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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讲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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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经济学纪念讲座第二讲——阿玛蒂亚·森:评估不平等和贫困的概念性挑战

发布日期：2002-09-28 01:01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时间：2002年7月

地点：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

人物：阿玛蒂亚·森（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一、 引言

　　应邀到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来做今年的“严复年度经济学纪念讲座”，我感到非常荣幸。严复是一个很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其思想富于智慧和影响力。虽然他只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位学者，但他的思想直到今天仍然适用——并不只是在中国。在此，我要特别指出严复与本次会议指中国转型时期的平等和社会公正问题国际研讨会。有关的两个方面的思想。

　　其一，严复指出，对于理解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具体和真实的世界来说，思想和概念非常重要。作为其智慧的体现之一，他有一个著名的论点，就是欧洲以及西方国家强大和成功的真正原因在于思想和良好的制度，而不是技术及资本积累。强调思想和分析的重要性以及相关的拓展，既适合于这次演讲的主题，也适合于这次会议的主题——不平等、贫困和社会公正。这就促使我们要更加关注隐藏在对不平等和剥夺的理解以及对其解决措施的评价后面的思想。我将试图阐明，这些概念性问题非常重要，也有一些复杂。

　　其二，严复试图把一些西方学者的思想介绍到中国，亚当·斯密是其中之一。在一百多年前的1901年，严复出版了著名的译作——斯密的《国富论》。从很多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斯密的思想在社会知识的许多不同领域里都是极其重要的。实际上，即使是对评估不平等和贫困的概念性挑战——这是我们在本次会议中还要讨论的——也能够从斯密的思想中获益，并得到更完整的应用。这是后面我将要讨论的问题。

　　二、中国的经济增长、贫困和不平等

　　就当前中国的状况而言，提出我将要仔细考察的那些挑战是最适合不过的了。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其人均收入的增长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快。然而，人们常常意识不到，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人均收入能取得如此快速的增长。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这完全不同于那些有名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或地区，比如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因为它们实际上都只是一些城市，而不像中国内地这样，有大量的农村人口。而恰恰是因为庞大的农村人口以及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巨大差异，才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就更加令人振奋。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地区差异又这么悬殊，能取得如此高的平均增长率，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卓越的成就。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影响也可以从贫困人口的急剧减少中看出来，这里的贫困人口指的是收入水平低于公认的最低标准的人口。尽管对中国贫困率下降程度的准确估计仍在争论之中，有待于做进一步的经验研究，然而贫困率大为降低的事实乃是毋庸置疑的。实际上，中国被认为是导致世界范围内贫困率下降的主要因素。在世界统计数据中，包括中国数据所得到的世界贫困趋势与不包括中国的趋势完全不同。

　　有了这些成就，对中国的任何担心看上去都只能是牵强的和人为的，也许，这些担心都只不过是焦虑不安的产物，而不是客观的评价。然而，事实上，我们还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和评估。首先，改革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消除贫困方面比现在要更为明显。尽管早期的改革使得农村的产出和农民的收入有了令人惊讶的跳跃式增长，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工业产出的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的重点就更多地转移到了城市。毫无疑问，整个经济的增长以及相应的城市居民收入的增加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很多的好处。但是，中国经济增长在消除贫困方面，尽管还是很明显，但已经相对减弱了。

　　其次，尽管近来贫困问题相对缓和下来，然而，在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收入的不平等问题——却凸现出来。例如，总收入基尼系数(最常用的度量方法，稍后我将对此加以评论)在1988—1995年期间已经从0.382跃升到了0.452。从国际的历史经验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增加。这一估计是阿齐兹·拉赫曼·汗和卡尔·里斯金做出的。

　　另外还有一些估计，它们使用的年代稍有不同。但是，我们似乎很难反驳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有了很大提高这一基本结论。例如，拉维·坎布尔和张晓波使用了一种略微不同的方法，计算出中国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从1985年的0.217跃升到了1999年的0.303——这也是一个非常显著的提高。他们还使用了另一种对不平等程度的测度，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这种测度，即“一般熵指数”，是泰尔首先研究的一类测度中的一种(这是我在演讲的稍后部分要加以深入评论的)。

　　中国的这一状况，也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布兰科·米拉诺维奇采用各个国家家计调查的统计数据，以基尼系数作为不平等的测度，结果发现，整个世界(以一个包含很多国家的样本为基础)的基尼系数从1988年的0.628上升到了1993年的0.660。为了解释这一倒退的原因，米拉诺维奇指出，中国的“农村人均收入缓慢增长”(相对于其他人口稠密的亚洲国家)与“城市经济快速增长”(与经合组织国家一起)之间的反差有很大的影响。实际上，中国收入增长的城乡差别是世界基尼系数上升的重要原因。所以，在讨论中国的贫困和不平等问题时，我将要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在近些年里，收入持续增长的巨大成就似乎是通过加大不平等来实现的。即使是在消除贫困方面，所取得的惊人成就也随时间有所不同，并且还存在着地区差异。

　　三、评估中的关键问题：空间和测度

　　讨论不平等问题的文献涉及的主要是收入方面的数据，近年来中国关于不平等和贫困讨论的情况也是如此，收入空间特别受到研究中国不平等和贫困趋势的学者的关注。在中国，从收入角度对此问题进行的研究占据明显的优势地位，在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也是如此。

　　在收入空间里，使用最为广泛的特定测度是基尼系数，有关中国不平等问题的文献尤其如此，尽管有时候也采用其他的测度作为补充，如一般熵指数。

　　研究世界总体贫困问题，特别是评估中国的贫困状况时，最常使用的贫困测度方法是按人数计算的，既使用低于贫困线的“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这样的指标，也使用一些比例指标，如总人口中收入低于贫困线的人口所占的比例。有时，还使用其他一些测度指标作为补充，例如穷人收入不足的总规模(用占总收入的比例来表示)和“贫困差距平方和”(即每个穷人的实际收入与贫困线之差的平方的加权)。

　　我们可以质疑上述空间和测度是否合适。但提出这些概念问题是很有必要的，这不仅是为了检验近来的发现是否可靠，而且更重要的是，为把今后对中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评估建立在一个坚固知识基础之上。我们不得不首先考虑空间和评估方法的选择如何与使我们对不平等和贫困的评估产生兴趣的动机相一致这个问题。对不平等和贫困的评估必须与对“平等和社会公正”的需求相一致，本次会议就很明智地选择了后一点作为主题。

　　四、空间：收入和能力

　　我从对空间的选择开始，也就是首先确定用来估计不平等和贫困的变量。收入是一个合适的空间吗?实际上，从许多方面来看，它肯定是。收入不平等必定与我们所进行的评估有关，因为收入是一种能达到广泛目的的手段，缺少收入将使一个人陷入严重的困境。而且，在解释主要的经济灾难时，弱势人口收入急剧下降是很重要的原因。

　　最近的“亚洲经济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一危机从1997年开始，使韩国、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国家饱受折磨。在危机中，正是失业工人收入降低造成了随后发生的巨大灾难。同样地，俄罗斯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由于急剧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拙劣尝试而造成的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被解释成是由于人们的收入急剧下降的缘故。

　　再考虑中国自己历史上的那些困难时期，在“大跃进”失败后紧接着的是饥荒和大量的死亡，收入和索取权的减少——以适当的指标来估计——是造成饥荒的最主要的原因。尽管粮食产出和可获得的粮食数量减少是索取权急剧下降(某些饥荒情况是如此，另一些则不是)背后的主要原因，然而，如果要想完全理解政府收集粮食并分配给人们的方式，我们就不能只局限于关于可获得粮食的统计数据(尽管还要适当地引用它们)。林毅夫和杨涛的经验研究证明，索取权——收入(当它被精确刻画时)在其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能对中国在1959—1961年发生饥荒的模式和强度提供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解释。不管使用其他什么样的方法来估计不平等和贫困的空间，我们都要为收入和与收入有关的统计数据留有余地，特别是在解释与经济有关的主要灾难的时候。

　　然而，即使是这样，我们仍有必要问一下，虽然收入空间很有用，但它是否真是评估平等和社会公正的适当的信息基础?如果它不是，那是为什么?这些问题与我们对发展所要实现的目标的理解有关，特别地，它与怎样评估人们的生活质量以及他们所享有的自由有关。由于收入只是美好生活的一个条件，所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直接考察人们的生活质量以及他们所享有的怎样去生活的自由。如果生活是由各种各样我们可以去做或去实现的事情(如长寿，健康，具有读写能力等等)组成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把人们是否能实现这些能力来作为评估的中心。

　　一方面是人的收入，另一方面是他的健康和自由，正是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使得收入信息并不能成为估计正义和平等的基础。对能力的兴趣不仅影响到对不平等的评估，而且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把贫困看成是人们不具备某些基本能力的结果(而不只是由于收入本身低的缘故)。

　　其实，早在公元前四世纪，亚里士多德就在他的著作《尼各马科伦理学》的一开始指出，为了理解究竟是什么使得人们生活富裕并享有自由，收入和财富有一定的作用，但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正如他所指出的，“财富显然并不是我们想要追求的美好事物，它只不过是对我们想要的某些东西有用而已。”实际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文明，都有思想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注意到了这一区别(例如孔子)。类似地，在印度，佛对寻求启蒙的著名追求，比亚里士多德早了两个世纪，直接反映出他意识到收入和财富(作为一个繁荣国家的王子，他拥有许多)既不能使任何人逃避疾病、年老和死亡这些不幸，也不能使任何人因无知、没文化和没有被启蒙而受到惩罚。我已故的朋友马赫布卜·乌·哈克(Mahbub ul Haq)发起编写了《人类发展报告》。我曾告诉他，我们可以把关注寿命、教育和基本收入的“人类发展指数”直接与2500多年前佛所关心的著名问题联系在一起。

　　如果我们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选择如何生活的权利的扩大视为发展的话，那么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去关注“功能”(functions)以及“能力”(capabilities)的实现。相关的能力不仅具备那些能避免夭折、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能受到教育及其他这样的基本要求，还要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成就，包括——如亚当·斯密所强调的——能够在公共场合出现而不害羞，并能参与社交活动。

　　当然，我们无法否认，其他条件给定不变，更高的收入将有助于实现更多的能力。但是，收入只不过是许多投入(我们的能力还依赖于诸如社会和政治机会等条件)中的一种。更进一步，给定生活水平，我们所能实现的能力也取决于个人因素(例如是否易于患遗传疾病)，以及我们所居住的环境(包括流行病的环境)。

　　五、能力贫困和相对剥夺

　　收入和能力之间的关系还由于存在着相对剥夺的关系而变得更加复杂。正如亚当·斯密指出的，社会能力可能取决于一个人与他或她所交往的其他人的相对收入。如果一个人能够有适当着装(或者能够消费其他具有某种可视性或社会用途的商品)，那么在给定他或她所处的社会的标准下，他或她的这一能力就可能对于他或她是否能够与社会中其他人融洽相处非常关键。这一点直接关系到他或她与社会一般收入水平相比较的相对收入。因此，收入方面的相对剥夺可能导致能力方面的绝对剥夺。从这个意义上说，贫困问题和不平等问题是紧密相连的。

　　斯密在估计贫困问题时关注相对收入的一些含义值得我们进一步去研究，因为它们触及了很广泛的内容。首先，既然社会能力的绝对剥夺取决于收入的相对剥夺，那么很明显，在能力空间中对贫困的估计就不能离开对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分析。从这一联系中我们可以看出，全球范围内日益增长的在公共讨论(有时也在公共政策分析)中只关注消除贫困，而不关注不平等问题的趋势，是令人难以理解的。虽然我们能够很容易看出收入贫困与收入不平等是不同的现象，然而，能力贫困与收入不平等却是紧密联系的。有些政治家采取了以下这样的政治态度：“我确实关注贫困现象，但我不会谴责不平等。”这样一种态度不仅引起了人们对它在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密切关注，而且还引起了一致性问题以及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不平等和贫困有如此联系这样一个问题。

　　其次，斯密的推理指出了为什么我们只提高收入的平均水平而不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就很难根除贫困的原因。特别地，富裕国家的贫困现象可以从相对剥夺角度得到较好的理解。亚当·斯密用以下方式分析了一个人在社会中相对于其他人的位置。

　　“例如，严格说来，亚麻衬衫并不是生活必需品。我想，尽管希腊人和罗马人没有亚麻衬衫，他们还是生活得非常舒适。但是在当前的时代，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里，如果一个可信的白天工作者在公共场合出现而又没穿亚麻衬衫的话，他就会感到羞愧。没有亚麻衬衫意味着他穷到了可耻的地步，除非他混得太差，否则他是不会沦落成这样的。风俗习惯以同样的方式使得皮鞋在英国也成为了生活必需品。即使是最贫穷的人，无论是男是女，如果没穿皮鞋就出现在公共场合，他/她都会感到羞愧。”

　　如今的情况是同样的，尽管一个人的收入水平能使他或她在孟加拉国或埃塞俄比亚摆脱贫困，但如果是在纽约，这个人就有可能受到贫困的折磨。这不仅是因为当国家变得富裕时，我们所考虑的最低基本能力会发生变化，还因为，即使是相同的能力水平，随着社会中其他人收入的上涨，人们所需要的最低收入本身也可能会上涨。例如在纽约，为了参与社会活动，或者为了孩子能够与同一学校的其他孩子们交往，人们所需要的商品束可能包括电话、电视和轿车等。而在亚蒂斯和达卡则可能不是这样(可能在那里，即使没有这些设施，成年人也能参与社会事务，而孩子们也可以互相交谈)。

　　于是，即使是相同的最小能力，在不同的社会里也会需要不同的商品和不同的最小收入，这就涉及一个人与生活在同一社会中的其他人之间的系统性联系。这种关联的更进一步的含义是：在富裕国家，有些家庭迫于压力，必须先把他们的收入用于实现同等人群所都具有的社会能力(而这样做通常又要放弃其他一些要求)。这样做甚至会造成身体上的损失，如营养不良。而在一些贫穷国家，则观察不到这样的现象。特别地，考虑成年人消费模式的社会压力，也有助于解释人们讨论很多的“美国的饥饿”这一奇怪现象。尤其是当给出有饥饿成员(经常是儿童)的家庭收入水平时，我们就会发现它可能会比在贫穷一些的国家发生饥饿的收入水平高得多。

　　最后，对于一个人来说，同一社会的其他人的消费模式，或与之交往的一群人的消费模式，对他来说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这一点也说明，用一些纯个体的指标来估计贫困是不可能的。没有哪个人是孤立的，这一理解对估计贫困是非常重要的；相应地，它对我们适当估计不平等的痛苦和范围也是很重要的。当讨论到对不平等和贫困的正式测度的公理性需求时，特别地，当讨论到可分解性的条件时，我将会回到这一问题。

　　六、中国的能力和公平

　　空间的选择是怎样影响我们对中国不平等和贫困的估计的呢?在这里我可能会提出我个人感兴趣的一些观点。从我当初写一些有关能力的相关性以及收入空间和能力空间的距离和分歧这些方面的文章开始，中国已经成为我用来说明一个国家可能会有低收入，但同时人们却可以获取许多相当高水平的基本能力的最重要的例子之一。通过对基础教育、基本医疗保健以及流行病防治进行富有远见的投入，中国在教育、扫盲、基本卫生保健以及居民寿命等方面都取得了比许多人均GNP或实际国民收入远高于中国的国家大得多的成就。

　　中国的这一早期成就，从一个角度来看，是与国家的平均水平有关的，但它也反映出中国极大地减少了传统意义上在教育、健康和预期寿命等方面的不平等，同时也极大地减少了能力方面的贫穷。还有一点值得我们回忆的是，这些成就都是在经济改革前取得的。中国在1979年开始改革前就已经具有大大扩宽了的初等教育和基本医疗保健基础。由于中国在改革前的实际经济增长并不是特别全面也不是很迅速，所以中国仍然保持着很高的收入贫困程度。但是，忽视中国在改革前减少能力贫困及能力不平等的伟大成就将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正如事实上发生的那样，当中国最终开始进行经济改革的时候，除了其他因素以外，它所取得的令人吃惊的成就得益于它在卫生保健和教育上已经取得的进步。因为在教育上的成就以及劳动人口健康状况的提高极大地便利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然而，毫无疑问，中国改革前直到1979年在卫生保健和教育上所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需要由实际收入的提高来加以补充。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没有激进的经济改革，那么我们在1979年以后看到的快速经济增长——使得收入贫困现象大幅度减少——就不会发生。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必须对改革后中国减少贫困的努力——它着重于减少收入贫困——进行适当的估计。改革后中国的实践，特别是改革开始之初的那些年里，既得益于改革前的成就，又得益于政府开始更多地关注家庭和个人的经济收入水平，而在改革之前政府则更多地关注卫生保健和教育。

　　如果要我对当代中国的不平等和贫困问题的研究方向提出我的一个愿望的话，那么我将会建议研究者们更多地关注贫富差距和人们基本能力的丧失。有非常充足的理由要求我们在已经做出的——并将继续的——关于收入不平等和收入贫困的研究基础上，对用死亡率、发病率、教育及其他一些有关能力的变量来衡量的不平等和贫困趋势，补充了深入的研究。这些变量可能与收入不平等和收入贫困联系紧密，也可能没有什么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研究工作已经开始了。在本次会议上，就已经有人对与能力不平等和能力剥夺联系紧密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建立一个基于能力的对当代中国的成就和挫折进行综合评估的模型，将会是非常有用的。

　　我应该提及，认为这些研究很重要是有恰当的理由的。改革之后中国的收入增长非常快，以至于人们几乎没有注意到中国在其他领域进步的缓慢(相对而言)。例如在预期寿命方面，当中国于1979年开始经济改革的时候，中国人的预期寿命比印度的要高大约16年(在印度，人们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是52岁，而在中国，这一数字大约是68岁)。而现在，这一差距似乎已经缩小到了7年左右(印度人的预期寿命是64岁，而中国人的预期寿命是71岁)。当然，在绝对水平较高的情况下，要进一步提高预期寿命就会变得更加困难。但是，以下事实可能会有一定的意义：在印度喀拉拉邦(具有良好的教育基础和广泛的卫生保健服务体系)，预期寿命要比中国人的高得多。喀拉拉现在的预期寿命是74岁(男人72岁，女人76岁)，然而在1979年，喀拉拉邦人的预期寿命远低于中国人。同样，尽管在1979年前后喀拉拉邦具有和中国相仿的婴儿死亡率，然而，喀拉拉邦的婴儿死亡率从那时以后就开始持续下降，同样的情况却并没有在中国发生。结果到了现在，喀拉拉邦的婴儿死亡率是男婴14‰，女婴13‰，这一数字大约是中国的一半(特别是，女婴死亡率要小于一半)。

　　尽管这些主要是一些总量的统计数据，然而它们仍与能力贫困有近似的联系，甚至与能力不平等也有一些间接的联系。另外，许多政策问题可以通过对基本能力不平等和贫困进行更清楚和更确定的研究来得到更好的估计。怎样为医疗保健和健康保险筹措资金可能就是一个这样的领域。我想补充一句，在喀拉拉邦，对医疗保健的成功以及学校教育(尤其是对女孩的教育)的普及产生积极影响的因素之一，是对这些问题的讨论的公共性质。所以，公众参与的结果不仅对那些基本能力有重要意义，而且也对其他一些与寿命、健康和教育有关的能力有重要的影响。

　　七、可分解性：基尼系数和其他测度

　　现在我们离开空间问题(以及能力的重要性)，回到对我们更为熟悉的收入测度的讨论，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关于不平等和贫困问题的绝大部分工作都是围绕收入进行的。正如我早先所提到的，不论在这一领域引入其他什么指标，我们都仍会对收入不平等和收入贫困的估计保持兴趣。在这种情况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把它作为标准使用的收入不平等和收入贫困的特定测度是否的确合适。我们还有必要探究一下，收入和能力之间的差别和联系对这个复杂问题是否有一定的意义。

　　正如我们以前所注意到的，在中国最常使用的——也是其他国家最常使用的——对收入不平等的测度是基尼系数。一直以来都有人认为这种测度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是不可分解的；而世界上的应用经济学家的一种非常普遍的观点是，我们应该尽可能避免使用不可分解的测度。

　　那么我们就一定要问，到底什么是可分解性?它为何这么重要?这其中的推理是正确的吗?对可分解性的兴趣，尤其是对和不平等测度有关的可分解性的兴趣，可以追溯到方差分析，它分析一种估计变量(如收入)的方差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其他一些相关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收入的变量(如年龄、性别、种族、教育程度以及工作经验等)所解释。我们可以把任何国家的人口都分成不同的类别，例如，中国的人口可以分成沿海居民和非沿海居民(或者分得更细，把人口按不同的省份来分类)，或者按不同的职业来分类，或者分成男人和女人，如此等等。研究可分解性通常是为了在我们使用任何不平等测度的时候，能够把总的收入不平等与“不同类之间”及“同类之间”的不平等这两部分联系起来。前者，即对“不同类之间”不平等的测度，是把一类中所有个体的观测数据都用此类的平均收入来替代，从而我们就只关注不同类之间的差别(假设在同一类中不存在不平等)。后者，即对“同类之间”不平等的测度是所有不同类内部不平等的加权和，它只考虑这些类内部的不平等(不同类之间的不平等不予考虑)。

　　可分解性要求两个组成部分，即“不同类之间”和“同类之间”的不平等(如上面所定义的)加起来应该正好等于我们所要考虑的变量的总的不平等。实际上，正式的可分解性要求这一点对每一种人口分类方式都成立。

　　一些对不平等的测度满足可分解性，而另一些——如基尼系数——则根本不满足。这是因为，基尼系数对个人的收入进行加权，这些收入反映了这些个人与我们所要考虑的类中其他人的收入的相对差距，所以这些权重就依赖于我们挑选出来进行比较的类。于是，结果不仅取决于我们要涉及的是哪一类，还取决于一个特定的类是怎样被分成不同部分的，因此基尼系数不满足可分解性。许多其他对不平等的测度也不满足可分解性。

　　实际上，安东尼·索洛克斯的一个出色的结论表明(Shorrocks,1980,1984)，对于满足“良好”特性(这些特性是对不平等测度的标准要求)的一类不平等测度而言，满足可分解性的不平等测度只包含一种非常特殊的测度，即泰尔的一般熵指数以及它的正倍数。我在早先提到，坎布尔和张晓波(Kanbur and Zhang,2001)使用了一般熵指数来研究中国的数据，可分解性也许是他们使用这种测度的因素之一。

　　对贫困的测度也有类似的可分解性要求。然而，由于我们这里关注的是贫困而不是不平等，所以显然没有“不同类之间”这项。更确切地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把注意力集中在通过对不同类内部的贫困取加权和来得到总的贫困度量，其要求是这样的和恰好反映全部人口的贫困程度。同样地，满足可分解性的一个正式的必要条件是，上面的性质必须对每一种总人口的分类方式都成立。

　　至于贫困，最早使用以及使用最多的测度是按人头计算的贫困，它实际上是很容易分解的，但它同时又是极其粗糙的，因为它并没有考虑低于“贫困线”收入门槛的穷人们贫困的程度：它只是简单地计算了低于此线的人数。为了纠正这一不精确的做法，并且不只是引入穷人收入不足的程度，而且还要引入这种收入不足在穷人中的分布情况，人们已经提出了许多对分布敏感的贫困测度。我于1976年提出了一种测度，有时被称为“S指数”。尽管这个指数是为了满足关注相对剥夺的规范性要求而通过公理化的方法得到的，但最终穷人收入的基尼系数却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Sen,1982)。尽管S指数是一个对分布敏感的贫困测度(且有其他一些反映贫困程度的性质)，然而由于和基尼系数几乎相同的原因，它并不是一个可分解的测度。

　　有一类测度可以确定是满足可分解性的，包括我在前面提到的“总平方贫困差(P2)”，它的定义是，每个穷人的实际收入分别与贫困线门槛之间差距的平方的比例加总(参见Foster,et al.,1984)。特别地，由于要求可分解性，所以“总平方贫困差”已经成为了一种广泛使用的测度，尤其是被世界银行所使用(参见Ravallion, 1994)。在某种程度上，它也被用来描述中国的贫困状况(如Khan and Riskin,2001)。

　　如果我们把可分解性视为是不平等和贫困测度的一个必要条件，那将会极大地限制可行的规范性指标的种类。特别地，人们大量使用作为对不平等的测度的基尼系数，将不得不被抛弃。同样，使用基尼方法来描述穷人间不平等的、对分布敏感的贫困测度，如“S指数”(或它的变型)也必须被剔除掉。因此，重要的是，对于我们选择用来反映收入空间的贫困和不平等性质的指标而言，可分解性是否确实是必要的——或至少是良好的——性质。

　　很容易看出为什么可分解性有如此重要的吸引力。把总人口的贫困“划分”为不同子类的贫困，当然是很好的。例如，把中国总的贫困分解为不同省份的贫困的一个加权平均值。这样的划分是相当直观的。然而，问题在于可分解性要求，不管怎样对总人口进行划分(就是说，把总人口分成什么样的子类——无论这些子类是不是连贯的实体)，可分解性都成立。正是由于要求可分解性应该对每个划分都成立，所以这个看似合理的要求使得我们即使把总人口按如下方式分类，可分解性也要成立：例如我们按人们名字的汉语拼音的首个字母来分类，把那些名字以A开头的人分成一类，把那些名字以B开头的人分成一类，等等。但是，并不像居住在同一个省(如湖南)的人们会有一定的关系那样，名字以A开头的人们之间并不一定会有任何关系。相对剥夺的学术取向的精髓，如斯密已经强调过的(在另一个不同的环境里)，在于我们怎样根据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比如一个人会把别人的着装和消费模式与自己的进行比较)对他们进行分类。要抓住相对剥夺理论的精髓，我们只需要可分解性对某些基于交往社区的划分成立即可，而对别的划分则不必要求成立。如果要求对每一种逻辑上可能的划分都成立，贫困和不平等测度几乎就没有令人感到直观的特性了。

　　另一方面，在数学上，对每一种逻辑上可能的划分都成立的这个条件，要求满足条件的那些不平等和贫困测度孤立地对待每一个人。之所以熵测度能行得通，就是因为没有一个人的收入是通过与其他人的比较来进行估计的。之所以“总平方贫困差”满足可分解性，也就是因为每个人相对于贫困线的收入不足都是被单独考虑的，而不是与其他人的收入或他们的收入不足相比较的。可分解性的数学形式具有以下的奇异结果，它排除了任何比较方法，这对于不平等估计和贫困测度当然都是致命的。实际上，正是亚当·斯密的观点——正如我们以前讨论过的——把收入空间中的相对剥夺与用能力术语描述的绝对剥夺联系了起来，而这些却都被贫困和不平等的可分解性测度完全忽略了。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测度，它对某些划分(如按省份的划分)满足可分解性要求，而对另一些划分(如按人们名字汉语拼音的首个字母来进行划分)则并不满足可分解性。寻找这样的测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要求我们即使是在测度收入不平等和收入贫困的时候，也一定不能把注意力只局限在收入信息上，而要同时考虑把人们互相联系或分隔开来的其他一些特征。

　　这里并不是深入讨论这个问题的场合(尽管我很愿意更全面地讨论这个问题)。然而，我必须在这里指出，迄今为止我们所使用的所有的不平等和贫困的测度都是有缺陷的，但是它们的缺陷在于不同的方面。无论是作为不平等测度的基尼系数，还是作为贫困测度的S指数(或它的任何变型)，它们都只是集中考察了一种社会关系(一个人在所考察的群体中所处的相对位置)。但是这样做能否让人接受，必定要取决于所涉及群体的性质。另一方面，一般熵指数(及它的变型)和总平方贫困差(及它的变型)通过把每个个人都看成是孤立的，彼此之间不受特定群体的影响，因而这两种指标都倾向于忽略群体内部人们之间的关系。如果想要得到一个比较合适且令人满意的不平等和贫困测度的话，我们就不能把它单独定义在收入空间里，而必须用一些信息来补充收入数据。这些信息包括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有关信息，以及消费模式影响特定社会环境下的人们的“必要消费”的群体信息。

　　在一个有关他人生活状况的信息迅速传播的世界里，试图把社会上的人都看成是孤立的个体，是尤其糟糕的。而在当代社会，便利的旅行条件以及快捷的通讯方式(比亚当·斯密所熟悉的时代迅速得多)使得这一点成为了现实。人们之间这种强有力的联系还跨越了省界和国界。中国相对富裕的人群的消费习惯可能受到更加富裕的国家的人们的消费习惯的影响，反过来，中国相对富裕的人群的消费模式也可能对中国国内较不富裕的人群带来一种被相对剥夺的感觉。如果仅使用只关注每个人自己的收入，而不考虑所比较的群体中其他人收入的不平等和贫困测度，要想抓住不平等和贫困的本质特征(包括它们与相对剥夺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能的。一般熵指数或总平方贫困差都在追求可分解性的过程中拒绝使用这些极其重要的信息。

　　困扰贫困研究的哲学难题在于，怎样才能协调好以下两方面的关系：一方面我们想把总人口贫困和不平等分解成不同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我们又需要非收入信息，以便确认这样的分解在什么时候有意义，什么时候没有意义。由于没有什么先验理由，这使得我们较少地怀疑对具有可分解性的熵类不平等测度和贫困测度，而较多地怀疑对不具有可分解性的基尼系数以及援引基尼系数的其他贫困指标。经验研究可以沿着这些思路中的任何一个进行，但我们要记住每种测度都很有可能犯一些错误，它们要么忽略了社会关系(因此具有太强的可分解性)，要么就是假设了一些非常特别的社会关系(基于某种关于相对剥夺的观点)。也是部分地因为上述原因(至于其他原因，我在别的地方已经讨论过了。)，理论经济学家争论、经验经济学家则必须尝试每一种测度这一由来已久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八、结论

　　在这次演讲中，我试图详细考虑对不平等和贫困的估计所存在的挑战，并且我还试图从这一观点出发，讨论与当代中国有关的评估和政策问题。特别地，我集中注意了对“空间”和“测度”的选择以及这两种选择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演讲中，我特别利用了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所表现出来的洞察力。严复于100多年前把这本书翻译成了中文。我试图从这本书中得到一些有助于认识有关当代世界尤其是中国的不平等和贫困的争论的启示。能力观点实际上是与一些更古老的想法(亚里士多德是具有这些想法的人之一)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观点给了我们理由，来重新考察中国人民与不平等和贫困所做的斗争，包括改革前和改革后的。它也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不会被对基尼系数及其他一些“不可分解”测度的常见用法的批判(并不只是在中国)束缚住手脚。

　　在更直接的层次上，有一些经济学家坚决主张，应该对以往关于中国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骄人工作加以补充，方式是扩展我们所注意的焦点，以覆盖许多基本的能力，这些能力与健康、教育及其他一些因素有关，而它们对于社会政策尤其重要。同时，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必须对医疗保健、学校教育等方面的工作进行更多的综合，以形成更全面的政策取向。

　　高速的经济增长过程当然对消除贫困和剥夺有很大的贡献，然而，它还需要其他一些政策来做补充。这一方面是因为贫困不可避免地具有相对剥夺的性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需要超社会服务的纯粹收入机制，这一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运行并不完善。

　　不仅仅是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在克服贫困和不平等方面的经验感兴趣，所有关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剥夺和差异现象的人，都会对中国的经验感兴趣。所以这次“中国转型时期的平等和社会公正问题”研讨会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出了只与中国一个国家相关的范围。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说，能够出席这个会议，我感到非常荣幸。另外，能够再次访问这个伟大的国家，我感到非常高兴和激动。


朗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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