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记者 张兰太）“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其实一直没有恢复，处于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货膨胀、低出口、低资本流入的状况。与此同时，近期特朗普的新政产生了一系列对基本面的冲击，改变了关于世界经济的故事，整个的市场情绪开始发生变化。因此，虽然还是在低迷的基本格局下，也出现了一些拐点，包括利率拐点、宏观政策拐点和政治格局拐点。”清华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副总裁朱民认为，收入分配恶化带来民粹主义的兴起，使各国国内的政治变得不稳定，进一步演变成国与国之间政治的不确定性；政策风险和利率汇率风险将是2017年主要的风险。

2017年2月19日下午，朱民在北大国发院举行的“CMRC中国经济观察（CEO）”第48次季度报告会上，分享了他对世界经济的上述观察。

朱民指出，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低位运行，除了在2010年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弹，整个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下跌，2016年的增长速度是3.1%，2017年在美国的政策牵引下可能会略有上升，但总体还是处于下行。“与此同时，全球投资水平普遍低迷，贸易下跌也很厉害，贸易增长的速度第一次低于GDP的增长速度，这是过去40年里从来没有过的。更有意思的是，全球资本流动开始下跌，FDI在全球GDP的占比，从2000年的4.8%左右，跌到2013年的3.3%左右，最近跌到2.8%，过去的6年里降低了40%。我们说全球化是由贸易和资本推动的，如果贸易下降，资本流动下降，全球化在哪里？”朱民说。

“现在全球经济面临的宏观外部环境，是一个低位的均衡状态。不是危机，但它很低。这个低的状况为什么会产生呢？”朱民认为，理解2008年金融危机很重要，因为这次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它的影响其实超过了我们的想象。金融危机把全球GDP的水平硬压到了一个低的水平，这就是形成我们今天全球经济低位运行的非常重要的原因。这次危机，对整个资源的再配置、对生产力的破坏性是很大的，全球潜在的经济增长能力在下降。“所以说，危机对全球经济有两个影响，一是压到了低的水平面，二是把增长的速度、速率降下来了，这是根本的结构性变化。”

与此同时，朱民表示，收入分配正处在一个十分恶化的阶段。“美国劳动工资占GDP的比重从65%左右跌到58%，而中等收入者占整个收入的比重也急剧下降。但是我要说的是，收入分配的影响最终促使民粹主义急剧地上升，整个社会的政治格局变了。”

据朱民介绍，IMF对于全球的政治绘制过一个图，他们用各种颜色表示某个国家国内的形势是不是稳定，绿色代表和谐，红色代表不和谐。“2000年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国家国内基本上是和谐的。但仅仅15年过去，很多国家走向黄色，走向红色，今天全世界已经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国内的和谐度是绿色了。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地缘政治的理解，我们以前关于地缘政治的理解是中东，是伊拉克，是阿富汗。而现在因为民粹主义的兴起，国内变得不稳定，所以国内的政治变成了一个主要的不确定因素，而国内政治的不确定因素会进一步演变成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的不确定性。这一切已经不是伊拉克，不是也门，也不是中东的问题了。”朱民认为，这是全球政治格局的一个巨大的变化和拐点，值得警惕。

朱民进一步指出，政策风险和利率汇率风险将是2017年主要的风险，金融市场波动加大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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