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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RC中国经济观察（CEO）”第45次季度报告会快报通稿
发布日期：2015-11-16 02:10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NSD）“CMRC中国经济观察（CEO）”
第45次季度报告会快报通稿“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45次季度报告会于2015年11月14日下午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会议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卢锋教授主持。
卢锋教授本次报告会主要讨论“十三五”规划与中国经济长期前景、短期宏观经济形势等热点问题。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徐林司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姚洋教授、卢锋教授、国家统计局许宪春副局长、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博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宋国青教授先后发表演讲并回答听众提问。下面摘要报告主讲人演讲内容，后续提供报告全文。
徐林 十三五规划的核心目标与重点难点
徐林司长首先指出了十三五规划的核心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然后，徐司长说明十三五规划实施的重点难点包括脱贫和生态环境等问题。接着，徐司长指出为了实现十三五规划宏伟目标，要坚持五大发展理念，即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开放发展。最后，徐司长强调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与世界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的发展阶段，因此未来中国的资源配置，一定要更具全球化视野。
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徐林司长首先，徐司长指出十三五规划的最核心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八大文件明确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即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到民主政治 “五位一体”的发展目标。具体到数字层面，到202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据测算，为实现“翻一番”的目标，在未来五年我国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必须达到6.5%，并且6.5%的年均增长速度是底线，而不是目标，目标应该比6.5%更高。但是具体目标是多少，6.6%还是6.7%亦或是7%，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定论，因为这个目标还要和其他一些目标相匹配，即与十三五规划的重点难点相匹配。
其次，徐司长谈到十三五规划的重点难点问题。十三五规划的第一个重点难点问题是脱贫。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不能再有贫困人口，就是要使现有标准下的所有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据统计， 2014年底，全国还有7017万贫困人口。同时，2015年可能使得一千万贫困人口脱贫。这就是说，在十三五期间，大概还有接近6000万贫困人口需要脱贫。针对这6000万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给出了具体解决措施，即加大公共资源的投入，实施精准扶贫、产业扶贫、生态扶贫、异地搬迁扶贫。在这些措施实施后，可能还会剩下一千多万的贫困人口，这些就要依靠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来脱贫。
徐司长谈到，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扶贫有自己独特的地方，那就是中国可以建立地区间扶贫机制，即利用资源对口机制让富裕地区帮助贫困地区。这种机制过去在灾后重建中用过，在援疆、援藏的工作中用过，可见在中国这种机制是行之有效的。
十三五规划的另一个重点难点问题是生态环境保护。如果生态环境质量不能让人民满意，那么小康社会就一定不能建成。为此，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必须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下更大的力气。特别地，十三五规划建议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目标的提法跟过去显著不同，提出要使生态环境的质量有所改善。在以往的五年规划里，也提出过许多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特别是排污目标，这些作为约束性的指数目标通常都能保量地完成。但是，老百姓切身感受到的空气质量、水的质量、土污染的情况、食品安全的情况却并没有明显地改善，这就对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和目标，十三五规划建议在目标上强调生态环境质量要提升。
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中国采取了一些其他国家未采用过的方法，如主体功能区制度，对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进行了主体功能分工，设定了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重点开发区和优化开发区。又比如，建立自然资源负债表制度，要以县为单位对全国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进行评估，并建立预警制度。
再次，徐司长指出，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即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开放发展。十三五规划建议特别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首次将创新摆在首要位置。他认为，在这样一种发展理念的指导下，要实现我们提出的目标，最根本的是要解决发展动力机制的转化问题，也就是说要形成新的动力机制，而新的动力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来自于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创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侧重于产权制度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金融和财税制度的改革。这些基础性的经济体制机制改革，才是改革的重点。只有产权制度清晰了，才能激励创新，激励企业家精神，保护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期。同时，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出“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营造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使得企业创新运营更便利，制度性交易成本更低。另一方面，要发挥科技创新对全面创新的引领作用。徐林司长认为，要建立一个高效的创新组织体系，在体系中更好地发挥政府、企业、研究机构的作用，形成一个产学研一体的高效的生产力转换的体制。
最后，徐司长强调中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与世界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的发展阶段。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五年规划不再只是中国自己的事情，世界各国都非常关注中国五年规划的情况，这就对十三五规划提出了新要求。他认为未来中国的资源配置，一定要更具全球化视野。这种配置主要依靠企业来实现，为此政府要为企业的全球化配置创造更好的条件，要在国际上争取更多制度性的话语权，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的治理，承担应当的国际责任。在这方面，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要为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对外援助，包括提供更多在发展规划、发展政策等方面的免费咨询。
姚洋 实施十三五规划需要破除的几个政策误区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努力实现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目标要求。姚洋教授认为，在完成这一目标的过程中需要破除政策误区、明确四个观念：“十三五”规划规定的是短期经济增长目标，短期刺激投资需求很重要；产能过剩是经济下行的结果而非原因；不能用投资回报率下降来反对投资；要继续大力采取信贷扩张政策支持实体企业。
姚洋教授“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目标要求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要达到这一愿景，未来五年年均经济增速不能低于6.5%。纵向对照我国过去二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情况，实现这一目标并非难事。但横向与发达国家转型时期相比较，发现6.5%的增速是很高的目标。以日本为例，日本的发展模式与我国接近，过去推行出口导向政策实现快速增长，1973年石油危机期间开始转型。日本转型前二十年平均经济增速为9.2%，转型后二十年平均增速仅有3.5%。
我国要实现“保增长”目标，创新固然重要，但关键还是加大投资。“十三五”规划建议将创新摆在突出位置，首次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但反观日本，1970年代、1980年代世界上大部分创新都来自日本，然而日本的经济增速仍然迅速下滑。这说明仅依靠创新来保持高增长很困难。技术进步速度有上限，美国的技术进步速度接近人均收入增速，也只有2%到3%；其他发达国家更低，最高仅达1.5%到2%。因此，实现赶超还要重视投资。近些年，关于投资带动增长有诸多争论，本次报告旨在破除政策误区、明确四个观念。
第一，区分短期增长与长期增长。“十三五”规划的未来五年经济增长目标属于短期目标。根据经济学理论，长期增长取决于潜在经济增速，短期增长更多取决于需求方。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速仍有6.5%到7%，在世界范围内仅次于印度，但是从短期需求面来看形势不容乐观。当前经济状况与世纪之交的通货紧缩时期相近。经济增速大幅下降；PPI连续44个月负增长，说明工业需求在下降，中国需求减速也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下跌；CPI勉强正增长，但如果将住房消费更全面地统计进去，那么CPI可能也是负增长；房地产只维持非常小的增速。从世界范围来看，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面对全球经济衰退大环境，中国也难以独善其身。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的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只是延后了经济下行时间。
短期刺激需求，关键要加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力度。财政政策还需靠地方政府执行。虽然地方政府现在有一定财政困难，但是离开地方政府就难以进行有效的财政刺激。数据显示，去年政府结余3万亿，并有研究指出政府在银行部门的储蓄存款已达21万亿。这说明政府“有钱无处花”，这是很大的问题。短期刺激需求与长期结构调整并不矛盾。世界上任何一个经济体如果短期经济增速没有达到潜在增长率，都需要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调整经济结构是一个自然发展、遵循经济规律的过程，不能由政府“生拉硬拽”。早在“十一五”期间政府就提出“调结构”，但是过去十年经济结构却在“恶化”，投资占比、储蓄率上升，消费占比下降。近几年随着经济增速下行，自然地发现消费占比开始上升，储蓄率已经下降4个百分点，经济结构正在调整中。
第二，产能过剩是经济下行的结果而非原因。在处理产能过剩问题上，我们有过深刻教训。以钢铁行业为例，世纪之交的通缩时期，我国钢产量为2亿吨，政府认为产能严重过剩，开始打压产能。但通缩之后我国钢产量快速提高，预计今年产量将接近7亿吨。这说明当时打压产能政策是有问题的，没有考虑到未来经济增长对产能的需求。打压产能的另一严重问题是政府倾向于保护国有企业、打击私营企业。
“十三五”规划建议指出要健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体系。面对产能过剩问题，也要坚持这一原则，让市场淘汰过剩产能。如果国有企业亏损严重、私营企业盈利较好，那么就让市场淘汰掉国有企业。如果政府认为私营企业污染问题比国有企业严重，那么政府的作为应该是对私营企业严格执行环保标准，而非直接打压。打压私营企业既是对产能的浪费、也是对私有产权的伤害。现在经济下行，又出现国有企业受保护、私营企业面临巨大压力的苗头，须切忌重蹈覆辙。
第三，投资回报率下降是顺周期结果。投资回报率下降是经济下行的结果。一是投资效率顺周期，现在经济处于低谷，投资效率也低。二是很多产能闲置，投资回报率必然下降。三是地方政府的很多投资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的利润率本身就比较低，而且不应只算经济账，还应考虑社会回报。如果把基础设施的正外部性考虑在内，投资回报率要比账面上高得多。因此，不能用投资回报率的下降来反对投资。
第四，通过信贷扩张支持实体经济。负债率上升也是经济下行的结果。经济紧缩时期，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订单减少，资金流紧张，出现坏账。此时只有继续扩大信贷规模，为实体企业提供流动性，支持其渡过困难阶段，才能更好解决坏账问题。我国现在的信贷政策希望精准定位到中小企业，但实际上很难。因此还应更多采用数量手段。现在央行降息幅度很大，但是降准力度不够，每次降准只是降低0.5个百分点。2004年存款准备金率是8%，现在高达17%，还有很大降准空间。全面降准可使得市场上资金流更加宽裕，经济运转良好，才能解决问题信贷问题。
政府债务短债换长债的债务置换是正确的。基础设施的益处由几代人享受，债务就不应只让我们一代人担负，应该匹配项目现金流期限与债务期限。根据日本经验，对内举债风险较小，而且我国负债水平并不高，仍有加杠杆空间。同时应该大力发展市政债。财政刺激还需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发行市政债是解决地方政府融资问题的好办法。它将政府和融资平台隔离开，好的市政建设项目可以直接在资本市场上融资。
卢锋 粮食“三量齐增”难持续：“十三五”时期粮食周期调整探讨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粮食政策方针表述，在延续传统基本方针同时也提出不少新思路和新内容。如“建议”第三部分指出：“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提高粮食产能，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第五部分提出“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按照过去农业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史理解，休耕是在没有现代投入条件下为恢复地力而采用的前现代农业技术，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休耕不再是常态性使用的农业技术，现在高层提出这条探索性政策方针，显然具有重要的全新含义。习近平在“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的说明”中，专门就“关于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问题进行解释，从资源压力、粮食库存、国际粮食市场价格相对走低等方面分析了探索新方针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系统阐述了实施这一政策的方针、方法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粮食政策调整有望成为十三五时期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重要内容。
卢锋教授卢锋教授认为，从我国粮食经济更为长期发展视角观察，十三五时期我国粮食经济面临与早先两个五年规划时期相当不同形势，粮食市场供求关系面临新一轮周期调整。最近我国粮食市场价格波动，意味着新一轮粮食周期调整或许已经展开。今年秋粮上市后，玉米市价从9月初每吨2300元下跌到11月中旬2000元上下，跌幅约15%，小麦价格也下降一成左右。今年官方玉米临时收储价2008年以来首次较大幅度下调，显然对最近粮食市场价格产生重要直接影响。然而这一短期市场波动后面有相当重要的更加深刻的周期演变背景。具体而言我国过去一段时期粮食产量、进口、库存“三量齐增”格局难以持续,粮食经济可能会步入新一轮下行调整周期。粮食周期调整可能会显著影响十三五时期粮食产量、贸易、库存，对农民收入与农村消费产生一定影响，甚至会影响短期宏观经济形势。
卢锋教授系统考察了“三量齐增”为何难以持续。他首先讨论了库存飙升带来库容爆满难以持续。据相关数据估测，我国粮食库存在1998年可能达到近7.87亿吨峰值，随后不得不经历多年痛苦的“去库存”调整，到2003年库存调整大体见底。过去十余年库存持续增加，初步估测2014年粮食库存可能7.66亿吨，接近1998年峰值水平；目前库存总量可能超出全年表观消费量一倍，比实际消费量超出比例更大。对比两次库存高峰，目前商业库存占比远远大大高于1998年，农户库存占比相应小于1998年，显示政策干预对新一轮过量库存形成发挥了较大直接作用。我国国家和企业的商业性粮食仓储规模相当大，通常情况下应足够满足3亿多吨商品粮流通库存需求。然而由于库存规模“两个前所未有”，目前仍面临国家粮食仓容爆满，出现所谓“储不下，卖不动，收不起”问题。
第二，对粮食产量持续增长难以持续。粮食产量从2004年连续11年增长，从4.31亿吨增至2014年6.07亿吨。“十一连增”巩固了我国粮食安全形势，给农民带来每年大约300亿元总收入和上百亿元纯收入，是政府重视“三农”政策取得的重要成就。然而在充分肯定成就同时也要看到这一现象背后特定周期背景以及过量超调难以持续。在上一轮我国粮食多年“去库存”阶段，1997-2001年我国粮食产量罕见“5连降”，粮食调整达到低谷后蓄积周期回升力量，构成我国此后粮食多年增产的周期背景。此外，过去十年我国对农业和粮食实施了大量补贴，去年主要针对粮食的农业补贴总量可能已经超过3000多亿元，巨额补贴对价格托市刺激粮食产量持续升高。农民从政府粮食补贴中获得收入增长实惠，然而也要看到补贴转换农民增收效率较低，估计只占政府财政支出三成左右。
第三，进口持续飙升难以持续。我国粮食进口总量从世纪之交1000万吨上下，持续飙升到2014年约1亿吨。值得关注的是，近年小麦、稻米、玉米进口200-300万吨，大麦进口超过500万吨，创纪录水平。在过去几年中，由于大量补贴和持续对进口显著管制，我国国内粮食市场价格已经前所未有地全面超出国际价格，超出幅度大约在40%-50%上下。派生“进口入市，增长入库”的现象。
为什么会“三量齐增”？国内库存那么高，为何还要进口？为何产量增加这么快？这些令人困惑的现实问题存在，现实新形势下我国粮食政策和体制可能尚未理顺。关键在于“半开放环境”+“强补贴刺激”两大环境与政策变量作用效果难以长期兼容。首先，我国成本要素上升，粮食实际比较成本和优势都朝不利方向变化。在半开放环境下我国对粮食进口采取了诸多进口管制，导致一方面国内外粮食价格倒挂，另一方面仍进口了大量粮食。其次，在市场机制与技术进步派生粮食供给弹性显著提升环境下，强补贴刺激推动国内产量超预期增长。最终实际供给量超过市场需求量，导致相对过剩与过量库存，周期调整难以回避。
卢锋教授分析了“三量齐增”难以持续派生新一轮粮食周期调整的可能影响。一是粮食产量调减。从早先三次粮食相对过剩调节情况看，粮食产量在未来五年前后下行周期阶段可能要调减5000万吨-1亿吨上下，年减1000-2000万吨。产量调减不会影响我国保障粮食安全目标，然而可能对农民收入和农村消费增长产生显著影响。二是对粮食进出口的影响。可能出现“补贴和产量减少，国内价格下降，出口大规模增长”的格局。三是对短期宏观经济的影响。依据有关CPI对粮价弹性估计，如果明年粮价下降10%到15%或许会拉低CPI约0.8到1个百分点，对近年保持定力、积极调整宏调政策带来压力。另外，粮食比较收益降低，边际上会降低农民工转移的机会成本，为农业劳动力外出打工增加边际激励。
在应对政策方面，卢锋建议首先要动态评估粮食周期转变，增加调整主动性，使政策措施走在“周期调整曲线前面”。借鉴早先三次粮食相对过剩调整经验教训，理性分析粮食周期调整派生现象，避免对粮食产量可能发生的周期调减做过于“泛政治化”的解读。其次，适度调减影响粮食产量的财政补贴，积极探索耕地轮作休耕试点，扩大地方退坡还林、退耕还牧实践，引导粮农主动进行结构调整。又次，应在全面准确调查库存规模基础上，及早安排过量库存出口，通过跨省移库等措施适度增加粮食进口替代，消化多年积累的过量粮食库存。
卢锋最后说，总结我国四次粮食相对过剩的经验教训，应大幅度减少有关部门对粮食流通与价格的过多干预，健全完善与“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目标一致的开放型市场经济的粮食体制与机制。同时实施配套改革：如逐步取消与城乡二元体制相联系的户籍制度，让农民与市民有同等公民权。尽快赋予农民对自有住宅和宅基地的流转权和经营权，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生产性财政补贴虽能提高农民收入，然而跑冒滴漏较多，并容易导致过量库存浪费。与其对农民提供生产性财政补贴，还不如直接增加对“新农合”、“新农保”、“农低保”等民生支出，更好实现政策调整补偿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双重目标。许宪春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质疑与解答
许宪春局长首先描述了当前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数据的几类质疑，然后在介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具体计算方法的基础上，针对质疑中国经济增长数据的几类情况分别作出解答。
第一种质疑为中国GDP缩减指数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之间的矛盾。例如2015年7月《经济学人》杂志发表文章指出当年1季度中国实际GDP同比增长7%，而名义GDP同比增速仅为5.8%，两者差距显示1季度中国GDP缩减指数下降1.1%，而当季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1.2%。GDP缩减指数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走势存在矛盾，导致对经济增速数据产生怀疑。解答这类质疑需要明确GDP缩减指数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之间的关系。
国家统计局许宪春副局长第二类质疑认为中国在计算多数经济领域的缩减指数时没有扣除进口价格的变化，导致中国GDP增长速度被高估1到2个百分点。这类质疑的代表是2015年6月《金融时报》发表“中国经济增速‘被高估’”的文章。解答这类质疑需要回答在不变价GDP生产核算中，各行业和需求项目使用的价格指数是否需要扣除进口价格指数。
第三类质疑认为不变价GDP核算采用的是单缩法，导致近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被高估。例如2015年7月《金融时报》发表文章“中国GDP高估了？”指出工业增加值采用单缩法导致中国2015年一季度GDP增速高估约0.5个百分点。解答这类质疑需要回答使用单缩法计算行业不变价增加值一定不如双缩法吗？以及使用单缩法是否真的会导致2015年1季度GDP增速高估0.5个百分点？
回答对统计数据的质疑需要回到统计方法本身，许局长在介绍中国不变价GDP核算方法的基础上对各类质疑进行解答。实际GDP增速为不变价GDP增长率，计算GDP增速关键在于计算出不变价GDP。我国不变价GDP有生产法和需求法两类主要计算方法，其中生产法GDP由各行业增加值加总而得，而需求法GDP由各需求项目不变价GDP加总而得。因此，各行业增加值的计算与各项目不变价最终需求的计算成为通过生产法和需求法计算GDP增速的关键。
不变价GDP的核算方法主要包括价格指数缩减法以及物量外推法。价格指数缩减法即通过现价增加值与价格指数得到不变价增加值。具体计算方法又分为双缩法和单缩法。双缩法是对总产出和中间指数使用不同的价格指数缩减，得到不变价总产出和不变价中间投入，再用两者之差计算出不变价增加值。而单缩法先用现价总产出与现价中间投入相减计算得到现价增加值，然后再用价格指数缩减得到不变价增加值。另一类不变价核算方法是物量外推法，即用代表性物量指数计算相应行业或项目的不变价GDP。物量外推法同样分为双外推法与单外推法，双外推法即分别用总产出与中间投入的物量指数计算不变价总产出与不变化中间投入，然后相减得到不变价增加值，而单外推法则先通过现价总产出与中间投入之差得到现价增加值，再利用相应物量指数计算出不变价增加值。
除少量行业生产法GDP采用物量外推法之外，中国不变价GDP核算大多采用价格指数缩减法中的单缩法，而针对不同行业和项目，使用的价格指数不尽相同。例如在生产法不变价GDP核算中，农林牧渔四类产品采用各类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工业各行业采用相应行业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批发零售业采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货币金融服务业采用存贷款利率、同业拆解利率以及消费投资价格指数的加权平均指数。需求法不变价GDP核算中食品、衣着、居住等消费项大多对应相应的消费价格指数，而住宅、机器设备等投资项大多对应相应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货物进出口使用相应的货物进出口价格指数，服务出口使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的服务项目指数，服务进口使用指数参考美欧等发达国家服务出口价格指数编制。
在了解中国不变价GDP核算方法的基础上，许局长对此前提到的各类质疑进行解答。对于第一类质疑：由于中国不变价GDP核算采用了多种价格指数，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只是其中一部分，所以GDP缩减指数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化并不需要一致。实际上，今年1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的同时，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下降4.6%，农产品生产者价格总指数同比下降0.7%，GDP缩减指数下降1.1%位于各指数变化幅度之间，属于正常情况，并不产生矛盾。
对于第二类质疑：虽然进口价格下降对工业生产者价格变化产生明显影响，但工业生产者价格是市场形成价格的真实变化。如果从工业生产者价格中扣除进口价格变化，得到的价格指数变化并非市场形成价格的真实变化，因而这种扣除是没有道理的。同时，进口价格变化对不同行业增加值价格变化的影响并不相同，扣除在实际操作中难以合理实现。因此，从生产核算的角度看，中国GDP缩减指数无需扣除进口价格变化。而从需求角度看，不变价进口已经利用进口价格指数缩减，即GDP缩减指数中已经扣除了进口价格变化。所以，认为中国GDP缩减指数没有扣除进口价格变化，进而导致GDP实际增速高估1-2个百分点的论断，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都是站不住脚的。
对于第三类质疑：由于双缩法需要编制两套价格指数，且中间投入价格指数编制难度较大，双缩法统计误差一般要大于单缩法，统计学家早已证明，双缩法不一定优于单缩法。另一方面，对工业中间投入价格变化估算结果显示与工业品出厂价格变化相同。利用原材料、燃料和动力投入代表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利用居民消费价格中服务项目反应工业中间投入中服务项目价格，使用2012年投入产出表数据计算两者权重，加总得到工业中间投入价格，结果显示2015年1季度同比增速为-4.6%，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降幅一致。因此，工业不变价增加值计算采用单缩法并没有导致2015年一季度工业增长速度高估，从而没有导致GDP增速的高估。高善文 中国通货膨胀的长期趋势
高善文博士认为中国通货膨胀的驱动机制和长期水平发生了明显变化，因而讨论通货膨胀的长期趋势是重要的。高博士从农作物价格和农作物劳动密集程度两组数据的相关关系入手，提出2005年前后中国农民工市场出现的民工荒大幅推高了农民工工资的增速，使得通货膨胀的平均水平大概高出100到200个基点。通货膨胀水平的上升使得货币政策趋紧、利率水平变高，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额外的收缩性作用。进一步，高博士预计，未来5年农民工工资涨速不会超过7%，中国的农产品市场很可能进入长期的熊市。最后，高博士认为将这两种因素相结合，将使得未来5年中国通货膨胀的平均水平下降到1%左右。这一下降会带动利率水平的普遍下降，导致持续的外债去杠杆的过程，产生比较长时间的系统性贬值压力。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博士首先，高博士回顾了其在5年前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当时他提出了如下重要观察：在2000-2007年的样本期内，某种农作物的劳动力密集程度越高，其价格的累计涨幅越大；而在1990-2000年的样本期内，这两个指标的相关系数是零。高博士认为这是因为在2000-2007年的样本期内，中国低端的劳动力市场开始转向全面的紧张，这样一个转向导致了农民工工资在趋势上进入一个连续加速上升的过程。从这个关系出发，高博士倒推出了农民工工资的长时间序列，通过分析这一时间序列他进一步发现：整个90年代和2000年初，农民工工资的长期增速与长期通货膨胀水平基本一致；但是进入2003年以后，农民工的工资开始出现连续和快速的上升，从2004年到2014年农民工工资年均水平上升速度大概是15%。高善文博士利用统计局2003年到2008年披露的农民工工资数据和这一粮食市场估算的结果做了对比，发现2003到2008年两种方法产生的结果非常接近。
高博士从以上研究结果出发，提出了几个重要的预测。第一，在农业生产领域，劳动生产效率的增速不会高达15%，农民工工资长期较快增长一定会驱动农产品价格进入一个长期和比较快的上升通道；第二，中国的服务业领域大量使用非常低端的劳动力，服务业劳动生产效率的增速也不可能高达15%，农民工工资连续非常快的增长使服务业的价格涨速逐步进入一个连续和加速上升的过程，进而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的平均水平；第三，即使在工业和制造业领域，也不是所有的细分行业都能实现这么高的劳动生产效率增速，这样快的劳动工资水平的上升速度，也会推动价格水平的上升。高博士总结认为2005年前后中国农民工市场开始出现了长期系统性的民工荒，大幅度推高了农民工工资的增速，高于大多数行业劳动生产效率增速的水平，一般性地推高了食品价格的涨幅，推高了消费品价格的涨幅，使得通货膨胀的平均水平大概高出100到200个基点。
其次，高善文博士分析了这一结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明显影响。央行为了稳定物价水平，保持了较紧的货币政策，然而与此同时，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连续下滑，经济基础就表现得比较差。此外， 2010年之前中国外债的平均增速大概只有15%， 2010年之后这一增速上升至26%。境外大量的资本流入在外债指标上表现为外债的快速积累，同时必然导致汇率水平相对较高。通货膨胀水平一般性的上升使得货币政策变得更紧，使得利率水平变得更高，通过这两种机制，对于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额外的收缩性作用。过去五年整个经济非常困难的原因之一是利率水平和汇率水平明显偏高，这与中国通货膨胀水平的上升存在很密切关系。
最后，高博士分析了当前我国经济发生的新变化，认为刚才所讨论的一系列过程的驱动因素和激励已经结束了。他指出，随着农民工工资涨速系统性下降，食品、消费品以及服务业价格水平的上涨速度将放缓。此外，中国的农产品市场很可能进入长期的熊市，这一熊市也许在三到五年的时间内不会结束。这两种因素相结合，将使得未来5年中国通货膨胀的平均水平很可能下降到1%左右。这一下降将会带动利率水平的普遍下降，导致持续的外债去杠杆过程，产生比较长时间的系统性货币贬值压力。事实上，这个过程已经有所体现，今年8、9月份更是得到了急剧的放大。
高博士进一步预计未来5年农民工工资平均涨速不会超过7%。他分析了农民工工资的相关数据，发现在劳动复杂程度、技术复杂程度比较低的行业中，比如住宿、餐饮、建筑等行业，农民工工资水平与城市职工水平已经非常接近。制造业领域农民工工资是平均工资的70%，这是由于制造业领域包含了大量的熟练劳动力和高管。高认为农民工短缺带来了农民工工资连续的上升，最终使得农民工市场和城市职工市场融合，融合的标志是工资拉平，这意味着未来农民工工资水平、城市职工工资水平与长期的经济增长率比较接近，按照7%的水平估计工资水平，不是太悲观的估计。
高博士进而分析了国际农产品和国际能源的价格变动，指出国际农产品市场和国际能源市场总体来讲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原油和天然气的价格深刻影响着农产品的价格。原油是非常重要的动力来源，同时石油和生物乙醇以及基于玉米提炼的乙醇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这使得，能源价格大幅度的上升往往伴随着国际食品价格和国际粮食价格大幅度的上升；能源价格长期下降也会伴随着国际农产品价格下降。2013年以来，国际农产品市场开始进入熊市，而中国农产品市场却继续上升，两者之间产生一个越来越大的裂痕，比如小麦市场、大米市场和玉米市场等。由此导致了国内进口量增长巨大，为国内的粮食生产和库存管理带来非常大的困扰。这将使得，未来5年粮食周期以及食品周期处在长期的下降通道之中，从而会进一步压低通货膨胀的水平。宋国青 货币流通速度与利率和股票价格
今年第三季度，我国广义货币M2增速上升显著，尤以7、8月份为甚；社会融资总额也大幅上升。如果根据“货币管内需”的传统逻辑，国内需求也该紧跟上步伐有所回升才是。然而事实却与之相反，国内需求不升反降，7月份起发电量不断下降事实从一个侧面显示这一点。这一对看似矛盾的事实让观察者倍感困惑：多出来的货币究竟走向何处？“货币管内需”是否已经失效？未来的需求预测该何去何从？
围绕以上问题，宋国青教授分析认为，第一，今年第三季度货币增长是名义利率下降和股票价格下跌两大推力共同造成的结果。一方面名义利率下降刺激了活期存款增加；另一方面股市大跌推动企业融资和股票金融资产向居民储蓄转化。第二，名义利率与股价齐降，表面上增加了货币，实际上却带不动需求，因此经济收缩也在意料之中。
宋国青教授第一，名义利率下降刺激活期存款增加。今年第三季度广义货币增速回升很大部分是由狭义货币M1增加带来的。自今年4月份以来，M1的环比增长率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这归因于活期存款增长率的快速回升。但这只是名义利率下降的产物，并不能带来整体经济的回暖。这一现象的原理很简单：在给定的其他条件下，活期存款需求是其机会成本——定期存款名义利率——的减函数，故其流通速度（GDP/ 活期存款货币需求）为名义利率的增函数。我国的历史数据也支持这一逻辑：在过去的20年间，M1的流通速度与一年期定存利率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其中活期存款流通速度对名义利率变化更为敏感。此外，研究表明中国名义利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活期存款的对数上升约6个百分点。据估计，在今年4月至10月间活期存款增加约3万亿元，由名义利率下降导致的活期存款超常增加约为2.5万亿元。若从M2中减去救市资金和超长增加的部分，3季度货币指标同比增长率并不乐观；社会融资总量余额加上财政赤字余额，在减去异常增加的2.5万亿后，其同比增长率相比于14年上半年仍有相当幅度的下降。故3季度需求紧缩亦在情理之中。
第二，股市下跌引发金融资产替代转化，从股市等转到储蓄存款。从长期来看，定期存款（M2减去M1的部分，包括居民储蓄存款中的活期存款）流通速度存在趋势性下降，这与储蓄有关。从短期波动来看，其流通速度与真实利率波动存在明显的负向关系：如在1994年以及2007-08年间，定期存款流通速度的短暂上升都是由真实利率下降导致其需求下降造成的。又因为在中国名义利率对通胀变化反应小，通胀率与真实利率高度负相关，故定期存款流通速度对通胀率波动反应强烈，但M1却几乎不受其影响。
除了真实利率的影响以外，定期存款流通速度与股票价格变化也息息相关。从短期波动来看，定期存款流通速度与上证综指呈正相关关系：当股票价格上升时，定期存款流通速度也上升，其中以07-09年间的同步变化最为明显。但在同一时期，真实利率与股价变化高度相关，同时猛涨的还有房地产市场。这便陷入齐宣王听竽的困境之中：究竟货币需求变化是谁之贡献？如果股票市场起伏确实对定期存款有重要影响，又通过什么机制起作用？
以上两大证据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股市变化对货币数量的影响：其一，将CPI视作居民消费需求变化的反应，在04年前，国民货币资产能够较为准确地正向预测CPI；但在04年后该指标逐渐失效，甚至在07-09年后波动方向与CPI相反——07年货币少了反而通胀，08年货币多了却通缩了。其二，自2005年以来，居民金融资产中的股票资产与非股票资产增量间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
结合上述两点，居民金融资产的财富与替代效应可以帮助我们理解2007-09年发生的现象：在2007年，股市房市大涨，居民受财富效应影响消费增加需求上升，同时股票资产价值上升导致其他金融资产反向变化，即储蓄率下降；2008年股市大跌导致居民消费下降，同时居民利用储蓄弥补在股市发生的损失，造成储蓄率上升，这是资产的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需要特别注意的是，2008年居民金融资产的环比高增长发生在“4万亿”投放之前，是经济收缩的效果。因此，今年第三季度的现象本质上是股市大跌导致消费倾向下降以及储蓄率上升，企业融资转化为居民金融资产的过程，与2008年发生的故事同理，是股市收缩的结果，而非经济复苏的契机。
总结而言，宋国青教授从两方面解释了今年第三季度我国“货币多，需求少”现象：其一，第三季度相对于上季度的货币增长部分是由于名义利率下降、活期存款快速上升导致，这一部分对总需求影响甚微；其二，股市下跌引发的居民金融资产大幅度上升，是由居民金融资产的替代效应所引起的，这部分货币增量是股市收缩的结果，不能作为经济回暖的信号。另外，宋教授也指出以今年第二季度作为参考标准并因此认为第三季度内需异常并不合理，如果除去去年第四季度到今年第二季度间股市大涨带来的财富效应，第三季度内需理当疲软。故未来在进行总需求预测时，需要更加重视股价与房价的变化情况。
（本简报由胡珏曦、唐诗晨、张耘昊、李双双、杨业伟、陈雷、陆佳仪、张杰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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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RC中国经济观察（CEO）”第45次季度报告会快报通稿
发布日期：2015-11-16 02:10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NSD）“CMRC中国经济观察（CEO）”
第45次季度报告会快报通稿“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45次季度报告会于2015年11月14日下午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会议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卢锋教授主持。
卢锋教授本次报告会主要讨论“十三五”规划与中国经济长期前景、短期宏观经济形势等热点问题。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徐林司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姚洋教授、卢锋教授、国家统计局许宪春副局长、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博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宋国青教授先后发表演讲并回答听众提问。下面摘要报告主讲人演讲内容，后续提供报告全文。
徐林 十三五规划的核心目标与重点难点
徐林司长首先指出了十三五规划的核心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然后，徐司长说明十三五规划实施的重点难点包括脱贫和生态环境等问题。接着，徐司长指出为了实现十三五规划宏伟目标，要坚持五大发展理念，即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开放发展。最后，徐司长强调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与世界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的发展阶段，因此未来中国的资源配置，一定要更具全球化视野。
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徐林司长首先，徐司长指出十三五规划的最核心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八大文件明确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即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到民主政治 “五位一体”的发展目标。具体到数字层面，到202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据测算，为实现“翻一番”的目标，在未来五年我国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必须达到6.5%，并且6.5%的年均增长速度是底线，而不是目标，目标应该比6.5%更高。但是具体目标是多少，6.6%还是6.7%亦或是7%，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定论，因为这个目标还要和其他一些目标相匹配，即与十三五规划的重点难点相匹配。
其次，徐司长谈到十三五规划的重点难点问题。十三五规划的第一个重点难点问题是脱贫。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不能再有贫困人口，就是要使现有标准下的所有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据统计， 2014年底，全国还有7017万贫困人口。同时，2015年可能使得一千万贫困人口脱贫。这就是说，在十三五期间，大概还有接近6000万贫困人口需要脱贫。针对这6000万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给出了具体解决措施，即加大公共资源的投入，实施精准扶贫、产业扶贫、生态扶贫、异地搬迁扶贫。在这些措施实施后，可能还会剩下一千多万的贫困人口，这些就要依靠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来脱贫。
徐司长谈到，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扶贫有自己独特的地方，那就是中国可以建立地区间扶贫机制，即利用资源对口机制让富裕地区帮助贫困地区。这种机制过去在灾后重建中用过，在援疆、援藏的工作中用过，可见在中国这种机制是行之有效的。
十三五规划的另一个重点难点问题是生态环境保护。如果生态环境质量不能让人民满意，那么小康社会就一定不能建成。为此，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必须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下更大的力气。特别地，十三五规划建议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目标的提法跟过去显著不同，提出要使生态环境的质量有所改善。在以往的五年规划里，也提出过许多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特别是排污目标，这些作为约束性的指数目标通常都能保量地完成。但是，老百姓切身感受到的空气质量、水的质量、土污染的情况、食品安全的情况却并没有明显地改善，这就对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和目标，十三五规划建议在目标上强调生态环境质量要提升。
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中国采取了一些其他国家未采用过的方法，如主体功能区制度，对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进行了主体功能分工，设定了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重点开发区和优化开发区。又比如，建立自然资源负债表制度，要以县为单位对全国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进行评估，并建立预警制度。
再次，徐司长指出，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即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开放发展。十三五规划建议特别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首次将创新摆在首要位置。他认为，在这样一种发展理念的指导下，要实现我们提出的目标，最根本的是要解决发展动力机制的转化问题，也就是说要形成新的动力机制，而新的动力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来自于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创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侧重于产权制度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金融和财税制度的改革。这些基础性的经济体制机制改革，才是改革的重点。只有产权制度清晰了，才能激励创新，激励企业家精神，保护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期。同时，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出“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营造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使得企业创新运营更便利，制度性交易成本更低。另一方面，要发挥科技创新对全面创新的引领作用。徐林司长认为，要建立一个高效的创新组织体系，在体系中更好地发挥政府、企业、研究机构的作用，形成一个产学研一体的高效的生产力转换的体制。
最后，徐司长强调中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与世界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的发展阶段。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五年规划不再只是中国自己的事情，世界各国都非常关注中国五年规划的情况，这就对十三五规划提出了新要求。他认为未来中国的资源配置，一定要更具全球化视野。这种配置主要依靠企业来实现，为此政府要为企业的全球化配置创造更好的条件，要在国际上争取更多制度性的话语权，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的治理，承担应当的国际责任。在这方面，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要为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对外援助，包括提供更多在发展规划、发展政策等方面的免费咨询。
姚洋 实施十三五规划需要破除的几个政策误区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努力实现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目标要求。姚洋教授认为，在完成这一目标的过程中需要破除政策误区、明确四个观念：“十三五”规划规定的是短期经济增长目标，短期刺激投资需求很重要；产能过剩是经济下行的结果而非原因；不能用投资回报率下降来反对投资；要继续大力采取信贷扩张政策支持实体企业。
姚洋教授“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目标要求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要达到这一愿景，未来五年年均经济增速不能低于6.5%。纵向对照我国过去二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情况，实现这一目标并非难事。但横向与发达国家转型时期相比较，发现6.5%的增速是很高的目标。以日本为例，日本的发展模式与我国接近，过去推行出口导向政策实现快速增长，1973年石油危机期间开始转型。日本转型前二十年平均经济增速为9.2%，转型后二十年平均增速仅有3.5%。
我国要实现“保增长”目标，创新固然重要，但关键还是加大投资。“十三五”规划建议将创新摆在突出位置，首次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但反观日本，1970年代、1980年代世界上大部分创新都来自日本，然而日本的经济增速仍然迅速下滑。这说明仅依靠创新来保持高增长很困难。技术进步速度有上限，美国的技术进步速度接近人均收入增速，也只有2%到3%；其他发达国家更低，最高仅达1.5%到2%。因此，实现赶超还要重视投资。近些年，关于投资带动增长有诸多争论，本次报告旨在破除政策误区、明确四个观念。
第一，区分短期增长与长期增长。“十三五”规划的未来五年经济增长目标属于短期目标。根据经济学理论，长期增长取决于潜在经济增速，短期增长更多取决于需求方。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速仍有6.5%到7%，在世界范围内仅次于印度，但是从短期需求面来看形势不容乐观。当前经济状况与世纪之交的通货紧缩时期相近。经济增速大幅下降；PPI连续44个月负增长，说明工业需求在下降，中国需求减速也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下跌；CPI勉强正增长，但如果将住房消费更全面地统计进去，那么CPI可能也是负增长；房地产只维持非常小的增速。从世界范围来看，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面对全球经济衰退大环境，中国也难以独善其身。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的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只是延后了经济下行时间。
短期刺激需求，关键要加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力度。财政政策还需靠地方政府执行。虽然地方政府现在有一定财政困难，但是离开地方政府就难以进行有效的财政刺激。数据显示，去年政府结余3万亿，并有研究指出政府在银行部门的储蓄存款已达21万亿。这说明政府“有钱无处花”，这是很大的问题。短期刺激需求与长期结构调整并不矛盾。世界上任何一个经济体如果短期经济增速没有达到潜在增长率，都需要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调整经济结构是一个自然发展、遵循经济规律的过程，不能由政府“生拉硬拽”。早在“十一五”期间政府就提出“调结构”，但是过去十年经济结构却在“恶化”，投资占比、储蓄率上升，消费占比下降。近几年随着经济增速下行，自然地发现消费占比开始上升，储蓄率已经下降4个百分点，经济结构正在调整中。
第二，产能过剩是经济下行的结果而非原因。在处理产能过剩问题上，我们有过深刻教训。以钢铁行业为例，世纪之交的通缩时期，我国钢产量为2亿吨，政府认为产能严重过剩，开始打压产能。但通缩之后我国钢产量快速提高，预计今年产量将接近7亿吨。这说明当时打压产能政策是有问题的，没有考虑到未来经济增长对产能的需求。打压产能的另一严重问题是政府倾向于保护国有企业、打击私营企业。
“十三五”规划建议指出要健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体系。面对产能过剩问题，也要坚持这一原则，让市场淘汰过剩产能。如果国有企业亏损严重、私营企业盈利较好，那么就让市场淘汰掉国有企业。如果政府认为私营企业污染问题比国有企业严重，那么政府的作为应该是对私营企业严格执行环保标准，而非直接打压。打压私营企业既是对产能的浪费、也是对私有产权的伤害。现在经济下行，又出现国有企业受保护、私营企业面临巨大压力的苗头，须切忌重蹈覆辙。
第三，投资回报率下降是顺周期结果。投资回报率下降是经济下行的结果。一是投资效率顺周期，现在经济处于低谷，投资效率也低。二是很多产能闲置，投资回报率必然下降。三是地方政府的很多投资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的利润率本身就比较低，而且不应只算经济账，还应考虑社会回报。如果把基础设施的正外部性考虑在内，投资回报率要比账面上高得多。因此，不能用投资回报率的下降来反对投资。
第四，通过信贷扩张支持实体经济。负债率上升也是经济下行的结果。经济紧缩时期，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订单减少，资金流紧张，出现坏账。此时只有继续扩大信贷规模，为实体企业提供流动性，支持其渡过困难阶段，才能更好解决坏账问题。我国现在的信贷政策希望精准定位到中小企业，但实际上很难。因此还应更多采用数量手段。现在央行降息幅度很大，但是降准力度不够，每次降准只是降低0.5个百分点。2004年存款准备金率是8%，现在高达17%，还有很大降准空间。全面降准可使得市场上资金流更加宽裕，经济运转良好，才能解决问题信贷问题。
政府债务短债换长债的债务置换是正确的。基础设施的益处由几代人享受，债务就不应只让我们一代人担负，应该匹配项目现金流期限与债务期限。根据日本经验，对内举债风险较小，而且我国负债水平并不高，仍有加杠杆空间。同时应该大力发展市政债。财政刺激还需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发行市政债是解决地方政府融资问题的好办法。它将政府和融资平台隔离开，好的市政建设项目可以直接在资本市场上融资。
卢锋 粮食“三量齐增”难持续：“十三五”时期粮食周期调整探讨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粮食政策方针表述，在延续传统基本方针同时也提出不少新思路和新内容。如“建议”第三部分指出：“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提高粮食产能，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第五部分提出“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按照过去农业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史理解，休耕是在没有现代投入条件下为恢复地力而采用的前现代农业技术，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休耕不再是常态性使用的农业技术，现在高层提出这条探索性政策方针，显然具有重要的全新含义。习近平在“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的说明”中，专门就“关于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问题进行解释，从资源压力、粮食库存、国际粮食市场价格相对走低等方面分析了探索新方针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系统阐述了实施这一政策的方针、方法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粮食政策调整有望成为十三五时期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重要内容。
卢锋教授卢锋教授认为，从我国粮食经济更为长期发展视角观察，十三五时期我国粮食经济面临与早先两个五年规划时期相当不同形势，粮食市场供求关系面临新一轮周期调整。最近我国粮食市场价格波动，意味着新一轮粮食周期调整或许已经展开。今年秋粮上市后，玉米市价从9月初每吨2300元下跌到11月中旬2000元上下，跌幅约15%，小麦价格也下降一成左右。今年官方玉米临时收储价2008年以来首次较大幅度下调，显然对最近粮食市场价格产生重要直接影响。然而这一短期市场波动后面有相当重要的更加深刻的周期演变背景。具体而言我国过去一段时期粮食产量、进口、库存“三量齐增”格局难以持续,粮食经济可能会步入新一轮下行调整周期。粮食周期调整可能会显著影响十三五时期粮食产量、贸易、库存，对农民收入与农村消费产生一定影响，甚至会影响短期宏观经济形势。
卢锋教授系统考察了“三量齐增”为何难以持续。他首先讨论了库存飙升带来库容爆满难以持续。据相关数据估测，我国粮食库存在1998年可能达到近7.87亿吨峰值，随后不得不经历多年痛苦的“去库存”调整，到2003年库存调整大体见底。过去十余年库存持续增加，初步估测2014年粮食库存可能7.66亿吨，接近1998年峰值水平；目前库存总量可能超出全年表观消费量一倍，比实际消费量超出比例更大。对比两次库存高峰，目前商业库存占比远远大大高于1998年，农户库存占比相应小于1998年，显示政策干预对新一轮过量库存形成发挥了较大直接作用。我国国家和企业的商业性粮食仓储规模相当大，通常情况下应足够满足3亿多吨商品粮流通库存需求。然而由于库存规模“两个前所未有”，目前仍面临国家粮食仓容爆满，出现所谓“储不下，卖不动，收不起”问题。
第二，对粮食产量持续增长难以持续。粮食产量从2004年连续11年增长，从4.31亿吨增至2014年6.07亿吨。“十一连增”巩固了我国粮食安全形势，给农民带来每年大约300亿元总收入和上百亿元纯收入，是政府重视“三农”政策取得的重要成就。然而在充分肯定成就同时也要看到这一现象背后特定周期背景以及过量超调难以持续。在上一轮我国粮食多年“去库存”阶段，1997-2001年我国粮食产量罕见“5连降”，粮食调整达到低谷后蓄积周期回升力量，构成我国此后粮食多年增产的周期背景。此外，过去十年我国对农业和粮食实施了大量补贴，去年主要针对粮食的农业补贴总量可能已经超过3000多亿元，巨额补贴对价格托市刺激粮食产量持续升高。农民从政府粮食补贴中获得收入增长实惠，然而也要看到补贴转换农民增收效率较低，估计只占政府财政支出三成左右。
第三，进口持续飙升难以持续。我国粮食进口总量从世纪之交1000万吨上下，持续飙升到2014年约1亿吨。值得关注的是，近年小麦、稻米、玉米进口200-300万吨，大麦进口超过500万吨，创纪录水平。在过去几年中，由于大量补贴和持续对进口显著管制，我国国内粮食市场价格已经前所未有地全面超出国际价格，超出幅度大约在40%-50%上下。派生“进口入市，增长入库”的现象。
为什么会“三量齐增”？国内库存那么高，为何还要进口？为何产量增加这么快？这些令人困惑的现实问题存在，现实新形势下我国粮食政策和体制可能尚未理顺。关键在于“半开放环境”+“强补贴刺激”两大环境与政策变量作用效果难以长期兼容。首先，我国成本要素上升，粮食实际比较成本和优势都朝不利方向变化。在半开放环境下我国对粮食进口采取了诸多进口管制，导致一方面国内外粮食价格倒挂，另一方面仍进口了大量粮食。其次，在市场机制与技术进步派生粮食供给弹性显著提升环境下，强补贴刺激推动国内产量超预期增长。最终实际供给量超过市场需求量，导致相对过剩与过量库存，周期调整难以回避。
卢锋教授分析了“三量齐增”难以持续派生新一轮粮食周期调整的可能影响。一是粮食产量调减。从早先三次粮食相对过剩调节情况看，粮食产量在未来五年前后下行周期阶段可能要调减5000万吨-1亿吨上下，年减1000-2000万吨。产量调减不会影响我国保障粮食安全目标，然而可能对农民收入和农村消费增长产生显著影响。二是对粮食进出口的影响。可能出现“补贴和产量减少，国内价格下降，出口大规模增长”的格局。三是对短期宏观经济的影响。依据有关CPI对粮价弹性估计，如果明年粮价下降10%到15%或许会拉低CPI约0.8到1个百分点，对近年保持定力、积极调整宏调政策带来压力。另外，粮食比较收益降低，边际上会降低农民工转移的机会成本，为农业劳动力外出打工增加边际激励。
在应对政策方面，卢锋建议首先要动态评估粮食周期转变，增加调整主动性，使政策措施走在“周期调整曲线前面”。借鉴早先三次粮食相对过剩调整经验教训，理性分析粮食周期调整派生现象，避免对粮食产量可能发生的周期调减做过于“泛政治化”的解读。其次，适度调减影响粮食产量的财政补贴，积极探索耕地轮作休耕试点，扩大地方退坡还林、退耕还牧实践，引导粮农主动进行结构调整。又次，应在全面准确调查库存规模基础上，及早安排过量库存出口，通过跨省移库等措施适度增加粮食进口替代，消化多年积累的过量粮食库存。
卢锋最后说，总结我国四次粮食相对过剩的经验教训，应大幅度减少有关部门对粮食流通与价格的过多干预，健全完善与“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目标一致的开放型市场经济的粮食体制与机制。同时实施配套改革：如逐步取消与城乡二元体制相联系的户籍制度，让农民与市民有同等公民权。尽快赋予农民对自有住宅和宅基地的流转权和经营权，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生产性财政补贴虽能提高农民收入，然而跑冒滴漏较多，并容易导致过量库存浪费。与其对农民提供生产性财政补贴，还不如直接增加对“新农合”、“新农保”、“农低保”等民生支出，更好实现政策调整补偿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双重目标。许宪春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质疑与解答
许宪春局长首先描述了当前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数据的几类质疑，然后在介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具体计算方法的基础上，针对质疑中国经济增长数据的几类情况分别作出解答。
第一种质疑为中国GDP缩减指数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之间的矛盾。例如2015年7月《经济学人》杂志发表文章指出当年1季度中国实际GDP同比增长7%，而名义GDP同比增速仅为5.8%，两者差距显示1季度中国GDP缩减指数下降1.1%，而当季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1.2%。GDP缩减指数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走势存在矛盾，导致对经济增速数据产生怀疑。解答这类质疑需要明确GDP缩减指数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之间的关系。
国家统计局许宪春副局长第二类质疑认为中国在计算多数经济领域的缩减指数时没有扣除进口价格的变化，导致中国GDP增长速度被高估1到2个百分点。这类质疑的代表是2015年6月《金融时报》发表“中国经济增速‘被高估’”的文章。解答这类质疑需要回答在不变价GDP生产核算中，各行业和需求项目使用的价格指数是否需要扣除进口价格指数。
第三类质疑认为不变价GDP核算采用的是单缩法，导致近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被高估。例如2015年7月《金融时报》发表文章“中国GDP高估了？”指出工业增加值采用单缩法导致中国2015年一季度GDP增速高估约0.5个百分点。解答这类质疑需要回答使用单缩法计算行业不变价增加值一定不如双缩法吗？以及使用单缩法是否真的会导致2015年1季度GDP增速高估0.5个百分点？
回答对统计数据的质疑需要回到统计方法本身，许局长在介绍中国不变价GDP核算方法的基础上对各类质疑进行解答。实际GDP增速为不变价GDP增长率，计算GDP增速关键在于计算出不变价GDP。我国不变价GDP有生产法和需求法两类主要计算方法，其中生产法GDP由各行业增加值加总而得，而需求法GDP由各需求项目不变价GDP加总而得。因此，各行业增加值的计算与各项目不变价最终需求的计算成为通过生产法和需求法计算GDP增速的关键。
不变价GDP的核算方法主要包括价格指数缩减法以及物量外推法。价格指数缩减法即通过现价增加值与价格指数得到不变价增加值。具体计算方法又分为双缩法和单缩法。双缩法是对总产出和中间指数使用不同的价格指数缩减，得到不变价总产出和不变价中间投入，再用两者之差计算出不变价增加值。而单缩法先用现价总产出与现价中间投入相减计算得到现价增加值，然后再用价格指数缩减得到不变价增加值。另一类不变价核算方法是物量外推法，即用代表性物量指数计算相应行业或项目的不变价GDP。物量外推法同样分为双外推法与单外推法，双外推法即分别用总产出与中间投入的物量指数计算不变价总产出与不变化中间投入，然后相减得到不变价增加值，而单外推法则先通过现价总产出与中间投入之差得到现价增加值，再利用相应物量指数计算出不变价增加值。
除少量行业生产法GDP采用物量外推法之外，中国不变价GDP核算大多采用价格指数缩减法中的单缩法，而针对不同行业和项目，使用的价格指数不尽相同。例如在生产法不变价GDP核算中，农林牧渔四类产品采用各类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工业各行业采用相应行业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批发零售业采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货币金融服务业采用存贷款利率、同业拆解利率以及消费投资价格指数的加权平均指数。需求法不变价GDP核算中食品、衣着、居住等消费项大多对应相应的消费价格指数，而住宅、机器设备等投资项大多对应相应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货物进出口使用相应的货物进出口价格指数，服务出口使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的服务项目指数，服务进口使用指数参考美欧等发达国家服务出口价格指数编制。
在了解中国不变价GDP核算方法的基础上，许局长对此前提到的各类质疑进行解答。对于第一类质疑：由于中国不变价GDP核算采用了多种价格指数，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只是其中一部分，所以GDP缩减指数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化并不需要一致。实际上，今年1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的同时，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下降4.6%，农产品生产者价格总指数同比下降0.7%，GDP缩减指数下降1.1%位于各指数变化幅度之间，属于正常情况，并不产生矛盾。
对于第二类质疑：虽然进口价格下降对工业生产者价格变化产生明显影响，但工业生产者价格是市场形成价格的真实变化。如果从工业生产者价格中扣除进口价格变化，得到的价格指数变化并非市场形成价格的真实变化，因而这种扣除是没有道理的。同时，进口价格变化对不同行业增加值价格变化的影响并不相同，扣除在实际操作中难以合理实现。因此，从生产核算的角度看，中国GDP缩减指数无需扣除进口价格变化。而从需求角度看，不变价进口已经利用进口价格指数缩减，即GDP缩减指数中已经扣除了进口价格变化。所以，认为中国GDP缩减指数没有扣除进口价格变化，进而导致GDP实际增速高估1-2个百分点的论断，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都是站不住脚的。
对于第三类质疑：由于双缩法需要编制两套价格指数，且中间投入价格指数编制难度较大，双缩法统计误差一般要大于单缩法，统计学家早已证明，双缩法不一定优于单缩法。另一方面，对工业中间投入价格变化估算结果显示与工业品出厂价格变化相同。利用原材料、燃料和动力投入代表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利用居民消费价格中服务项目反应工业中间投入中服务项目价格，使用2012年投入产出表数据计算两者权重，加总得到工业中间投入价格，结果显示2015年1季度同比增速为-4.6%，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降幅一致。因此，工业不变价增加值计算采用单缩法并没有导致2015年一季度工业增长速度高估，从而没有导致GDP增速的高估。高善文 中国通货膨胀的长期趋势
高善文博士认为中国通货膨胀的驱动机制和长期水平发生了明显变化，因而讨论通货膨胀的长期趋势是重要的。高博士从农作物价格和农作物劳动密集程度两组数据的相关关系入手，提出2005年前后中国农民工市场出现的民工荒大幅推高了农民工工资的增速，使得通货膨胀的平均水平大概高出100到200个基点。通货膨胀水平的上升使得货币政策趋紧、利率水平变高，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额外的收缩性作用。进一步，高博士预计，未来5年农民工工资涨速不会超过7%，中国的农产品市场很可能进入长期的熊市。最后，高博士认为将这两种因素相结合，将使得未来5年中国通货膨胀的平均水平下降到1%左右。这一下降会带动利率水平的普遍下降，导致持续的外债去杠杆的过程，产生比较长时间的系统性贬值压力。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博士首先，高博士回顾了其在5年前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当时他提出了如下重要观察：在2000-2007年的样本期内，某种农作物的劳动力密集程度越高，其价格的累计涨幅越大；而在1990-2000年的样本期内，这两个指标的相关系数是零。高博士认为这是因为在2000-2007年的样本期内，中国低端的劳动力市场开始转向全面的紧张，这样一个转向导致了农民工工资在趋势上进入一个连续加速上升的过程。从这个关系出发，高博士倒推出了农民工工资的长时间序列，通过分析这一时间序列他进一步发现：整个90年代和2000年初，农民工工资的长期增速与长期通货膨胀水平基本一致；但是进入2003年以后，农民工的工资开始出现连续和快速的上升，从2004年到2014年农民工工资年均水平上升速度大概是15%。高善文博士利用统计局2003年到2008年披露的农民工工资数据和这一粮食市场估算的结果做了对比，发现2003到2008年两种方法产生的结果非常接近。
高博士从以上研究结果出发，提出了几个重要的预测。第一，在农业生产领域，劳动生产效率的增速不会高达15%，农民工工资长期较快增长一定会驱动农产品价格进入一个长期和比较快的上升通道；第二，中国的服务业领域大量使用非常低端的劳动力，服务业劳动生产效率的增速也不可能高达15%，农民工工资连续非常快的增长使服务业的价格涨速逐步进入一个连续和加速上升的过程，进而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的平均水平；第三，即使在工业和制造业领域，也不是所有的细分行业都能实现这么高的劳动生产效率增速，这样快的劳动工资水平的上升速度，也会推动价格水平的上升。高博士总结认为2005年前后中国农民工市场开始出现了长期系统性的民工荒，大幅度推高了农民工工资的增速，高于大多数行业劳动生产效率增速的水平，一般性地推高了食品价格的涨幅，推高了消费品价格的涨幅，使得通货膨胀的平均水平大概高出100到200个基点。
其次，高善文博士分析了这一结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明显影响。央行为了稳定物价水平，保持了较紧的货币政策，然而与此同时，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连续下滑，经济基础就表现得比较差。此外， 2010年之前中国外债的平均增速大概只有15%， 2010年之后这一增速上升至26%。境外大量的资本流入在外债指标上表现为外债的快速积累，同时必然导致汇率水平相对较高。通货膨胀水平一般性的上升使得货币政策变得更紧，使得利率水平变得更高，通过这两种机制，对于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额外的收缩性作用。过去五年整个经济非常困难的原因之一是利率水平和汇率水平明显偏高，这与中国通货膨胀水平的上升存在很密切关系。
最后，高博士分析了当前我国经济发生的新变化，认为刚才所讨论的一系列过程的驱动因素和激励已经结束了。他指出，随着农民工工资涨速系统性下降，食品、消费品以及服务业价格水平的上涨速度将放缓。此外，中国的农产品市场很可能进入长期的熊市，这一熊市也许在三到五年的时间内不会结束。这两种因素相结合，将使得未来5年中国通货膨胀的平均水平很可能下降到1%左右。这一下降将会带动利率水平的普遍下降，导致持续的外债去杠杆过程，产生比较长时间的系统性货币贬值压力。事实上，这个过程已经有所体现，今年8、9月份更是得到了急剧的放大。
高博士进一步预计未来5年农民工工资平均涨速不会超过7%。他分析了农民工工资的相关数据，发现在劳动复杂程度、技术复杂程度比较低的行业中，比如住宿、餐饮、建筑等行业，农民工工资水平与城市职工水平已经非常接近。制造业领域农民工工资是平均工资的70%，这是由于制造业领域包含了大量的熟练劳动力和高管。高认为农民工短缺带来了农民工工资连续的上升，最终使得农民工市场和城市职工市场融合，融合的标志是工资拉平，这意味着未来农民工工资水平、城市职工工资水平与长期的经济增长率比较接近，按照7%的水平估计工资水平，不是太悲观的估计。
高博士进而分析了国际农产品和国际能源的价格变动，指出国际农产品市场和国际能源市场总体来讲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原油和天然气的价格深刻影响着农产品的价格。原油是非常重要的动力来源，同时石油和生物乙醇以及基于玉米提炼的乙醇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这使得，能源价格大幅度的上升往往伴随着国际食品价格和国际粮食价格大幅度的上升；能源价格长期下降也会伴随着国际农产品价格下降。2013年以来，国际农产品市场开始进入熊市，而中国农产品市场却继续上升，两者之间产生一个越来越大的裂痕，比如小麦市场、大米市场和玉米市场等。由此导致了国内进口量增长巨大，为国内的粮食生产和库存管理带来非常大的困扰。这将使得，未来5年粮食周期以及食品周期处在长期的下降通道之中，从而会进一步压低通货膨胀的水平。宋国青 货币流通速度与利率和股票价格
今年第三季度，我国广义货币M2增速上升显著，尤以7、8月份为甚；社会融资总额也大幅上升。如果根据“货币管内需”的传统逻辑，国内需求也该紧跟上步伐有所回升才是。然而事实却与之相反，国内需求不升反降，7月份起发电量不断下降事实从一个侧面显示这一点。这一对看似矛盾的事实让观察者倍感困惑：多出来的货币究竟走向何处？“货币管内需”是否已经失效？未来的需求预测该何去何从？
围绕以上问题，宋国青教授分析认为，第一，今年第三季度货币增长是名义利率下降和股票价格下跌两大推力共同造成的结果。一方面名义利率下降刺激了活期存款增加；另一方面股市大跌推动企业融资和股票金融资产向居民储蓄转化。第二，名义利率与股价齐降，表面上增加了货币，实际上却带不动需求，因此经济收缩也在意料之中。
宋国青教授第一，名义利率下降刺激活期存款增加。今年第三季度广义货币增速回升很大部分是由狭义货币M1增加带来的。自今年4月份以来，M1的环比增长率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这归因于活期存款增长率的快速回升。但这只是名义利率下降的产物，并不能带来整体经济的回暖。这一现象的原理很简单：在给定的其他条件下，活期存款需求是其机会成本——定期存款名义利率——的减函数，故其流通速度（GDP/ 活期存款货币需求）为名义利率的增函数。我国的历史数据也支持这一逻辑：在过去的20年间，M1的流通速度与一年期定存利率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其中活期存款流通速度对名义利率变化更为敏感。此外，研究表明中国名义利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活期存款的对数上升约6个百分点。据估计，在今年4月至10月间活期存款增加约3万亿元，由名义利率下降导致的活期存款超常增加约为2.5万亿元。若从M2中减去救市资金和超长增加的部分，3季度货币指标同比增长率并不乐观；社会融资总量余额加上财政赤字余额，在减去异常增加的2.5万亿后，其同比增长率相比于14年上半年仍有相当幅度的下降。故3季度需求紧缩亦在情理之中。
第二，股市下跌引发金融资产替代转化，从股市等转到储蓄存款。从长期来看，定期存款（M2减去M1的部分，包括居民储蓄存款中的活期存款）流通速度存在趋势性下降，这与储蓄有关。从短期波动来看，其流通速度与真实利率波动存在明显的负向关系：如在1994年以及2007-08年间，定期存款流通速度的短暂上升都是由真实利率下降导致其需求下降造成的。又因为在中国名义利率对通胀变化反应小，通胀率与真实利率高度负相关，故定期存款流通速度对通胀率波动反应强烈，但M1却几乎不受其影响。
除了真实利率的影响以外，定期存款流通速度与股票价格变化也息息相关。从短期波动来看，定期存款流通速度与上证综指呈正相关关系：当股票价格上升时，定期存款流通速度也上升，其中以07-09年间的同步变化最为明显。但在同一时期，真实利率与股价变化高度相关，同时猛涨的还有房地产市场。这便陷入齐宣王听竽的困境之中：究竟货币需求变化是谁之贡献？如果股票市场起伏确实对定期存款有重要影响，又通过什么机制起作用？
以上两大证据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股市变化对货币数量的影响：其一，将CPI视作居民消费需求变化的反应，在04年前，国民货币资产能够较为准确地正向预测CPI；但在04年后该指标逐渐失效，甚至在07-09年后波动方向与CPI相反——07年货币少了反而通胀，08年货币多了却通缩了。其二，自2005年以来，居民金融资产中的股票资产与非股票资产增量间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
结合上述两点，居民金融资产的财富与替代效应可以帮助我们理解2007-09年发生的现象：在2007年，股市房市大涨，居民受财富效应影响消费增加需求上升，同时股票资产价值上升导致其他金融资产反向变化，即储蓄率下降；2008年股市大跌导致居民消费下降，同时居民利用储蓄弥补在股市发生的损失，造成储蓄率上升，这是资产的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需要特别注意的是，2008年居民金融资产的环比高增长发生在“4万亿”投放之前，是经济收缩的效果。因此，今年第三季度的现象本质上是股市大跌导致消费倾向下降以及储蓄率上升，企业融资转化为居民金融资产的过程，与2008年发生的故事同理，是股市收缩的结果，而非经济复苏的契机。
总结而言，宋国青教授从两方面解释了今年第三季度我国“货币多，需求少”现象：其一，第三季度相对于上季度的货币增长部分是由于名义利率下降、活期存款快速上升导致，这一部分对总需求影响甚微；其二，股市下跌引发的居民金融资产大幅度上升，是由居民金融资产的替代效应所引起的，这部分货币增量是股市收缩的结果，不能作为经济回暖的信号。另外，宋教授也指出以今年第二季度作为参考标准并因此认为第三季度内需异常并不合理，如果除去去年第四季度到今年第二季度间股市大涨带来的财富效应，第三季度内需理当疲软。故未来在进行总需求预测时，需要更加重视股价与房价的变化情况。
（本简报由胡珏曦、唐诗晨、张耘昊、李双双、杨业伟、陈雷、陆佳仪、张杰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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