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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系列简报之二
发布日期:2014-04-13 01:25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2015年第013期(总第1199期)
背景介绍:2015年4月9日,作为朗润·格政系列活动之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经济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联合主办的“深化改革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圆桌讨论会在致福轩教室举行。我们将分两期简报报告此次会议内容。本期简报报告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滕飞副教授以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陈春来教授、宋立刚教授的发言。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腾飞:实现减排目标需要付出巨大努力
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发布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强调气候变化是人类的最大威胁。中国提出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的目标。
从现在的科学研究来看,从2010年到本世纪末,为了控制全球温度升幅在2度之内,全球可供排放的二氧化碳大概是一万亿吨的规模。基于未来有限的一万亿吨全球排放量,在目前文献中提出的各种分配方案下,中国的累计排放量在1500亿吨到4400亿吨之间。2013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大概是80亿吨。这意味着,最低的分配方案只够中国在目前的水平下再排放20年,最高的分配方案下中国可以再排放40到50年。如果考虑到中国目前的排放量还在增加,上述时间还会缩短。从排放量的峰值年来看,虽然不同的方案提出不同的要求,但基本都要求中国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这对我国未来的减排工作提出了一个非常硬性的约束。
从国内情况来看,中国也面临着巨大的减排压力。首先,我国虽然在过去的20年在节能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未来仍面临着非常严峻的能源供应压力。2030年我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会超过75%,天然气也会超过40%,煤炭大幅超过安全产能。其次,从经济方面来看,在碳排放具有价格、带来成本的情况下,直接排放部门会将成本以电价等形式传递到下游企业,而中国GDP的20%明显受到碳价格的影响。这个比例在发达国家只有1-2%,我们是他们的十倍以上。最后,环境的角度来看,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和粗放、不合理的能源使用导致雾霾等环境问题。
如果按照目前情况继续发展,通过测算,我们认为若仅采用末端治理措施(脱硫脱氮除尘),最多使污染物排放下降60%。然而,要想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满足空气质量达标的要求,污染排放需下降80%。那么剩余的20%只能通过上游的结构转型、持续的节能和燃料替代来实现。只有2030年实现排放达到峰值的目标,才有望实现2030年空气质量达标的目标。
要想实现2030年实现排放达到峰值的目标,在未来20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年均下降率需要保持在4-4.5%左右的水平。排放达到峰值意味着单位GDP二氧化碳强度的下降率要大于或等于GDP的增长率。如果到2030年GDP的增长率是4-4.5%之间,我们就需要把单位GDP排放强度的下降率保持在4.5%。
综上,目前的经济、能源和环境政策,要协同治理,以便更好实现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和环境改善的目标。仅通过末端处理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想法是目前能源环境问题的主要症结所在。
陈春来: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正面作用
自中国加入WTO以来,外资流入非常快。现在中国已经成为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外资吸收国。截至2014年底,中国累计已经吸引了1.5万亿美元,数目非常庞大。本文探讨外国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及经济发展的影响。
根据经典理论,长期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劳动力的投入、资本的投入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因此,外资对所在国经济的影响就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外资提高了就业率,增加了劳动力投入;第二,外资增加了资本积累;第三,外资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促进技术进步;第四,外资有强大的技术溢出效应,所在国国内企业通过模仿、复制、产前产后的产业链联系以及共同研发,从外资企业学习到先进的技术,提高了自身的劳动生产率。通过上述四个渠道,在本国资源不变的情况下,外资会促进这个经济体的产出增加。
为了验证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是否确切地产生了促进作用,我们构建了计量模型,通过采用1987-2010年的我国31个省的经济、劳动、资本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外资确实产生了很强的技术溢出效应,带动了中国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提高;第二,通过对收入状况、交通运输状况和通讯水平来区分中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发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技术溢出效应有差异,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外资作为资本投入的经济贡献很显著但是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但在所有领域外资对经济发达地区都有很显著的促进作用。根据实证结果,外资总体来讲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正面的作用。
上述研究具有什么政策涵义?我认为有以下三点:第一,采取产业性或区域性的政策,鼓励外资向欠发达地区去。第二,在教育和基础设施这两方面加强投资。第三,鼓励劳动力的流动,鼓励跨地域的投资,鼓励东部的资本流到中西部去。我们现在可以通过“一带一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把中西部地区真正带动起来。
宋立刚:弘扬企业家精神至关重要
中国的改革已经30多年了,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但是到现在为止仍然有很多非市场经济的因素在起作用,导致很多矛盾和摩擦。到了这个阶段,弘扬企业家精神就至关重要。
企业家决定资源配置。改革之所以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就是因为更多使用市场化的方式配置资源,提高了效率,带来了高速增长。除此之外,企业家还能推动创新。创新是现在中国经济最需要的东西。随着老龄化的加剧,人口红利的消失,走上创新之路几乎是中国经济唯一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企业能够非常积极的承担创新的风险就很关键。企业家推动创新的过程能够带来很高的社会回报。
企业家在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中起到核心作用。创造性破坏这个概念听起来很可怕,但又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一个企业有它自己的生命周期。不可能每个企业都永远保持生命力。当企业失去生命力的时候,如果因为保护和垄断而继续存在下去,就会导致低效率。创造性破坏意味着,失去生命力的企业要退出市场,与此同时会有很多新的企业出现。如果能把对于失去生命力的企业的补贴拿出来鼓励那些有生命力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民营小微企业,那么效率就会提高,创新就能得到推动。
由于很多体制、制度因素的限制,企业家精神可能发挥不出来。目前为止资源的配置还是以国家和国有企业为主。实际上,民营部门在工业增加值方面的贡献率已经很高了,现在估计有90%左右,在城镇就业中的比重是80%。
民营企业家的形象并不好,社会认为他们不可相信,银行业不愿意给他们贷款,因为他们信用不好。我们要问为什么企业家会有这些行为?实际上这是由体制决定的。当体制比较透明时,企业家会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生产、创新过程中去。但当体制不健全的时候,企业家就会去钻空子,找关系,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跟政府打交道。如果企业把精力花在产品的创新上,效果就一样了。
怎么培育企业家精神?具体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完善市场环境,包括法律、规制,同时还有政府行为。中国人的经营思想非常强,有企业家天赋。如果体制比较好,可以涌现出无数的企业家。市场环境的完善体现在产权的保护、司法制度的独立、商业制度的有效管理、控制政府的权力等方方面面。其次是培育市场,推进要素市场改革。
当真正的企业家出现以后,他们成为市场的主体,不用生存在政府的阴影里面,也不会依附在国有体制上,是一种真正独立的阶层。这会让整个经济的格局发生变化。到时投资机制和要素配置等问题都会自然而然得到解决。
(张晓玉整理,唐杰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