一些不规范、无序的行为，核心还是支持平台经济实现更好、创新、有序发展。
第二，金融是经济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部门。如果处置不当，将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当前金融发展的最大难题就是信息不对称，它很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所以金融体系除了要支持资金融通，更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提高交易的可靠性。普惠金融是金融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挑战。因为普惠金融服务的对象较为分散、规模也较小，因此解决他们在金融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尤为困难。
第三，平台和数字技术解决了金融体系面临的很多难题，特别是普惠金融的问题。移动支付、线上投资、大科技信贷和未来的央行数字货币，是当前发展较好的热点领域，并且都具有突出的普惠性，未来有很广阔的发展空间。借助平台和数字技术的支持，未来还会有更多新的发展领域，比如数字技术支持的财富管理、理财智能投顾平台，以及产业链、物联网、供应链金融等。总结来看，数字金融在借助数字和平台技术解决金融难题的过程中，取得了不少成绩，未来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黄益平，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金光讲席教授、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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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平台与“三升三降”
《普惠金融与平台经济》是一个交叉题目，既包括平台经济助力解决金融发展难题的问题，也包括金融如何支持平台经济发展的问题。
金融支持平台经济发展，这一问题相对简单。因为平台经济本身就是从想法到落地的过程，必然需要创新能力、管理能力和技术支持，而金融正是支持创新的重要力量。回顾过去20年平台公司的发展历程，金融支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支持形式也十分丰富。从这一角度看，金融支持对技术进步中新业务模式的产生、发展和壮大至关重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希克斯曾说，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待金融革命。这说明即使有好的想法，也需要金融工具的支持才能落地，才能发展成为一家有影响力的企业或一个新行业。
平台经济助力解决金融业发展难题，这一问题则相对困难。首先，平台经济是什么？从定义上看，平台经济作为一种新业务模式，应该具备以下特征：一是依托“云”、“网”、“端”等网络基础设施；二是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数字技术手段。“云”、“网”、“端”其实就是网络系统，其中“云”是储存、计算的能力，“网”是将各分散的点连接起来的互联网系统，“端”是移动终端，最常见的移动终端就是智能手机。所以平台经济的基础，就是通过“云”、“网”、“端”将用户连接起来的网络系统，它具备非常强大的运算能力，可以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手段从事很多具体工作，这是平台经济的技术特征。
平台经济的业务内容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撮合交易，典型代表是电商平台、外卖平台、网约车平台等。二是传输内容，典型代表是头条、抖音等内容传输平台。三是管理流程，可以帮助使用者提高流程管理效率。综合来看，平台经济就是建立在数字技术基础上的一种创新型的业务模式。
创新型如何体现？其实平台经济在传统经济中也存在。比如百货公司、农贸市场等都都具有平台属性，也具备撮合交易、传输内容、甚至管理流程的功能。但数字技术的运用使数字平台在很多方面都突破了传统平台的局限，其规模、内容和影响力前所未有。如今，淘宝、京东、微信、美团、滴滴等数字平台，已经极大地改变了用户的日常生活和生产方式。
数字技术具有一些突出特征。第一，规模经济，其好处在于规模越大、效率越高。与传统经济不同的是，百货公司、农贸市场等传统平台都存在一个最佳规模。也就是说，虽然规模扩张也有好处，但当规模超过一定水平后，会出现边际效应递减，效率反而会下降。但平台经济解决了这个问题，创造出一种“长尾效应”，即平台建立后新增用户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实际上，新建平台的成本很高，但一旦建立起来，它服务一千万、两千万客户的成本相差不大，甚至可称之为“边际成本为零”。微信、支付宝等平台的日活跃用户数甚至超过十亿，这是传统经济难以想象的规模。
第二，范围经济，指的是平台一旦建立，不仅可以在本行业发展得很好，还很容易跨界发展。阿里巴巴从电商起家，但其数字金融业务也发展得很好；微信以社交见长，但微店、金融业务也做得不错。实际上，一旦平台建立并积累了用户和数据，就能够以较低成本从事跨行业业务。也就是说，范围经济意味着跨界竞争会相对更容易。
第三，网络效应，指的是网络内的用户规模越大，网络价值越大。
第四，双边市场（实际上是多边市场，包括买方、卖方和服务提供方等），并且一边市场规模越大，对另一边就越有价值。举例来说，电商平台上的买家越多，对卖家来说该平台的价值就越大。相反也是如此，线上商家越多，该平台对消费者的价值也越大。
上述特征虽然在传统经济中也有体现，但在数字技术作用下，平台规模空前壮大，一家平台甚至可以同时服务几亿、几十亿客户，并且不增加太多成本，这是传统平台难以想象的。
平台对经济活动的改变是全方位的，既包括生活方式，也包括生产方式。试想，如果某天我们没有使用上述任何一家数字平台，这一定是很不寻常的。实际上，数字平台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具体到金融领域，数字平台会给金融业带来哪些改变？我将其总结为“三升三降”。
所谓“三升”，指的是扩大规模、提升效率、改善用户体验。扩大规模，这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均有体会。提升效率，因为平台可以同时为很多客户提供服务，边际成本低，效率自然会提升。改善用户体验，数字平台可以提供很多个性化的服务，并且随着技术进步，这些服务使用起来会更顺畅、更方便，也会更受消费者喜爱。试想，如果移动支付在使用时经常付款失败，自然也不会有用户愿意使用。使用体验的改善与数字技术密切相关。早期很多线上活动并不顺畅。今天如果仍在使用2G通信技术，那么线上支付或其他线上活动也一定很不方便。技术的进步让用户使用体验不断提升。
所谓“三降”，指的是降低成本、控制风险、减少接触。在控制风险方面，平台积累的用户数据对识别风险、化解风险非常有帮助。
基于上述改变，数字平台对经济运行的规则甚至规律，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三升三降”使用户越来越依赖平台，而它与经济本身也密切相关。
中国于1994年接入国际互联网，1995年诞生了第一家互联网公司“瀛海威”，1996年搜狐诞生，此后几乎每年都有新互联网公司出现，比如网易、百度、阿里、腾讯、新浪等。目前看来，国内头部平台公司的发展历程和国际互联网巨头差别不大，中国也并没有明显落后。但数字经济行业发展风起云涌，几乎每年都在洗牌。第一家互联网公司“瀛海威”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其他平台也不断经历沉浮，但最初几家公司中，仍有部分企业在国内甚至国际都算得上是头部企业，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内平台经济发展水平较好。
国际流行的一个说法是：全球平台经济是美国、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三分天下。2020年全球平台独角兽公司中，美国公司最多，为288家；其次为中国，有120多家；第三、四名是英国和印度，数量仅为20家左右。这样看来，全球平台经济其实是由最大的发达经济体——美国和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在主导。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中国平台经济能发展到如今水平，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数字技术进步。数字技术进步是全球普遍面临的机遇，中国之所以表现突出，可能与过去的基础设施投资有关。如果没有非常普及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和通讯技术，数字平台经济是很难发展起来的。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渗透仍有差距；但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是比较领先的。
第二，市场化改革。国内数字平台企业基本都是民营企业，很多都是由一群年轻人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有些甚至在短短几年内就发展成为国内、国际有影响力的企业。除了数字技术的进步，更重要的因素是我国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了比较好的市场环境，让白手起家成为可能，这也是“中国梦”的典型案例。年轻人有想法、有能力、有行动，梦想就成为可能，就能够成就大事业。
第三，人口规模大。创新需要基本的市场规模。特别对于平台经济来说，规模经济是很重要的特征。在规模大的市场，创新和新产品研发会更容易，也更容易产生规模经济。
第四，相对独立的市场。目前我国国内和国际市场相对分割，这为国内平台企业创新赢得了时间和空间，让它们可以避免直接面对国际平台的巨大压力。
第五，个人隐私保护不够充分。由于我国对个人隐私的保护不是特别充分，特别在大数据领域，平台违规甚至非法收集数据、分析数据的问题比较突出。从正面看，这为创新活动提供了空间，很多新产品、新业务模式纷纷涌现。但从负面看，这也导致很多侵犯隐私、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的出现。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整体上是一个正面故事，但其中确实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这也是为什么过去一年多，决策部门、监管部门出台了很多政策来改善平台治理。正如决策部门所强调的，治理是为了让行业更规范地发展，并非是要让平台衰落。习总书记也指出，要“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从这个角度看，我国平台经济发展前景广阔。
总结来看，我国平台经济发展态势良好。特别是在规模方面，已经具备全球比较领先的水平，这对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对支持创新，都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也面临调整。平台治理的目的就是要支持行业更好、更有序、更稳健可持续的发展，从而支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金融发展的最大难题：信息不对称
从定义上看，金融的本质是资金融通。也就是让市场上资金富余和资金短缺的人互通有无，通过支持融资方的生产、生活资金需求，实现共赢。
从交易方式上看，金融交易可以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所谓直接融资，指的是借入方直接从出借方获取资金，比如买卖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模式下，资金会直接进入融资方账户，再从该账户进入具体项目。间接融资的典型代表是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出借方把钱交给银行，但并不知道最终钱会借给谁。虽然金融中介仍起到支持企业的作用，但出借方与企业并不存在直接的一一对应关系。即使贷款违约，也不会影响出借方的存款或收入，因为中间还有金融中介在承担风险。
金融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双赢。对资金借入方来说，无论是发展业务还是进行投资，目的都是要获得更多回报。所谓“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待金融革命”，就是因为蒸汽机技术如果没有资金支持，就无法进行投资，也就无法将技术应用在并加速纺织行业、铁路行业或航运行业的发展。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金融，技术将无法形成大规模产业，也就不可能带来更高的回报。这是金融带来的第一个作用。
对借出方来说，金融的好处也显而易见。如果将十万元放在手中，并不会获得什么回报。如果存入银行或购买国债，可以通过较安全的投资来获得一定回报。虽然回报较低，但总好过把钱藏在枕头下面。如果有能力进行更高风险的投资，潜在投资回报就会更高。因此金融能使借贷双方都获得好处。
金融是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发明。没有金融，现代经济体系几乎无法存续。金融（货币）出现前，经济形式基本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自己生产自己消费。即使有交易，也是物物交换，交换成本很高。由于涉及到如何寻找交易对手方、如何定价等问题，在货币发明之前，交易是很少见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是货币导致了交换的出现。实际上，货币和交易是相互联系的过程。正因为人们有交换的需求，才发明了货币。
货币对经济最重要的贡献，就是让规模经济和劳动分工成为可能，因为它降低了交换的成本。货币有三大基本功能：交换的媒介、定价的标准、投资的工具。这三大功能对经济活动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货币可以对交易物进行定价，这降低了交易成本，使交易更加便利。货币也可以储值。过去生产的产品，部分可以存放，部分无法存放，货币的储值功能让经济活动的组织变得更容易。
金融的好处显而易见。没有金融支持，人类经济活动不可能达到如今这么发达的程度。但金融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金融危机会对经济造成严重损伤。2008年次贷危机从美国开始，随后很快演变为全球的系统性危机。这种大危机的发生，会对经济发展、特别是长期经济增长产生极负面的影响。
金融危机为何会发生？为什么会出现金融风险？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金融交易中存在信息不对称。简单来看，信息不对称指交易对手方对彼此不够了解。理想情况下，借款人需要投资业务，出借方把钱借出去，借款人拿到钱之后偿付报酬，这样双方都能得到好处。但前提是，借款人拿到钱之后必须真实投资于业务，并且赚到钱后会偿付报酬。而实践过程中会存在很多问题。虽然出借方也有一定的投资经验，但总是无法达到预期回报、甚至资金打了水漂。背后的问题就是信息不对称，即出借方不知道未来能否能获得本金及回报。
金融领域的信息不对称一般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交易发生前的信息不对称，即“逆向选择”，指选择不恰当的对手进行交易。比如有人向你借钱，并许诺非常高的投资回报水平，你受到高回报的吸引而出借资金。但实际上，你对这个人的能力和人品都不甚了解。这就是“逆向选择”。二是交易完成后的信息不对称，即“道德风险”，指由于出借人对借款人不够了解，借款人拿到钱后很可能不从事承诺的业务，或者做业务后不愿意归还资金。
信息不对称问题在金融交易中非常常见，解决问题的核心就是控制风险。如果风险控制不当，就可能出现违约甚至投资失败。正因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投资者和金融市场参与者的预期和情绪变化会很大，经常会出现一件小事引发一系列问题。比如在市场经济国家，储户在取钱时被告知银行资金不足，需要明天才能取钱——这本身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银行资金大多会对外贷款，现金留存不多，它的资产负债表可能是没问题的。正常经营的银行，一般会从100元的存款中拿出90元发放贷款，剩余10元作为现金持有。如果储户要取15元钱，自然会出现无法取出的情况。但储户就很容易将其解读为“银行缺钱”，这在存款人中间传开，就很可能产生挤兑行为。这是早期银行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挤兑”的发生与信息不对称有关。银行把钱贷款给企业，收益表现可能不错；但因为贷款有期限，不能随时取出，所以才会有取不出钱的时候。更重要的是，一家银行倒闭往往会引发连锁性的反应，很多其他银行的存款人也会开始动摇，担心自己的银行出现问题，从而进行挤兑。因此信息不对称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引发一系列金融风险、甚至是金融危机。
到目前为止，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的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举例来说，银行的优势在于可以代表大量小额资金拥有者、存款人进行专业化的工作，包括了解贷款企业资质、项目可靠性、预期投资回报率等，本质上这就是在帮助存款人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市场上的投资银行、评级机构定期发布研究报告，也是在帮助投资人了解产品，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监管的很多要求，比如信息披露等，也同样是为了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
总结来看，金融是非常重要的发明，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提高了经济运行的效率。但也存在一个重要风险，即信息不对称。在金融交易中，如果对交易对手不够了解，资金就可能会打水漂。而一个人的资金打水漂，将会动摇很多人的信心，从而导致整个系统出现问题。一旦系列危机同时发生，包括银行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等，就会产生“系统性金融危机”。所谓“系统性金融危机”，指的是整个金融系统（包括银行贷款以及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无法正常运转，无法为实体经济提供有效融资。一旦金融系统无法运转，经济必然会陷入衰退，并会进一步引发其他社会问题。
金融机构、市场组织和政府监管都在努力降低信息不对称。但针对不同对象，解决问题的程度往往存在差异。具体来说，金融市场存在“二八法则”，指的是一家金融机构如果能服务好市场上最富有的20%的家庭、或盈利状况最好的20%的企业，就基本可以抓住80%的市场份额。因为有钱人和盈利状况好的企业，金融业务规模通常比较大。因此对金融机构来说，这是用最低成本获得最高回报的服务模式。至于剩下80%的中小企业或家庭，他们基本都是低收入群体，只能占据20%的金融市场份额。服务这类客户的成本相对更高，回报相对较低，为其提供服务是比较困难的。这也是为什么全世界都会面临发展普惠金融的挑战。
降低信息不对称虽然很难，但要了解一家大企业或一个有钱人，是相对比较容易的，因为他们的数据更全、资产更丰富、可获得的信息更多。但对于分散的、小规模的、甚至在地理位置上都很难找到的中小微企业、低收入家庭和农村经济主体，提供金融服务就非常困难。具体来看，有两方面的困难。一是获客难，二是风控难。
获客难，指的是很难找到这类客户。我国小微企业和个体户数量超一亿。如何找到这一亿用户并了解他们的金融需求，难度非常大。传统金融机构触达潜在用户的做法，就是开设遍布全国的分支行。因此传统观点认为，分支机构越多、员工越多的金融机构，服务能力就越强。因为离客户更近，可以覆盖更多的用户。但即使如此，银行在全国开设分支行的难度也很大。就算是在人口密集地区，要找到大多数的潜在服务对象仍然很不容易，或者说成本很高，最后很有可能得不偿失。
风控难，指的是资金借出后很难收回。找到大规模的潜在客户本身就很困难，要保证资金投入项目后还能安全收回资金，难度就更大。这要求机构必须做好投资分析和信用风险分析，充分了解项目情况，评估项目成功率以及成功后还款的可能性。对于中小微企业、低收入家庭、农村经济主体来说，他们本身规模很小，存在历史也较短，但数量又非常大，地理位置很分散，不确定性很高。中国中小微企业的平均寿命是5年，这意味着每年有20%的企业会倒闭。在这种情况下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就对信用风险分析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传统做法未必可以实现。
第一种传统做法是分析过去的财务数据。资产负债表用来评估企业的资产负债情况，利润损益表用来评估企业盈利或亏损情况，现金流量表用来评估企业当前有多少资金可用。在当前经济形势下，现金流是企业稳健运营的决定性因素。一般来说，企业违约或破产多因为资不抵债，也就是资产负债表出现问题。在经济动荡时期，现金流风险也是很重要的因素。银行被存款人挤兑破产，这就是现金流风险的典型代表。银行资产负债表可能没有问题，它把100元存款中的90元贷款出去，一年以后可以收回90元及百分之几的回报，这是获利的交易。但如果在贷款尚未回收时发生挤兑，银行就会因为现金不足而破产。现实生活中，很多企业也会面临现金流风险。有些企业违约并非因为资不抵债，而是现金流不足无法还债所致，这会引发一系列问题。因此银行信用风险评估的一般做法就是看财务数据。
第二种做法是抵押贷款。大多数中小微企业经营时间较短，没有财务数据或财务数据编写不规范。所以更多使用抵押贷款的方式，把房子押给银行获得贷款。这种模式的好处在于，一旦企业违约，银行可以通过资产处置的方式收回贷款、管理风险。
第三种做法是“关系型贷款”。对于既没有财务数据也没有抵押资产的中小微企业，银行会通过信贷员对企业长期、全方位地跟踪，了解企业主行为和企业状况，收集“软信息”。如果贷款人没有财务数据等“硬信息”，也可以通过企业主人品、企业状况等“软信息”来帮助进行贷款决策。从过去经验来看，“关系型贷款”的质量较好，平均不良率和违约率相对更低。但问题在于，要全方位地了解一位企业家或一个企业，这是不容易的。因为必须要做到知根知底，比如信贷员要了解企业家的人品，了解他对父母是否孝顺、小时候有没有偷过同学东西、长大后和朋友相处是否守信用等，这些都需要长时间、全方位地了解，对银行来说成本很高，覆盖面也比较有限。因此至今为止，普惠金融仍是全世界都面临的难题。
联合国自2005年起号召各国发展普惠金融，主张每个人都有权利获得合理的金融服务。如果中小微企业、低收入家庭、农村经济主体无法获得所需的金融服务，说明经济发展存在问题。2005年也因此被联合国定为“小额信贷年”，以此鼓励各国加大普惠金融支持力度。我国也采取了诸多措施，包括建立起约一万家小额信贷公司，现在仍有8000多家企业存活。监管部门也号召金融机构加大普惠金融支持力度，现在很多大型金融机构都设有普惠金融部。但要从根本上突破获客难、风控难这两个问题，仍是很严峻的挑战。平台经济助力普惠金融
回顾“十三五”期间的发展成绩，我国普惠金融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种突破主要表现在数字金融领域，即利用数字技术帮助解决普惠金融难题。实际上，“十三五”规划对普惠金融的相关论述，并没有提到数字金融、数字技术等概念。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数字金融为普惠金融的发展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前所未有的突破。
为什么说普惠金融对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重要？一方面，过去中国经济增长非常成功，年均GDP增速在9%以上；但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不均衡问题比较突出。有些地区发展快、有些发展慢；有些机构服务好、有些服务不够好。此外，地区差距、收入分配、中小微企业服务等领域也都存在很多问题。进入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成为非常重要的目标，普惠金融的重要性也会进一步提升。因此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会更加重视普惠金融服务对象的生活状况和经营状况，这也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
另一方面，在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将从粗放式发展走向高质量发展，创新将在经济增长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过去中国是要素投入型增长，现在则是创新驱动型增长。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创新，而中小微企业就是创新的主要力量，在国家创新中的占比很高。这也是为什么普惠金融，尤其是为中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至关重要。过去普惠金融的意义更多是促进社会公平，但今天，普惠金融更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从数据来看，中国企业创新中民营企业占比高达70%，国有企业占比5%，外资企业占比25%。民营企业中，中小微企业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它们对创新的作用不容低估。而且很多大型企业在初期也都是初创企业，他们是创新的主力军。因此支持中小微企业、支持普惠金融，不仅是出于普惠的目的，更多是为了支持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
为什么中国普惠金融在2016～2020年取得了较大突破？关键在于数字技术的应用。我国数字金融起源于2004年支付宝上线。2003年淘宝投入运营，但由于无法很好地解决支付问题，完成交易比较困难。对于地理位置不同、也从未见过面的交易对手方，如何解决信任问题？比如应该先发货还是先付款？因为双方缺乏信任，消费者担心先付款拿不到货，卖方也担心先发货收不到款。后来淘宝推出了担保交易功能，消费者付款后卖方发货，等消费者收到货，平台再把钱打给卖方。这种中间业务模式也存在问题，因为最终都要到银行进行对账。随着交易量上升，担保交易对银行能力的要求很高。每笔支付可能只有几块钱，但数量很多，很容易出错，银行最后也不想做这类对账业务。因此2004年，支付宝参照美国eBay模式开发出自己的支付系统。早期是台式机，到2010年才推出真正的移动支付。2014年阿里又推出余额宝，将业务拓展到数字金融领域。与此同时，微信支付也开始活跃起来。此后，一系列金融活动也不断上线。
我常用“数字金融”的概念来表示数字技术在数字金融中的应用。数字金融不同于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等概念，它的内涵更趋向于两者的平衡，既包括了科技公司利用数字技术来提供金融服务，也包括传统金融机构利用数字技术改进其金融服务，将新型科技公司和传统金融机构都涵盖其中。在日常印象中，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更偏重于科技公司，传统金融机构的色彩相对较淡。这可能因为传统金融机构早期在数字技术应用方面并不是十分活跃。“数字金融”的概念可以强调这既是科技公司、也是金融机构在做的事，甚至未来两者可能合流。因为科技公司也需要牌照才能做金融业务，最终也会成为金融机构；传统金融机构也需要成为科技公司，才能做好数字金融服务。
近几年，国内外数字金融发展十分活跃。但与国外数字金融业务的热点领域相比，国内业务发展存在一些差异。国外可能更关注区块链技术、分布式账户、元宇宙等概念。在具体业务方面，国外更关心加密货币、央行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等领域。而国内的数字金融则更多是指移动支付（如微信、支付宝）、线上投资（如余额宝）和大科技信贷（如网商银行、微众银行、新网银行等）。此外，央行计划推出的数字人民币也是一个热点。对比发现，国内数字金融产品和业务大多集中于普惠领域，而国外则更关注清算结算、跨境支付、账户等领域。这可能因为双方都在着眼于各自的痛点并努力解决问题。
确实，国内普惠金融发展严重不足，金融体系中有相当一部分金融服务供给并不充分，特别是针对中小微企业、低收入家庭、农村经济主体等普惠金融主体的金融服务。除了存款，他们能享受到的金融服务非常少。因此数字金融产品上线后受到市场的热烈欢迎。近期，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布鲁金斯共同研究的课题《中国数字金融革命》即将出版专著。这本书系统地回顾和总结了中国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数字金融革命。其中有一章就是关于“中国移动支付的变化”，包括中国发生了什么、有哪些关键点、意义是什么。书中指出：这样的革命对美国来说可能不是特别必要，原因在于美国的个人支付服务已经非常充分，信用卡、借记卡使用非常方便。在这种情况下创造出一个移动支付工具，对美国人的价值增量并不大。但中国并非如此。在移动支付应用以前，多数中国老百姓都缺乏支付渠道，基本都在使用现金支付。中国能使用信用卡的地方很少，因此信用卡并没能成为非常方便的支付工具。这也是为什么移动支付能在中国市场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因为市场本就存在很大的缺口。
除此之外，移动支付迅速发展的又一重要原因，就是数字技术的应用。这使得移动支付在上线之初就具有较高的服务质量，让平台能够实现规模经济和长尾效应。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日活跃客户超十亿，这是史无前例的突破，很少有支付工具可以做到这种程度。除了平台技术，微信和支付宝也做了其他的技术改进。2010年支付宝每秒处理的交易量是300笔，这对全国人民使用的移动支付工具来说远远不够，很容易出现扫码支付不成功的情况。但截至目前，支付宝每秒交易处理量超过50万笔，这种技术进步让支付变得更加方便。2017年，支付宝又推出二维码支付功能，现在基本沿街商户都在使用。2020年疫情期间，我们还曾使用二维码收款的个体户商家数据来分析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由此可见，移动支付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数字技术一方面促成了平台的搭建，另一方面也让数据处理的速度不断加快，用户体验得到很大地提升。
在大科技信贷领域，数字金融也取得了突出进展。过去中小微企业贷款十分困难，获客难、风控难两大问题始终构成制约。而大科技信贷则建立起两大支柱。第一大支柱是平台。平台通过长尾效应可以解决获客难题，把10亿用户都黏在平台上。除了微信和支付宝，抖音、美团、京东等大型平台的用户量也非常可观，这就首先解决了传统金融机构获客的问题。获客问题的解决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今天，在中国的任何一块土地上，只要有智能手机和移动信号，用户就可能享受到同样的金融服务。大科技信贷会对门槛内的客户进行分析，评估其资质，然后想办法将其转化为信贷客户，这就解决了获客的问题。
海量客户在平台上肯定会有行为积累，无论搜索、社交，还是看短视频、点外卖、使用电商购物，用户行为都会留下数字足迹。这些数字足迹积累起来，就是“大数据”。大数据的功能非常强大，可以帮助平台实时监测借款人的状况。传统模式下，银行通过企业的财务数据作为评估依据，但财务数据基本是以季度为单位的；而数字足迹则是实时数据，可以实时看到用户当前的行为或交易，了解到客户对企业的评价，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信息。
第二大支柱是信用风险评估，这方面比较接近“关系型贷款”中的软信息获取。大数据一般会评估两方面内容：一是预测用户的还款能力，即借钱后能否做成事情；二是预测用户的还款意愿，即做成之后是否愿意偿还借款。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曾和国际货币组织、国际清算银行合作过相关课题，使用社交、网购、外卖、打车等非传统数据来预测违约的可能性，效果比较不错。
简单来说，用大数据进行信用风险评估是可行的。典型的两家新型互联网银行——网商银行和微众银行，他们都是用大数据信用风险评估来进行放款决策，且平均不良率低于传统银行的同类贷款。因为传统银行主要面向大型客户放款，小客户的不良率一般较高。而大数据风控的好处，一是可以控制不良率，证明决策的有效性；二是帮助在传统银行很难借到钱的小微企业和个人获得银行服务，助力实现普惠金融。更重要的是，大数据风控不仅可以解决传统金融机构无法为小客户提供服务的问题，并且可以控制信用风险，还可以把借款数据录入央行征信系统。也就是说，微众银行、网商银行等机构的借款客户，他们对于传统银行来说也不再是“信用白户”，而可能获得银行提供的各种服务。
总结来看，大科技信贷一方面可以帮助平台获客、积累数据，另一方面也可以用大数据分析来进行信用风险评估，这充分说明平台经济对金融体系的改变是革命性的。中国的大科技信贷在全世界起步最早。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数据，目前中国市场的规模也位居世界第一。在这个过程中，平台公司创造了很多普惠型的贷款产品。其中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规模很小、期限很短的贷款，这是传统银行无法做到的。当然这不是鼓励传统银行也沿用这套模式，因为各自的服务对象不同。但大科技信贷的服务对象确实是很重要的普惠金融主体，对我国未来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图片小结
总结本次分享的三个重要观点。第一，平台经济是指平台运用数字技术进行运营的经济活动，它带来了“三升三降”的改变，其影响是革命性的，也带来了诸多好处。虽然当前我国正在进行数字平台治理，但其目的是解决一些不规范、无序的行为，核心还是支持平台经济实现更好、创新、有序发展。
第二，金融是经济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部门。如果处置不当，将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当前金融发展的最大难题就是信息不对称，它很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所以金融体系除了要支持资金融通，更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提高交易的可靠性。普惠金融是金融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挑战。因为普惠金融服务的对象较为分散、规模也较小，因此解决他们在金融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尤为困难。
第三，平台和数字技术解决了金融体系面临的很多难题，特别是普惠金融的问题。移动支付、线上投资、大科技信贷和未来的央行数字货币，是当前发展较好的热点领域，并且都具有突出的普惠性，未来有很广阔的发展空间。借助平台和数字技术的支持，未来还会有更多新的发展领域，比如数字技术支持的财富管理、理财智能投顾平台，以及产业链、物联网、供应链金融等。总结来看，数字金融在借助数字和平台技术解决金融难题的过程中，取得了不少成绩，未来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黄益平，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金光讲席教授、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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