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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艳：中国消费券的发放现状、效果与影响因素研究
发布日期：2020-06-01 06:11 来源：
题记：2020年5月28日，北大国发院在线举办主题为“新冠疫情的影响及应对措施”的学术讨论会。北大国发院教授、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沈艳做《我国消费券发放的现状、效果和影响因素研究》报告，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教授点评。
我们曾在5月15日发布这一研究报告，今天主要从学术的角度探讨为什么需要发放消费券，以及如何评估效果和影响因素。
新冠疫情之前，我们遇到危机时，投资拉动往往就能解决问题。但这次新冠疫情暴发速度快，冲击幅度大，靠投资拉动短期之内不一定能有足够的效果，因为很多中小企业的现金无法支撑一个月，疫情已经持续三个月，很多企业已经出现问题，更多的企业也在出问题的边缘，需要紧急扶助。企业主体背后是个体，除了城市的失业率增加，农村低收入家庭受到的影响也很大，保企业、保家庭要并举。
从国际经验来看，为应对这样的情形，美日欧等发达国家都采取了不少救助措施，财政规模都达到10-20%，但总体成效有限。最近《纽约时报》用一张图展示了美国失业率对比数据，疫情期间美国失业率是大萧条时代以来最高的。
消费券的理论和研究回顾
在刺激需求方面，中国有好几个选项：发现金、发现金券、发消费券。一些发达国家及我国香港、澳门地区采取发现金或现金券的方式。中国大陆从2020年3月起开始，不少地方政府启动消费券发放，并成为主流。大陆很多地方政府选择以消费券为主，一方面是财力受限，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数字金融的发展已处于世界前列，为快速发放、快速核销消费券提供了基础条件和可能。
对于城市究竟该不该发消费券，这个问题还存在争议。如果我们按照政府是“守夜人”的视角，会觉得政府这一措施干预了市场，扭曲了市场配置，未必能产生预设的效果，反而增加财政负担，最后并不一定是好事。
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主张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市场有效是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是以市场有效为依归。根据这一理论，疫情冲击之后，市场很多配置资源的功能因抗疫而停，因此从有为政府的视角看，应该主动采取措施来克服市场失灵，保家庭、保企业。
到底应不应该发放，理论之外，还要看数据。本次研究主要是评估消费券发放的效果及影响因素，并附带政策建议。具体分成了四个问题讨论：
一、我国消费券发放的现状；
二、短期之内是否存在刺激消费的证据；
三、哪些因素影响了不同城市的消费券的发放决策；
四、一些没有发放消费券的城市是否源于自身条件不足。发消费券到底有没有用，经济学理论和文献相关论述不多。如果按凯恩斯的乘数原理，在遇到困难时政府发放消费券，相当于扩大公共支出，应该能产生扩张效应。如果按照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假定人的未来预期收入并没有发生变化，消费券就只是暂时提高了某一时期的收入水平，人们很可能该花多少还花多少，因为消费券反而节省一点储蓄，并没有增加消费，以及消费扩张的乘数效应。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是平滑到各期，比如原计划未来三年每年买一样东西，现在因为消费券带来的合宜，改为一次全部购买，产生挤出效应。
实证研究也是众说纷纭，有研究说消费券对于一些产品没有效果。比如日本的研究认为，消费券对消费品和服务品没有效果。另一个针对美国食品券的研究认为，如果在正常时期，发消费券作为长期的措施存在挤出效应，刺激消费的作用很小。
梳理消费券相关研究，我们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消费券如果是在经济衰退期发放，总体有效果。比如日本和中国台湾针对2008年金融危机发放消费券的研究表明，消费券在经济衰退期有边际刺激作用，边际消费倾向在0.1-0.24之间。
发放情况
第一，中国各地消费券的发放情况。大规模发放消费券在中国并无先例。各地政府在发放消费券时，面临几个问题：怎么发、发什么以及是否有用。总体来看，商务部的数据截至5月8日，一共有28个省市，170多个地市累计发了190多亿元消费券，我们的研究在4月30日完成，所以收集的各地数据截止时间是4月18日，一共是36个城市。
在发放行为上，主要特征是地方政府兼顾了效率和公平，覆盖的行业有所定向，主要是依赖线下消费，又需要比较快的资金周转。具体的行业涉及餐饮、文化旅游、超市、百货，覆盖的人群主要是本地居民。这里再次提及数字技术的优点，能够定位本地居民。所有城市都有线上发放渠道，线下也有类似摆摊的发放渠道，但是不多，只有8%是线下发放。
地方政府在发放时还有一个选择，即通过谁来发放，75%选择单平台发放，25%选择多平台发放，即同时跟美团、腾讯、支付宝合作。发放的方式，即消费者如何拿到消费券，包括抢券、摇号、抽奖，在实际发放时，为了尽可能公平，也做到了多批次发放。
效果评估
从消费券的设计特征看，地方政府发放时有三个关键词：快速、大量、小额。快速指消费券的有限期都很短，一般来讲一个月。日本的消费券时限八个月，中国台湾的消费券时限半年。中国大部分是一个月之内，7天以内占33%。从优惠力度看，大部分优惠券的折扣是7折以上，即“100减30”。从最低限额来讲，消费券大部分是小额，即100元以下是30元、50元居多，也有不设最低消费的城市，但大部分城市还是设定最低消费。
各地发放消费券之后出现相关报道，描述消费券撬动多少消费。我把撬动消费定义成关联消费，即消费中核销了消费券，该消费即为和消费券相关的消费。数据显示，关联消费是常规消费的3.5-17倍，核销率大部分是在六七成之内，惠及的用户主要是中青年，惠及的上级是小微企业。
我们以微信支付数据为例。2020年1-3月，5个涉及衣食住行游的行业，以衣、食、游作为消费券的惠及主力，包括百货超市、餐饮、文化旅游，将通信和居住两个行业作为对照组，在发放消费券的城市当中几乎没有涉及到这两个行业。我们在选取时为了实证差别，选取了10个省份的36个城市。腾讯微信支付团队帮提供了这10个省份197个城市的数据作为参照。
从交易笔数和交易金额来看，以2019年12月均值100为基数，餐饮业从2019年12月到2020年2月跌到近15%。文化旅游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百货超市在2020年2月也都有所下降，但可以看到百货超市的恢复快于其他行业，这也跟线上交易发达有很大关系。从微信支付的角度来看，百货超市3月、4月交易笔数已经有很好的回升。需要说明的是，微信支付当中包括线上和线下的所有交易笔数，线下也恢复得非常快。
对照组中，交通通信和居住的回升斜率不如另外三个行业，交易金额有类似情形，4月份百货超市已经基本恢复。在百货超市、餐饮、文化旅游三行业，2月以后发券组的交易笔数和交易金额的恢复速度，都比不发券的行业要快。这一方面表明，从微信的交易来看，消费券发放的行业确实是受挫较多。另一方面，交易笔数和交易金额增加，是不是能作为消费券发放有效的证据呢？答案是未必如此。第一，这些行业原本过了春节就有复苏，即使不发券，交易笔数也会增加。第二，用住和行这两个行业，跟衣食游做对照组未必合适，住和行开支相对比较大，变化的幅度没有衣食游这么准确。所以数据变动未必都适合用因果解释。
怎么评估因果？当我们说消费券有效时，指的是如果没有消费券就不会发生的消费，这才叫做因为消费券引致的消费，但并不是所有的消费支出都是由消费券撬动的，比如本来就计划购买，或是季节、城市特征等因素影响消费反弹。另外，即便在发券的城市，不发券也有可能会有复苏，发券城市和不发券城市，发券行业和不发券行业，本身也未必有相关性。这些都是我们在识别中遇到的困难。
我们在获得的数据当中，采用如下策略进行识别。将发券的36个城市作为惠及组，以涉及到的10个省份剩余的161个城市作为控制组。采取对交易笔数和交易金额的影响，做差异性分析，看发放方式、城市的特征对交易的影响。具体的方法是用双重差分，最后再介绍稳健性检验。
总之，我们的目标是以没有发券的城市作为基准，来计算发券城市和不发券城市之间因为消费券而带来的差异。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回归模型当中也控制了城市的固定效应、日期、分省的时间趋势以及疫情状况，也做了一些不同的加权去检验稳健性，结果显示稳定。
我们又得到了微信团队进一步的数据支持，受消费券支持的三大行业，在微信支付的总交易笔数中占比16%，并推动全行业交易笔数增加4.2%。由此我们还反推出，发券一个月之内，消费券支持行业交易笔数比未发券地区增加25%，这是提升交易活跃度的证据。
影响因素分析
从交易金额来看，我们没能看到显著的影响，这当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三个行业的交易金额只占整个交易份额的7%。我们使用全行业的数据，还不足以体现出7%的份额对总交易金额的贡献。另外，我们做了稳健性和差异性的分析，排除了微信平台的挤出效应。对比单平台和多平台发放，都可以看出没有挤出效应。从发放方式上，进一步做三重差异性分析发现，定向低收入人群、多平台参与发放，更能刺激消费。
既然发放看起来有效，那么对于下一步做决策而言，需要了解究竟哪些因素影响了地方政府的消费券发放。所以，我们进一步评估影响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的因素，方法也使用倍差法。
我们选了两个角度，一是经济基本面，在每日确诊病例公布N天后的影响，人均GDP对发券概率的影响。在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以后，发券的总体特征是经济越发达、人均GDP越高，越倾向于发消费券。二是针对领导人的个人特征，统计上并没有看到领导者个人因素的影响。
最后一个问题，会不会发消费券是最优选择，不发也是最优选择？有没有可能是有些地方政府认为不发才是最好的，而主动选择不发放，并非不具备发放的条件？
我们首先对比了发券城市当中的差异，财政自给率比较低的城市，发券金额比较少。这给出了一种可能性，即不发主要是因为当地政府钱少。我们使用合成控制法，用36个发券城市作为控制，去模拟161个没发券的城市如果发了会怎么样。结果比较清晰地发现，如果这些地方发了券，交易笔数完全可以增加，因此可以排除消费券无用假说。
简要总结研究结果：消费券发放有效果，分行业或地区来看，发消费券都比不发好，保企业的作用也很明显，也能保护低收入家庭。有些地方政府选择不发券，主要是心有余而财力不足。
最后是思考和建议：消费券的发放有效果，所以要尽量加大发放，另外要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定向支持。具体在消费券发放时，希望更多借助数字技术定位要保护的人群和企业，普及数字基础设施等，提高政府的消费券发放效率。更多细节内容，欢迎查阅我们的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
黄益平教授点评：
发消费券是非常重要的尝试和革新我从主题、分析和政策三方面进行点评。
第一、主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话题，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确实是百年不遇，很多经济活动都停顿下来，各国都在采取比较激烈的政策措施。如果我们把这一轮各国的经济政策和全球金融危机时的政策做对照，会发现很大的差别：金融危机时主要担心金融稳定，所以重点支持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这次各国关注的都是中小微企业和老百姓。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中外高度一致。但在具体政策措施上仍有差异。中国政府在过去几个月花钱，最突出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减税和公共卫生开支三大项，这可能跟我们过去的关注点和政策习惯有关。而大部分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三大项分别是保就业的补贴、失业救济和直接发钱。
这样看来，虽然我们的重点是一样的，都是想解决中小微企业和老百姓在封城和隔离之后，收入下降甚至现金流断流，以及后续经济复苏的问题。但我们国家直接把钱放到老百姓手上的做法和渠道还是比较少，这是和其它国家政策的一个重要差别。
因此，林毅夫老师、沈艳老师的研究评估并支持发放消费券，这是非常重要的学术尝试和革新。我们的增长方式过去是重视GDP增长，现在更多地关心民生。但事实上，现在消费券还是由地方政府发放，各地的做法也不平衡。总之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项目。
第二、分析
具体而言，我提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关于消费券的作用。该研究发现发放消费券能够刺激消费。这个应该没有太多异议，只要钱足够多，发下去肯定能增加消费，当然问题在于能起多少作用？沈老师他们的研究主要是通过一些计量技术对比发放与不发放消费券的组别的表现，来看费券是不是真的带动了消费反弹。在两组对比中，第一组是发放消费券的行业和不发消费券的行业对比，发消费券的是百货和食品，不发消费券是住、行。从这两组来看，我有一个直观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剔除行业本身的影响，我的直观感觉的猜测是，即便全部都不发放消费券，百货、食品的反弹也会比住、行更快，对吧？
后面提到不同地区之间的比较，可能也有同样的问题。报告里提到，不发消费券的一般是财政比较困难，即经济不太发达、老百姓钱也少。即使全部都不发，这些落后地区的消费反弹也一定会比较迟缓一些。
问题是怎样识别这些因素的作用，如何确信我们得出来的结果，一定是消费券而不是其它因素导致的？
关于效果评估问题，如果只能简单地评估钱或券发下去消费增加。这样是不是已经足以证明政策是好的？
比如，地方政府的钱是有限的，发消费券是不是最好的用钱方式？我们过去主要是用于投资，或者直接补贴困难企业，发消费券是否也可以和这样的政策做对比研究？当然，这很难做。但如果我们的研究只是证明发了消费券有用，可能有点意犹未尽。
再有一个问题，发放消费券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困难的老百姓渡过眼前的难关。所以怎么保证发下去的钱真正到了有困难的老百姓的手中。如果看这个，那么重点就不再是效率问题，而是公平和生存问题。
第三、政策
沈老师提出的第一条建议是把发放消费券的做法推向全国。这是基于：一消费券有用，二有些地区没有发，所以在逻辑上没有问题。但我个人感觉全国发消费券的可能性不太大，起码今年不会。即便全国要做，也需要更具体的机制设计，关键是怎么把钱发到真正需要钱的人手上。对于有些地方无力发发券，但老百姓的生活确实非常困难，不妨建议中央政府考虑通过转移支付对困难地区提供财政支持，也就是说中央为不发达地区政府发消费券提供资金。这样也可以缓解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是中央政府的责任，比全国普发消费券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效率。
另外，对究竟应该发消费券还是发现金，作为经济学者，我更倾向于发现金，让消费者自己决定把钱花在哪儿，效果肯定是最好的。发消费券有很多效率损失问题，我们听到不少薅羊毛的故事，起码一部分钱并没有到老百姓手上。一般的做法是满额减免，买1000减免80块钱，有老百姓说缺的不是那80元，而是那920元。有困难的老百姓，问题是基本生活需求不能得到满足，需要钱买米、买面。从这和个角度看，发消费券是不是还不如发现金券？
经常听到的一个反对发现金的观点是：老百姓舍不得花怎么办？这要看政策的目的，是短期刺激消费、支持增长，还是缓解老百姓的现金流压力、维持健康的资产负债表？其实后者可能更重要，因为这样才能在疫情受到控制以后，更好地支持经济的持续复苏与增长。
总之，新冠疫情史无前例，消费券也是新政策，沈艳老师的这个研究本身就是学术研究与现实政策的良好结合，充分体现了学者关心国家、与时俱进的研究态度，是一篇非常难得的研究论文。
沈艳教授回应
感谢黄老师非常好的意见。对于研究结论中衣食住行游的部分，黄老师的质疑有道理，我们在描述数据时也指出了这里的相关未必是因果。具体到试图识别因果关系的双重差分时，就增加交易笔数是有统计学显著的证据，但交易金额增加没有统计上显著的数据，当然我们也解释了可能是因为交易金额占比太小、不足以让发券城市的全行业交易金额都发生统计上显著的变化。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消费券对活跃经济有显著的作用，但看不到单独因为消费券而刺激起来的金额规模。
在因果分析中，我们也并没有做分行业的评估，采用的是全行业数据，所以只能评估前后发放的地区、城市。
最后，黄老师对是否全国推广的建议，我们马上就能采纳，可以进一步明确全国范围一并推广，还是优先困难地区。对于发现金是否可行，以及效果评估，中国没有这方面的实践和数据，目前尚难开展。
整理：郑悦 | 编辑：王贤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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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艳：中国消费券的发放现状、效果与影响因素研究
发布日期：2020-06-01 06:11 来源：
题记：2020年5月28日，北大国发院在线举办主题为“新冠疫情的影响及应对措施”的学术讨论会。北大国发院教授、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沈艳做《我国消费券发放的现状、效果和影响因素研究》报告，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教授点评。
我们曾在5月15日发布这一研究报告，今天主要从学术的角度探讨为什么需要发放消费券，以及如何评估效果和影响因素。
新冠疫情之前，我们遇到危机时，投资拉动往往就能解决问题。但这次新冠疫情暴发速度快，冲击幅度大，靠投资拉动短期之内不一定能有足够的效果，因为很多中小企业的现金无法支撑一个月，疫情已经持续三个月，很多企业已经出现问题，更多的企业也在出问题的边缘，需要紧急扶助。企业主体背后是个体，除了城市的失业率增加，农村低收入家庭受到的影响也很大，保企业、保家庭要并举。
从国际经验来看，为应对这样的情形，美日欧等发达国家都采取了不少救助措施，财政规模都达到10-20%，但总体成效有限。最近《纽约时报》用一张图展示了美国失业率对比数据，疫情期间美国失业率是大萧条时代以来最高的。
消费券的理论和研究回顾
在刺激需求方面，中国有好几个选项：发现金、发现金券、发消费券。一些发达国家及我国香港、澳门地区采取发现金或现金券的方式。中国大陆从2020年3月起开始，不少地方政府启动消费券发放，并成为主流。大陆很多地方政府选择以消费券为主，一方面是财力受限，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数字金融的发展已处于世界前列，为快速发放、快速核销消费券提供了基础条件和可能。
对于城市究竟该不该发消费券，这个问题还存在争议。如果我们按照政府是“守夜人”的视角，会觉得政府这一措施干预了市场，扭曲了市场配置，未必能产生预设的效果，反而增加财政负担，最后并不一定是好事。
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主张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市场有效是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是以市场有效为依归。根据这一理论，疫情冲击之后，市场很多配置资源的功能因抗疫而停，因此从有为政府的视角看，应该主动采取措施来克服市场失灵，保家庭、保企业。
到底应不应该发放，理论之外，还要看数据。本次研究主要是评估消费券发放的效果及影响因素，并附带政策建议。具体分成了四个问题讨论：
一、我国消费券发放的现状；
二、短期之内是否存在刺激消费的证据；
三、哪些因素影响了不同城市的消费券的发放决策；
四、一些没有发放消费券的城市是否源于自身条件不足。发消费券到底有没有用，经济学理论和文献相关论述不多。如果按凯恩斯的乘数原理，在遇到困难时政府发放消费券，相当于扩大公共支出，应该能产生扩张效应。如果按照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假定人的未来预期收入并没有发生变化，消费券就只是暂时提高了某一时期的收入水平，人们很可能该花多少还花多少，因为消费券反而节省一点储蓄，并没有增加消费，以及消费扩张的乘数效应。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是平滑到各期，比如原计划未来三年每年买一样东西，现在因为消费券带来的合宜，改为一次全部购买，产生挤出效应。
实证研究也是众说纷纭，有研究说消费券对于一些产品没有效果。比如日本的研究认为，消费券对消费品和服务品没有效果。另一个针对美国食品券的研究认为，如果在正常时期，发消费券作为长期的措施存在挤出效应，刺激消费的作用很小。
梳理消费券相关研究，我们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消费券如果是在经济衰退期发放，总体有效果。比如日本和中国台湾针对2008年金融危机发放消费券的研究表明，消费券在经济衰退期有边际刺激作用，边际消费倾向在0.1-0.24之间。
发放情况
第一，中国各地消费券的发放情况。大规模发放消费券在中国并无先例。各地政府在发放消费券时，面临几个问题：怎么发、发什么以及是否有用。总体来看，商务部的数据截至5月8日，一共有28个省市，170多个地市累计发了190多亿元消费券，我们的研究在4月30日完成，所以收集的各地数据截止时间是4月18日，一共是36个城市。
在发放行为上，主要特征是地方政府兼顾了效率和公平，覆盖的行业有所定向，主要是依赖线下消费，又需要比较快的资金周转。具体的行业涉及餐饮、文化旅游、超市、百货，覆盖的人群主要是本地居民。这里再次提及数字技术的优点，能够定位本地居民。所有城市都有线上发放渠道，线下也有类似摆摊的发放渠道，但是不多，只有8%是线下发放。
地方政府在发放时还有一个选择，即通过谁来发放，75%选择单平台发放，25%选择多平台发放，即同时跟美团、腾讯、支付宝合作。发放的方式，即消费者如何拿到消费券，包括抢券、摇号、抽奖，在实际发放时，为了尽可能公平，也做到了多批次发放。
效果评估
从消费券的设计特征看，地方政府发放时有三个关键词：快速、大量、小额。快速指消费券的有限期都很短，一般来讲一个月。日本的消费券时限八个月，中国台湾的消费券时限半年。中国大部分是一个月之内，7天以内占33%。从优惠力度看，大部分优惠券的折扣是7折以上，即“100减30”。从最低限额来讲，消费券大部分是小额，即100元以下是30元、50元居多，也有不设最低消费的城市，但大部分城市还是设定最低消费。
各地发放消费券之后出现相关报道，描述消费券撬动多少消费。我把撬动消费定义成关联消费，即消费中核销了消费券，该消费即为和消费券相关的消费。数据显示，关联消费是常规消费的3.5-17倍，核销率大部分是在六七成之内，惠及的用户主要是中青年，惠及的上级是小微企业。
我们以微信支付数据为例。2020年1-3月，5个涉及衣食住行游的行业，以衣、食、游作为消费券的惠及主力，包括百货超市、餐饮、文化旅游，将通信和居住两个行业作为对照组，在发放消费券的城市当中几乎没有涉及到这两个行业。我们在选取时为了实证差别，选取了10个省份的36个城市。腾讯微信支付团队帮提供了这10个省份197个城市的数据作为参照。
从交易笔数和交易金额来看，以2019年12月均值100为基数，餐饮业从2019年12月到2020年2月跌到近15%。文化旅游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百货超市在2020年2月也都有所下降，但可以看到百货超市的恢复快于其他行业，这也跟线上交易发达有很大关系。从微信支付的角度来看，百货超市3月、4月交易笔数已经有很好的回升。需要说明的是，微信支付当中包括线上和线下的所有交易笔数，线下也恢复得非常快。
对照组中，交通通信和居住的回升斜率不如另外三个行业，交易金额有类似情形，4月份百货超市已经基本恢复。在百货超市、餐饮、文化旅游三行业，2月以后发券组的交易笔数和交易金额的恢复速度，都比不发券的行业要快。这一方面表明，从微信的交易来看，消费券发放的行业确实是受挫较多。另一方面，交易笔数和交易金额增加，是不是能作为消费券发放有效的证据呢？答案是未必如此。第一，这些行业原本过了春节就有复苏，即使不发券，交易笔数也会增加。第二，用住和行这两个行业，跟衣食游做对照组未必合适，住和行开支相对比较大，变化的幅度没有衣食游这么准确。所以数据变动未必都适合用因果解释。
怎么评估因果？当我们说消费券有效时，指的是如果没有消费券就不会发生的消费，这才叫做因为消费券引致的消费，但并不是所有的消费支出都是由消费券撬动的，比如本来就计划购买，或是季节、城市特征等因素影响消费反弹。另外，即便在发券的城市，不发券也有可能会有复苏，发券城市和不发券城市，发券行业和不发券行业，本身也未必有相关性。这些都是我们在识别中遇到的困难。
我们在获得的数据当中，采用如下策略进行识别。将发券的36个城市作为惠及组，以涉及到的10个省份剩余的161个城市作为控制组。采取对交易笔数和交易金额的影响，做差异性分析，看发放方式、城市的特征对交易的影响。具体的方法是用双重差分，最后再介绍稳健性检验。
总之，我们的目标是以没有发券的城市作为基准，来计算发券城市和不发券城市之间因为消费券而带来的差异。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回归模型当中也控制了城市的固定效应、日期、分省的时间趋势以及疫情状况，也做了一些不同的加权去检验稳健性，结果显示稳定。
我们又得到了微信团队进一步的数据支持，受消费券支持的三大行业，在微信支付的总交易笔数中占比16%，并推动全行业交易笔数增加4.2%。由此我们还反推出，发券一个月之内，消费券支持行业交易笔数比未发券地区增加25%，这是提升交易活跃度的证据。
影响因素分析
从交易金额来看，我们没能看到显著的影响，这当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三个行业的交易金额只占整个交易份额的7%。我们使用全行业的数据，还不足以体现出7%的份额对总交易金额的贡献。另外，我们做了稳健性和差异性的分析，排除了微信平台的挤出效应。对比单平台和多平台发放，都可以看出没有挤出效应。从发放方式上，进一步做三重差异性分析发现，定向低收入人群、多平台参与发放，更能刺激消费。
既然发放看起来有效，那么对于下一步做决策而言，需要了解究竟哪些因素影响了地方政府的消费券发放。所以，我们进一步评估影响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的因素，方法也使用倍差法。
我们选了两个角度，一是经济基本面，在每日确诊病例公布N天后的影响，人均GDP对发券概率的影响。在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以后，发券的总体特征是经济越发达、人均GDP越高，越倾向于发消费券。二是针对领导人的个人特征，统计上并没有看到领导者个人因素的影响。
最后一个问题，会不会发消费券是最优选择，不发也是最优选择？有没有可能是有些地方政府认为不发才是最好的，而主动选择不发放，并非不具备发放的条件？
我们首先对比了发券城市当中的差异，财政自给率比较低的城市，发券金额比较少。这给出了一种可能性，即不发主要是因为当地政府钱少。我们使用合成控制法，用36个发券城市作为控制，去模拟161个没发券的城市如果发了会怎么样。结果比较清晰地发现，如果这些地方发了券，交易笔数完全可以增加，因此可以排除消费券无用假说。
简要总结研究结果：消费券发放有效果，分行业或地区来看，发消费券都比不发好，保企业的作用也很明显，也能保护低收入家庭。有些地方政府选择不发券，主要是心有余而财力不足。
最后是思考和建议：消费券的发放有效果，所以要尽量加大发放，另外要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定向支持。具体在消费券发放时，希望更多借助数字技术定位要保护的人群和企业，普及数字基础设施等，提高政府的消费券发放效率。更多细节内容，欢迎查阅我们的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
黄益平教授点评：
发消费券是非常重要的尝试和革新我从主题、分析和政策三方面进行点评。
第一、主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话题，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确实是百年不遇，很多经济活动都停顿下来，各国都在采取比较激烈的政策措施。如果我们把这一轮各国的经济政策和全球金融危机时的政策做对照，会发现很大的差别：金融危机时主要担心金融稳定，所以重点支持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这次各国关注的都是中小微企业和老百姓。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中外高度一致。但在具体政策措施上仍有差异。中国政府在过去几个月花钱，最突出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减税和公共卫生开支三大项，这可能跟我们过去的关注点和政策习惯有关。而大部分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三大项分别是保就业的补贴、失业救济和直接发钱。
这样看来，虽然我们的重点是一样的，都是想解决中小微企业和老百姓在封城和隔离之后，收入下降甚至现金流断流，以及后续经济复苏的问题。但我们国家直接把钱放到老百姓手上的做法和渠道还是比较少，这是和其它国家政策的一个重要差别。
因此，林毅夫老师、沈艳老师的研究评估并支持发放消费券，这是非常重要的学术尝试和革新。我们的增长方式过去是重视GDP增长，现在更多地关心民生。但事实上，现在消费券还是由地方政府发放，各地的做法也不平衡。总之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项目。
第二、分析
具体而言，我提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关于消费券的作用。该研究发现发放消费券能够刺激消费。这个应该没有太多异议，只要钱足够多，发下去肯定能增加消费，当然问题在于能起多少作用？沈老师他们的研究主要是通过一些计量技术对比发放与不发放消费券的组别的表现，来看费券是不是真的带动了消费反弹。在两组对比中，第一组是发放消费券的行业和不发消费券的行业对比，发消费券的是百货和食品，不发消费券是住、行。从这两组来看，我有一个直观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剔除行业本身的影响，我的直观感觉的猜测是，即便全部都不发放消费券，百货、食品的反弹也会比住、行更快，对吧？
后面提到不同地区之间的比较，可能也有同样的问题。报告里提到，不发消费券的一般是财政比较困难，即经济不太发达、老百姓钱也少。即使全部都不发，这些落后地区的消费反弹也一定会比较迟缓一些。
问题是怎样识别这些因素的作用，如何确信我们得出来的结果，一定是消费券而不是其它因素导致的？
关于效果评估问题，如果只能简单地评估钱或券发下去消费增加。这样是不是已经足以证明政策是好的？
比如，地方政府的钱是有限的，发消费券是不是最好的用钱方式？我们过去主要是用于投资，或者直接补贴困难企业，发消费券是否也可以和这样的政策做对比研究？当然，这很难做。但如果我们的研究只是证明发了消费券有用，可能有点意犹未尽。
再有一个问题，发放消费券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困难的老百姓渡过眼前的难关。所以怎么保证发下去的钱真正到了有困难的老百姓的手中。如果看这个，那么重点就不再是效率问题，而是公平和生存问题。
第三、政策
沈老师提出的第一条建议是把发放消费券的做法推向全国。这是基于：一消费券有用，二有些地区没有发，所以在逻辑上没有问题。但我个人感觉全国发消费券的可能性不太大，起码今年不会。即便全国要做，也需要更具体的机制设计，关键是怎么把钱发到真正需要钱的人手上。对于有些地方无力发发券，但老百姓的生活确实非常困难，不妨建议中央政府考虑通过转移支付对困难地区提供财政支持，也就是说中央为不发达地区政府发消费券提供资金。这样也可以缓解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是中央政府的责任，比全国普发消费券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效率。
另外，对究竟应该发消费券还是发现金，作为经济学者，我更倾向于发现金，让消费者自己决定把钱花在哪儿，效果肯定是最好的。发消费券有很多效率损失问题，我们听到不少薅羊毛的故事，起码一部分钱并没有到老百姓手上。一般的做法是满额减免，买1000减免80块钱，有老百姓说缺的不是那80元，而是那920元。有困难的老百姓，问题是基本生活需求不能得到满足，需要钱买米、买面。从这和个角度看，发消费券是不是还不如发现金券？
经常听到的一个反对发现金的观点是：老百姓舍不得花怎么办？这要看政策的目的，是短期刺激消费、支持增长，还是缓解老百姓的现金流压力、维持健康的资产负债表？其实后者可能更重要，因为这样才能在疫情受到控制以后，更好地支持经济的持续复苏与增长。
总之，新冠疫情史无前例，消费券也是新政策，沈艳老师的这个研究本身就是学术研究与现实政策的良好结合，充分体现了学者关心国家、与时俱进的研究态度，是一篇非常难得的研究论文。
沈艳教授回应
感谢黄老师非常好的意见。对于研究结论中衣食住行游的部分，黄老师的质疑有道理，我们在描述数据时也指出了这里的相关未必是因果。具体到试图识别因果关系的双重差分时，就增加交易笔数是有统计学显著的证据，但交易金额增加没有统计上显著的数据，当然我们也解释了可能是因为交易金额占比太小、不足以让发券城市的全行业交易金额都发生统计上显著的变化。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消费券对活跃经济有显著的作用，但看不到单独因为消费券而刺激起来的金额规模。
在因果分析中，我们也并没有做分行业的评估，采用的是全行业数据，所以只能评估前后发放的地区、城市。
最后，黄老师对是否全国推广的建议，我们马上就能采纳，可以进一步明确全国范围一并推广，还是优先困难地区。对于发现金是否可行，以及效果评估，中国没有这方面的实践和数据，目前尚难开展。
整理：郑悦 | 编辑：王贤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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