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张五常刚过七十大寿。陈平在《五常思想》文集的撰文和后记中，评价了张五常对科斯交易成本理论的深入探讨，走到了颠覆古典经济学基础的边缘，类似于相对论诞生前，物理学家洛伦茨的贡献，为爱因斯坦的革命奠定了基础。附上全文，请选修陈平北大春季研究生课程《复杂经济学引论》的同学预习，以便课堂讨论。

张五常：古典经济学的拓边者与问基者

陈平

收入 向松祚、高小勇编《五常思想》，花千树出版社，香港（2006）

一. 科学史上的拓边与问基

　　张五常先生今年七十矣。这在从前当是回顾往事的佳日，在科学进步的今天，却是往前展望经济学发展的机会。

　　张五常先生在制度经济学上为人熟知的贡献是他的佃农理论和企业合约理论；这两个领域都不是我的专业，自有其他专家作评价。我和五常兄细谈只有三年，却收获甚多。本文重在探讨和评价张五常在产权经济学以外的贡献和对未来经济学变革可能产生的影响。假如我对张五常的工作有新的认识，很大程度上缘之于我是物理学的训练出身，专攻宏观与金融中的不稳定性，所以对张五常的“反常问题”有特别的敏感。古人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科学的进展有两种基本的模式：拓边与革命。拓边是极力推广已有理论应用的边界，革命则是改变已有理论的基本框架。科学史上，拓边与革命两者是互相关联的。革命通常发生于拓边的“极限”：发现新的事实再也不能用传统理论解释，于是催生新的革命的理论。而新的革命能够飞跃，又来之于“问基”（质问基础）的勇气

　　物理学上狭义相对论的发现就是典型的例子。迈克尔孙以太漂移实验的否定结果，迫使洛伦茨提出以太会随运动收缩的运动公式，启发爱因斯坦直接提出相对性原理，抛弃不必要的以太假说。我们可以说，爱因斯坦的革命是建立在洛伦茨拓边的基础之上。革命与拓边只有一步之差。科学史与政治史的不同之处在于：科学不会把一切功劳都给最后一棒的幸运者，科学史更看重人类认识的曲折过程。我们高度评价拓边对革命的奠基作用。

　　我对张五常工作的注意，首先来自于他把古典经济学的原理推到极限，从而发现古典经济学原理中潜在的重大问题。我对张五常功力的钦佩，更来自于他在讨论中提出问题和批评大师的卓越能力。他不仅是国人所谓的“好问”而已，而是世界学人中也难得的“问基”能手。

　　人们常说：科学上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尤其重要的是提出追究基础这样的基本问题。在评论张五常的研究风格之前，我先给经济学的同仁讲一个物理学家引为美谈的故事。历史上某些科学家在科学史上立下大功，不是自己直接解决某些重大科学问题，而是提出重大科学问题，或者对已有理论作出深刻批评，从而启发后来者作出重大突破。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量子波动力学的建立。

　　法国一个年轻的物理学博士生德布罗意(Louis de Broglie)首先在1924提出物质粒子的波粒二象性，并给出任一具有动量的粒子相应的波长公式。德布罗意的工作传到瑞士的苏黎世大学，当时已经成名的奥地利中年物理学家薛定锷(Erwin Schrödinger)在一次科学研讨会上对德布罗意的工作大为赞赏，却引起他的同事与朋友德拜(Peter Debye)的尖刻批评。德拜问薛定锷说：你如此赞扬德布罗意波，它的波动方程在哪儿？当时薛定锷被问得下不了台。会后薛定锷努力钻研德拜问题，终于在1926年提出量子力学的波动方程，其中包含德布罗意波的解，成为物理学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德拜当年以问题尖锐在物理学家中著名。他在科学发现史上起到了助产士或催化剂的作用。

　　我想指出，对基本问题的穷追不舍是张五常研究的特殊风格，这可以他对需求定律的研究为例。

　　当代理论经济学的主要潮流是数理模型。以微观经济学为例，大半个世纪以来，对劳动分工与竞争机制的理解没有多少进步，但是数学时髦却换了一件又一件，但是对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例如微观经济学理论与宏观经济与金融经济的观察的矛盾，却至今未能解决。微观经济学中供求曲线只有一个交点，一般均衡理论断言完全市场完全竞争下，价格系统稳态解的存在在是唯一和稳定的。换言之，宏观经济学假如以微观经济学为基础，就无法解释经济周期波动和金融危机的存在。

　　张五常清楚地认识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基础是需求定律，即需求曲线的斜率为负，价格升高时对该商品的需求下降。这对所有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而言，都是二加二等于四那样浅显的道理，几乎一页纸就可以讲清楚。张五常的经济解释却化了一卷的功夫专门讨论“科学说需求”。他对大家崇拜的大师级人物，包括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和货币经济学派的创始人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经典著作，硬是“鸡蛋里挑骨头”，看出其中的弱点和不足，尽己力将对基本经济问题的理解推到极限。

　　科斯(Ronald Coase)是张五常研究企业理论的宗师。但是对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命名的科斯定理，张五常却有严肃的批评和三个版本的解读。这似乎有悖于中国“作人”的“道德”，却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来严肃学者的学风。我在这里试图以张五常分析马歇尔，弗里德曼，与科斯的精神，进一步分析张五常在他的正式著作以及非正式讨论时提出的经济学基本问题，为的是推进对经济学基础问题的探讨。

二．张五常问题的提出与再解读

　　为了便于经济学问题的探讨，我将张五常自己不经意间提出的问题，加以澄清与命名，并非为五常兄争学术上的“产权”，而是为了研究上的抛砖引玉。假如那位同仁发现，我这里提出的“张五常问题”，在张五常之前已经有人提出，请给出文献出处，用电子邮件寄给我(pchen@ccer.edu.cn)。我将乐于承担无知与疏漏的责任，并在今后的文章中加以更正与致谢。假如未来无人能发现比张五常还早的探索者，我更会以“张五常问题”命名的始作俑者而始终不悔。道是：学海耕耘广，天下知音希。

　　我对张五常兄工作的注意，先后得益于已故好友杨小凯的称赞与同事周其仁的推崇。虽然五常兄年长于我不到十岁，我们的科学训练却正好跨越两个时代。张五常经济学的扎实功夫在古典经济学，从马歇尔，庇古(Arthur Pigou)，到弗里德曼与科斯，都是建立在“均衡理论”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基础之上。我从研究生时代开始的训练是新兴的“非平衡态物理学”，包括演化动力学与复杂系统，均衡现象只作为非均衡过程中的片断和近似，整体远大于部分之和。

　　二十世纪的七十与八十年代，非平衡物理学在物理，化学，生物，以及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上都获得广泛的认同与应用，却在经济学遇到极大的阻力，原因是经济学几乎所有的基本假设，包括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新古典学派，与制度经济学的产权学派，都与非平衡物理学，尤其是非平衡态热力学与非线性动力学的混沌理论尖锐冲突。古典经济学模仿牛顿力学，但与牛顿力学有一点根本区别：牛顿力学可以包容非线性非均衡现象，但是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尤其是要求效用函数的凸性假设，完全排除了经济学中存在非线性与内生不稳定行为的可能。这使理论经济学与理论物理学与理论生物学之间出现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

　　我在1987年发现经济混沌的经验与理论证据之后，物理学家非常兴奋，多数经济学家却十分怀疑，经济学元老中只有罗斯托(Walt Rostow)，萨缪尔逊(Paul Samuelson)，西蒙(Herbert Simon)等少数人支持。其中的困难在找不到古典经济学与非平衡态物理学之间的桥梁。萨缪尔逊早就建议我尝试从非线性的一般经济动力学理论导出古典经济学特殊的线性静力学模型。这在数学上不难做到，问题是经济思想的转变线索不明。我始终无法理解古典经济学的静态思维。令我惊奇的是，是张五常对古典经济学的探索，给复杂科学跨越均衡与演化思维之间的鸿沟以重要的启示。

　　(2.1) 从弗里德曼－张五常条件到卢卡斯谬误

　　需求曲线的走向与微观行为的宏观基础

　　虽然数理方法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在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中获得广泛应用，但是理论经济学至今没有一个自洽的理论体系。漂亮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与宏观经济与金融经济的观察是互相冲突的。微观经济学的供求曲线只有一个交点，一般均衡理论的稳态解的存在在理论上是唯一和稳定的，这就无法解释经济周期波动和金融危机的存在。

　　2002年4月，张五常到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作讲演，题目就是需求曲线是否可以向右上方倾斜？我认为大宗稳定商品的需求曲线斜率为负是争议不大的，但是变化很快的金融商品的供求关系假如满足需求律，就不会有金融危机了。我请教五常兄如何解释？张五常在匆匆讨论之后，慷慨寄来他的主要著作，包括他的中文力作《经济解释》。其中第一卷《科学说需求》中的第五章第二节，讨论弗里德曼对马歇尔需求曲线成立条件的修正，引起我的注意。

　　经济学理论中引入偏导数常常只给简明的数学表达，却少有经济学上的深入讨论。微观经济学从效用函数导出供求曲线，通常假设求偏导数时保持“名义收入不变”，这是马歇尔最早提出，并被广泛接受的微分条件。对此，弗里德曼提出挑战，代之以“真实收入不变”的条件。弗里德曼在他1949年的论文中，对他和马歇尔的分歧作了冗长的讨论，我不明白弗里德曼的要义是什么。但张五常一句话就画龙点睛。他说：“佛老的推论是，在一个没有失业的社会中（这里的黑体字是作者所加），某物品的价格下降不会导致人民的实质收入上升。”

　　“没有失业”这几个字在微观经济学文献中真正是一场革命或造反。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思想从瓦尔拉斯以来就是一般均衡。换言之，价格机制会自动导致供求平衡。对劳工市场而言，供求平衡下也就不存在失业问题。经济学家不得不面对非自愿的持久失业并创立宏观经济学，是大萧条期间凯恩斯革命的产物。列昂铁也夫反对凯恩斯的著名文章，就是用微观经济学的教义来否定宏观经济学的观察(Leotief 1936)。至今，宏观经济学中的主流派，在理论上而非事实上，还不能接受“失业”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甚至不承认宏观经济学的存在。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发动“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以芝加哥大学的卢卡斯(Robert Lucas, Jr.)为旗帜。宏观经济学几乎所有的流行教科书，把宏观的供求曲线画得和微观的供求曲线一摸一样。只有斯蒂格利茨与贝克尔分别从发展中国家的工人持续失业与类似餐馆的需求差别冷热的观察出发，提出S形的供给与需求曲线的理论(Stiglitz 1976, Becker 1991)，为非线性经济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我在这里郑重建议：把张五常解释的需求曲线向下的弗里德曼条件，重新命名为“弗里德曼－张五常条件”，其含义是“需求函数曲线向下的条件是：不存在非自愿失业时，真实收入在价格波动时维持不变。”只要宏观经济存在持续失业，收入效应就会压制替代效应，使需求曲线未必向下。

　　我对“弗里德曼－张五常条件”的解读是：工业化的市场经济中只存在“微观行为的宏观基础”，即个人或企业的供求选择受宏观经济波动的约束；“而非卢卡斯的“宏观波动的微观基础”，即宏观波动的成因完全归因于微观个人的理性选择，不存在非自愿的失业。

　　以卢卡斯为首的宏观经济学的新古典学派以“微观基础“与”理性预期“为号召，企图推翻凯恩斯经济学的革命。他们从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出发，用于宏观经济波动，否认宏观经济存在非自愿的失业现象，认为一切失业来源于工人在时间替代上的理性选择，即工资低于均衡预期时选择度假，工资高于均衡预期时选择加班。不同个人的相同理性预期，导致全社会工作时间的共振。所以，政府无需对宏观经济波动作任何干预，只需解除对最低工资的管制任由市场调节均衡工资。

　　我在2002年的文章中，用大数定律与宏观数据否定了卢卡斯的微观基础理论的动力学模型（Chen 2002），因为多数人在工资低于均衡预期时的度假选择会导致度假有关的机票旅馆等闲暇价格的升高，促使反潮流的加班者获得套利机会，从而抵消理性预期下的时际替代。

　　赫克曼等注意到微观失业数据显示失业者并非在各行业均匀分布，而是高度集中于某几个行业。他们从微观数据的分析出发，否定了卢卡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对失业数据的解释能力(Browning, Hansen, & Heckman 1999)。这进一步证明失业是熊比特所言”创造性毁灭“或技术新陈代谢的代价，夕阳产业被新兴产业取代，使旧的知识与技能过时。技术转型时期的失业无法用工资弹性来调节，只能用技术再教育解决(Chen 2005)。

　　张五常对弗里德曼1949年工作的修正，则从微观的供求理论上根本变革了古典经济学基础。这不仅直接否定列昂铁也夫对凯恩斯的批评，也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宏观经济学中对总需求与总供给曲线的画法。经济混沌与持续周期在宏观经济指数中的广泛观察表明，宏观经济的供求曲线一定是非线性与多均衡的(Chen 2005)。

　　张五常研究需求曲线时似乎并未关注微观与宏观的冲突问题。令人惊奇的是，张五常对貌似简单的需求曲线的探讨，竟然突破古典经济学的疆界，跨越微观与宏观经济的鸿沟，其影响可能也超越张五常本人的初衷。我在这里强烈建议五常兄用英文单独发表他对弗里德曼条件的修正，让世界上不懂中文的学者也了解他对古典经济学拓边型的重大贡献。我们可以预期，研究微观经济学的学者，如果能和宏观经济学的前沿对话，将会产生何等的成果。

　　(2.2)企业理论与边界理论

　　科斯对交易成本的研究，出自“企业为什么存在”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科斯观察的例子，例如灯塔，牛吃麦，噪声污染等问题和企业并无多少关系。我自己对高新企业的观察发现：多数企业家创业的动机都是用新办法解决老问题，从而创造价值。只有生存线上的夕阳企业才把降低成本（当然会包括交易成本）作为公司的主要策略。在研究公司兼并的金融理论时，我以为交易成本理论几乎没有多少用处。

　　我在2002年与张五常的会见中，问他和科斯的差别何在？五常兄答科斯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他却认为问题才刚刚开始，因为他不知道“企业的边界在哪里”。我对张五常问题极为赞赏，我个人以为张五常问题比科斯问题高明得多。因为现实世界中大中小企业共存，假如用成本作为系统演化的出发点，等价于说，社会演化或生物演化的动力是减少摩擦力，而非变化环境中的学习与适应能力；这显然是奇怪的说法。但是张五常把企业理论的注意力转到企业边界问题，就和复杂科学中最困难的边界起源问题联系起来。我的导师普里高津发现：系统演化的热力学前提必须是一个开放系统，要用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来维持动态的耗散结构(Prigogine 1980)。但是目前的非平衡物理学并不能解释生命单位的边界，例如细胞壁的起源。理论物理的已有模型都是给定边界与初始条件，然后求解动力学行为；至今没有边界起源模型。政治经济学中和边界有关的问题是企业和国家的起源，核心也是边界起源问题。

　　我注意到边界问题的作用，得益于阅读张五常的杂文集《卖桔者言》。他在“与木匠一席谈的联想”中注意到一个广东木匠，到香港后的收入比内地高达20多倍，以此作为测量制度效率的依据。我当时对这例子颇为怀疑，因为张五常显然忽略了边界效应。假如木匠可以在大陆与香港间自由来往与工作，香港木匠的工资必然大幅下降，不可能比内地高20多倍。我记得我的恩师严济慈告诉我，他们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留法勤工俭学时只需买一张船票，并无现在护照与签证的种种限制。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在国际上并不高，并不等于中国制造业的产品不具国际竞争力。

　　历史上国家或地区的边界时扩时缩，都是国家或地区间强权实力平衡的结果，不可能是科斯型两方自愿交易的结果。金融经济学家罗斯曾经证明市场均衡(market equilibrium)等价于无套利机会(no arbitrage opportunity)，而无套利机会等价于线性价格(linear pricing)机制(Ross 1976)。线性价格的含义是商品价格人人平等，不存在不平等交易的市场强权(market power)。实际生活中，非线性价格(nonlinear pricing)比比皆是，例如大批量采购者可以打折，富人借钱的信用等级比穷人高，导致比穷人利息低，穷人甚至面临价高不得的信用配给。

　　我以为创立企业来代替市场的动机之一，是利用企业的规模和范围经济优势，获得较大的市场议价实力，拿到孤立消费者不可能拿到的价格优惠。另外还可以更好地控制产品质量，降低部件的组合误差，从而提升同类产品的价值。张五常问题的贡献在于，让我们把企业研究的注意力从古典经济学的交换理论转回到政治经济学的权力起源与分配理论，用于研究劳动分工下的生产过程，而非传统社会的消费过程。研究企业合同的交易成本理论至今对现代化企业的结构变迁乏善可陈。研究企业边界的演化理论可能会给我们研究全球化下的企业竞争模式开辟新的道路。

　　(2.3)均衡理论与演化理论的关系问题

　　张五常把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与均衡理论推到极限的典范，是他的佃农理论。发展经济学在实践上了解佃农制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障碍，通常谴责租佃制是无效的制度安排。张五常却从解放前中国与台湾的农业数据出发，加上风险分担对租约形式的分析，得出租佃制在当时条件下是均衡有效的结论。但他认为台湾的三七五减租虽然导致农业收入增加，从均衡理论看来，却是降低而非增加经济效率，以此挑战发展经济学的二元理论。我并不认同张五常对台湾减租运动的结论，因为不同历史时期的均衡只值不见得是一样的。但我非常注意张五常的研究方法引申的含义。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艾尔文，曾经把中国宋代以后未能步入工业社会描写为“高水平的均衡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Elvin 1973)。相比之下，张五常的佃农理论，同时显示了均衡分析的长处与局限：均衡理论可以解释现状的某些特征，例如中国解放前曾经普遍采用过佃农与地主的分成制，却未必能解释农业改革与现代化过程中的演化趋势。

在2002年4月北大中国经济中心给张五常的欢迎午宴上，我开门见山地说明我是搞非均衡的演化理论的，本以为张五常会对我们之间方法论上的分歧有隔离之感。不料五常兄丝毫没有门户之见，反而热情地问我有无读过他的老师赫西莱佛的文章(Hershileifer 1977)，后者也是主张生物学的演化理论与经济学的共通之处。我在后来和张五常的多次讨论中，虽然对市场经济的局限往往意见不同，但我最深的感觉是：张五常始终是一个严肃的开放的学者。尽管在理论上他有自己的信念，但在科学问题上并无意识形态的成见。

三．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作用和局限

　　张五常在经济学上的造诣，我以为胜过科斯。许多中国学生对张五常未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深为遗憾。获得诺贝尔奖代表国际学术地位的承认，受之当然高兴，得不到也可以理解。我倒以为张五常要是得奖倒是奇事，因为西方经济学至今以美英文化为中心。瑞典经济学家在思想上与政策上都走在凯恩斯的前面，然而至今很少有经济学家承认这一事实。

　　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不同，难以在短期内用实验检验，经济现象又远比自然现象复杂。互相冲突的经济理论得奖司空见惯，在自然科学中却是不可思议的事。评奖是人来评，不可避免有科学政治得因数在内。经济学中获得诺贝尔奖的理论中，有的会被历史证明是伪科学，例如计量经济学鼻祖弗里希(Frisch)的噪声驱动理论和卢卡斯的理性预期理论，既无经验根据，也违背科学的基本原理(Chen 2005)，实质上是数学包装的意识形态理论，否认市场经济内生的不稳定性和危机可能。我的博士生导师中有四位学者作出五个可得诺贝尔奖的工作，至今却只有一人得奖。

　　中国学生要学习张五常敢于挑战前人和大师的治学态度，把研究是否会得诺贝尔奖置之度外，如此，中国经济学家方有可能在历史上留下脚印。我以为未来经济学的发展可以检验，究竟是“弗里德曼条件”还是“张五常条件”能架起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得桥梁，究竟“科斯问题”还是“张五常问题”能引导企业理论获得丰硕得成果？

　　最后，我愿意与五常兄的朋友与读者分享五常兄赠给我的一副对联：

　　“浩歌惊世俗，诳语任天真。”这也是五常兄学海赤子的真情写照。

　　让下一代经济学来评价张五常的历史地位吧。我祝五常兄七十不老，再上层楼。

参考文献

Becker, G.. “A Note on Restaurant Pricing and Other Examples of Social Influences on Pri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9, 1106-1116 (1991).

Browning, M., L. Hansen, and J. Heckman, 8. “Micro Data and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s,” in J.B.Taylor and M. Woodford Eds., Handbook of Macroeconomics, Vol.1A, Part II, Chapter 8. North-Holland, Amsterdam (1999).

Chen, P. “Evolutionary Economic Dynamics: Persistent Business Cycles, Disruptive Technology, and the Trade-Off between Stability and Complexity,” in Kurt Dopfer ed., The Evolutionary Foundations of Economics, Chapter 15, pp.472-50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5).

Chen, P.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economic Fluctuations and the Laws of Probability Theory: the Principle of Large Numbers vs. Rational Expectations Arbitrage,” Jo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49, 327-344 (2002).

Elvin, M. The Pattern of Chinese Pas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1973).

Friedman, M. “The Marshallian Demand Curv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7(6), 463-495 (1949).

Hirshleifer, J. “Economics from a Biological Viewpoin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0(1), 1-52 (1977).

Leontief, W. W. "The Fundamental Assumption of Mr. Keynes'''' Monetary Theory of Unemploy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51, 192-197 (1936).

Lucas, R. E. Jr. “Expectations and the Neutrality of Money,”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4, 103-124 (1972), in Lucas, R. E. Jr. Studies in Business-Cycle Theory, Cambridge: MIT Press (1981).

Prigogine, I. From Being to Becoming: Time and Complexity in the Physical Sciences, Freeman, San Francisco (1980).

Ross, S. A. "Return, Risk, and Arbitrage," in I. Friend and J. Bicksler eds., Risk and Return in Finance, Ballinger, MA: Cambridge (1976).

Stiglitz, J.E. “The Efficient Wage Hypothesis, Surplus Labor,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n L.D. C.s,” Oxford Economic Papers, 28(2), 185-207 (1976).

陈平，“附录：陈平和张五常教授的讨论记录”，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简报，2002年第22期（总第309期），张五常教授谈需求定律等问题，2002年5月10日。

张五常，“与木匠一席谈的联想”，《卖桔者言》，43－47页，信报有限公司， 香港（1984）。

张五常，“第五章第二节：佛利民的分析”，《经济解释·卷一，科学说需求》，139－142页，花千树(Arcadia Press), 香港（2001）。

（陈平，2005年7月31日于美国Austin）

【后记】

　　纪念张五常七十生日的文集《五常思想》出版后，才在美国查到张五常1998年就任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的演说“交易成本规范”，惊奇地发现张五常几乎颠覆了科斯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我在这里将其闪光之点摘录如下，与有志于经济学基础研究的学友们分享。

　　对科斯本人含糊不清，从而众说纷纭的交易成本定义，张五常的新定义是：“鲁滨逊经济中不存在的所有成本。”张五常建议更名“交易成本”为“制度成本”，并得到科斯本人的完全赞同。他认为制度的安排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张五常指出（斯蒂格勒命名的）“科斯定理”的谬误：在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产权或制度的安排无关重要。因此，（和科斯的断言相反，）产权制度不可能与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共存。

　　张五常提出的“交易成本规范”概括为三个基本假设：第一，约束下的最大化。第二，需求曲线斜率向下（这里无需区分消费与投资活动），这也包括了边际生产率递减。第三，成本的定义是价值最高的失去机会。

　　2007年4月6日，我在史正富宴请张五常夫妇的聚会上问张五常：“为何斯蒂格勒说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可以给垄断者付费让其行为变为竞争者？” 他的回答和斯蒂格勒相反：“假如信息成本为零，垄断者可以实行完全的差别定价。”我立即指出：“差别定价等于非线性价格，这样一来均衡价格就不存在了。”我一再建议张五常少花些时间在书法和摄影上，多认真对待自己的出格思想，一定要把这一重要观点用英文正式发表。我将先在我论科斯定理的文章中作为私下讨论引用。

　　以我对张五常的交往和观察，他是难得的基础研究人才。可惜张五常对科斯的崇拜太过，跨学科的知识注意不够，也不重视和其他流派大师的对话，从而不能理解自己真正重要的经济学远见。他离摆脱边际递减的古典规范只有一步之遥，惜哉！。历史上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革命，老一代奠基，年轻人完成，差别只在后来人没有对前人规范的崇拜而已。但中国经济学家中，能出张五常这样敢于探索经济学基础，不满足于充当普及应用的角色，也是中国经济学未来崛起的曙光。

　　2007年4月23日，陈平补记于北大燕北园，作为春季研究生课程“复杂经济学引论”的开篇读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