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主张“有效市场，有为政府”，而学界似乎有不少人对于“有为政府”等观点持批评态度，争论颇多。有学术争论是值得鼓励的一件好事，可以促进论辩双方思维的互相砥砺，共同提高。笔者是林毅夫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发院硕士就读期间的学生、世界银行与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的前同事、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合作者之一，希望对一些基本概念做出澄清，使将来的交流更加有效率。

市场力量、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引擎，中国应该继续朝着市场经济的大方向改革，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转型国家，政府需要在两个大方向上同时做得比较好，即政府必须“有为”，才可能会带来，至少容许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与社会发展。一是，政府要结合本国特征推动在社会政治秩序比较稳定的条件下实现较优速度的试验摸索性市场化改革，包括如何简政放权。二是经济学教科书意义上政府弥补市场失灵。对于中国的讨论中，大家似乎不太重视第一条中的政府有为，或者将第一条完全等价于政府“无为”的市场化，我觉得这是值得商榷的。

Dani Rodrik 曾在 《经济展望评论》上撰文试图总结中国发展的有用经验，其中他对于中国政府的“猫论”、“摸论”这些实用主义的试验性的不教条的改革方式大为赞赏。要知道，比如经济特区，它并不是能够在所有发展落后国家都可以取得像中国这么大的成功的，非洲、印度等很多国家政府就比较弱势，没有政府领导人能够愿意承担特区实验失败的政治风险，所以市场化改革本身就卡着动不了，其实这就是“政府无为”的失败。值得强调的是，新结构经济学虽然主要来源于，但并不局限于中国的发展改革的理论与实践，而是试图提出更加一般化的经济发展理论。

再次强调，我认为克服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利益集团的阻挠、策略地有序地推进市场化改革，这一点本身也是我所理解的“有为政府”的内容，就在前面提到的第一层含义里。“有效市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学者们喊喊口号就能让政府吓破了胆而自动实现的，而是很大程度上也需要政府内部官员，具有政治智慧、领导力与坚韧不拔的改革意志，朝着正确的方向积极推动的结果。最优改革过程本身就需要有魄力有担当的改革派领导人，需要政府有为，虽然这种“政府有为”对于市场而言的表现是更加“无为”：把原来干预之手缩回去了。这个最优改革的政治经济学过程本身就非常值得更深入的学术研究。

林毅夫一直所说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其中“政府有为”应同时包括上面提到的两个“有为”。遗憾的是，他经常被很多媒体与经济学者误解，似乎把他刻画成主张“政府主导、市场失灵”的反市场改革派了。

“有为政府”在概念上并不复杂，要说复杂恐怕也主要是因为政府在现实经济中究竟应该如何发挥作用这个问题本身很复杂。在中国的现实政策实践中，可能的确存在政府官员将“有为政府”当作“乱为政府”的理论借口，进一步乱加干预市场，强化扭曲与管制，使得改革发生倒退。因此，不少学者对于“有为政府”这一提法的反对与顾虑其实并不在于学理上的反对，而主要是担心政府官员将这个理论概念自由无限延伸，加以“政治口号化”，那将不利于改革实践。这种担心固然是值得重视的，但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厘清具体问题上“有为政府”与“乱为政府”的明确界限，而不是因噎废食，只提倡政府无为，不去研究辨析政府如何做才是正确的有为。如果那样，可能导致政府该为而不为，或者由于缺乏理论指导即使善意却也胡为乱为，结果可能会更糟。

值得强调的是，新结构经济学虽然主要来源于，但并不局限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制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而是试图提出更加一般化的经济发展理论。不能因为当下中国存在政府过度干预管制市场的问题，就否认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政府过于弱势、过于“不为”的现实，就不允许新结构经济学提出“有为政府”的理论概念。

此外，林毅夫经常讲制度不仅重要，而且是内生的。这句话也可能经常被误解。讲制度内生并不是说现有的制度就一定都是最优的。制度变迁本身也有自身的路径依赖，而且制度有小制度，大制度。我想，林毅夫的意思是“最优的/最合适的”制度是内生于该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当时很多具体约束的，比如当时的乡镇企业形式，但他并不是说所有现存的制度本身就一定是最优的制度，否则就不需要任何制度改革了。请别忘了，林毅夫是中国大陆最早那批引入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强调制度变迁重要性的学者之一。■

（作者感谢文贯中、郭强、朱恒鹏、刘守英、黄少卿、沈艳、党国英、刘学文、车嘉华、陆铭、何国俊等“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学术微群诸位教授以及东京大学张乾博士的评论、批评与讨论，受益匪浅。文责自负。）

王勇：复旦大学学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硕士，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 现为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