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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淼杰：党求真务实的领导是中国奇迹的源泉
发布日期：2021-05-17 07:43 来源：
编者按：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党史新探”栏目本期刊发余淼杰教授文章，对这一问题提出了新观点。文章认为，改革开放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要真正说明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中国奇迹，还要加上这一条——党求真务实的领导。
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以来，我国经济取得高速发展。到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100万亿元，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8%，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按不变价计算，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总量增长了170多倍，平均经济增速全球第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70多倍，创造了举世公认的中国经济奇迹。同时，中国的脱贫攻坚战取得伟大胜利。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7亿多人摆脱贫困，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那么，为什么中国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创造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两大人类奇迹呢？
对这个问题通常的回答是因为“改革开放”：过去40多年，通过对外开放，对内改革，中国经济取得腾飞。这个说法固然有其合理性。确实，自1978年以来，中国逐步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去，基于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力密集型产业，大量出口劳力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长带动了就业的增加和经济的繁荣。同时，中国加入的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贸易组织也要求各个成员国做出相应的国内政策调整。这样，对外开放促进对内改革，对内改革带动经济发展。“改革开放”逐渐成为中国的国策，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促进作用是不言而喻，也无需赘言的。
不过，单纯的“改革开放”政策并不能完整地诠释中国奇迹。毕竟，在当前全球化的大时代中，大多数国家都是主动去拥抱全球化。诸如印度或菲律宾等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一样通过加入世贸组织、签订地区贸易协议、实施贸易自由化等多种方式实现对外开放；同时积极改革国内不合理的政策，也是一样地实施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但为这些国家却没有像中国一样取得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奇迹。可见，改革开放是中国奇迹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
那么，中国奇迹的源泉到底是什么呢？
答案很明确：是中国共产党求真务实的领导。自党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建国以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始终求真务实，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我国建立起了门类完整、种类齐全的工业体系。1978年之后，我国逐步有序渐进地参与到全球化分工格局中。同时，逐步进行对内改革，在让市场配置资源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政府也发挥了积极的引领作用，通过各种求真务实的政策设计，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创造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人类奇迹。可以说，中国奇迹的法宝在于三个坚持：改革、开放、求真务实，而源泉则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长期以“求真务实”的理念引领我国经济建设。建国后的前30年，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求真务实，从无到有，把我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门类完整的工业大国。到今天，中国已经形成了41大类和 666小类的完整工业体系，成为全球唯一的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党“求真务实”的这一执政理念在经济建设中更是得以充分体现。事实上，我们可以从国家的发展战略选择、改革路径设计、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贸易开放、国际金融深化这几方面略见一斑。
（一）发展战略选择
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改革开放之前的进口替代战略、入世之前的出口导向战略、新世纪前十年的贸易自由化战略、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全面开放战略。之所以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实施不同的发展战略，正是党和国家根据我国在不同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做出的求真务实举措。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受到西方国家的封锁，我们无法实行“对外开放”，再加上建国之初，我国工业产业基础薄弱，外汇奇缺，所以只能采取进口替代战略来保护本国产业，促进我国产业的逐步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采取农业承包制等形式，激发农民积极性，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做好三农工作。同时，我们基于自身的要素禀赋结构，大力发展劳力密集型产业，主动承接来自亚洲四小龙地区的产业转移，通过发展加工贸易，进口原材料和中间品，出口最终产品；并积极地融入到全球产业链中，逐步实现产业爬升。
在新世纪之初，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企业面临着更大的世界市场。党和政府与时俱进，进一步降低关税及非关税壁垒，进一步设立出口加工区，推进贸易自由化和贸易便利化。求真务实的政策安排进一步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新世纪初的前十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速接近10%，我国也在2009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金融危机之后，外需疲软，有的发达国家甚至推行贸易霸凌主义，实施贸易保护政策。面对新的挑战，我国及时采取务实的发展战略，强调改善国内营商环境，做好“放管服”工作，大力拉动内需，主动增加进口，积极扩大消费，实现全面开放新格局。在面临百年一遇的疫情冲击下，我们又及时地提出以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发展的新格局。
回头看，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以来，党和国家根据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国内国际现实情况，适时恰当地制定了十四个五年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在不同发展阶段采取不同发展战略。而这些战略又是特定历史阶段的最优选择，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二）渐进改革路径选择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选择改革开放的国家不只是中国，与我国经济体制相近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也在探索改革的路径。但不同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基本上都采取“休克疗法”，即快速大规模地实施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但事实已经证明这是条错误的路径。而西方的经济学者一度甚至认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最糟糕的改革方式。但事实胜于雄辩，在各种改革方案摸索中，以“求真务实”为灵魂的中国“渐进式”改革成为最成功的方案，甚至已经成为今天发展中国家模仿学习的模板。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最好体现了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模式。一方面，党和国家制定“五年规划”，对未来的中长期发展做好规划，同时，年度的政府工作报告则列出短期的工作任务。在做好顶层设计的基础上，承认各区域、各地方、各行业存在着一定的异质性，允许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政策。而1994年采取的财政“分税制”又较好地解决了中央和地方“事权”和“财权”的关系，激发了地方的积极性。各地不同的招商引资政策也更好地激励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中国的渐进改革，最成功之处在于强调做增量改革。这样，既有利于做大经济蛋糕，又不会造成各利益群体的冲突。尽可能地减少摩擦，而又能最大程度地增加合力。以不同所有制企业为例，我们一方面强调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已有相当多的国有企业入围“世界五百强”。同时，党和国家也鼓励创造公开、公正、公平的营商环境，大力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从小到大，目前已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渐进改革，也同样体现在为促进开放而设立的各种经济园区上。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建立了包括经济特区、经济合作开发区、保税区、综保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等各类工业园区。工业园区的设立，是按照“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方式逐步推进的。先是在广东、福建沿海设立四个经济特区，1984年又在全国设立14个沿海港口开放城市，再到1988年设立的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三角洲，再到1991年设立的北部四个沿边开放城市，逐步形成了“由点到线”这样的开放格局，到了1992年，开放由沿海一线拓展到包括中部各省的省会城市的高新技术开发去，渐进式改革与渐进式开放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更清楚地贯彻着党中央的“求真务实”理念。
（三）宏观经济管理
求真务实的政策设计也体现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管理中。在“入世”之前，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重在熨平各个经济周期，力求达到高增长、低通胀的理想状态，所以，宏观经济政策的设计主要是“逆风而动”的宏观经济调控，其核心要义是提升经济社会的有效需求。通常而言，需求侧拉动经济发展主要是通过投资、出口和消费这“三驾马车”来实现。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我国拉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马车是出口。然而，受全球金融危机拖累，外需疲软；同时，我国劳工工资快速提升，成本优势逐渐不太明显。所以，在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及时地把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政策引擎调整为投资。得益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我国得以迅速地从全球金融危机复苏过来。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经济复苏的同时也造成了部分产业出现产能过剩现象，这样，从“十三.五”规划开始，我国提出以“去产能”为主要内容的“三去一降一补”宏观政策配套，并指出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关键在于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开始强调供给侧改革。同时，需求侧改革则强调以提升消费、拉动内需为主。正是这些务实求真的改革举措，使得中国今天逐步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巨大的统一国内大市场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源泉。
（四）、国际贸易开放
中国的国际贸易开放政策的设计更是最好地体现了“求真务实”的改革理念。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中国是以“对外开放”来推动“对内改革”。无论是宏观的战略设计还是微观的政策安排，其实都体现着“求真务实”的智慧。从宏观的角度说，包括进口替代、出口导向、贸易自由化、全面开放等不同阶段的开放策略其实也就是国家的主要发展战略。而从微观的角度看，加工贸易政策设计可以说是中国贸易开放政策安排的神来之笔。
在八十年代初，中国开始采取“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的“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政策。简单说，就是外商提供原材料，委托我方工厂加工成为成品。产品归外商所有，我方按合同收取工缴费这样的贸易模式，由于加工贸易具有“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特性，能够很好地利用我国开放之初劳工成本比较便宜的比较优势，又能避开我国技术水平相对落后、资金不足的劣势，所以得以快速发展，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加工贸易已经开始占据我们外贸的“半壁江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加工贸易又得以迅速地发展，中国外贸占世界外贸比也从九十年代初的1%上升到今天的13%以上。
更为重要的是，发展加工贸易正是中国政府“求真务实”的政策安排。党和政府并没有因为加工贸易产业的附加值相对比较低而放弃发展，相反，各种园区的设立特别是出口加工区的设立正是体现了我们多加工贸易模式的优先安排。这里面的经济逻辑是尽管加工贸易附加值低，但是它能创造出大量的就业岗位，从而能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约有8亿人就业，其中在第二产业有两亿人就业，制造业就业人数则超过一亿，而其中占主体的又是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劳力密集型产业。
横向做个国际比较更能说明这个问题。事实上，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同为发展中国家大国的印度也积极地推动着以减免关税为主的贸易自由化，但其时印度政府考虑到加工贸易产业的附加值相对比较低，不愿意发展加工贸易产业，而是大力发展软件业为主的服务业，其后果就是制造业相对落后，就业问题没法得到很好解决。中印两国的经济规模差距也逐步扩大。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经济规模与印度基本相当，但今天中国经济规模是印度的四倍以上。今天印度追悔莫及，那怕想再回头发展加工贸易产业也是不可能的事：今天印度的劳工成本已远高于孟加拉、越南等东盟国家，并没有任何成本优势可言了。正所谓：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机会只会给有准备的国家。
（五）、务实的汇率制度选择
“求真务实”这个改革理念也在我国的国际金融开放中也得以充分体现。在国际金融开放中，有个著名的“不可能三角”：独立的货币政策、资本开放和固定的汇率制度三者只能选其二。具体地，如果一国要坚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和固定的汇率制度，那该国就不能够允许资本的国际自由流动，这是由于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固定的汇率制度会自动要求该国与锚定国的利率等货币政策安排相同。
对此，不同的经济体通常采取不同的政策安排。包含我国的香港地区这样的小型开放经济体通常是允许资本自由流动，本币与美元采取固定汇率制度，代价就是必须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采取与美国一样的利率政策。这样的政策安排相当于把香港等小型开放经济体绑在美国的“战车”之上：如果美国降低利率，香港也必须降低利率，尽管可能其时提高利率才是对香港经济而言最优的政策安排。
小型经济体可以这么做，但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经济结构与美国完全不同，当然必须采取独立自由的货币政策。所以，在“不可能三角”中，我们必须坚持的就是独立的货币政策，其他两者则可以机动安排。
因此，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采用了“固定汇率制”，1美元固定兑换8.27元人民币的政策安排长达十年之久。同时，受“不可能三角”限制，我们只能保持资本项目不放开，资本不能自由跨境兑换。采用固定汇率体制的好处是可以有效地降低外贸不确定性，促进外贸发展，不足之处在于汇率安排没法及时充分地体现贸易伙伴的发展转态。所以，从2005年开始，我们与时俱进，开始采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同时逐步允许资本的有序开放。汇率制度的及时调整，又进一步地有利于我国外贸和对外投资的长足发展，使得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贸易国和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
总之，上列五方面足已说明了“求真务实”是我国经济政策设计的一个重要特征。不过，更深层次的一个问题是: 务实的政策安排可能也是其他各国政策制定者的初衷和目标，但为什么只有中国才能成功地创造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奇迹呢？
答案是：中国的成功在于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是由于有党的坚强领导。有力的领导保证了高效的执行力，从而使得中央的各项政策可以有效、快速、彻底地实施到全国的各个角落，纵向到底，横向到边。正是通过这种有机、有序、有效的管理模式，来达到促进经济长期发展的目标。所以中国经济的成功既取决于改革、开放、务实的政策设计，也在于长期把握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实事求是，坚持党的领导，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如果说，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创造中国发展奇迹的制度保证，那么，又该怎样深刻理解“求真务实”中的“求真”呢？
我们知道，“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改革开放以来，党始终贯彻“求真务实”的理念来发展中国经济。中国改革成功之处在于强调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在于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既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方向，也强调碰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解决具体的问题作为最终的目标。在实现途径中，既强调中央的顶层设计，全局宏观把握，也鼓励各地区因地制宜、允许行业政策差异，发挥行业特色，结合自身实际“摸着石头过河”，不搞一刀切，边干边学。
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百年如一日，坚持求真务实，其力量源泉在于中国共产党是立党为民，建国为公。正是由于立党为民，才能求真务实，“求真”体现在党没有任何一己之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党的宗旨。经济增长也并非党的终极目标，党的终极目标是人民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大同。所以，在做大经济蛋糕的同时，同样重要的是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和共同发展。如果说中国经济奇迹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所创造的第一个奇迹，那么，中国的反贫困治理则是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第二个人类奇迹。
事实上，我国的脱贫攻坚战也正是充分地体现出“求真务实”的执政理念。我国的脱贫攻坚战可分为四阶段。从改革开放之初到八十年代中期是起步阶段，根据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务实的政策安排主要体现为以农业发展来推进减贫，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产品市场化、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成功地把贫困人降下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世纪之交，务实的政策设计则体现在通过农业的工业化及城镇化来实现地区脱贫。新世纪前十年是脱贫攻坚战的第三阶段，重点是国家主导的发展农村经济来减贫。不过，中国脱贫攻坚战最出彩的阶段应是十八大以来的“精准扶贫”模式。
可以说，十八大以来的“精准扶贫”模式也是求真务实政策的最好诠释。一方面，实行“第一书记挂帅”的集中统一领导机制，克服条条块块的行政壁垒，保证政策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同时通过“五级书记挂帅”，整合政府资源，克服行政系统内部的摩擦，将资源迅速的转向最需要的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另一方面，通过“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识别登记系统。各地因地因户制宜，选择不同的扶贫手段，以确保扶贫效果的精准施策。因此，中国脱贫攻坚战得以成功地打通消灭贫困的“最后一公里”，实现了国家的全面脱贫，而中国的反贫困实践也成为今天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的蓝本。
总之，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承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带领我国人民在短短七十多年间创造出经济发展和成功脱贫这两大人类奇迹，“求真务实”也成为解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奇迹的神奇密码。
余淼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本文刊于《北京大学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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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淼杰：党求真务实的领导是中国奇迹的源泉
发布日期：2021-05-17 07:43 来源：
编者按：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党史新探”栏目本期刊发余淼杰教授文章，对这一问题提出了新观点。文章认为，改革开放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要真正说明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中国奇迹，还要加上这一条——党求真务实的领导。
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以来，我国经济取得高速发展。到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100万亿元，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8%，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按不变价计算，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总量增长了170多倍，平均经济增速全球第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70多倍，创造了举世公认的中国经济奇迹。同时，中国的脱贫攻坚战取得伟大胜利。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7亿多人摆脱贫困，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那么，为什么中国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创造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两大人类奇迹呢？
对这个问题通常的回答是因为“改革开放”：过去40多年，通过对外开放，对内改革，中国经济取得腾飞。这个说法固然有其合理性。确实，自1978年以来，中国逐步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去，基于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力密集型产业，大量出口劳力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长带动了就业的增加和经济的繁荣。同时，中国加入的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贸易组织也要求各个成员国做出相应的国内政策调整。这样，对外开放促进对内改革，对内改革带动经济发展。“改革开放”逐渐成为中国的国策，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促进作用是不言而喻，也无需赘言的。
不过，单纯的“改革开放”政策并不能完整地诠释中国奇迹。毕竟，在当前全球化的大时代中，大多数国家都是主动去拥抱全球化。诸如印度或菲律宾等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一样通过加入世贸组织、签订地区贸易协议、实施贸易自由化等多种方式实现对外开放；同时积极改革国内不合理的政策，也是一样地实施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但为这些国家却没有像中国一样取得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奇迹。可见，改革开放是中国奇迹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
那么，中国奇迹的源泉到底是什么呢？
答案很明确：是中国共产党求真务实的领导。自党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建国以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始终求真务实，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我国建立起了门类完整、种类齐全的工业体系。1978年之后，我国逐步有序渐进地参与到全球化分工格局中。同时，逐步进行对内改革，在让市场配置资源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政府也发挥了积极的引领作用，通过各种求真务实的政策设计，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创造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人类奇迹。可以说，中国奇迹的法宝在于三个坚持：改革、开放、求真务实，而源泉则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长期以“求真务实”的理念引领我国经济建设。建国后的前30年，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求真务实，从无到有，把我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门类完整的工业大国。到今天，中国已经形成了41大类和 666小类的完整工业体系，成为全球唯一的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党“求真务实”的这一执政理念在经济建设中更是得以充分体现。事实上，我们可以从国家的发展战略选择、改革路径设计、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贸易开放、国际金融深化这几方面略见一斑。
（一）发展战略选择
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改革开放之前的进口替代战略、入世之前的出口导向战略、新世纪前十年的贸易自由化战略、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全面开放战略。之所以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实施不同的发展战略，正是党和国家根据我国在不同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做出的求真务实举措。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受到西方国家的封锁，我们无法实行“对外开放”，再加上建国之初，我国工业产业基础薄弱，外汇奇缺，所以只能采取进口替代战略来保护本国产业，促进我国产业的逐步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采取农业承包制等形式，激发农民积极性，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做好三农工作。同时，我们基于自身的要素禀赋结构，大力发展劳力密集型产业，主动承接来自亚洲四小龙地区的产业转移，通过发展加工贸易，进口原材料和中间品，出口最终产品；并积极地融入到全球产业链中，逐步实现产业爬升。
在新世纪之初，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企业面临着更大的世界市场。党和政府与时俱进，进一步降低关税及非关税壁垒，进一步设立出口加工区，推进贸易自由化和贸易便利化。求真务实的政策安排进一步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新世纪初的前十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速接近10%，我国也在2009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金融危机之后，外需疲软，有的发达国家甚至推行贸易霸凌主义，实施贸易保护政策。面对新的挑战，我国及时采取务实的发展战略，强调改善国内营商环境，做好“放管服”工作，大力拉动内需，主动增加进口，积极扩大消费，实现全面开放新格局。在面临百年一遇的疫情冲击下，我们又及时地提出以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发展的新格局。
回头看，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以来，党和国家根据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国内国际现实情况，适时恰当地制定了十四个五年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在不同发展阶段采取不同发展战略。而这些战略又是特定历史阶段的最优选择，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二）渐进改革路径选择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选择改革开放的国家不只是中国，与我国经济体制相近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也在探索改革的路径。但不同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基本上都采取“休克疗法”，即快速大规模地实施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但事实已经证明这是条错误的路径。而西方的经济学者一度甚至认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最糟糕的改革方式。但事实胜于雄辩，在各种改革方案摸索中，以“求真务实”为灵魂的中国“渐进式”改革成为最成功的方案，甚至已经成为今天发展中国家模仿学习的模板。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最好体现了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模式。一方面，党和国家制定“五年规划”，对未来的中长期发展做好规划，同时，年度的政府工作报告则列出短期的工作任务。在做好顶层设计的基础上，承认各区域、各地方、各行业存在着一定的异质性，允许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政策。而1994年采取的财政“分税制”又较好地解决了中央和地方“事权”和“财权”的关系，激发了地方的积极性。各地不同的招商引资政策也更好地激励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中国的渐进改革，最成功之处在于强调做增量改革。这样，既有利于做大经济蛋糕，又不会造成各利益群体的冲突。尽可能地减少摩擦，而又能最大程度地增加合力。以不同所有制企业为例，我们一方面强调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已有相当多的国有企业入围“世界五百强”。同时，党和国家也鼓励创造公开、公正、公平的营商环境，大力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从小到大，目前已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渐进改革，也同样体现在为促进开放而设立的各种经济园区上。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建立了包括经济特区、经济合作开发区、保税区、综保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等各类工业园区。工业园区的设立，是按照“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方式逐步推进的。先是在广东、福建沿海设立四个经济特区，1984年又在全国设立14个沿海港口开放城市，再到1988年设立的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三角洲，再到1991年设立的北部四个沿边开放城市，逐步形成了“由点到线”这样的开放格局，到了1992年，开放由沿海一线拓展到包括中部各省的省会城市的高新技术开发去，渐进式改革与渐进式开放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更清楚地贯彻着党中央的“求真务实”理念。
（三）宏观经济管理
求真务实的政策设计也体现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管理中。在“入世”之前，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重在熨平各个经济周期，力求达到高增长、低通胀的理想状态，所以，宏观经济政策的设计主要是“逆风而动”的宏观经济调控，其核心要义是提升经济社会的有效需求。通常而言，需求侧拉动经济发展主要是通过投资、出口和消费这“三驾马车”来实现。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我国拉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马车是出口。然而，受全球金融危机拖累，外需疲软；同时，我国劳工工资快速提升，成本优势逐渐不太明显。所以，在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及时地把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政策引擎调整为投资。得益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我国得以迅速地从全球金融危机复苏过来。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经济复苏的同时也造成了部分产业出现产能过剩现象，这样，从“十三.五”规划开始，我国提出以“去产能”为主要内容的“三去一降一补”宏观政策配套，并指出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关键在于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开始强调供给侧改革。同时，需求侧改革则强调以提升消费、拉动内需为主。正是这些务实求真的改革举措，使得中国今天逐步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巨大的统一国内大市场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源泉。
（四）、国际贸易开放
中国的国际贸易开放政策的设计更是最好地体现了“求真务实”的改革理念。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中国是以“对外开放”来推动“对内改革”。无论是宏观的战略设计还是微观的政策安排，其实都体现着“求真务实”的智慧。从宏观的角度说，包括进口替代、出口导向、贸易自由化、全面开放等不同阶段的开放策略其实也就是国家的主要发展战略。而从微观的角度看，加工贸易政策设计可以说是中国贸易开放政策安排的神来之笔。
在八十年代初，中国开始采取“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的“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政策。简单说，就是外商提供原材料，委托我方工厂加工成为成品。产品归外商所有，我方按合同收取工缴费这样的贸易模式，由于加工贸易具有“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特性，能够很好地利用我国开放之初劳工成本比较便宜的比较优势，又能避开我国技术水平相对落后、资金不足的劣势，所以得以快速发展，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加工贸易已经开始占据我们外贸的“半壁江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加工贸易又得以迅速地发展，中国外贸占世界外贸比也从九十年代初的1%上升到今天的13%以上。
更为重要的是，发展加工贸易正是中国政府“求真务实”的政策安排。党和政府并没有因为加工贸易产业的附加值相对比较低而放弃发展，相反，各种园区的设立特别是出口加工区的设立正是体现了我们多加工贸易模式的优先安排。这里面的经济逻辑是尽管加工贸易附加值低，但是它能创造出大量的就业岗位，从而能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约有8亿人就业，其中在第二产业有两亿人就业，制造业就业人数则超过一亿，而其中占主体的又是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劳力密集型产业。
横向做个国际比较更能说明这个问题。事实上，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同为发展中国家大国的印度也积极地推动着以减免关税为主的贸易自由化，但其时印度政府考虑到加工贸易产业的附加值相对比较低，不愿意发展加工贸易产业，而是大力发展软件业为主的服务业，其后果就是制造业相对落后，就业问题没法得到很好解决。中印两国的经济规模差距也逐步扩大。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经济规模与印度基本相当，但今天中国经济规模是印度的四倍以上。今天印度追悔莫及，那怕想再回头发展加工贸易产业也是不可能的事：今天印度的劳工成本已远高于孟加拉、越南等东盟国家，并没有任何成本优势可言了。正所谓：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机会只会给有准备的国家。
（五）、务实的汇率制度选择
“求真务实”这个改革理念也在我国的国际金融开放中也得以充分体现。在国际金融开放中，有个著名的“不可能三角”：独立的货币政策、资本开放和固定的汇率制度三者只能选其二。具体地，如果一国要坚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和固定的汇率制度，那该国就不能够允许资本的国际自由流动，这是由于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固定的汇率制度会自动要求该国与锚定国的利率等货币政策安排相同。
对此，不同的经济体通常采取不同的政策安排。包含我国的香港地区这样的小型开放经济体通常是允许资本自由流动，本币与美元采取固定汇率制度，代价就是必须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采取与美国一样的利率政策。这样的政策安排相当于把香港等小型开放经济体绑在美国的“战车”之上：如果美国降低利率，香港也必须降低利率，尽管可能其时提高利率才是对香港经济而言最优的政策安排。
小型经济体可以这么做，但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经济结构与美国完全不同，当然必须采取独立自由的货币政策。所以，在“不可能三角”中，我们必须坚持的就是独立的货币政策，其他两者则可以机动安排。
因此，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采用了“固定汇率制”，1美元固定兑换8.27元人民币的政策安排长达十年之久。同时，受“不可能三角”限制，我们只能保持资本项目不放开，资本不能自由跨境兑换。采用固定汇率体制的好处是可以有效地降低外贸不确定性，促进外贸发展，不足之处在于汇率安排没法及时充分地体现贸易伙伴的发展转态。所以，从2005年开始，我们与时俱进，开始采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同时逐步允许资本的有序开放。汇率制度的及时调整，又进一步地有利于我国外贸和对外投资的长足发展，使得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贸易国和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
总之，上列五方面足已说明了“求真务实”是我国经济政策设计的一个重要特征。不过，更深层次的一个问题是: 务实的政策安排可能也是其他各国政策制定者的初衷和目标，但为什么只有中国才能成功地创造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奇迹呢？
答案是：中国的成功在于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是由于有党的坚强领导。有力的领导保证了高效的执行力，从而使得中央的各项政策可以有效、快速、彻底地实施到全国的各个角落，纵向到底，横向到边。正是通过这种有机、有序、有效的管理模式，来达到促进经济长期发展的目标。所以中国经济的成功既取决于改革、开放、务实的政策设计，也在于长期把握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实事求是，坚持党的领导，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如果说，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创造中国发展奇迹的制度保证，那么，又该怎样深刻理解“求真务实”中的“求真”呢？
我们知道，“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改革开放以来，党始终贯彻“求真务实”的理念来发展中国经济。中国改革成功之处在于强调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在于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既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方向，也强调碰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解决具体的问题作为最终的目标。在实现途径中，既强调中央的顶层设计，全局宏观把握，也鼓励各地区因地制宜、允许行业政策差异，发挥行业特色，结合自身实际“摸着石头过河”，不搞一刀切，边干边学。
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百年如一日，坚持求真务实，其力量源泉在于中国共产党是立党为民，建国为公。正是由于立党为民，才能求真务实，“求真”体现在党没有任何一己之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党的宗旨。经济增长也并非党的终极目标，党的终极目标是人民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大同。所以，在做大经济蛋糕的同时，同样重要的是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和共同发展。如果说中国经济奇迹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所创造的第一个奇迹，那么，中国的反贫困治理则是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第二个人类奇迹。
事实上，我国的脱贫攻坚战也正是充分地体现出“求真务实”的执政理念。我国的脱贫攻坚战可分为四阶段。从改革开放之初到八十年代中期是起步阶段，根据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务实的政策安排主要体现为以农业发展来推进减贫，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产品市场化、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成功地把贫困人降下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世纪之交，务实的政策设计则体现在通过农业的工业化及城镇化来实现地区脱贫。新世纪前十年是脱贫攻坚战的第三阶段，重点是国家主导的发展农村经济来减贫。不过，中国脱贫攻坚战最出彩的阶段应是十八大以来的“精准扶贫”模式。
可以说，十八大以来的“精准扶贫”模式也是求真务实政策的最好诠释。一方面，实行“第一书记挂帅”的集中统一领导机制，克服条条块块的行政壁垒，保证政策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同时通过“五级书记挂帅”，整合政府资源，克服行政系统内部的摩擦，将资源迅速的转向最需要的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另一方面，通过“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识别登记系统。各地因地因户制宜，选择不同的扶贫手段，以确保扶贫效果的精准施策。因此，中国脱贫攻坚战得以成功地打通消灭贫困的“最后一公里”，实现了国家的全面脱贫，而中国的反贫困实践也成为今天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的蓝本。
总之，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承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带领我国人民在短短七十多年间创造出经济发展和成功脱贫这两大人类奇迹，“求真务实”也成为解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奇迹的神奇密码。
余淼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本文刊于《北京大学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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