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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讲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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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系列简报之一

发布日期：2015-04-10 01:25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2015年第012期（总第1198期）

 

 

背景介绍：2015年4月9日，作为朗润·格政系列活动之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经济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联合主办的“深化改革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圆桌讨论会在致福轩教室举行。我们将分两期简报报告此次会议内容。本期简报报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国民经济研究所王小鲁副所长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陆旸副研究员的发言。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姚洋：中国经济天空上的一朵乌云

对于中等收入陷阱是否存在，有一些疑问。从数据可以比较明确的看到，的的确确存在中等收入陷阱。人均收入100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国家全世界只有20个。高收入国家的数量取决于定义。世行的标准是12000多美元，这个标准低了一点，只有美国人均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如果将美国人均收入45%作为高收入的标准，世界上只有36个高收入国家。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国家属于中等收入阶段，很多国家经历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没有跨越这个阶段。

从低收入成功跨入高收入的国家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是高储蓄、高投资。很多人抱怨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太高，但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没有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是较高的人力资源水平，包括较高的教育水平和较多的劳动力数量。第三是较高的卫生状况，比如婴儿死亡率低、预期寿命高。第四是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和印度的对比很能说明问题。中国工业产值占GDP的比例为45%左右，印度只有30%。一个国家只搞服务业是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发达国家的，特别是大国。不光要搞工业化，而且工业化一定要深入，工业占比一定要高到一定程度，在就业方面要达到30%以上，然后才开始缓慢的下降。此外，工业化持续的时间要足够长，比如说20年到25年以上。第五就是出口中以制造业为主。第六是宏观经济方面比较稳定，没有恶性通货膨胀。这意味着财政政策比较稳健，政府不乱花钱，特别是不把财政货币化。第七是政治上比较稳定，没有大的政治波动。第八是比较平等。

在上面八个特征中，中国唯一不具备的是第八点，即比较平等。如果说中国经济的天空上面有一朵乌云，那就是不平等问题。不平等会在哪些方面阻碍经济增长？主要途径是教育。穷人对教育的投资比较低。很多农村的孩子初中没有毕业就被招到沿海打工，他们现在的收入还可以，每月能赚两千块钱，而且很快会涨到三千块钱。但是如果再过五到十年，他们的工作就会被机器替代。根据他们的教育水平，他们的收入不可能随着经济增长的速度增长。按照6-7%的经济增长速度，十年之后他们的收入就要翻番，起始工资就要超过一千美元。如果他们的教育水平达不到一定的高度，比如高中教育，要拿到这个工资是不太可能的。

农村的教育水平仍然很低，迫切需要加强职业教育。根据北大的调查统计，在农村地区21-30岁的人口当中，5.8%为文盲或半文盲，13.7%只有小学文化水平，49.0%初中毕业，三者加起来超过三分之二。这样的劳动力群体未来将会遇到非常严峻的挑战。目前政府对于中等和高等职业学校的财政投入低于普高，也低于职高。这样显然不可能培养出足够多的好工人。政府应该加大投入，在正规教育的资源分配上向职业教育、职业院校倾斜一点。另外还可考虑拿出一笔资金给人社部，用来提高现有工人的技能水平，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做好准备。五年、十年之后再做就来不及了。

 

王小鲁：经济增长放缓的根本原因是结构失衡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一直在放缓。尽管经济增长率在下降，资本存量的增速反而在提高。从1978年开始改革到九十年代中期，经济增长率在大多数年份高于资本存量的增长率。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经济增长率走到了资本存量增长率的下面。特别是2008年以后，出现了一个更大的变化，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有大幅度的上升，但是相反经济增长率在逐步下降。这两个增长率之间出现了一个喇叭口。和上述现象同时发生的是工业部门出现了相当严重的产能过剩。这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中国存在过度投资的情况，也就是说投资出现过剩。

中国的资本生产率（资本存量和GDP的比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大致在0.4和0.5之间。在2000年以后，出现显著的下降。2013年降到了0.3以下。边际资本生产率的变化更快。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大体上保持在0.4以上， 2013年已经降到了0.14。也就是说现在的资本生产率只有2000年的三分之一。为了达到那个时候用一块钱带来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现在要投入三块钱。

经济增长下行不是因为供给障碍，而是来自需求方面的制约。需求制约又可以分为几个方面，一个很突出的方面就是最近几年出口增长放缓。2000年以后的七八年时间，中国的出口增长率每年超过20%，内需不足的问题并没有充分反映出来。2008年以后出现金融危机，大规模投资在相当程度上替代了出口的下降，在短期拉动了经济增长。问题是我们当时采取的大规模刺激政策最近几年在逐渐退出，内需不足的问题就变得突出了。这是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的直接原因。

在我看来，经济增长放缓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的结构失衡，即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我们现在用GDP的一半来进行投资。这么高的投资率是世界上少有的。我同意为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需要高储蓄和高投资，但是高储蓄和高投资需要有一个合理限度。如果超过这个限度的话，过高的储蓄和过高的投资就会带来结构性的问题。首先是产能的扩张快于消费的增长，出现产能过剩。另外一方面过高的投资也带来了过度的能源消耗和大气污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采取投资扩张的政策，恐怕只能在短期拉动经济增长，长期会加剧内需不足。

如果不投资在生产领域，只搞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同样不能避免上述问题。最近几年房地产出现了大量的过剩，很多地方大量空房卖不出去。基础设施领域仍然有很大的投资空间，但是很多地区的基础设施是超前的或者说是过剩的。因此，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也会形成泡沫，也是不能无限扩张的。

结构失衡的出现和政府行为有关。2000年以后，各级地方政府越来越热衷于投资，家把投资本身当成了政绩，而不是把投资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当成政绩。政府投资加上国有企业投资大概占到固定资产投资的三分之一，但是政府投资实际上是起领导作用的。如果政府一味追求高增长、高投资的行为方式不改变，那么结构失衡问题也很难改变。

结构失衡的另一个原因是收入分配。一个方面是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分配在过去十几年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政府收入的比重在上升，企业收入的比重在上升，而居民收入的比重在下降。另一个方面就是居民收入在不同阶层之间的分配也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收入差距在急剧扩大。

如果能够通过结构调整和推动改革来改变政府行为和收入分配，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从现在50%左右下降十个百分点，总消费率恢复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60%以上，那么结果就是结构更加平衡，增长能够持续，经济下行也会被遏制。

 

陆旸：从人口红利转向改革红利

中国的“人口红利”变成“人口负债”。当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加、人口抚养比下降时，这个国家有较为充足的劳动力，储蓄率更高，有利于投资和资本形成，最终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增长。此时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国家享受到了人口红利。中国过去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有四分之一来源于人口红利的贡献。但从2010年开始，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人口抚养比快速上升，中国的“人口红利”变成了“人口负债”。

人口红利减弱甚至消失使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逐渐降低。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由供给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决定。人口变化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这四个要素。因此，人口因素的变化对潜在增长率有重要影响。伴随着2010年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的经济增速开始放缓。这一现象与1990年左右的日本非常相似。日本在1990年前后出现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人口抚养比上升的趋势，同时期GDP潜在增长率大幅下降。我们预计，以现在的人口结构，十二五期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会下降到7.75%，十三五时将下降到6.7%，之后还会持续下降非常长一段时间。

四项措施能够贡献改革红利。第一是放松人口生育政策。根据世界经验，一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在其一生所生育的子女数量）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放松人口生育政策在长期可以带来更多劳动力，弥补劳动力短缺，可使长期增长率提高0.2-0.4%。第二是增加人力资本：提高升学率、增加培训。第三是提高劳动参与率。这一措施在短期内更有效，长期效应逐渐消失。第四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有递增效应，随时间越来越明显，是中国长期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政府应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通过国企改革、金融体系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手段提高生产效率。如果把以上四项改革措施结合起来，预计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1-2%。

 

（张耘昊整理，唐杰修订，姚洋老师已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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