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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勋：移动支付如何改变经济和金融
发布日期：2020-04-16 01:45 来源：
题记：本文根据3月31日国发院副研究员、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勋在数字金融系列公开课的演讲整理。本讲也是国发院在线公开课第四讲。
如果将数字金融称为一场金融革命，中国的移动支付就是数字金融革命中的革命。如今，中国的移动支付无论是用户数、技术水平，还是交易支付额的增长，都已经走到世界前列。
移动支付是指用移动终端支付所购买的商品和服务，是第三方支付领域最主要的支付方式。第三方支付是指消费者在对购买的商品或服务通过第三方平台支付，尤其是非金融支付平台。第三方支付对应的当然是第一和第二方支付。我们一般把货币现金支付称为第一方支付，通过银行系统完成的支付一般称为第二方支付。
目前常见的移动支付平台，包括支付宝、微信支付、银联云闪付、苹果ApplePay、拉卡拉、京东支付、快钱、平安壹钱包、华为支付、易宝支付。
中国移动支付实现跨越式发展
中国移动支付的发展历程主要由支付宝推动，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03-2004年，从线上交易到担保交易。2003年阿里巴巴创建之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帮买卖双方建立信任。尤其是在中国当时社会金融体系很不健全的情况下，线上交易买卖双方彼此不信任。因此，同年阿里巴巴推出支付宝用于担保交易，支付宝承担中介作用，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信任问题。
第二阶段是2004-2013年，从快捷支付转变到移动支付。淘宝在解决买卖双方信任问题之后，发现线上交易增长依然缓慢，支付成功率低是主要障碍。因为当时要使用银行U盾连接网银支付，交易过程中需要多次跳转，跳转次数越多，支付者越担心资金安全，也越容易导致交易失败。因此，支付宝2010年12月与工商银行合作推出快捷支付，无需U盾或网上银行，只需在支付宝认证，提供银行支付密码就可以完成网上支付，线上交易成功率提升到90%以上。随着智能手机出现、移动网络普及，以及之后的二维码出现，都大幅度促进了线上交易增长。
2013年6月支付宝推出余额宝后，中国的移动支付再一次实现跨越式发展。余额宝被称为“会赚钱的钱包”，因为它本质上是货币基金，具有高流动性又能产生收益。余额宝的诞生也让中国的数字金融进入起步阶段。
第三阶段是2013年之后，从移动支付向移动金融生态发展。现在移动支付提供的实时转账、财务管理、保险、融资、征信等金融服务，都是移动支付向移动金融业务的延展。
2013年之后，移动支付在中国实现了迅速普及和快速发展。截至2018年年底，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全球活跃用户数均在10亿左右。大城市90%以上的居民将移动支付作为首要支付手段，其次才使用银行卡和现金支付。从全球来看，2018年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的资金规模，年增长率达到58%，远高于美国第三方支付平台贝宝（PayPal）。
移动支付在中国得到快速普及和发展有三大原因。
一是智能手机普及和数字技术发展，使之具备了技术条件。从苹果推出第一台智能手机到5G时代，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此期间快速发展，并不断和金融业务融合，为消费者提供了大量、便捷的服务。
二是相对宽松的监管环境。人民银行2005年推出《支付清算组织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主要是想把第三方支付的企业纳入监管。2010年推出《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的管理办法》提出持牌经营，主要是对第三方支付企业实行牌照管理，第三方支付企业如果不持牌照经营就是违规。尽管如此，在2015年之前，移动支付领域的合规成本、门槛都仍然相对较低，限制较少，并得到了央行鼓励。市场大环境也鼓励第三方支付企业大力发展以改善农村支付环境和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
当然，宽松的监管环境也有负作用。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被概括为“一委一行两会”加地方性监管组织。“一委”即国务院金融委，“一行”是人民银行，“两会”是保监会和证监会。中国的金融监管以机构监管为主，如果出现监管范围之外的机构，会出现野蛮生长的现象，P2P平台就是如此。为提高机构监管模式的效率、降低金融风险，未来要继续推进监管框架改革，把机构监管转向以业务为基础的功能监管。
三是传统金融在支付领域有效供给不足。中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靠投资驱动，投资主要来源于企业部门。中国的金融体系由银行主导，尤其是以国有银行主导，这有利于把有限的金融资源用于支持企业部门，为企业提供融资以及其他金融服务，但会导致面向居民的金融服务相对滞后。面对居民的财富管理需求，传统的支付、转账等服务严重滞后，因此，居民的金融服务需求和供应之间存在缺口，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也因此相对滞后，消费者没有形成信用卡支付的消费习惯。
2017年世界银行关于各国信用卡渗透率的比较数据显示，中国的信用卡渗透率才20%，日本、美国、英国、韩国都高于中国。这也是同时期美国没有中国移动支付发展快的原因。美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消费者已经形成使用信用卡及金融服务的习惯。美国的信用卡多数都有保险和索赔功能，信用体系对失信有比较严格的惩罚措施。
但我们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移动支付的跨越式发展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完全跨越信用体系建设阶段。移动支付大获成功之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还要跟上，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只会越来越重要。
移动支付带来深层次改变
移动支付带来的深层次改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移动支付改变了居民的支付习惯。2015年，移动支付金额已经超过了现金消费金额，2016年，移动支付金额超了银行卡。我们出门只要带智能手机，不再需要携带现金，不需要为购物准备零钱，也不担心收到假钱。移动支付不仅节约交易时间、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消费，还改变了金融市场尤其是支付市场的格局。
二、移动支付促进创业和增加收入。对于没有固定工作的家庭，比如只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由于移动支付的便利性，不需要准备零钱也不用担心假钱，只需要二维码就可以完成支付，可以促使他们开始从事个体经营活动。对于已经从事个体经营活动的家庭，由于移动支付降低交易成本、节约交易时间，同时促进消费需求增加，因此也能增加这部分群体的收入。
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在使用移动支付之后，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人均年收入增长到近3000元，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概率下降了12.7%，从事个体经营活动的概率提高了2.5%。同时，从事个体经营的家庭人均年收入增长超过4000元，继续从事个体经营的概率增长了6%，不过对已经有比较大规模企业的家庭影响不太显著。
三、移动支付提升了居民风险平滑能力。对于居民或家庭，影响福利最主要的因素是消费，而影响消费最主要的因素是收入，收入高低与消费多少成正比。收入多或者增长快，可以用来消费的部分就多，反之就少。
家庭的风险平滑能力就体现在家庭收入增长面临暂时风险或冲击时，如重大疾病、盗窃、自然灾害等外生因素，采取措施使家庭消费不致受到太大影响。
如果能有更多的人分担风险，或是自身抵抗风险能力增强，都会提高风险平滑能力。移动支付对此有明显价值，因为移动支付有两个基本功能，一个是低成本实时转账，另一个是高流动性并产生收益。在数字时代，人们的交往距离大大缩短，交往频率提高，个人遇到风险或冲击时，更容易通过社交软件及时联系亲友，并通过移动支付平台实时转账，从而获得资金支持。如果是更大的风险，还可以使用微信朋友圈向社会寻求帮助，比如水滴筹等平台。
移动支付带来的低成本实时转账功能，既促进了居民对社会关系网络的使用，也切实提高了风险分担能力。
与此同时，2014-2019年的数据显示，余额宝的收益率和银行一年期存款相比，平均高出两个百分点。余额宝和财富通里的余额已经几乎相当于M1，即狭义货币供应量。当收入增长高时，把一部分钱投到余额宝或财富通这类产品中，当收入面临负向冲击时，可以减少或停止投入这类产品，使自己的消费不受太大影响。
总而言之，以移动支付为主的数字金融平台，一方面提供了低成本、实时转账的功能，从而促进了居民之间风险分担的能力，另一方面提供了高流动性收益的金融产品，从而提高了居民的自我保险能力。
对此，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进一步研究证实，数字金融发展得更好的地区，居民人均消费增长率对人均收入增长率的依赖度和敏感性显著降低。这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能显著提升居民风险平滑的能力。
研究还将全国城市按发展程度从最低到最高用0-100分标记，同样发现，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下降1%，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处于75分位的城市居民比处于25分位的人均消费增长率能高出4.8%。可见数字金融对整体经济都有显著平滑风险的效果。
当样本分为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城市群体和农村群体，以及东部、中部、西部家庭，我们发现，农村相对城市、低收入家庭相比高收入家庭，他们从数字金融中获得风险平滑的效果更显著，这体现出数字金融的普惠性。
研究还表明，数字金融也提高了风险分担能力。当一个家庭收入增长下降时，数字金融发展程度越高的地方，居民获得外部转移收入的概率越高。同时，数字金融发展程度更高的地区，当居民收入增长更快时，居民会持有更多的高流动性又具有收益的互联网金融产品。这样，当居民面临负面冲击时，会减少数字金融产品的持有量而不至于影响正常消费。
移动支付“走出去”
中国移动支付“走出去”的现状，以支付宝为例，2018年底，支付宝的服务已经覆盖了55个国家和地区的商户，支付宝和当地合作伙伴合作开发了9个本地电子钱包，比如印度的ATM、泰国的图马尼等。
与此同时，中国香港和内地之间，中国香港和日本之间都已经实现电子钱包的跨境支付。还有一个现实需求是，在中国香港工作的菲律宾人比较多，在马来西亚工作的巴基斯坦人比较多，他们有大笔跨境转账需求，传统的跨境转账成本较高，时间也较长。支付宝利用区块链技术，现在已经实现了从中国香港到新加坡、从马来西亚到巴基斯坦的快速低成本跨境转账。
支付宝“走出去”的区域主要是欧洲和东南亚。北大数字金融中心在2018年针对包括新加坡、泰国、印度和孟加拉做过相关调研，主要观察和分析移动支付为主的数字金融在东南亚地区的合作前景。调研发现，东南亚国家和我国加强数字互联互通的需求很强。在传统金融服务领域，多数东南亚国家和我国相似，传统的金融服务，尤其是面对中小企业和低收入群体的服务供给严重不足，而当地监管部门对数字金融的发展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
同时，中国支付企业在“走出去”时，已经形成新的合作战略，即注重和当地企业合作，不谋求绝对控股，更注重本地化和技术共享。东南亚是“一带一路”的重点地区，如果能实现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互联互通，更有利于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数字金融在加强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互联互通方面是有力的突破口。
直面移动支付带来的新问题
虽然移动支付带来很多好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数据归属问题。在数字时代，数据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拥有更多数据，企业就可以对用户画像，数据越多画像就越精确，企业就可以提供非常有效的个性化金融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出现数据拥有权问题，尚未有定论。我认为数据拥有权的基础应当是保护用户隐私。相信很多人接到过骚扰电话，就是数据泄漏隐私带来的问题。
第二，新的不平等问题。在国内，我们已经可以很便捷地使用移动支付，但对于外国游客来说，他们由于不能使用这类移动支付服务，会感到不方便。
第三，新的垄断问题。数字金融打破了传统金融机构主导的支付领域，但是，大支付平台很可能形成新的垄断。比如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90%。人们需要思考如何应对新的垄断问题。
第四，监管问题。大科技平台基于移动支付不断地向其他金融业务领域拓展，已经逐渐具有金融控股的平台特征，推出的产品很可能具有跨机构、跨行业以及跨地域的风险。如何有效监管新型金融控股平台也是监管机构面临的重要问题。除了继续推进监管框架的改革，还需要及时利用数字技术的进步，不断更新监管技术，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另外，鉴于行为监管上还存在缺失，应当加强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护。
王勋，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勋老师的研究领域为数字金融、金融改革、金融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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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勋：移动支付如何改变经济和金融
发布日期：2020-04-16 01:45 来源：
题记：本文根据3月31日国发院副研究员、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勋在数字金融系列公开课的演讲整理。本讲也是国发院在线公开课第四讲。
如果将数字金融称为一场金融革命，中国的移动支付就是数字金融革命中的革命。如今，中国的移动支付无论是用户数、技术水平，还是交易支付额的增长，都已经走到世界前列。
移动支付是指用移动终端支付所购买的商品和服务，是第三方支付领域最主要的支付方式。第三方支付是指消费者在对购买的商品或服务通过第三方平台支付，尤其是非金融支付平台。第三方支付对应的当然是第一和第二方支付。我们一般把货币现金支付称为第一方支付，通过银行系统完成的支付一般称为第二方支付。
目前常见的移动支付平台，包括支付宝、微信支付、银联云闪付、苹果ApplePay、拉卡拉、京东支付、快钱、平安壹钱包、华为支付、易宝支付。
中国移动支付实现跨越式发展
中国移动支付的发展历程主要由支付宝推动，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03-2004年，从线上交易到担保交易。2003年阿里巴巴创建之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帮买卖双方建立信任。尤其是在中国当时社会金融体系很不健全的情况下，线上交易买卖双方彼此不信任。因此，同年阿里巴巴推出支付宝用于担保交易，支付宝承担中介作用，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信任问题。
第二阶段是2004-2013年，从快捷支付转变到移动支付。淘宝在解决买卖双方信任问题之后，发现线上交易增长依然缓慢，支付成功率低是主要障碍。因为当时要使用银行U盾连接网银支付，交易过程中需要多次跳转，跳转次数越多，支付者越担心资金安全，也越容易导致交易失败。因此，支付宝2010年12月与工商银行合作推出快捷支付，无需U盾或网上银行，只需在支付宝认证，提供银行支付密码就可以完成网上支付，线上交易成功率提升到90%以上。随着智能手机出现、移动网络普及，以及之后的二维码出现，都大幅度促进了线上交易增长。
2013年6月支付宝推出余额宝后，中国的移动支付再一次实现跨越式发展。余额宝被称为“会赚钱的钱包”，因为它本质上是货币基金，具有高流动性又能产生收益。余额宝的诞生也让中国的数字金融进入起步阶段。
第三阶段是2013年之后，从移动支付向移动金融生态发展。现在移动支付提供的实时转账、财务管理、保险、融资、征信等金融服务，都是移动支付向移动金融业务的延展。
2013年之后，移动支付在中国实现了迅速普及和快速发展。截至2018年年底，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全球活跃用户数均在10亿左右。大城市90%以上的居民将移动支付作为首要支付手段，其次才使用银行卡和现金支付。从全球来看，2018年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的资金规模，年增长率达到58%，远高于美国第三方支付平台贝宝（PayPal）。
移动支付在中国得到快速普及和发展有三大原因。
一是智能手机普及和数字技术发展，使之具备了技术条件。从苹果推出第一台智能手机到5G时代，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此期间快速发展，并不断和金融业务融合，为消费者提供了大量、便捷的服务。
二是相对宽松的监管环境。人民银行2005年推出《支付清算组织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主要是想把第三方支付的企业纳入监管。2010年推出《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的管理办法》提出持牌经营，主要是对第三方支付企业实行牌照管理，第三方支付企业如果不持牌照经营就是违规。尽管如此，在2015年之前，移动支付领域的合规成本、门槛都仍然相对较低，限制较少，并得到了央行鼓励。市场大环境也鼓励第三方支付企业大力发展以改善农村支付环境和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
当然，宽松的监管环境也有负作用。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被概括为“一委一行两会”加地方性监管组织。“一委”即国务院金融委，“一行”是人民银行，“两会”是保监会和证监会。中国的金融监管以机构监管为主，如果出现监管范围之外的机构，会出现野蛮生长的现象，P2P平台就是如此。为提高机构监管模式的效率、降低金融风险，未来要继续推进监管框架改革，把机构监管转向以业务为基础的功能监管。
三是传统金融在支付领域有效供给不足。中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靠投资驱动，投资主要来源于企业部门。中国的金融体系由银行主导，尤其是以国有银行主导，这有利于把有限的金融资源用于支持企业部门，为企业提供融资以及其他金融服务，但会导致面向居民的金融服务相对滞后。面对居民的财富管理需求，传统的支付、转账等服务严重滞后，因此，居民的金融服务需求和供应之间存在缺口，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也因此相对滞后，消费者没有形成信用卡支付的消费习惯。
2017年世界银行关于各国信用卡渗透率的比较数据显示，中国的信用卡渗透率才20%，日本、美国、英国、韩国都高于中国。这也是同时期美国没有中国移动支付发展快的原因。美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消费者已经形成使用信用卡及金融服务的习惯。美国的信用卡多数都有保险和索赔功能，信用体系对失信有比较严格的惩罚措施。
但我们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移动支付的跨越式发展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完全跨越信用体系建设阶段。移动支付大获成功之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还要跟上，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只会越来越重要。
移动支付带来深层次改变
移动支付带来的深层次改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移动支付改变了居民的支付习惯。2015年，移动支付金额已经超过了现金消费金额，2016年，移动支付金额超了银行卡。我们出门只要带智能手机，不再需要携带现金，不需要为购物准备零钱，也不担心收到假钱。移动支付不仅节约交易时间、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消费，还改变了金融市场尤其是支付市场的格局。
二、移动支付促进创业和增加收入。对于没有固定工作的家庭，比如只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由于移动支付的便利性，不需要准备零钱也不用担心假钱，只需要二维码就可以完成支付，可以促使他们开始从事个体经营活动。对于已经从事个体经营活动的家庭，由于移动支付降低交易成本、节约交易时间，同时促进消费需求增加，因此也能增加这部分群体的收入。
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在使用移动支付之后，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人均年收入增长到近3000元，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概率下降了12.7%，从事个体经营活动的概率提高了2.5%。同时，从事个体经营的家庭人均年收入增长超过4000元，继续从事个体经营的概率增长了6%，不过对已经有比较大规模企业的家庭影响不太显著。
三、移动支付提升了居民风险平滑能力。对于居民或家庭，影响福利最主要的因素是消费，而影响消费最主要的因素是收入，收入高低与消费多少成正比。收入多或者增长快，可以用来消费的部分就多，反之就少。
家庭的风险平滑能力就体现在家庭收入增长面临暂时风险或冲击时，如重大疾病、盗窃、自然灾害等外生因素，采取措施使家庭消费不致受到太大影响。
如果能有更多的人分担风险，或是自身抵抗风险能力增强，都会提高风险平滑能力。移动支付对此有明显价值，因为移动支付有两个基本功能，一个是低成本实时转账，另一个是高流动性并产生收益。在数字时代，人们的交往距离大大缩短，交往频率提高，个人遇到风险或冲击时，更容易通过社交软件及时联系亲友，并通过移动支付平台实时转账，从而获得资金支持。如果是更大的风险，还可以使用微信朋友圈向社会寻求帮助，比如水滴筹等平台。
移动支付带来的低成本实时转账功能，既促进了居民对社会关系网络的使用，也切实提高了风险分担能力。
与此同时，2014-2019年的数据显示，余额宝的收益率和银行一年期存款相比，平均高出两个百分点。余额宝和财富通里的余额已经几乎相当于M1，即狭义货币供应量。当收入增长高时，把一部分钱投到余额宝或财富通这类产品中，当收入面临负向冲击时，可以减少或停止投入这类产品，使自己的消费不受太大影响。
总而言之，以移动支付为主的数字金融平台，一方面提供了低成本、实时转账的功能，从而促进了居民之间风险分担的能力，另一方面提供了高流动性收益的金融产品，从而提高了居民的自我保险能力。
对此，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进一步研究证实，数字金融发展得更好的地区，居民人均消费增长率对人均收入增长率的依赖度和敏感性显著降低。这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能显著提升居民风险平滑的能力。
研究还将全国城市按发展程度从最低到最高用0-100分标记，同样发现，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下降1%，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处于75分位的城市居民比处于25分位的人均消费增长率能高出4.8%。可见数字金融对整体经济都有显著平滑风险的效果。
当样本分为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城市群体和农村群体，以及东部、中部、西部家庭，我们发现，农村相对城市、低收入家庭相比高收入家庭，他们从数字金融中获得风险平滑的效果更显著，这体现出数字金融的普惠性。
研究还表明，数字金融也提高了风险分担能力。当一个家庭收入增长下降时，数字金融发展程度越高的地方，居民获得外部转移收入的概率越高。同时，数字金融发展程度更高的地区，当居民收入增长更快时，居民会持有更多的高流动性又具有收益的互联网金融产品。这样，当居民面临负面冲击时，会减少数字金融产品的持有量而不至于影响正常消费。
移动支付“走出去”
中国移动支付“走出去”的现状，以支付宝为例，2018年底，支付宝的服务已经覆盖了55个国家和地区的商户，支付宝和当地合作伙伴合作开发了9个本地电子钱包，比如印度的ATM、泰国的图马尼等。
与此同时，中国香港和内地之间，中国香港和日本之间都已经实现电子钱包的跨境支付。还有一个现实需求是，在中国香港工作的菲律宾人比较多，在马来西亚工作的巴基斯坦人比较多，他们有大笔跨境转账需求，传统的跨境转账成本较高，时间也较长。支付宝利用区块链技术，现在已经实现了从中国香港到新加坡、从马来西亚到巴基斯坦的快速低成本跨境转账。
支付宝“走出去”的区域主要是欧洲和东南亚。北大数字金融中心在2018年针对包括新加坡、泰国、印度和孟加拉做过相关调研，主要观察和分析移动支付为主的数字金融在东南亚地区的合作前景。调研发现，东南亚国家和我国加强数字互联互通的需求很强。在传统金融服务领域，多数东南亚国家和我国相似，传统的金融服务，尤其是面对中小企业和低收入群体的服务供给严重不足，而当地监管部门对数字金融的发展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
同时，中国支付企业在“走出去”时，已经形成新的合作战略，即注重和当地企业合作，不谋求绝对控股，更注重本地化和技术共享。东南亚是“一带一路”的重点地区，如果能实现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互联互通，更有利于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数字金融在加强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互联互通方面是有力的突破口。
直面移动支付带来的新问题
虽然移动支付带来很多好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数据归属问题。在数字时代，数据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拥有更多数据，企业就可以对用户画像，数据越多画像就越精确，企业就可以提供非常有效的个性化金融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出现数据拥有权问题，尚未有定论。我认为数据拥有权的基础应当是保护用户隐私。相信很多人接到过骚扰电话，就是数据泄漏隐私带来的问题。
第二，新的不平等问题。在国内，我们已经可以很便捷地使用移动支付，但对于外国游客来说，他们由于不能使用这类移动支付服务，会感到不方便。
第三，新的垄断问题。数字金融打破了传统金融机构主导的支付领域，但是，大支付平台很可能形成新的垄断。比如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90%。人们需要思考如何应对新的垄断问题。
第四，监管问题。大科技平台基于移动支付不断地向其他金融业务领域拓展，已经逐渐具有金融控股的平台特征，推出的产品很可能具有跨机构、跨行业以及跨地域的风险。如何有效监管新型金融控股平台也是监管机构面临的重要问题。除了继续推进监管框架的改革，还需要及时利用数字技术的进步，不断更新监管技术，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另外，鉴于行为监管上还存在缺失，应当加强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护。
王勋，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勋老师的研究领域为数字金融、金融改革、金融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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