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18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CCER论坛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召开，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教授在论坛上发表了题为“中国模式的成功与前景”演讲。论坛由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家祥教授主持，并邀请了四位专家评论，分别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独立学者秋风，以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陈平教授。

姚洋教授的发言：

　　问题的提出

　　中国模式是最近大家讨论得较多的话题。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无疑是一个奇迹，那么中国是不是创立了自己的发展模式？我们可以从经济领域、制度领域以及国家治理这三个方面考察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从国内和国际上来说都非常重要。国内的意义是为了总结过去、指导未来，过去三十年中的前二十年都在改革，而后十年改革的步调放慢，似乎是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要探索下一步该往哪里走；而在国际上，这涉及到中国如何将自己呈现给世界，以及世界如何看待中国。中国将来二十年可能还会保持这种高速增长，中国需要对自己在世界上进行正确的定位。国际上经常会比较“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华盛顿共识代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而北京共识提倡政府干预，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后，把代表前者却失败的美国和代表后者且成功的中国进行对比则更加盛行。这种对比是错误的，如果没有市场化的改革，中国经济不可能取得如此的成就。实际上，华盛顿共识由约翰·威廉姆森提出，其本意只是新古典经济学告诉一个国家发展经济所需要做哪些正确的事情；北京共识由雷默（Roma）提出，其中对中国的总结包括平等且可持续的增长、独立自主和创新这三点，而这些都是非常中性的评判。

　　中国过去三十年确实有一些值得总结的东西，但中国模式的说法可能不太准确，中国经验或者说中国道路也许更加合适。这里我总结了四个要素，它们对其它发展中国家都有借鉴意义。第一是社会平等；第二是贤能体制（meritocracy），有人翻译为精英主义或精英政治，而我认为翻译为贤能体制，也就是选贤任能的体制更加合适；第三是制度的有效性先于制度的纯洁性；第四是中性政府。下面是这四点的概述。

　　中国模式的四要素

　　首先讨论社会平等。这里我们要区分社会不平等、经济不平等以及政治不平等。经济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是暂时的：收入差距较大时，对富人多征税返还给穷人就能消除这种不平等；政治不平等也能通过很快的政策变化来消除，比如说这次人代会就修改了原来四个农村人相当于一个城里人的选举办法，一个农村人相当于一个城里人，这是比较容易改变的。而社会不平等的意思是社会被人为地分成多个阶层，而且处于最底层的人也认为这种分割有合理的成分，比方说种姓制度。中国二十世纪从辛亥革命到1956年工商改造、1958年人民公社的社会主义革命期间连续经历了多次革命，这些革命强化了社会平等，把旧有的社会秩序完全打破了。易纲老师最近写了一篇关于中国文字文章。过去文字实际上是给特权阶级用的，掌握了文字就拥有了学识，就能高人一等，这也是一种社会不平等，但普通老百姓却认可这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通过革命消除了。为什么社会平等对经济增长有好处呢？首先它消除了进入壁垒，第二它提高了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在一个平等的社会里，大家更愿意发展公共教育而不是精英教育，第三是它促进了我下面要讲的中性政府的产生。

　　贤能体制，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我们有两千年的科举制度。欧洲启蒙运动在反对封建体制的时候，包括英国的文官制度都借鉴了中国的贤能体制。今天中共的干部体制也可以看作贤能体制的一部分。过去通过考试选拔干部，但现要走上领导岗位需要从最基层做起，这实际上是用很长的时间来培养一个干部。如果对比东亚和西方的民主体制，就能发现在东亚体制里很少有年轻的领导人。在西方贤能体制传统比较悠久的国家中，像英国，也很难看到年轻的领导人，但在美国，四十多岁就可以当总统。贤能体制对其它国家有什么借鉴作用呢？第一，是驯服民主的民粹主义倾向，在发展中国家民主的敌人不是专制，而是民粹主义，由于人民的政治文化或政治素养没有建立起来，提到民主谁都可以要求自己的利益，最终结果是没有办法做决策，而贤能体制能作为驯服民粹主义倾向的工具。第二是提高政府的效率。第三，是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政府的德性，我们儒家的传统能在某种程度上对领导人有约束作用。

　　第三个要素是制度的有效性先于制度的纯洁性。制度是重要的，这个诺斯早就说过，但是一个好的制度的核心是什么？我个人觉得是提供正确的激励，而正确的激励就是让行为主体的追求和社会的追求尽量一致。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纯洁的制度就是在一系列标准的假设下所产生的最优值。林老师从世行回来聊起他在世行碰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与世行的专家交流时，他们总是拿最优的标准（first-best）要求发展中国家，所以他们永远认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做好，但也永远没有办法找到正确的路径让发展中国家走向最优。还处于次优状态（second-best）的发展中国家，怎么可能一步就跨到最优？中国恰恰避免了这个问题，我们追求的是有效的制度，就是在特定条件下能提供有效激励的制度。过去三十多年我们采纳的制度没有一个是纯洁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都是有效的，比方说乡镇企业、财政分权。

　　最后一点是中性政府。中性政府是不长期偏向某个或某些利益集团的政府，它不是隶属于某一个阶层的政府，这样它就不容易被利益集团所俘获。在其它发展中国家，比方说菲律宾，前段时间发生了一起血腥的屠杀事件，屠杀者虽被拘捕了，但他的父亲在选举时支持了阿罗约总统，现在大家都在看阿罗约总统将怎样处理。因为不受利益集团左右，中性政府更可能关心长期经济增长，即使是为了自己，它也更愿意把资源投入到生产力较高的部门，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不平等，这正是过去三十年所发生的。为什么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年会成为中性政府呢？第一是政治基础，这其中首先是中共的自主性，跟前面所提到的贤能体制有关；其次是中共的去政治化，这是汪晖讲的，去政治化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它不再强调自己的意识形态，真正成为了全体人民的党；再次是经济增长成为中共合法性的来源。第二是社会基础，主要是社会平等，只有当社会权力和政治动员能力比较接近时社会的产出才会最大。

　　中国模式的问题

　　我想大家可能最关心的是中国模式现在是否存在问题，未来又会如何。我个人觉得这个模式存在负面的东西，这些负面的东西现在已经显现出来。首先是贤能体制有威权的一面，使得大家容易认为中国模式主要就是威权，实际上它比威权多得多。第二是务实主义导致原则的丧失。讲求有效的制度是对的，但是我们往往缺乏原则。比方说户口问题，我听到最多的说法是“农民要城市户口可以，但是要把土地交出来”。我觉得这就缺乏原则，农民对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写入了宪法，那为什么变成城里人后就该把土地交出去？城里人已经得到那么多，是不是也应该把所得交出去才能换来城市户口呢？

　　我这里主要想讨论两个相关的问题，一是政府过多地参与经济活动，二是政府生产性支出比重过高。这两个问题我觉得比较严重。中国政府的生产性支出政府占总支出的40-50%，而政府收入占GDP的24%。政府把将近一半的钱花在投资上，这在别国是从来没有的。第二高的是新加坡，也只有25%。好的方面是我们的政府真是为了中国的长远发展着想，把资源投到基础设施、投到生产上，但是坏的方面也在慢慢体现出来。

　　经济结构失衡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是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从90年代中期的68%急剧下降到目前的52%，下降了16个百分点。别的国家在发展初期也有这样的下降，但是像中国这么剧烈的下降很少。第二是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60%以上下降到了目前的48%，这也是非常剧烈的下降。这两点说明老百姓的收入增长没有赶上GDP的增长速度，换言之就是老百姓在相对地变穷，反过来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在增加。大家想到的主要是国营企业的收入在增加，其实私人企业的收入也在增加，且增加得比国营企业还快。第三是经常项目盈余占GDP的10%，去年少一些，但是今年看情况可能还会上升。经常项目盈余意味着我们创造的GDP既没有消费掉，也没有投资掉，成为净储蓄，而这个储蓄要给别人花，这就是我们经常所抱怨的。

　　导致结构失衡的原因当然很多，我这里要讲的是政府行为加重了结构失衡。第一是政府权力的过分集中侵害了民众的权利。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以经济发展的名义，做出很多损害民众基本权利的事情，比如征地、城市改造、限制移民等等。特别是移民，我记得1954年宪法第90条明确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选择自己居住地的权利。1958年出台户口条例之后，这一条就从宪法里删除了，当然现在有很多人赞成户口制、限制移民，可见我们不知不觉地就会认可一些侵犯基本权利的事情。过度参与经济活动还导致忽视民众改善福利的基本要求，当然有些基础设施使老百姓受益，但也有很多基础设施并不能造福百姓，比如上海的磁悬浮。磁悬浮其实就是个大玩具，35公里花了100亿，现在天天往里贴钱，听说还要把它延长到杭州，那会不会盈利呢，很难说。第二是政府的投资偏向生产者，我和一个合作者初步的研究结果发现，如果省政府投资性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越高，那么该省老百姓的收入占GDP的比重就越低，消费占GDP的比重就越低，显然是因为政府的投资更多地补贴了生产者。此外，地方政府为了增加投资，压低要素价格、土地价格、环境价格以及劳工标准，这些都是对生产者的补贴。第三是给利益集团影响政府以可乘之机。既然政府从某种程度上变成一个公司了，那么它很容易跟利益集团结盟，最终使得社会变成拉美式的社会。

　　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

　　我们知道曾经有过巴西奇迹。上个世纪60-70年代，巴西的年均增长率也超过7%。巴西当年也跟中国一样，贫富分化剧烈。随之而来的是二十年的高通胀和经济停滞。这当然不能排除债务危机等其他原因，但社会不平等的恶化可能是一个关键性因素。我们看一下韩国和我国台湾的民主化转型。台湾1986年开放党禁，它当时的人均GDP按照2000年PPP美元计算是6600美元；韩国1992年开始民主化进程，当时人均收入按2000年计算是10000美元。大陆现在的人均GDP按2000年的价格计算是7200美元，按现在的PPP计算是8000美元，基本上处在两者之间。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就是一个例子，韩国和台湾则成功跳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当然成功有很多原因，但我们不能否认它们刚好在那个时候开始民主化，这种关联至少值得探讨。

　　目前，更广泛的民众参与政治至少有以下三方面作用：第一是降低政府支出中投资的比例，缓解经济失衡。老百姓不一定要这么多投资，而可能要更多的教育和保障；第二是建立公共财政型的政府，现在的政府太偏向生产型；第三是化解社会矛盾。现在的政府在某种程度上非常紧张，像救火队似的，哪里出了问题就去救火。如果让大家有自己的决策，矛盾就化解了。Acemoglu和Robinson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讨论西欧为什么在19世纪就开始了民主化进程。其中提到到西欧的民主不是很早就有的，它经历了漫长的时期。他们认为民主是一种可信的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它实际上是让老百姓自己做决策，而精英们放弃自己的权利，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民主是有利于矛盾化解的。民主是化解社会矛盾很好的手段，同时也弱化了政府合法性的难题。合法性难题永远伴随着经济增长，这增加了政府的压力，而民众的政治参与是为政府减压。

　　总结

　　中国在制度转型和经济发展方面走出了一条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道路，值得向世界其它发展中国家推介。同时中国的很多经验和经历对世界主流经济学理论和政治学理论提出了挑战，这也是我们的机会，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中国形成伟大的理论。反过来说，既然中国有一部分经验可以推广到世界，中国是不是就可以保持这种独特性，中国是否就可以摆脱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也是未来二十年决定中国经济走向最重要的问题。

秋风评论：

　　总的来说我的看法是，其实没有什么中国模式可言，这里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社会平等。中国的历史和欧洲的历史存在很大的差异。从秦代以后中国就废除了封建制度，最大的好处是实现了君权之下的人人平等，这一直延续到清朝，异族统治可能造成种族间的不平等，但汉人之间是平等的。中华民国建立之后，消除了所有的不平等，实现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人和人之间法律层面的平等，当然也有不完善之处。但这种平等被1949年的革命完全打破了，只留下一个平等的表象。直至现在，仍然可以感受到等级制度，比如说姚洋教授提到的户籍制度以及计划体制下的绝对权力。

　　另一个问题是中性政府的概念。中性政府一种可能定义是不顾任何社会集团利益，只关心自己利益。从政治学来说这一般叫做革命性政府，其含义是说它不关心任何人的利益，只关心自己的革命目标，所有集团都是它的敌对面，而不是构建新制度的主体。从这个角度分析建国60年来所发生的变化：前三十年是社会和思想革命，后三十年是资本革命。中国共产党至今仍然没有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革命党可以使用一切手段实现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使老百姓受益可能只是一个意外结果。

　　计划体制和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制度——市场化和法制制度，这两组制度互相矛盾、发生冲突，而中国的前景取决于这两者哪个力量更大。中国要向好的方向变化难度非常大，这也许最终取决于公民社会的自觉。

王小鲁评论：

　　对于是否存在中国的发展模式的问题，我个人更倾向于存在中国的发展道路这一说法。发展模式意味着存在成型的制度和框架，在这套框架下社会经济可以发展运行。而现在我们还没有形成稳定的框架，还处在过渡期。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大体上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但经济改革不能取代政治和社会的改革，有的方面还在前行，有的方面刚刚起步，有的方面还没有起步。中国所处的位置还非常不稳定，某些方面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还没有明确的方向，现在的发展能否继续还要打一个问号。

　　但我能接受发展道路的说法。中国改革走过的道路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所描述的道路都是不同的。我们改革中所采取的措施和步骤也不是主流经济学家所认可的。虽然大体上都是向市场化过渡，但是过渡路径有非常大的差距。西方人常常用他们的眼光和标准来评判，认为我们没有走最优路径。但我认为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而我们的选择在某些场合是最优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存在中国的发展道路。比如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在西方经济学家的眼中是最优的发展道路，但事实上俄罗斯经济经历了将近十年的倒退，相比之下中国的改革更平稳，在改革的同时保证了经济发展。因为中国是根据自己的条件和环境选择发展道路和改革措施，所以我觉得存在中国的发展道路。

　　尽管这样，有一点我认为是人类共通的，即追求社会平等和民主制度。这是欧洲中世纪之后文艺复兴和美国的人权宣言表达的人类的共同愿望和价值观，改革者及其拥护者都希望朝这个方向努力。这不存在哪个国家的模式，而是人类共同的期盼。例如，相比于种姓制度，中国过去是相对平等的，比如科举制度选拔官员是依据考试成绩，而不问出身，这具有一定意义的平等性，虽然离现在的平等仍有很大距离。不过要达到这个目标，各个国家所采取的方式不尽相同，我们不一定要追随哪个国家现成的模式，还是需要讨论和探索什么是对中国最好的选择。在政治改革中也需要坚持我们自己的道路。美国的两党制未必是最好的，我们未来有可能选择适合自己的政治模式，但关键是我们还需要往前走。我们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实现我们希望的目标，比如社会平等，城乡老百姓的权利就不是平等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改革是一个标志，农民工在城市生活面临的诸多困难也是一种体现。而民主方面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怎样去监督政府。中性政府的概念很好，政府有这样一个理念要摆脱各种利益集团，但是能不能保证做到，现在还没有这个条件。现实中看到的是，由于缺乏制度的保证，政府正在倒向某些利益集团，这对中国的发展是非常危险的。要避免这种危险，我认为唯一的办法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革不应该是休克疗法，可以是渐进的。但尽管渐进，我们还是要一步一步推进，特别在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和加强社会对政府的监督这些方面，是需要脚踏实地往前走的。

周其仁评论：

　　我有两个问题要跟姚洋老师和大家探讨。第一个问题是共识和观念之间的关系。姚洋老师刚才概括了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他认为中国发展的成功基本上是恰当表述华盛顿共识的实践的结果，我大体上同意这个看法。问题是怎么去看待共识。成功是一个社会现象，不是自然现象，人都是有思想的，一次行动总会有一些共同的想法，共识大概是这个情况。但共识到底到了什么程度？改革开放到现在一直充满了不同意见：不要改革，要不要开放，直到今天都有争论。那共识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全社会的一致意见吗？我们看到人类社会很少需要意见一致才行动。无论是西方社会的民主制还是中国社会的民主集中制，都有决策机制，也就是不同意见转换成共同意见的过程，而共识在其中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我觉得是很值得探讨的。另外一个词是观念的转变，改革开放中有很多次是把毛主席不对的观念改掉了，如果观念没有改变，很多改革是无法实现的。观念和共识之间有什么关系，共识是不是指在社会中形成一种意见，使得反对意见至少不能阻止实践行动？这个问题若要探讨下去，就牵涉到刚才姚洋老师讲的，需要经济学和其它学科的交叉。

　　对共识问题还有一个层次的讨论。共识有两个方向，一是共识要说服更多的人，二是共识的看法本身要正确。共识不正确恐怕是有问题的，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在哪里形成是没有关系的，关键在于它是不是正确的。今天讨论更多的是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独特性中有没有一般性，这我认为是有的，而我比较关心的是共识中的“识”是不是可靠的。亚当·斯密讲过国家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有激励的制度、最低工资保障和司法体系，经济就能增长。看上去很简单，可是能实现增长的国家很少，这就牵涉到简单的事情怎么做到的问题。马克思相信生产力，生产力发展了，社会就进步了，这也是一般性的。近代的诺斯相信有效的经济组织决定经济的长期增长。怎么定义有效？与刚才姚洋教授总结的华盛顿共识有关，都涉及到人总是在激励下行动。科斯强调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的降低会使得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生产中去。中国的经验中有什么一般性的东西，我相信还是值得我们共同探讨。

　　第二个问题是实质性地解释中性政府。确实有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长期跟固定的利益集团绑在一起，如国民党政府、拉丁美洲许多国家、以及印度的等级制社会。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到底有没有中性政府？如果没有，那为什么经济会增长、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问题？我自己的看法是，中国的出发点非常独特，国家是一个超级大公司，改革就是打破这个超级大公司，分成无数小公司。若真有中性政府，从中央到地方，“中性”的程度可能是不同的。中性政府的一个硬性指标是除了税收应该没有别的经济收入，但我们看到的并非如此。这条路能不能走到理想状态，既取决于经济改革的继续进行，还取决于政治改革的进行。

陈平评论：

　　对中国经验的评论：我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只是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还为世界提供了经验。中国模式这种说法确实不太合适，我自己采用中国道路（China’s approach）的提法。对于华盛顿共识，我认为它验证了新古典经济学是失败的。我要质疑的是天下有没有纯洁的制度，有没有最优制度？我认为没有。现实中的经济学实验一个是东欧的“休克疗法”，一个是金融危机，这都说明新古典经济学的失败，也证明了西方启蒙的核心价值观——自由、民主、法制——所存在的局限，而中国经验中我们看到的机遇、协商和实验。对于中性政府，我认为近似的是北欧政府，北欧可以维持现状、保持民主，而中国唯一不能犯的错误就是保持现状。目前世界上不只发展中国家在转型，美国、欧洲、日本也在转型之中，因为他们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原来我们说摸着石头过河，以为对岸是英美的制度，现在我们发现是开着船航海，因为我们不知道对岸是什么。

　　社会平等有很好的结果，中国的革命虽然犯了很多错误，但确保了平等化，并且还有一个副作用，它阻止了我们犯和俄国同样的错误，使我们没有走上和他们一样的私有化道路。在消除进入壁垒方面，中国表现很好，没有全盘输入西方的法制，中国市场其实很开放，可以出现民营企业和地方国营企业挑战跨国公司的局面。贤能体制也非常重要，柏拉图早就指出民主制度不能解决的问题，而中国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的政治体制是高度竞争的集体决策，到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是最接近科学体制的。英国的民主宪政是为了和法国打仗而发债，西方法制是由拿破仑在军队中建立起来的。

　　对中国走向的评论：我认为姚洋教授在谈中国问题的时候，潜意识里是拿欧美的民主制度当参照系。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民主制、扩大政治参与的结果是发展福利社会，但福利社会对西方经济发展不利。在中国过去三十年里，虽然消费比例下降，但人均绝对收入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原因如熊彼特的观点，技术革命中新旧产业的更替，即创造性的毁灭代价是非常之大的。现在中国投资过度、产能过剩恰恰是中国技术更新速度高的结果。中国的高铁已经成为世界追赶的对象，中国的第二代互联网马上要成为美国追赶的对象，中国的投资过度是中国占领技术制高点的努力。蒙代尔认为早在六十年代，美国就已经是卖方经济了，而现在的宏观经济学还在讨论买方市场。实际上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是中国的世界战略。过去中国的发展是在适应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而现在这个经济秩序已经动摇了，我们要看中国是否能引导世界进入新的、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以美国为中心的信用制度瓦解了，在这种新的情况下，我认为中国要有新的世界观和全球战略来带动国内的改革，而不是用自我修炼的方法来应对目前的国际经济危机。

姚洋回应：

　　小鲁提出发展道路的提法，我非常赞成。我也非常赞成民主、平等是全人类的共同目标，但政治模式是可以探讨的，我们不一定要追寻美国的模式。

　　周老师提出中性政府一方面带动了过去三十年的成功，但另一方面问题又很多，那到底是不是存在中性政府？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没有数据、也没有很好的测量指标，无法给出经验性的证明，只能用举例的办法，但举例不能成为证明结论的方法，这一点我还需要在学术研究上努力。

　　秋风提出社会平等问题，他认为民国就实现了平等。作为回应，在我提到革命时，不是单指新民主主义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指从辛亥革命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革命，这些革命在改变社会结构上来说是一脉相承的。我也同意中性政府导致经济增长是一个意外的结果，我们不可能期望中性政府是仁慈的政府，它也可能具有掠夺性，但这种掠夺性可能没有秋风说的那么严重。

　　我最后主要回答陈平教授提出的问题。陈平教授说的正确，我没有他那么彻底。他认为中国要创造一个宏伟的模式来替代西方，而我认为西方并没有衰落。中国在七百年前被西方赶超时，中国也没有衰落，只是停滞不前。现在的情况可能也相似，只是中国的发展速度超过了西方。退一步讲，即使西方在经济方面会被中国赶超，西方过去五百年的实践所创立的民主自由的理念是不是也衰落了，这值得探讨。过去几百年的探索，我们大致知道民主、自由、平等是我们值得追求的目标，这是基本的价值观。如果不承认这个的话，我觉得中国要想替代西方是几乎是不可能的。民主产生社会福利，但不一定促生西方意义上的福利社会。《第三条道路》中提出一个投资型的社会——政府的支出应该投资于民，增加老百姓的能力，比如教育、医疗保障。在民主社会里才可能实现这种投资型的社会，特别是教育。我国2010年中长期教育发展纲要的一个目标是把大学入学率提高一倍，从22%提高到40%，我觉得这是错误的，中国到时候收入大概是人均一万美元，而40%是人均3万美元的发达国家才达到的水平，这完全超前了。这些钱应该投到真正需要的中等教育。如果增加民主的成分让老百姓来决定投资方向，就肯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魏旭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