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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全球新挑战与新变局下的中国经济
发布日期：2020-06-16 03:44 来源：
2020年6月13日晚，北大国发院举办EMBA论坛第35期暨总裁读书会特别课，本文根据国发院院长姚洋教授的主题分享和在线问答整理。最近，外部环境不断恶化。我个人判断是中美的新冷战已经形成，美国开始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要限制的实体清单也越来越长，美国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竞争在多个领域展开，但是技术领域最深入、最广泛。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非常大，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领域，以及高科技领域都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人们也要看到中美完全脱钩不太可能。中国该如何应对才好？接下来可能是一段很长的路。可能有人会说，CNN民调中拜登领先特朗普，如果拜登上台是不是对中国好一些？我觉得拜登对中国的态度和特朗普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只不过他围攻中国的方式会有所改变，不等于中国外部环境的改善。过去几年发生的变化应该是长期性的变化，中国怎么如何应对变化？答案是三个：第一、 关键性领域加快自主创新。第二、 认真去维护一个开放和共融的世界创新体系，不能把中国隔绝在世界之外。第三、 继续努力和美国保持比较密切的经贸关系，不能中断经贸关系。这三点说起来容易，但要做到并不容易，很考验我们的智慧和定力。今天的分享也将因此集中在中美新冷战、全球化调整以及中国应对三方面。中美新冷战已经形成
首先有必要回顾中美关系经历的五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是中美的接触和建交期。尼克松1972年2月访问中国，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这是第一个阶段，也称为接触阶段。中美在冷战高峰时走到一起是因为有前苏联这个共同的敌人。1969年中苏发生珍宝岛事件，此后苏联非常恼火，想给中国发射原子弹。前苏联在《泰晤士报》上用笔名登文章，提出要用原子弹教训一下中国人。美国人明白，这是前苏联人在放风，美国人就和苏联人沟通，因为如果给中国放原子弹，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到来。中国国内也很紧张，1969年夏天进行了疏散。后来柯西金参加了胡志明葬礼之后，在返回时在北京停留，周恩来总理和他进行了机场会谈，解决了冲突。中国也意识到美国的干预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于是后来通过巴基斯坦的渠道最终实现了尼克松访华。1979年～1989年是中美关系蜜月期，有多方位的合作，因为有共同的敌人前苏联。在经济上，里根总统给予中国最优厚的待遇。里根在竞选时说一旦当选首先要和中国台湾恢复邦交关系，但他的第一个访问却来到了中国大陆。在军事领域，中美也有非常深入的合作。中美在文化交流等方面也有很多合作，国内兴起了留学热。1989年～2010年是理性交往时期，1989年之后，美国第一个承诺不和中国断交，老布什总统派国家安全顾问到中国来，向邓小平明确表示不会断绝和中国的关系，这才有了90年代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在这段时间，中国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支撑美国对华关系的信念是，如果把中国拉入美国所维护的体系，中国会越来越像美国，但是中国有自己的制度和文化，中国拥抱全球化、拥抱很多普世价值，但中国并不想成为一个翻版的美国。在这段时间中，中国对美国的冲击已经显示出来了，在2004年、2005年已经显示出贸易不平衡，所以美国逼着中国要人民币升值，从2005年～2008年，人民币升值了30%，但是金融危机之后停止了升值。2010年之后，美国实施了“重返亚太”计划。这项计划因911而有所推迟，而且当时奥巴马想成为世界的总统，他在200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希望中国支持他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达成协议，由于各种原因计划落空。2010年，美国发生重大的变化，“重返亚太”之后搞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重返亚太”是从战略上遏制中国，TPP是从经济上遏制中国。该政策一直持续到特朗普上台，特朗普上台之后，于2017年出台战略报告，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次年开始打贸易战，接着对中国实行技术封锁。到了今年，由于疫情原因又开始了“口水战”。“口水战”有实质性意义，美国对华持负面态度的比例大增，从特朗普上台时的40%多上升到目前近三分之二的水平。特朗普不断地用中国说事，已经影响了美国的民意，甚至已经影响到知识界。美国知识界对华态度已经有很大的改变。可以说，特朗普极大地改变了美国对华政策。中美新冷战和美苏冷战不同
中美新冷战和美苏冷战有什么不同？《观察者网》刊登了美国现实主义战略家米尔森•海默的采访。他认为中美新冷战和美苏冷战没有太大的差别。有人会说中美之间经贸联系广泛，和以前不一样，他认为经贸联系实际上在军事竞争、地缘政治竞争面前一文不值。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人们会明白经贸关系并不能影响两个国家的地缘政治。米尔森•海默的分析有道理。但中美冷战和美苏冷战还是有所不同。美苏冷战是用一方的意识形态战胜另一方的意识形态，是你死我活，而且竞争是全球、全方位的，更重要的是，美苏之间此前没有任何经济和人员的密切联系。但是中美新冷战在意识形态方面一边倒，是美国想推行自己的意识形态，但中国并不是想推广自己的意识形态，只是不想全盘接受美国的意识形态，意在保留自己的制度特色。中美的竞争也不是全方位，主要还是集中在地缘政治和技术领域，但是地缘政治也不是全球，只是在西太平洋这一带。在技术领域，中美经济和人员的联系非常深入。相同之处就是中美和美苏一样，双方都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军事竞争和技术竞争也是全面的。在意识形态方面，有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虽然一开始华盛顿共识并不是现在的含义，但是被改变了。华盛顿共识的最初定义，是针对上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西方国家、世界银行，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债主，形成了所谓共识。共识要求拉美国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包括三大点，十小点。三大点中的第一点是稳健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不能搞赤字货币化、不能乱收税等。第二点是民营化。第三点是减少对经济的控制，经济自由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可以说是华盛顿共识的好学生，但是华盛顿共识在2010年之后变味，变成所谓的“民主政治+自由资本主义”。与华盛顿共识对应，又定性了一个北京共识，即“威权政府+国家资本主义”。新版的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提出，非常值得我们警惕，这可能是西方某些人想诋毁中国经济成就的做法。意思是中国经济成就不值一提，是威权体制下，国家资本主义干预的结果，是以牺牲老百姓的福利为代价实现的增长，这种增长不应该被推广到其他国家。我们应该清楚：中国经济能发展到今天，绝对不是因为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的结果，而是民营经济发展的结果。经济增长主要部分是民营经济创造的，现在国有企业之所以能做好，很多都是资源性的行业，是上游垄断行业，能得到国家和金融系统比较便宜的资金。所谓的威权政府和民主政府的两分法也存在很多问题，从所谓的个人独裁到民粹主义，中间是一个连续的光谱，并且还有丰富的横向因素。中国在很多方面也有很强的民主成分，是一种混合体制，这种过于简单的二分法是错误的，但在西方就形成了一种所谓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分野。在疫情期间，这样的分野又被进一步放大。中国率先取得了抗疫的成功，在武汉封城之后，中国以比较短的痛苦赢得了疫情的中长期好转。西方对此的心情比较复杂，开始时，他们觉得跟自己无关，是中国因为总体上还比较落后才会发生的事情，甚至有些人还说这是黄种人才有的事情，泛着后殖民主义者高高在上的傲慢情绪和内心深处的种族主义情绪。到了中期，疫情进入他们本土，这些国家不得不采取跟中国一样的措施，也不断封城和保持社交距离，一开始是意大利，之后是美国。后期，他们开始变得懊恼，因为中国做得比较彻底，第一个走出疫情，投入到经济的复苏上，西方又开始指责中国隐瞒信息，其实是无稽之谈。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讲话，支持对疫情和抗疫进行总结，前一段也发布了白皮书。我在今年3月就明确倡议过，要支持疫情溯源和发布白皮书。如今特别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西方因为疫情，对中国模式变得更加警惕。在地缘政治方面，美国重返亚太。这是在位霸权的宿命，是人类的动物本能，像动物一样，要占住自己的领地。中国也要反抗。美国自称是闪电之国，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延续几千年的大国，也有世界雄心。从海军和空军的飞速发展来看，两国军备差距在不断缩小，因此两国在南海和东海的对抗很难避免。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建国以来少有的、主动提出来的宏大的国际性倡议。这也引起了西方的警惕，是不是要输出中国模式？中国要有自己的国际空间。当然，中国自己也要保持清醒，咱们还有不少问题，有经济规模够大不够强的问题、硬的工程基建太大，科技文创等软的东西太少的问题。产品和服务的出口够多，但文化软实力的国际展示和沟通不够，这些都应该调整。疫情期间，中国对欧洲进行人道主义援助，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援助，西方文明核心区域里波澜起伏。美国担心，欧洲自己也担心，这也是地缘政治。中美不太可能技术和经贸脱钩
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保罗·萨谬尔森，在2004年发表了自己的最后一篇学术论文，其中讨论了中国的技术对于美国的负面影响。当时中国的技术还不是那么先进，所以没有多少美国人注意到。2010年之后美国开始采取行动，和其重返亚太联系在一起。我想表达的是，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改变不是从特朗普开始的，实际从奥巴马时代就开始了，指责中国偷窃美国技术，三一重工事件、中兴事件，到2018年4月份发起301调查报告、华为事件，实体清单不断加长，最近又加进哈工大、北航等技术性的大学，严控科学、技术、工程以及数学方面的中国留学生。再加上打击和中国合作的美国大学教师，美国的大学和中国的科研合作就会进一步减少。美国强硬霸道地对中国的技术封锁，会不会形成两个平行体系？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虑两个因素。第一是现代技术太复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全面掌握某一项技术。比如一部手机，至少有七八个国家参与制造，iPhone是全世界制造。5G技术，美国自己建立所谓的俱乐部或者同盟，也有好多国家参与。我认为他们很难自己搞成5G，因为华为已经在5G里占据了很大的份额。另外是标准问题，一开始用互联网，由于标准的问题，计算机用起来特别的麻烦，现在标准慢慢统一起来。同样地，5G标准是很多国家的大企业参与制定的。需要注意，世界性的标准不是由国家制定，而是由大企业讨论。华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就难以被忽视。因为这两个因素，美国想要完全和中国在技术上脱钩不太现实。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美国一开始限制本国企业和华为一起讨论标准问题，但现在不得不放弃限制，改为美国企业也可以参加有华为在场的技术标准制定，因为华为不可被忽视。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到美国企业的作用。很多人说中国大而不强，其实中国已经是又大又强。巨大的市场本身就有市场权利，高通一半以上的芯片销量在中国，如果不卖给中国，高通无法生存。芯片行业是高举高打的行业，台积电投资5纳米的技术需要30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高通不投资，就会被台积电甩在后面。高通说今年要在中国的5G芯片市场上占领90%，显然不想丢掉中国市场。所以美国企业因为中国市场的巨大，会去游说美国政府，对华为的禁令一再延期就与此有关。这个所谓的禁令并不是说完全禁止，企业仍然可以申请对华为出口，获得许可证出口。当然有些企业不去申请，比如Google没有申请。另外，还要考虑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企业，比如说中国台湾的富士康、台积电，采用两边下注策略。富士康在维斯康辛州投资，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投资，我认为他们是做给美国政府看，项目像一个谈判筹码。万一美国政府坚决不允许他们跟华为打交道，这个项目就可能面临撤资。还有荷兰ASML公司（阿斯麦尔），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制造光刻机的企业，在中国苏州也有投资。这家公司也是两边下注。总之，尽管中美新冷战形势已经形成，但很难因此形成两个平行的技术体系。全球化退潮言过其实
上一轮的全球化我总结有三大特征，第一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冷战时期有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主义阵营，1991年之后实现了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第二是中国的崛起，中国世界经济体量第二。第三是美国经济的金融化，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1999年）出台了金融现代化法案，允许银行混业经营，这使得美国的金融爆发式的增长。事实上我解读美国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过度金融化，很多问题都可以归结到华尔街太强大。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经济地位仍然持续上升。2009年，中国的GDP总量只有美国的34%，到2019年达到美国的68%。《财富》500强企业2008年中国只有37家，2019年191家，和美国只差两家。2008年中国讨论世界五百强企业太少了，现在讨论中国企业大而不强，中国排在前面的企业全是银行。大其实也是强，能够有这么多的五百强企业，说明中国有实力。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冲击除了贸易不平衡，还有就业、技术方面的赶超。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移动通信领域基本上已经进入世界第一阵营，这方面可以跟美国平起平坐，甚至超越美国。中国要意识到，美国也有自己需要调整的空间，为了维护世界贸易体系也有付出。比如，WTO规则是美国创造的，美国本身成为中国产品的最终需求者。在很长时间里，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盈余超过中国对全世界的贸易盈余，即中国对世界除了美国之外的所有国家都有贸易赤字。但是现在美国国内的经济和政治不断地激化，最富有的1%人口，其财富比例不断上升，现在已经超过总财富的30%，最贫穷的50%，其收入在过去50年里没有实质性增长，这造成了美国政治的极化。这种变化也表现在美国大选上。1960年大选是肯尼迪对尼克松，肯尼迪赢了，当时还没有什么规律可循。1976年民主党的塔特赢了，选票主要集中在南部各州。肯尼迪之后，塔特有民权运动，民主党转向支持民权运动，在南方夺得了选票。1992年克林顿赢得选举，赢得了西海岸、东海岸以及中部一些州，民主党势力已经向两个海岸延展。2008年大选，奥巴马代表民主党赢下来了西部和东部一些州。2016年的大选虽然是特朗普赢了，但如果把全国的选票加起来，其实是希拉里赢了，她输了纯粹是因为美国的选举制度，美国的选举制度规定，只要赢得一个州，就自动赢得这个州所有的选举人票。希拉里赢的都是大州，人口比较多，输掉了中间那些州，这很明显体现出美国在地理上出现的政治极化。东西海岸支持民主党，中间地区大多数支持共和党，从政治上也能看到对经济的反应。因此我想提醒大家，不要认为美国一“退群”就是美国在让出世界领导地位。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短时间内不太可能取代美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旗手。美国的“退群”是为了美国第一，是美国不再想为世界提供免费服务，谁要再想获得美国的服务，就要付费，如果不付费就要按照他的规则来。美国在用退群的方法，按照自己的标准来重新构造新的世界体系。我们千万不要误判为美国的衰退，认为崛起的中国正好可以接过大旗，可以冒头挑大梁了，我们还远远没到那个时候。全球化退潮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判断？我觉得有点言过其实。全球化必然要经历一些调整。美国需要调整，中国也需要调整。中国体量太大，做的事情对世界都有影响。2019年10月28号，国发院一些教授和纽约大学上海分校的校长雷蒙、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罗德里克教授等共同发起过一个联合倡议，最终全球有37位学者签字，其中包括五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大家一致认为全球化需要调整，各国都应该杜绝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对本国产品的出口横加限制，比如说美国对出口中国的产品恶意限制，同时也要杜绝低价倾销、竞争性贬值、补贴跨境并购等，以邻为壑，以牺牲别人来获取自己好处的政策都应该停止。同时，我们也倡议，国内政策可以作为贸易的谈判项目进行协商，美国应该意识到中国的经济阶段还必须要有一定的政府介入，政府补贴或国有企业短时间内还有存在的必要性。中国反过来也要认识到美国也需要一定的调整空间，中国的全面冲击对美国造成了巨大的难题，包括就业和制造业空心化等，美国也需要时间和空间调整。中美都要接受竞合关系
中美之间的地缘竞争不可调和，无论美国谁当总统都一样会和中国争，大国毕竟需要一定的战略空间，中国也一样。由于地缘竞争的缘故，技术竞争也不可调和。所谓的地缘竞争最后竞争的还是经济和技术。另一方面《瓦森纳协定》作为一种对特定国家的武器禁运的协定，还会存在下去，美国和欧洲对中国的技术封锁一时不会解除，而且很可能还会有新招。我认为中国技术竞争的目标有两方面。一方面要在关键领域实现技术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在限制的环境下争取统一的技术标准，和美国进行和平的竞争。核心是美国可以限制中国的技术，但不要使绊子。比如中美要通过一场拳击决胜负，不能在街上毫无规则地乱打一通，各种明枪暗箭都用，要打就上拳击台，而且按照国际通用的拳击规则好好打。对中国而言，关键性技术是什么？有很多，其中包括发动机技术。为什么发动机技术中国的突破那么慢，关键是因为材料，中国的材料落后又原因时间不够。材料当中的元素都知道，但还是做不出来，这需要足够的时间去试。中国在这些系统工程领域的落后，很多只有让时间去解决问题。未来的世界肯定是芯片的世界，马斯克甚至想把芯片植入脑袋，意味着芯片肯定要越做越小。台积电已经达到5纳米，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3纳米、2纳米，大家要知道，1纳米是100万分之一毫米，2纳米已经相当于原子级。在芯片领域，中国的设计企业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比如华为、紫光、寒武纪，但是我们不掌握辅助设计软件，还有其他一些知识产权。芯片的电路图太复杂，没有辅助设计软件根本无法开展。所以美国一限制就能把中国完全卡住。晶圆材料也是高度依赖进口的，好在现在主要是日本人在做，不对中国限制。但晶圆加工有一项“卡脖子”技术——光刻机。通常的激光做到80纳米就已经到头，荷兰阿斯麦尔公司是台积电的一位鬼才想出了新办法，他发现光线通过水的时候，波长就会变短，他使用这个原理，让激光经过液体变小，激光刀就越来越小。阿斯麦尔原来是家小公司，现在打败了日本的企业。中国有四家光刻机企业，唯一有希望的是上海光电子，现在可以实现22纳米的光刻机。和跟阿斯麦尔的当下技术还差十年，人家已经做到5纳米。加工方面，中兴国际是台积电的人马，用的是大陆资金，可以生产14纳米，因为买不到光刻机，7纳米做不了，台积电已经做到5纳米，还差两代。如果不解决光刻机技术，中国在芯片领域就很难突破。封测领域，中国的差距相对小一点，芯片的四个阶段，至少还有两个关键性的阶段受人控制。所以今后要用长则七八年，短则五年的时间，才有希望在这两个工序里有实质性的突破，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另外，我们要致力于维护一个开放和共融的全球创新体系，在国际上要积极参与WTO改革。美国不干，WTO就干不下去，重新建立就需要新的规则。美国人对WTO的重建，非常关注补贴问题，发展中国家待遇问题、国有企业问题。我想这些问题中国都可以谈。在国内，我们要切实减少政府干预，除了少数技术路线比较成熟的，政府可以考虑一定的扶持之外，其他都一定要给市场，市场才是创新的主体。因为不知道创新从哪儿来。没人知道华为的今天。20多年前互联网兴起时，没人能预测马云、马化腾的成功。这些都是从市场中生长出来的。今天的世界已经很难容忍19世纪那样的重商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中国一定要警惕这一点。不要以为只是我们国内的政策，每一项政策都有国际含义。国际上只要还能看到政府对产业或市场的干预，就会害怕中国的企业，就会怀疑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就会怀疑我们的企业背后是不是有政府的特别支撑，从而产生了与别人的不公平竞争。华为后面没有政府，任正非这么多年非常小心，但还是没办法让别人完全相信。我想这跟政府对市场和产业有太多的干预有关。我们应该让中国企业自己去参与世界范围内的竞争，最后走向世界的前列，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政府不要总想着推一把，甚至代劳。最后，中国要坚定地与美国保持经贸领域的深度融合，完全脱钩是不可能的。现在有一种论调，认为中国要放弃第一阶段贸易协定，跟美国说中国不执行了，我觉得这种人不是疯子就是傻子。美国要中国进口其产品，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美国还想跟中国在一起，这是一个跟美国保持深度融合的好机会，而且我们也确实需要能源、大豆、飞机。只是我们可以跟美国谈，疫情来袭，两年内要完成有一定的难度，能不能延长到三四年完成。前一段刘鹤副总理和美国贸易谈判代表通了电话，两个人放出来的信号都说谈的非常好，说明双方还有默契。我本人的建议是不仅中国要认真履行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还要尽快开展第二轮的贸易谈判。因为美方透露出来的谈判议题就是他们想在WTO里做的，这不刚好给中国一个机会吗？我们总说要多多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总觉得美国是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如果美国能先跟中国谈，用中美之间的谈判结果作为WTO的模子，请其他 国家参照修改和加入，我们不就参与了国际规则的制定吗？当中国和美国能真正形成一个既有竞争，同时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时，就能更好地避免两国关系继续恶化，降低最终滑向战争的风险。中美都不愿意看到世界再有大国热战，更不应该主动挑起热战，这是两个大国对世界应有的责任。整理：郑悦| 编辑：王贤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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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0-06-16 03:44 来源：
2020年6月13日晚，北大国发院举办EMBA论坛第35期暨总裁读书会特别课，本文根据国发院院长姚洋教授的主题分享和在线问答整理。最近，外部环境不断恶化。我个人判断是中美的新冷战已经形成，美国开始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要限制的实体清单也越来越长，美国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竞争在多个领域展开，但是技术领域最深入、最广泛。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非常大，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领域，以及高科技领域都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人们也要看到中美完全脱钩不太可能。中国该如何应对才好？接下来可能是一段很长的路。可能有人会说，CNN民调中拜登领先特朗普，如果拜登上台是不是对中国好一些？我觉得拜登对中国的态度和特朗普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只不过他围攻中国的方式会有所改变，不等于中国外部环境的改善。过去几年发生的变化应该是长期性的变化，中国怎么如何应对变化？答案是三个：第一、 关键性领域加快自主创新。第二、 认真去维护一个开放和共融的世界创新体系，不能把中国隔绝在世界之外。第三、 继续努力和美国保持比较密切的经贸关系，不能中断经贸关系。这三点说起来容易，但要做到并不容易，很考验我们的智慧和定力。今天的分享也将因此集中在中美新冷战、全球化调整以及中国应对三方面。中美新冷战已经形成
首先有必要回顾中美关系经历的五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是中美的接触和建交期。尼克松1972年2月访问中国，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这是第一个阶段，也称为接触阶段。中美在冷战高峰时走到一起是因为有前苏联这个共同的敌人。1969年中苏发生珍宝岛事件，此后苏联非常恼火，想给中国发射原子弹。前苏联在《泰晤士报》上用笔名登文章，提出要用原子弹教训一下中国人。美国人明白，这是前苏联人在放风，美国人就和苏联人沟通，因为如果给中国放原子弹，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到来。中国国内也很紧张，1969年夏天进行了疏散。后来柯西金参加了胡志明葬礼之后，在返回时在北京停留，周恩来总理和他进行了机场会谈，解决了冲突。中国也意识到美国的干预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于是后来通过巴基斯坦的渠道最终实现了尼克松访华。1979年～1989年是中美关系蜜月期，有多方位的合作，因为有共同的敌人前苏联。在经济上，里根总统给予中国最优厚的待遇。里根在竞选时说一旦当选首先要和中国台湾恢复邦交关系，但他的第一个访问却来到了中国大陆。在军事领域，中美也有非常深入的合作。中美在文化交流等方面也有很多合作，国内兴起了留学热。1989年～2010年是理性交往时期，1989年之后，美国第一个承诺不和中国断交，老布什总统派国家安全顾问到中国来，向邓小平明确表示不会断绝和中国的关系，这才有了90年代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在这段时间，中国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支撑美国对华关系的信念是，如果把中国拉入美国所维护的体系，中国会越来越像美国，但是中国有自己的制度和文化，中国拥抱全球化、拥抱很多普世价值，但中国并不想成为一个翻版的美国。在这段时间中，中国对美国的冲击已经显示出来了，在2004年、2005年已经显示出贸易不平衡，所以美国逼着中国要人民币升值，从2005年～2008年，人民币升值了30%，但是金融危机之后停止了升值。2010年之后，美国实施了“重返亚太”计划。这项计划因911而有所推迟，而且当时奥巴马想成为世界的总统，他在200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希望中国支持他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达成协议，由于各种原因计划落空。2010年，美国发生重大的变化，“重返亚太”之后搞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重返亚太”是从战略上遏制中国，TPP是从经济上遏制中国。该政策一直持续到特朗普上台，特朗普上台之后，于2017年出台战略报告，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次年开始打贸易战，接着对中国实行技术封锁。到了今年，由于疫情原因又开始了“口水战”。“口水战”有实质性意义，美国对华持负面态度的比例大增，从特朗普上台时的40%多上升到目前近三分之二的水平。特朗普不断地用中国说事，已经影响了美国的民意，甚至已经影响到知识界。美国知识界对华态度已经有很大的改变。可以说，特朗普极大地改变了美国对华政策。中美新冷战和美苏冷战不同
中美新冷战和美苏冷战有什么不同？《观察者网》刊登了美国现实主义战略家米尔森•海默的采访。他认为中美新冷战和美苏冷战没有太大的差别。有人会说中美之间经贸联系广泛，和以前不一样，他认为经贸联系实际上在军事竞争、地缘政治竞争面前一文不值。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人们会明白经贸关系并不能影响两个国家的地缘政治。米尔森•海默的分析有道理。但中美冷战和美苏冷战还是有所不同。美苏冷战是用一方的意识形态战胜另一方的意识形态，是你死我活，而且竞争是全球、全方位的，更重要的是，美苏之间此前没有任何经济和人员的密切联系。但是中美新冷战在意识形态方面一边倒，是美国想推行自己的意识形态，但中国并不是想推广自己的意识形态，只是不想全盘接受美国的意识形态，意在保留自己的制度特色。中美的竞争也不是全方位，主要还是集中在地缘政治和技术领域，但是地缘政治也不是全球，只是在西太平洋这一带。在技术领域，中美经济和人员的联系非常深入。相同之处就是中美和美苏一样，双方都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军事竞争和技术竞争也是全面的。在意识形态方面，有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虽然一开始华盛顿共识并不是现在的含义，但是被改变了。华盛顿共识的最初定义，是针对上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西方国家、世界银行，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债主，形成了所谓共识。共识要求拉美国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包括三大点，十小点。三大点中的第一点是稳健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不能搞赤字货币化、不能乱收税等。第二点是民营化。第三点是减少对经济的控制，经济自由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可以说是华盛顿共识的好学生，但是华盛顿共识在2010年之后变味，变成所谓的“民主政治+自由资本主义”。与华盛顿共识对应，又定性了一个北京共识，即“威权政府+国家资本主义”。新版的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提出，非常值得我们警惕，这可能是西方某些人想诋毁中国经济成就的做法。意思是中国经济成就不值一提，是威权体制下，国家资本主义干预的结果，是以牺牲老百姓的福利为代价实现的增长，这种增长不应该被推广到其他国家。我们应该清楚：中国经济能发展到今天，绝对不是因为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的结果，而是民营经济发展的结果。经济增长主要部分是民营经济创造的，现在国有企业之所以能做好，很多都是资源性的行业，是上游垄断行业，能得到国家和金融系统比较便宜的资金。所谓的威权政府和民主政府的两分法也存在很多问题，从所谓的个人独裁到民粹主义，中间是一个连续的光谱，并且还有丰富的横向因素。中国在很多方面也有很强的民主成分，是一种混合体制，这种过于简单的二分法是错误的，但在西方就形成了一种所谓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分野。在疫情期间，这样的分野又被进一步放大。中国率先取得了抗疫的成功，在武汉封城之后，中国以比较短的痛苦赢得了疫情的中长期好转。西方对此的心情比较复杂，开始时，他们觉得跟自己无关，是中国因为总体上还比较落后才会发生的事情，甚至有些人还说这是黄种人才有的事情，泛着后殖民主义者高高在上的傲慢情绪和内心深处的种族主义情绪。到了中期，疫情进入他们本土，这些国家不得不采取跟中国一样的措施，也不断封城和保持社交距离，一开始是意大利，之后是美国。后期，他们开始变得懊恼，因为中国做得比较彻底，第一个走出疫情，投入到经济的复苏上，西方又开始指责中国隐瞒信息，其实是无稽之谈。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讲话，支持对疫情和抗疫进行总结，前一段也发布了白皮书。我在今年3月就明确倡议过，要支持疫情溯源和发布白皮书。如今特别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西方因为疫情，对中国模式变得更加警惕。在地缘政治方面，美国重返亚太。这是在位霸权的宿命，是人类的动物本能，像动物一样，要占住自己的领地。中国也要反抗。美国自称是闪电之国，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延续几千年的大国，也有世界雄心。从海军和空军的飞速发展来看，两国军备差距在不断缩小，因此两国在南海和东海的对抗很难避免。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建国以来少有的、主动提出来的宏大的国际性倡议。这也引起了西方的警惕，是不是要输出中国模式？中国要有自己的国际空间。当然，中国自己也要保持清醒，咱们还有不少问题，有经济规模够大不够强的问题、硬的工程基建太大，科技文创等软的东西太少的问题。产品和服务的出口够多，但文化软实力的国际展示和沟通不够，这些都应该调整。疫情期间，中国对欧洲进行人道主义援助，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援助，西方文明核心区域里波澜起伏。美国担心，欧洲自己也担心，这也是地缘政治。中美不太可能技术和经贸脱钩
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保罗·萨谬尔森，在2004年发表了自己的最后一篇学术论文，其中讨论了中国的技术对于美国的负面影响。当时中国的技术还不是那么先进，所以没有多少美国人注意到。2010年之后美国开始采取行动，和其重返亚太联系在一起。我想表达的是，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改变不是从特朗普开始的，实际从奥巴马时代就开始了，指责中国偷窃美国技术，三一重工事件、中兴事件，到2018年4月份发起301调查报告、华为事件，实体清单不断加长，最近又加进哈工大、北航等技术性的大学，严控科学、技术、工程以及数学方面的中国留学生。再加上打击和中国合作的美国大学教师，美国的大学和中国的科研合作就会进一步减少。美国强硬霸道地对中国的技术封锁，会不会形成两个平行体系？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虑两个因素。第一是现代技术太复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全面掌握某一项技术。比如一部手机，至少有七八个国家参与制造，iPhone是全世界制造。5G技术，美国自己建立所谓的俱乐部或者同盟，也有好多国家参与。我认为他们很难自己搞成5G，因为华为已经在5G里占据了很大的份额。另外是标准问题，一开始用互联网，由于标准的问题，计算机用起来特别的麻烦，现在标准慢慢统一起来。同样地，5G标准是很多国家的大企业参与制定的。需要注意，世界性的标准不是由国家制定，而是由大企业讨论。华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就难以被忽视。因为这两个因素，美国想要完全和中国在技术上脱钩不太现实。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美国一开始限制本国企业和华为一起讨论标准问题，但现在不得不放弃限制，改为美国企业也可以参加有华为在场的技术标准制定，因为华为不可被忽视。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到美国企业的作用。很多人说中国大而不强，其实中国已经是又大又强。巨大的市场本身就有市场权利，高通一半以上的芯片销量在中国，如果不卖给中国，高通无法生存。芯片行业是高举高打的行业，台积电投资5纳米的技术需要30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高通不投资，就会被台积电甩在后面。高通说今年要在中国的5G芯片市场上占领90%，显然不想丢掉中国市场。所以美国企业因为中国市场的巨大，会去游说美国政府，对华为的禁令一再延期就与此有关。这个所谓的禁令并不是说完全禁止，企业仍然可以申请对华为出口，获得许可证出口。当然有些企业不去申请，比如Google没有申请。另外，还要考虑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企业，比如说中国台湾的富士康、台积电，采用两边下注策略。富士康在维斯康辛州投资，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投资，我认为他们是做给美国政府看，项目像一个谈判筹码。万一美国政府坚决不允许他们跟华为打交道，这个项目就可能面临撤资。还有荷兰ASML公司（阿斯麦尔），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制造光刻机的企业，在中国苏州也有投资。这家公司也是两边下注。总之，尽管中美新冷战形势已经形成，但很难因此形成两个平行的技术体系。全球化退潮言过其实
上一轮的全球化我总结有三大特征，第一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冷战时期有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主义阵营，1991年之后实现了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第二是中国的崛起，中国世界经济体量第二。第三是美国经济的金融化，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1999年）出台了金融现代化法案，允许银行混业经营，这使得美国的金融爆发式的增长。事实上我解读美国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过度金融化，很多问题都可以归结到华尔街太强大。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经济地位仍然持续上升。2009年，中国的GDP总量只有美国的34%，到2019年达到美国的68%。《财富》500强企业2008年中国只有37家，2019年191家，和美国只差两家。2008年中国讨论世界五百强企业太少了，现在讨论中国企业大而不强，中国排在前面的企业全是银行。大其实也是强，能够有这么多的五百强企业，说明中国有实力。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冲击除了贸易不平衡，还有就业、技术方面的赶超。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移动通信领域基本上已经进入世界第一阵营，这方面可以跟美国平起平坐，甚至超越美国。中国要意识到，美国也有自己需要调整的空间，为了维护世界贸易体系也有付出。比如，WTO规则是美国创造的，美国本身成为中国产品的最终需求者。在很长时间里，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盈余超过中国对全世界的贸易盈余，即中国对世界除了美国之外的所有国家都有贸易赤字。但是现在美国国内的经济和政治不断地激化，最富有的1%人口，其财富比例不断上升，现在已经超过总财富的30%，最贫穷的50%，其收入在过去50年里没有实质性增长，这造成了美国政治的极化。这种变化也表现在美国大选上。1960年大选是肯尼迪对尼克松，肯尼迪赢了，当时还没有什么规律可循。1976年民主党的塔特赢了，选票主要集中在南部各州。肯尼迪之后，塔特有民权运动，民主党转向支持民权运动，在南方夺得了选票。1992年克林顿赢得选举，赢得了西海岸、东海岸以及中部一些州，民主党势力已经向两个海岸延展。2008年大选，奥巴马代表民主党赢下来了西部和东部一些州。2016年的大选虽然是特朗普赢了，但如果把全国的选票加起来，其实是希拉里赢了，她输了纯粹是因为美国的选举制度，美国的选举制度规定，只要赢得一个州，就自动赢得这个州所有的选举人票。希拉里赢的都是大州，人口比较多，输掉了中间那些州，这很明显体现出美国在地理上出现的政治极化。东西海岸支持民主党，中间地区大多数支持共和党，从政治上也能看到对经济的反应。因此我想提醒大家，不要认为美国一“退群”就是美国在让出世界领导地位。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短时间内不太可能取代美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旗手。美国的“退群”是为了美国第一，是美国不再想为世界提供免费服务，谁要再想获得美国的服务，就要付费，如果不付费就要按照他的规则来。美国在用退群的方法，按照自己的标准来重新构造新的世界体系。我们千万不要误判为美国的衰退，认为崛起的中国正好可以接过大旗，可以冒头挑大梁了，我们还远远没到那个时候。全球化退潮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判断？我觉得有点言过其实。全球化必然要经历一些调整。美国需要调整，中国也需要调整。中国体量太大，做的事情对世界都有影响。2019年10月28号，国发院一些教授和纽约大学上海分校的校长雷蒙、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罗德里克教授等共同发起过一个联合倡议，最终全球有37位学者签字，其中包括五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大家一致认为全球化需要调整，各国都应该杜绝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对本国产品的出口横加限制，比如说美国对出口中国的产品恶意限制，同时也要杜绝低价倾销、竞争性贬值、补贴跨境并购等，以邻为壑，以牺牲别人来获取自己好处的政策都应该停止。同时，我们也倡议，国内政策可以作为贸易的谈判项目进行协商，美国应该意识到中国的经济阶段还必须要有一定的政府介入，政府补贴或国有企业短时间内还有存在的必要性。中国反过来也要认识到美国也需要一定的调整空间，中国的全面冲击对美国造成了巨大的难题，包括就业和制造业空心化等，美国也需要时间和空间调整。中美都要接受竞合关系
中美之间的地缘竞争不可调和，无论美国谁当总统都一样会和中国争，大国毕竟需要一定的战略空间，中国也一样。由于地缘竞争的缘故，技术竞争也不可调和。所谓的地缘竞争最后竞争的还是经济和技术。另一方面《瓦森纳协定》作为一种对特定国家的武器禁运的协定，还会存在下去，美国和欧洲对中国的技术封锁一时不会解除，而且很可能还会有新招。我认为中国技术竞争的目标有两方面。一方面要在关键领域实现技术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在限制的环境下争取统一的技术标准，和美国进行和平的竞争。核心是美国可以限制中国的技术，但不要使绊子。比如中美要通过一场拳击决胜负，不能在街上毫无规则地乱打一通，各种明枪暗箭都用，要打就上拳击台，而且按照国际通用的拳击规则好好打。对中国而言，关键性技术是什么？有很多，其中包括发动机技术。为什么发动机技术中国的突破那么慢，关键是因为材料，中国的材料落后又原因时间不够。材料当中的元素都知道，但还是做不出来，这需要足够的时间去试。中国在这些系统工程领域的落后，很多只有让时间去解决问题。未来的世界肯定是芯片的世界，马斯克甚至想把芯片植入脑袋，意味着芯片肯定要越做越小。台积电已经达到5纳米，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3纳米、2纳米，大家要知道，1纳米是100万分之一毫米，2纳米已经相当于原子级。在芯片领域，中国的设计企业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比如华为、紫光、寒武纪，但是我们不掌握辅助设计软件，还有其他一些知识产权。芯片的电路图太复杂，没有辅助设计软件根本无法开展。所以美国一限制就能把中国完全卡住。晶圆材料也是高度依赖进口的，好在现在主要是日本人在做，不对中国限制。但晶圆加工有一项“卡脖子”技术——光刻机。通常的激光做到80纳米就已经到头，荷兰阿斯麦尔公司是台积电的一位鬼才想出了新办法，他发现光线通过水的时候，波长就会变短，他使用这个原理，让激光经过液体变小，激光刀就越来越小。阿斯麦尔原来是家小公司，现在打败了日本的企业。中国有四家光刻机企业，唯一有希望的是上海光电子，现在可以实现22纳米的光刻机。和跟阿斯麦尔的当下技术还差十年，人家已经做到5纳米。加工方面，中兴国际是台积电的人马，用的是大陆资金，可以生产14纳米，因为买不到光刻机，7纳米做不了，台积电已经做到5纳米，还差两代。如果不解决光刻机技术，中国在芯片领域就很难突破。封测领域，中国的差距相对小一点，芯片的四个阶段，至少还有两个关键性的阶段受人控制。所以今后要用长则七八年，短则五年的时间，才有希望在这两个工序里有实质性的突破，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另外，我们要致力于维护一个开放和共融的全球创新体系，在国际上要积极参与WTO改革。美国不干，WTO就干不下去，重新建立就需要新的规则。美国人对WTO的重建，非常关注补贴问题，发展中国家待遇问题、国有企业问题。我想这些问题中国都可以谈。在国内，我们要切实减少政府干预，除了少数技术路线比较成熟的，政府可以考虑一定的扶持之外，其他都一定要给市场，市场才是创新的主体。因为不知道创新从哪儿来。没人知道华为的今天。20多年前互联网兴起时，没人能预测马云、马化腾的成功。这些都是从市场中生长出来的。今天的世界已经很难容忍19世纪那样的重商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中国一定要警惕这一点。不要以为只是我们国内的政策，每一项政策都有国际含义。国际上只要还能看到政府对产业或市场的干预，就会害怕中国的企业，就会怀疑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就会怀疑我们的企业背后是不是有政府的特别支撑，从而产生了与别人的不公平竞争。华为后面没有政府，任正非这么多年非常小心，但还是没办法让别人完全相信。我想这跟政府对市场和产业有太多的干预有关。我们应该让中国企业自己去参与世界范围内的竞争，最后走向世界的前列，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政府不要总想着推一把，甚至代劳。最后，中国要坚定地与美国保持经贸领域的深度融合，完全脱钩是不可能的。现在有一种论调，认为中国要放弃第一阶段贸易协定，跟美国说中国不执行了，我觉得这种人不是疯子就是傻子。美国要中国进口其产品，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美国还想跟中国在一起，这是一个跟美国保持深度融合的好机会，而且我们也确实需要能源、大豆、飞机。只是我们可以跟美国谈，疫情来袭，两年内要完成有一定的难度，能不能延长到三四年完成。前一段刘鹤副总理和美国贸易谈判代表通了电话，两个人放出来的信号都说谈的非常好，说明双方还有默契。我本人的建议是不仅中国要认真履行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还要尽快开展第二轮的贸易谈判。因为美方透露出来的谈判议题就是他们想在WTO里做的，这不刚好给中国一个机会吗？我们总说要多多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总觉得美国是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如果美国能先跟中国谈，用中美之间的谈判结果作为WTO的模子，请其他 国家参照修改和加入，我们不就参与了国际规则的制定吗？当中国和美国能真正形成一个既有竞争，同时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时，就能更好地避免两国关系继续恶化，降低最终滑向战争的风险。中美都不愿意看到世界再有大国热战，更不应该主动挑起热战，这是两个大国对世界应有的责任。整理：郑悦| 编辑：王贤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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