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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政商关系研究报告发布会系列简报之二
发布日期：2016-06-13 10:18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2016年第012期（总第1255期）
背景介绍：2016年4月26日，《新型政商关系研究报告——给企业家的七个建议》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园致福轩大教室正式发布。我们将分两期期简报报告本次会议。本次简报报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学术主任傅军的演讲内容。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周其仁：政商关系中企业家的选择权
我想说说这个课题得到了什么结果。
关于经济学有很多定义，其中一个定义是经济学是关于选择的学问。你要学经济学这门学科，首先要相信人是可以做选择的。人们经常认为社会就是给定的，自己不必做选择。经验证明，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在政商关系问题上，从企业家的层面看，是可以选择的。
企业家是找一个人罩着，为你开绿灯，处处提供方便，还是宁愿吃一点亏，慢慢发现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实际上是在每个瞬间都可以做的选择。
企业家的成功有很多因素，但更多的是持久努力的结果——行业对，战略对，产品代表未来的市场需要，或者是满足了官员政绩观中比较正面的因素，这都是积累得来的。
一个人如果总靠别人罩着，他的本事就不大。什么样的人有本事？往往是那些不太受待见的人，别人容易得到的好处他不容易得到。
在选择的时候，我们通常说要判断机会。但我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企业最重要的是对危险的判断。优秀的企业、活得长久的企业对危险有警觉。
危险很难定义，也是模糊的。在一个时期，流行送钱，但这里包含着危险。企业家如果对国家长远的历史有了解，就会知道送钱这些行为都是长久不了的。
你去收买一个官员，就等于跟国家争夺官员。作为一个国家政权，它会容忍吗？如果底下的官员都被商人买走了，这个国家就空了。所以任何真正掌握国家的权力总要寻找机会进行反腐败。反腐败是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基本条件，总会要做。
喜欢搞权钱交易的企业，很难搞好内部管理。比如有企业家拿两千万现金给官员用于铺路，一个电话过来就把钱送到某一地点某辆车上，甚至连对方车牌号都没看清楚。送钱的是老板手下的人，他们会对你的企业持什么样的看法？你随便把两千万付给官员，企业内部所有关系都无法摆正了，所有努力工作的员工都会认为自己毫无价值。如果人心不正，风气不正，很难把队伍带好。
如果整个社会风气不好，特别是权力没有被关进笼子里，贪污已经成了普遍的风气，这时候企业家做选择是很困难的，这就需要用长远的眼光看问题。有人说没有现在，就没有长远，我也同意。所以要在现在和长远之间做一个权衡，考虑好什么事情可做，做到什么程度。
关于企业家的底线，我想说的是每一个企业要选你自己的底线。这条底线跟社会流行的底线之间，可以等于它，也可以低于它，也可以远远高于它，或者略高于它。我们的建议是略高于社会通行的那条底线。底线太高也不行，曲高和寡；底线如果跟社会流行的底线相平，那你要对这个流行的底线有一个判断。我最近读了一篇文章说，最危险的一句话就是，“现在大家都是这样”。事后证明这是最危险的。当周围的人都这么干，你也干，事情落到你头上就是概率问题了。
报告提到企业要选择走出去，意思是要通过移动来免除政商关系的一些麻烦，打运动战。通俗一点讲，就是古代孟母三迁的故事。中国这么大，你搬家是可能的。你不可能完全离开地球，但可以在可及的范围内做选择。我问过很多企业家，哪些城市可以去，哪些城市不去，是很大的学问。一个企业起来的时候往哪放，成长的时候往哪放，这是很重要的学问。放对了，一步一步就能走顺。所以要审时度势，考虑在不同的阶段，自己在哪里的位置最优。
我80年代时研究很多企业，村里的企业到一定程度如果不走，当地的老乡们就可能把你吃垮了——“咱们一起长大的，你今天发财了也要帮助我们”，前后左右都这么看你，你跟谁能把脸拉下来？算来算去发现迁走更划算，但选在哪里很重要。
《报告》不是讨论中国怎么反腐，那个问题太大了，而是反腐当中我们怎么跟中国的企业家一起往前走，怎么能够把这一页翻过去。
我还要补充一句，就是已经出现的这些民营企业很不容易，我们要珍惜。他们不但牵涉到企业家的身家性命，也是这个国家发展的基础。即便形势有变化有反复，企业家们也要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我们这个《报告》带给各界的。
傅军：权力、知识、创新
读了《新型政商关系研究报告》之后，我想就以下三个问题谈点看法。第一个关于权力，第二个关于知识，第三个关于创新。
首先关于权力。理论和经验都告诉我们，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甭管是政治权力还是经济权力。至于政治权力，在市场导向的改革过程中，中国还有其特点: 由于历史原因，至今为止，资源和要素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通过行政权力（而非市场）来分配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虽然中国建立了具有竞争性的产品市场，但是要素市场依然不发达。在这种情况下，无所谓自身有无能力，只要能接近政治权力，发财就变得容易。但是，权钱交易有悖于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是腐败和贫富分化的制度原因。回头看，反腐和基尼系数都证明这些一般性的命题。
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是迎合这种现实还是努力推动要素市场的建立? 在深化改革的大潮中，这值得中国企业家以及治国精英特别是顶层设计者的深思。希望他们不仅只是倡导而且是有序地推出具体的改革措施，包括反对形形色色的行政垄断、改革国有企业，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供应侧结构性改革若要成功、反腐若要有长效，必须有制衡权力的制度设计。现代国家治理要求政府在市场中只当裁判不当球员，而实现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前提是建立法治（不是法制），其实质是保护私权，限制公权。
经济权力的极端表现是垄断市场。这时，政府就要出面进行反垄断，目的是使市场保持竞争性。这是政治权力的良性使用。没有政府的市场，在理论和现实中，都不成立。市场为什么离不开政府，因为市场的交易成本不是零，存在诸如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垄断等问题。
目前，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往现代国家的转型时期。所谓治理现代化即是政治权力理性化，理性化在这里意味者法治。历史表明，实现法治往往不是自动的，是各种权力和利益博弈的结果。在博弈中，市场主体何以增加力量? 第一，你必须有发声的能力；第二，你必须有整合的能力，俗话说，团结就是力量。在这里，各种行业协会或商会要起作用。行业发声比个人更容易引起重视。相关的，政治学有一本经典之作《发声、退出、忠诚》，讲述的是欧洲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资本权力与政治权力博弈的逻辑，不妨读读，我不展开了。
再是关于知识。经验的本身或是见识但不是知识。经验往往是一时一地的，但是知识的可靠性在于普适性。无疑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企业积累了大量本土经验，但是如今中国企业要迈出国门、走向世界，他们将面临总结经验提升知识的挑战，即把丰富的个体经验上升到一般性的理论水平。理论强调三个维度: 简洁、精准、范围（解释范围越大越好）。不然，一时一地的成功并不能保证企业基业长青。
能否超越个体经验、探寻一般性知识，反映了企业家的视野和雄心。以美国全球著名公司为例，如 GE (General Electric)，GM (General Motors)，还有Standard Oil。“Standard”是“标准的”意思，“General”则是“一般的、广义的”的意思。类似的，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英文表述是General Theory of Relativity。这些名字深刻地反映了公司创始人的思维、视野以及对真知的追求。对他们来说，追求真知才能永恒。从这个角度看，如今这些公司成为全球著名的跨国公司，既大又强，也就不足为奇了。从长远计，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即是企业学习和掌握新知识的能力。
最后是关于创新。如果你认为创新是个人孤独的天才之作，那就错了。其实决定创新更是集体努力，说得更深一些，是促进创新的生态。比如说到计算机，一般人会说到盖茨或图灵，但很少人会说到布尔。其实计算机基于布尔代数，而布尔热衷的是所谓“思维规律”。如果再往前追，我们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也研究“思维规律”，成果是逻辑三段论，在无意中这为今天的计算机埋下种子。可见，创新是一条长长的知识链条，有上游，有下游。
在这条长长的链条中，企业的作用往往是在下游，即通过产品导向的R&D(研发)把产品推向大众市场，而政府应该起的作用是通过向企业收税来支持公共事业，包括支持创新的生态。相对来说，链条的上游应该是大学。
营造创新生态，政府的作用说到底是提供保护产权、人人平等的法治。即便是创新所依赖的金融，其基础也是法治。如果政府要花钱支持创新，那么最好是在创新链条的上游，因为那里更具公共产品性质，与政府的目的相一致；而不是在下游选企业，因为这不仅有悖于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还容易触发腐败，最后也不见得成功，光伏行业失败只是一例。相关的，如果政府奖励创新企业，最好是事后减税而不是事先给钱，除非是与国家战略或安全相关的项目。说到底，奖励产品创新的是市场，而不是政府。
当下中国经济正处在十字路口，不进则退。《新型政商关系研究报告》提醒我们重新聚焦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说到底，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所在；这里深藏着所谓全要素生产力的秘密。作为经验和理论的对话，最后我想建议大家重温科斯和奈特的经典论述。奈特提醒我们：什么是真正的企业家？科斯提醒我们：纵向科层（政府）与横向企业的边界到底应该划在哪里？他们的经典之作或多或少涉及我们的三个议题，即权力、知识、创新。
（唐杰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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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政商关系中企业家的选择权
我想说说这个课题得到了什么结果。
关于经济学有很多定义，其中一个定义是经济学是关于选择的学问。你要学经济学这门学科，首先要相信人是可以做选择的。人们经常认为社会就是给定的，自己不必做选择。经验证明，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在政商关系问题上，从企业家的层面看，是可以选择的。
企业家是找一个人罩着，为你开绿灯，处处提供方便，还是宁愿吃一点亏，慢慢发现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实际上是在每个瞬间都可以做的选择。
企业家的成功有很多因素，但更多的是持久努力的结果——行业对，战略对，产品代表未来的市场需要，或者是满足了官员政绩观中比较正面的因素，这都是积累得来的。
一个人如果总靠别人罩着，他的本事就不大。什么样的人有本事？往往是那些不太受待见的人，别人容易得到的好处他不容易得到。
在选择的时候，我们通常说要判断机会。但我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企业最重要的是对危险的判断。优秀的企业、活得长久的企业对危险有警觉。
危险很难定义，也是模糊的。在一个时期，流行送钱，但这里包含着危险。企业家如果对国家长远的历史有了解，就会知道送钱这些行为都是长久不了的。
你去收买一个官员，就等于跟国家争夺官员。作为一个国家政权，它会容忍吗？如果底下的官员都被商人买走了，这个国家就空了。所以任何真正掌握国家的权力总要寻找机会进行反腐败。反腐败是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基本条件，总会要做。
喜欢搞权钱交易的企业，很难搞好内部管理。比如有企业家拿两千万现金给官员用于铺路，一个电话过来就把钱送到某一地点某辆车上，甚至连对方车牌号都没看清楚。送钱的是老板手下的人，他们会对你的企业持什么样的看法？你随便把两千万付给官员，企业内部所有关系都无法摆正了，所有努力工作的员工都会认为自己毫无价值。如果人心不正，风气不正，很难把队伍带好。
如果整个社会风气不好，特别是权力没有被关进笼子里，贪污已经成了普遍的风气，这时候企业家做选择是很困难的，这就需要用长远的眼光看问题。有人说没有现在，就没有长远，我也同意。所以要在现在和长远之间做一个权衡，考虑好什么事情可做，做到什么程度。
关于企业家的底线，我想说的是每一个企业要选你自己的底线。这条底线跟社会流行的底线之间，可以等于它，也可以低于它，也可以远远高于它，或者略高于它。我们的建议是略高于社会通行的那条底线。底线太高也不行，曲高和寡；底线如果跟社会流行的底线相平，那你要对这个流行的底线有一个判断。我最近读了一篇文章说，最危险的一句话就是，“现在大家都是这样”。事后证明这是最危险的。当周围的人都这么干，你也干，事情落到你头上就是概率问题了。
报告提到企业要选择走出去，意思是要通过移动来免除政商关系的一些麻烦，打运动战。通俗一点讲，就是古代孟母三迁的故事。中国这么大，你搬家是可能的。你不可能完全离开地球，但可以在可及的范围内做选择。我问过很多企业家，哪些城市可以去，哪些城市不去，是很大的学问。一个企业起来的时候往哪放，成长的时候往哪放，这是很重要的学问。放对了，一步一步就能走顺。所以要审时度势，考虑在不同的阶段，自己在哪里的位置最优。
我80年代时研究很多企业，村里的企业到一定程度如果不走，当地的老乡们就可能把你吃垮了——“咱们一起长大的，你今天发财了也要帮助我们”，前后左右都这么看你，你跟谁能把脸拉下来？算来算去发现迁走更划算，但选在哪里很重要。
《报告》不是讨论中国怎么反腐，那个问题太大了，而是反腐当中我们怎么跟中国的企业家一起往前走，怎么能够把这一页翻过去。
我还要补充一句，就是已经出现的这些民营企业很不容易，我们要珍惜。他们不但牵涉到企业家的身家性命，也是这个国家发展的基础。即便形势有变化有反复，企业家们也要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我们这个《报告》带给各界的。
傅军：权力、知识、创新
读了《新型政商关系研究报告》之后，我想就以下三个问题谈点看法。第一个关于权力，第二个关于知识，第三个关于创新。
首先关于权力。理论和经验都告诉我们，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甭管是政治权力还是经济权力。至于政治权力，在市场导向的改革过程中，中国还有其特点: 由于历史原因，至今为止，资源和要素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通过行政权力（而非市场）来分配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虽然中国建立了具有竞争性的产品市场，但是要素市场依然不发达。在这种情况下，无所谓自身有无能力，只要能接近政治权力，发财就变得容易。但是，权钱交易有悖于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是腐败和贫富分化的制度原因。回头看，反腐和基尼系数都证明这些一般性的命题。
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是迎合这种现实还是努力推动要素市场的建立? 在深化改革的大潮中，这值得中国企业家以及治国精英特别是顶层设计者的深思。希望他们不仅只是倡导而且是有序地推出具体的改革措施，包括反对形形色色的行政垄断、改革国有企业，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供应侧结构性改革若要成功、反腐若要有长效，必须有制衡权力的制度设计。现代国家治理要求政府在市场中只当裁判不当球员，而实现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前提是建立法治（不是法制），其实质是保护私权，限制公权。
经济权力的极端表现是垄断市场。这时，政府就要出面进行反垄断，目的是使市场保持竞争性。这是政治权力的良性使用。没有政府的市场，在理论和现实中，都不成立。市场为什么离不开政府，因为市场的交易成本不是零，存在诸如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垄断等问题。
目前，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往现代国家的转型时期。所谓治理现代化即是政治权力理性化，理性化在这里意味者法治。历史表明，实现法治往往不是自动的，是各种权力和利益博弈的结果。在博弈中，市场主体何以增加力量? 第一，你必须有发声的能力；第二，你必须有整合的能力，俗话说，团结就是力量。在这里，各种行业协会或商会要起作用。行业发声比个人更容易引起重视。相关的，政治学有一本经典之作《发声、退出、忠诚》，讲述的是欧洲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资本权力与政治权力博弈的逻辑，不妨读读，我不展开了。
再是关于知识。经验的本身或是见识但不是知识。经验往往是一时一地的，但是知识的可靠性在于普适性。无疑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企业积累了大量本土经验，但是如今中国企业要迈出国门、走向世界，他们将面临总结经验提升知识的挑战，即把丰富的个体经验上升到一般性的理论水平。理论强调三个维度: 简洁、精准、范围（解释范围越大越好）。不然，一时一地的成功并不能保证企业基业长青。
能否超越个体经验、探寻一般性知识，反映了企业家的视野和雄心。以美国全球著名公司为例，如 GE (General Electric)，GM (General Motors)，还有Standard Oil。“Standard”是“标准的”意思，“General”则是“一般的、广义的”的意思。类似的，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英文表述是General Theory of Relativity。这些名字深刻地反映了公司创始人的思维、视野以及对真知的追求。对他们来说，追求真知才能永恒。从这个角度看，如今这些公司成为全球著名的跨国公司，既大又强，也就不足为奇了。从长远计，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即是企业学习和掌握新知识的能力。
最后是关于创新。如果你认为创新是个人孤独的天才之作，那就错了。其实决定创新更是集体努力，说得更深一些，是促进创新的生态。比如说到计算机，一般人会说到盖茨或图灵，但很少人会说到布尔。其实计算机基于布尔代数，而布尔热衷的是所谓“思维规律”。如果再往前追，我们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也研究“思维规律”，成果是逻辑三段论，在无意中这为今天的计算机埋下种子。可见，创新是一条长长的知识链条，有上游，有下游。
在这条长长的链条中，企业的作用往往是在下游，即通过产品导向的R&D(研发)把产品推向大众市场，而政府应该起的作用是通过向企业收税来支持公共事业，包括支持创新的生态。相对来说，链条的上游应该是大学。
营造创新生态，政府的作用说到底是提供保护产权、人人平等的法治。即便是创新所依赖的金融，其基础也是法治。如果政府要花钱支持创新，那么最好是在创新链条的上游，因为那里更具公共产品性质，与政府的目的相一致；而不是在下游选企业，因为这不仅有悖于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还容易触发腐败，最后也不见得成功，光伏行业失败只是一例。相关的，如果政府奖励创新企业，最好是事后减税而不是事先给钱，除非是与国家战略或安全相关的项目。说到底，奖励产品创新的是市场，而不是政府。
当下中国经济正处在十字路口，不进则退。《新型政商关系研究报告》提醒我们重新聚焦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说到底，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所在；这里深藏着所谓全要素生产力的秘密。作为经验和理论的对话，最后我想建议大家重温科斯和奈特的经典论述。奈特提醒我们：什么是真正的企业家？科斯提醒我们：纵向科层（政府）与横向企业的边界到底应该划在哪里？他们的经典之作或多或少涉及我们的三个议题，即权力、知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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