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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展望论坛之一：发展战略和增长方式转变
发布日期：2007-12-13 12:56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12月13日第五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拉开帷幕，该论坛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起举办，新浪网、中信出版社等共同主办，已成功举办四届。第五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组织专家学者在岁末年初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重要话题进行对话式的讨论，评论过去一年的热点，展望未来一年的趋势。
第一场：主题：发展战略和增长方式转变
特约嘉宾主持：苏剑
嘉宾：郑新立、林毅夫
主持人(苏剑)：各位同学、各位来宾、网络上正在收看直播的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万众楼，这里正在举行的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起举办的第五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2007年是值得回顾的一年，中国国内的发展形势和在国际上的地位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党的十七大顺利召开，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明确了道路。2008年是值得期待的一年，北京奥运会将拉开帷幕，也是北京大学建校110周年，同时我国将迎来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在这岁末年初之际，“中国经济展望论坛”将邀请国内一流专家学者，与大家一起来分享观察中国经济的饕餮大餐，共同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出谋划策。今天是第五届经济展望论坛的首场论坛，讨论的主题是发展战略与增长方式转变。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有：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郑新立教授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我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师苏剑，首先有请两位嘉宾向在座的观众打个招呼。
郑新立：同学们好。
林毅夫：现场的同学们老师们以及在网上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主持人：这里是第五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的首场讨论会，主题是发展战略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发展战略与增长方式，这是两个很大同时也很重要的题目。我们今天的讨论将由六个部分组成，每个部分的讨论都会从一些具体的问题开始，然后围绕着发展战略与增长方式这两个主题展开。
首先是第一部分，先请两位嘉宾总结一下2007年我国经济都发生了什么大事，这些大事的意义又在哪里？另外对于近年来一直备受关注的发展战略问题，从“又好又快”的提出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出，这些方针意味着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战略会有什么变化？这两者的具体落实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形式？
郑新立： 2007年是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第五年，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回顾总结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们的国民经济继续保持了快速、平稳的增长态势，这说明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平稳并且较快增长的新时期。为什么这么说呢？改革开放近30年来，连续两位数的增长最多保持过三年，往往是到了第四年通货膨胀就开始起来了，国家为了治理通货膨胀，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措施抑制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过快增长，因此增长速度不得不放缓。
到2007年为止，我们连续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已经保持了五年，在这五年里，增长上下波动的幅度不超过一个百分点，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把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保持了五年，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最好局面，我们完全有理由为2007年整个经济的出色表现感到自豪。
当然不可否认，2007年也出现了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比方说部分商品的价格上涨比较快。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了今年的经济工作，分析了明年的经济走势，并且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也就是要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的上涨转变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明年整个经济工作的重心以及相应宏观调控措施的出台都会围绕着“双防”来进行。相信今年出现的这些问题在2008年都会得到较好的解决，明年、后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过去五年来平稳并且较快增长的势头是有可能的。
另外有一点，2007年经济领域还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那就是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报告提出要“转变发展方式”，可以说这是十七大在经济方面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发展战略。这个发展战略将会影响到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影响整个“十一五”，影响到2020年。
发展方式的转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经济增长要由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向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增长转变，要由过度依赖第二产业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转变，要由过度依赖物质资源的消耗向依靠技术进步、改善管理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转变。这三个转变实际上就是要求我们在调整需求结构、改善供给结构、提高生产要素质量、改善生产要素组合结构这几个方面，采取综合性措施来落实科学发展观，从而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具体地说，第一个转变要求通过需求结构的调整提高居民收入，使居民消费得到较快增长，从而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这也意味着，中国人民将会从整个经济发展中受益更多，同时也能够更好地把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要求落到实处。第二个转变则要求我们努力发展第三产业，努力促进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了这样一个转变，科学发展观中全面协调发展的要求就能更好地得到落实。而第三个转变实现的话，科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会得到大幅度提高，科学发展观中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就能够实现。
在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内，我们整个经济工作都要围绕着转变发展方式来进行，各项政策措施，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都要围绕着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来进行。如果我们贯彻落实好十七大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贯彻落实好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相信中国经济在一个可以预见的未来都继续保持平稳并且较快的增长，对此我们应该充满信心。谢谢。
林毅夫：从年初到现在，从我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来看，大概在三方面同时有喜有忧。
第一，过去几年我们的国民经济中存在着不少过剩的生产能力，因为这些过剩生产能力的存在，在投资增长过快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实现高增长、低通胀，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讲这是非常理想的。然而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国民经济中过剩生产能力逐渐被消化掉。一方面，这是宏观调控取得的一个很大成绩，但是另一方面，当过剩的生产能力被消化掉以后，如果投资、消费以及出口的增长依然比较快，就会出现较高的物价水平，甚至出现通货膨胀。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喜跟忧是同时存在的。
第二，今年收入增长速度较快，其中农民的收入增长是近几年来最高的；与此同时今年的消费也呈现快速增长。1到9月份全社会的商品零售增长达到15.9%。快速的收入增长和消费增长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但是高消费增长速度同时也对物价带来了较大的压力，再加上猪肉、禽肉价格受前段时间猪蓝耳病、禽流感的影响，农民生产畜产品的积极性降低，导致食品价格快速上涨，最终带动了通货膨胀。
第三，针对“十一五”规划提出的节能减排目标，今年的工作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拐点。能源的节约和污染物的减排工作均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年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化学需氧量都出现了显著下降。但是环境污染事件仍有发生，例如无锡的蓝藻事件，说明了中国的环境可承受能力在某些地方已经达到边界点，如果不采取对策就有可能爆发重大事件。由此可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成就与问题喜忧共存。
如刚才郑主任所讲，从政策角度来看，党的十七大是我国调整发展战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新的历史起点，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相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之下，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式将会向“又好又快”的方向去转变。同时，十七大首次提出了“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上兼顾公平跟效力”，这一论点将对增长方式的改变产生重大意义。
提问：两位教授刚才提到了“节能减排”和“优化收入分配”的问题，这两个政策目标有时候会出现矛盾，比如说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主要集中在收入水平比较低的地区，如何平衡这两个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
郑新立：十七大报告提出了一个有利于能源资源输出地区的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这就是“改革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今后资源的价格要正确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同时还要反映环境污染的成本，谁使用能源和资源就要支付这部分成本。这一政策意味着能源资源的价格将会适当上升，推动中西部地区能源生产大省、能源输出大省的经济增长。当然，能源的价格提高需要政府宏观调控，如果价格上升速度太快企业也无法承受。总而言之，价格机制的改革将会把实现节能降耗减排与调整收入分配两个目标很好结合起来。
林毅夫：如果价格能够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很多落后地区的中小企业产品就会有一个相对合理的市场价格，同时这些企业也会有能力支付节能减排的技术。除此之外，金融结构也非常重要，在今年年初的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完善改革金融结构，目前中国的金融结构是以大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中小企业基本上没有得到较好的金融服务。如果按照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精神，如果能多发展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如乡村银行、地区性的中小银行、小额贷款等)、多发展对中小企业提供服务的担保公司，我相信中小企业会愿意按照国家节能减排的要求的投入资金提高技术。目前国内的大企业多采取技术改进实现节能减排取得了显著效果，而对于中小企业往往采取简单的关停方式。事实上并不是不存在适用于中小企业的节能减排的技术，如果有合理价格和资金保障，再加上政府的协助，中小企业也可以购买技术。节能减排技术具有正外部性，政府可以在技术的引进、技术的提供上面给予一定的帮助。如果上述几个方面可以实现，中小企业也可以在节能减排的大环境要求之下继续发展、提供就业，对推动我国经济方式的转变作出贡献。
提问：11月份的CPI达到6.9%，是11年来的新高，PPI工业增加指数达到4.8，也是两年来的最高值。之前我们一直说价格上涨是结构性的价格上涨，但是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已经出现了全面性的通货膨胀，请问一下两位老师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林毅夫：目前普遍的观点认为当前的通货膨胀物价指数较高，影响到了一部分中低收入人员的生活。但是需要让大家明确的一点是，现在物价指数较高是近年来宏观调控成功的结果。1997年以来由于生产能力在各个领域里面全面过剩造成宏观经济相当被动的局面正在改善。2003年的零售物价指数包括16个部门的统计数据，2003年的投资增长达到27.7%，在如此高速的投资增长、建材价格上涨、连续几年农业减产，农产品价格连续上涨的情况下，当年在16个部门当中物价上涨只有4个部门，12个部门是物价下降的，即使能源价格上游产品价格涨幅那么高，12个部门的下游产品价格也涨不起来，背后反映的是当时生产能力在各个领域严重过剩的情形。2004年投资增长达26.6%，但是在16个部门当中物价上涨的只有6个部门，下跌的有10个部门；2005年物价上涨的有7个部门，下跌的有9个部门；2006年物价上涨的有8个部门，下跌的有8个部门。今年年初物价上涨的有10个部门，下跌的有6个部门。这种结构变化所反映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形，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大部分吸收了或者退出了，国民经济恢复到比较平衡的状况，这种状况是可喜的。近年来，投资和消费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出口的态势良好，物价自然上涨。
这几年政府在宏观调控上面积累了很多的经验，能够审时度势，根据我国的经济情况提出有效的措施，比如原来在财政上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方面是要消化过剩生产能力，所以必须要继续投资增加消费和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必须对投资增长比较快有所控制，综合考虑执行了稳健的货币政策。现在看到整个国民经济比较平衡，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拥有大量的投资机会，投资动力非常大，为了防止通货膨胀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
中国目前的态势之下，一方面是居民收入连续多年保持快速增长，必然带动消费增长；另一方面投资机会多、物价高，相对过去有过剩生产力的情况而言可以高增长低通胀。我认为在今后的两年内还会继续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通货膨胀率肯定会比有很多过剩生产能力的时候高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将可能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使得明后年的投资稍微减缓。由于居民的收入增长较快，国家要启动内需，这种状况之下可能明年的状况通货膨胀率会在5%左右。对于城市低收入人群政府会提高低保水平，让中低收入者尤其是低收入者生活能够得到保障。而中高收入者，我认为他们有能力承受较高的物价水平。
郑新立：补充几个数据和情况。今年一至三季度CPI上升了4.5%，食品价格上涨因素的影响占了87.7%，食品价格上涨中猪肉价格的上涨占了一半左右。这一轮CPI的上涨是由以猪肉为主的食品价格的上涨带动起来的，猪肉价格的上涨的原因不是由于猪肉少了，而是猪肉多了。为什么猪肉多了价格反而上涨？去年五月份生猪的收购价格最低两块钱一斤，农民养猪的成本是三到四块钱一斤，当时猪的数量较多，加工厂将收购生猪的价格压到两块钱一斤，最后导致农民卖一斤毛猪亏本一块钱以上，打击了农民养猪的积极性，导致今年出现供给短缺，价格上升。随着国务院最近采取一系列扶持政策，生猪养殖(包括养母猪给补贴、饲料给补贴等)扶持政策的出台，现在农民养猪的积极性有所恢复。有经济学家认为，到明年上半年，有可能又出现猪肉供过于求、价格下跌的局面。因此现在要采取措施，农业部正在研究建立一批冷藏库，一旦生猪收购价格低于成本时，国家就采取保护价收购，屠宰之后放入冷藏库用来平抑物价。
这次食品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于国家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波动的调控缺乏经验，相信今后会逐步解决这一问题。今年国家在粮食价格调控处理得较好，有效实行了粮食的保护价收购。当市场上小麦收购价低于七毛钱一斤(低于十年以前的价格)时，政府就采取保护价收购，按普通小麦七毛钱一斤、档次较高的小麦七毛一、七毛二的价格进行收购，保护了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将来猪肉方面也将采取这样一个措施。这一轮的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生猪和农产品的价格波动，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市场周期性波动的影响。农产品价格升高符合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大的政策要求。在去年农产品价格、尤其是生猪价格偏低的时候，很少有媒体站出来为农民讲话，而有些学者站出来指出“生猪的收购价格过低、一年后将会出现猪肉供应紧缺”的声音也被淹没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今年猪肉价格上涨之后，各方面的信息反映比较充分。建议学者和媒体要多站在农民的立场上说话，价格过高的时候固然应该发出声音，但是价格太低、谷贱伤农的时候同样也应该站出来为农民讲话。
价格上涨一定程度上也是国外向国内转移的结果。由于玉米加工成燃料引起的玉米价格上涨、由于国际石油价格的上涨带动的能源价格上涨，都对国内的市场价格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但是这种影响的结果是能源、资源价格的适度提高，有利于企业节能降耗减排，有利于实现十一五计划提出的节能降耗减排的目标，所以说能源资源价格的适度上升是推动结构调整的需要，是转变增长方式的需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此次价格上涨我们要给予一定的重视，但是不必将它看得过于严重。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明年的工作方针，指出要有针对性解决个别商品价格上涨的问题，并认为不存在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可能性。由于我国商品短缺供给不足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的供给需求之间已经形成相对完善的市场调节关系：一旦某种商品价格过高，将会引起供给能力的增加，进而导致价格自然下滑。我们没有必要担心严重通货膨胀的出现。
主持人：下面进入第二个部分：经济发展战略。关于经济发展战略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从经济地理的角度出发，便有“东部先发展”、“中部振兴”、“振兴东北”等战略；从行业的角度出发，便有“优先发展重工业”等战略；从生产的角度出发，便由林毅夫教授曾经提出的“优势战略”。下面请两位教授谈谈他们所认识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及十七大文件中隐含的经济发展发展战略。
林毅夫：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老话题。一个国家的经济要持续发展，且在发展过程当中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果实，最好的方式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如果能够发挥比较优势，它就会变成竞争优势，迈克波顿讲的竞争优势反映的就是比较优势。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能得到较快的资本积累，继续投资的能力也会得到增强。早期中国劳动力相对密集，劳动力就是中国的比较优势，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进而让拥有劳动力的劳动者分享经济增长的果实。如果我们非常有竞争力，资本积累就会相对较快，从而使得资本从相对短缺变成相对丰富，劳动力从相对丰富变成相对短缺。高收入人群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资本，低收入人群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劳动力，当劳动力从相对丰富变成相对短缺时，劳动力的价格就会快速上升，资本的价格就会逐渐下降。此时低收入人群具有比较优势的资产不断增值，而高收入人群具有比较优势的资产不断贬值，收入分配就能够不断完善。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新概念：“一次分配同时兼顾效力跟公平，二次分配重视公平的领域”，区别于过去常讲的“一次分配注重效力，二次分配注重公平”。分配概念的转变反映了经济发展战略中重要的内涵转变。“按比较优势发展”的观念符合我国地域差别较大的现实。东部的比较优势在于长期以来的资本积累，各种基础设施比较好，跟国际市场比较接近，优势应该在制造业。中部省份的最大优势在于农业生产，西部省份的最大优势在于自然资源。如果我国各地区都能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就会形成“一个地区的发展拉动其它地区的发展、地区收入差距会逐渐减少”的局面。随着东部制造业的发展，东部地区对中部农产品(16.24,0.17,1.06%)、西部矿产品的需求将会增加，进而导致农产品、矿产品的价格上涨，拉动中部跟西部的发展。这种带动作用同样适用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如果全国各地都能发挥当地的比较优势，地区的收入差距就能缩小，收入分配的格局也能够改善。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各个地区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前提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也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应有表现，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
郑新立：十七大报告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上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和战略，其中最重要的有三个战略。第一是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这是总结前些年各地发展经验得到的结论。在过去，中西部地区哪里能够很快改善自己的投资环境，吸引沿海地区的投资和产业转移，哪里就能得到较快的发展。最突出的是内蒙、江西、河南、沈阳等地，这些地区近年来发展迅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吸引了沿海大量的投资。内蒙近年来年增长速度超过20%，人均GDP今年超过七千美元，通过引进外地资金来发展本地资源的深加工，很有可能成为西部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地区；河南今年引进外省投资1400亿，增长速度在全国连续多年排名第五；江西省每年吸引外省投资占全省全社会投资的50%-60%；沈阳市去年全社会投资1800亿，其中外省投资达到900亿，今年沈阳投资超过2200亿，其中外省投资超过1000亿。这种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特别是资金的跨区域流动可能是促进中西部发展最有效的措施。
第二，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的规划，同时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将来中西部地区将根据地区、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承载能力分为“优化发展”、“重点发展”、“限制发展”、“禁止发展”四类功能区，统一规划。对于“禁止发展”和“限制发展”的地区要有相应的配套财政政策，考核当地的政绩的指标不是GDP的增长，而是生态环境的质量。同时中央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保证中西部地区服务公共支出的需要。
第三，改革资源价格形成的机制。中西部地区许多省份是资源输出大省，所以价格机制的改革将有利于这些省份的发展。
主持人：下面进入第三部分：经济发展方式，党的十七大提出经济发展方式这个概念，并用它代替了以前经常提到的经济增长方式这个概念。“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应该怎么界定？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是什么？包括哪些内容？用经济发展方式代替经济增长方式有什么重大意义？这将导致我国今后在经济政策方面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郑新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十二年前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关于制订九五计划建议时提出的：“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要由粗放型的增长转变到集约型的增长”。粗放型增长主要靠物质资源的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集约式的增长主要靠技术进步、改善管理、提高劳动者素质来实现经济增长。经过十二年的发展，我们在转变增长方式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最突出的问题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过度依赖工业的增长，过度依赖物质资源的消耗，使经济增长受到了资源、环境等各个方面的制约。
为解决这些制约因素，为经济增长创造一个长期平稳快速增长的环境，我国提出了“发展方式的转变”。“发展方式”的概念是涵盖了“经济增长方式”，除了经济增长方式要由粗放向集约转变之外，它的内涵更加丰富，增加了关于“需求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两方面的内容。需求结构的调整是转变发展方式的第一个转变，通过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增加居民消费能力来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去年我国居民消费率降到了36%，相比美国的70%、日本的60%，这个数字确实太低了。提高居民消费率需要从收入分配结构上解决问题，通过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改变“初次分配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再分配政府、企业所得偏多、居民所得偏少”的局面，通过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第二个转变，改变“过分依赖工业的拉动增长”的局面。去年我国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仅有39%，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仅有32%，而发达国家这两个比例基本上在70%-80%之间。为什么我国的第三产业总是上不去？关键在于体制上的障碍。一方面，金融产业与实体经济相比过于弱小，虚拟经济无论从结构、规模还是竞争力跟实体经济相比都不适应。另外直接融资的比例过低，中小银行和保险业的规模过小，去年我国保险业保费收入仅占GDP的3%(全世界平均水平为8%，美国为13%)许多地方受灾之后保险公司无力帮忙，整个金融产业非常滞后。另一方面，研发产业、物流产业、社区服务，传统运输业里面的铁路、水运的发展也受到体制的障碍，发展较慢。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改革，将从调整需求结构、优化供给结构上为我们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一个较好的条件。
林毅夫：作为经济学家我非常赞同从“增长”变成“发展”。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增长强调量的增加，发展除了量的增加之外还包括分配的问题，以及由于量的增加所带来的外部性环境的问题。改革开放发展以后，我国的经济增长堪称世界的奇迹，从前几年的9.7%到现在的11%，从数量上来看史无前例。但事实上，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收入分配不均、城乡差距扩大的、地区差距扩大、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以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国内市场跟国际市场的协调发展问题。这些问题都包含在发展的范畴里。从“改变增长方式”到“改变发展方式”，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在量的增加的过程当中属于质的、属于分配的、属于长期可持续的问题。这一改变确实反映了科学发展观里面所讲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概念。
郑新立：我想谈谈内需外需的平衡问题。这几年我国的外汇储备增长很多，到11月底外汇储备已经接近一万五千亿美元，而且从长期的发展趋势来看，外贸出口顺差将会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下去。对比其他国家，美国的外贸顺差保持了上百年，德国保持了八十年，日本保持了二十多年，但是这些国家都没有出现外汇储备像我国这样年增长两三千亿的局面，为什么？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海外投资能力较强，通过资本项目的逆差来平衡贸易项目的顺差。我国也需要增强海外投资能力，扩大国内需要的能源资源、技术和装备的进口，通过藏惠于民，来促进国际收支的平衡。因此应该鼓励国内企业在合适的条件下开展国际化经营，通过海外投资建立稳定的能源资源供应渠道，把外汇的货币储备变成能源资源的股权储备。另外，海外投资加工贸易还有一个重要的途径：兼并海外一些经营比较困难但是又有比较好的技术资源的企业，以此提升我们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
半个月前我在沈阳发现两个很好的案例。一个案例是沈阳机床(13.44,-0.29,-2.11%)厂并购了德国的机床厂，增加了大型数控机床技术，整体技术上了一个台阶。另一个案例时原有的沈阳矿山机械厂和沈阳重型设备制造厂合资成立了北方重工，同时并购了法国一家动工机厂，利用法国动工机厂的资料图纸生产动工机，国内地铁公路的隧道工程可以使用动工机一次成型。并购国外拥有一定技术资源的企业来提升国内企业的技术能力，也许是外汇使用效益最好的一个渠道，前提条件是国内企业在国外找到合适的兼并对象。海外并购的案例有失败也有成功，总体来看失败案例多于比成功案例，所以并购对象的选择非常重要。
林毅夫：我国今年的外汇储备超过1.5万亿，位居世界第一，从1994年以后一直到现在我们在资本帐户和资金账户上都是双盈利。产生如此高的外汇储备既有出口能力比较强内需相对不足的原因，也有国内市场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国外投资的原因。实际上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外汇储备基本上都呈现了大幅增加，中国不是唯一的现象，例如日本、东亚和德国。为什么全世界的外汇储备增加那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的贸易逆差。美国的贸易逆差从90年代初以来一直在增加，现在基本上占其国内GDP6%左右。美国的经济大约占世界的30%，如果贸易逆差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对世界输出多少美元？这是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国家出现外汇储备大幅增加的根本原因。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内居民储蓄率低、政府长期处于财政赤字的经济现象，如果这种经济现象不改变的话，世界上主要贸易国家的外汇储备继续增加的趋势很难逆转。如何利用这些外汇储备？我们需要新的调整，刚刚郑主编提到一些非常好的使用外汇储备的方向，但是剩余部分如何使用需要仔细研究。外汇储备多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不小心使用的话也可能出现问题。这是一个需要高度关注的新问题，希望学界、业界能有人仔细研究这个问题，避免使其成为一个陷阱。
郑新立：我国过去长期以来是债务国，近年来转变成债权国；过去是纯资金流入国，现在成为资本输出国。所以国家的外汇管理重点也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从“作为债务国时强调节汇、保证不出现危机”转变为“作为资本输出国强调以用汇管理为中心搞好外汇管理”。“如何使用外汇资产、降低风险、提高效益”是一个很大的课题，目前理论和思想上的准备都不足，希望能够集思广益。
主持人：下面进入第四个问题：经济增长方式。刚才两位教授都已提到，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部分。我国从8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讨论转换经济增长方式，一个鲜明的转折点就是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在1987年的十三大报告里面提出把生产从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转变。在1987年到2007年的20年里，中国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学者也提出很多建议，为什么20年之后我们还在讨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问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到底有什么难度？就这个问题我们希望两位嘉宾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郑新立：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最大难点在于技术。科学技术是我们转变增长方式最大的制约因素，是实现产业升级最大的瓶颈。80年代发展一般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时候，购买技术装备和接受国外的技术转移往往比较容易。随着工业发展技术水平的提高，特别是需要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的同时要发展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时候，无法买到真正先进的技术，必须通过自己加大研发投入来获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然后依托技术形成一些新的投资热点和经济增长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把自主创新作为一个中心环节，十七大报告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到一个“国家发展战略核心”的新高度，是基于技术对发展的瓶颈制约这个现实提出来的。一分投入就一分回报，只要是愿意在研发上投入的企业都能获得技术成果。华为去年一年的研发投入总60亿，占销售收入的10%，共申请的国际发明专利五百多项，占全国总数的15%。华为员工的平均年龄只有27岁，并不具有其他的优势，它的成功就在于科研投入。十七大报告提出，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形成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体系。我国凭借自己的力量发射了“嫦娥一号”，有理由相信其他行业也能依靠国内的力量实现技术突破。只要按照十七大的要求，全国人民敢于创新，愿意投入，相信一定能够使长期困扰我们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成功的问题得以解决。
林毅夫：十七大报告提出了“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增长方式的转变”，对于增长方式的理解包括几个方面。增长方式要从“依靠投资出口”变成“依靠消费、投资、出口三架马车一起齐头并进的增长方式”，从“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的发展”变成“第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增长方式”。为什么在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这么快的情况下出现增长方式并不完全令人满意的状况？分析表层的直接原因，可以认为是收入分配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消费相对不足？富人的消费倾向相对低，穷人的消费倾向相对高，而现在收入分配倾向于富人，富人的基本需求已经满足，可增长的消费空间不大，因此增加的收入会转变为投资；而收入较低的人群要关心子女教育、关注医疗、退休之后一系列的问题。另一个直接原因是我国金融结构的问题，我国目前的第三产业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它们在金融机构上得不到融资，这是为什么我国的第三产业发展对GDP的贡献比重跟同等发展程度的国家相比低的原因。综上所述，收入分配、金融结构是现在消费相对增长比较慢或者是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的一个直接原因。分析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形成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目前的产业发展态势，使得我国在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方面没有较好的发展。这是我国最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但是在目前的格局之下得不到金融支持，因此发展相对滞后。总比来讲，要解决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关键在于必须完善市场经济体系，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政府职能的改革没有完成。科技发展在很多国家是以企业为基础，市场为导向，而研发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我国的政府目前在这方面的职能并不到位。另一方面，消费增长相对滞后，与社会的保险体系、医疗体系、教育体系改革没到位有关，正是因为这些社会保障的不足，使得很多居民必须在这方面投入更多的收入，消费相对不足。
要解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的转变，完善政府职能的转变，如果这两个都能够改革到位，相信我们的经济方式也就能够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落实。
主持人：下面进入第五个部分，展望未来。请两位嘉宾谈谈我国在未来几年最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是，具体到明年我国可能会在哪些方面出台重要的措施。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是不是太快？我国的GDP增长速度维持在什么水平上对于维持经济平稳发展比较合适？
郑新立：未来五年经济上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突破技术创新的难题，大幅度增加技术开发的投入。技术研发一方面需要国内的自行研究，进行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消化吸收再创新，另一方面要利用国际市场的科技资源，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很多科技资源可以在国际市场买到，要实现开放式的创新、特别是利用现有的大量外汇储备通过技贸结合、合作研究、国际并购等方式来搞创新，从而大大缩短创新的时间，节省创新的财力物力。例如三峡模式，通过技贸结合、国际招标使国内水电设备的制造能力一下子提高到全世界先进水平；例如神华模式，通过国际招标购买了美国一家研究所研究的煤炭液化油的专利，现在正在内蒙和陕西交界的黄河边上进行建设调试，预计今年年底可以试车，如果试车成功便可以同时以几套十几套的规模来生产，成本控制相当于进口石油一桶20美元左右。这些都是利用国际科技资源突破技术瓶颈的优秀案例。
第二，调整需求结构，调整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内需和外需的结构，使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国内的市场，依靠国内消费增长来拉动整个经济增长，提高人民收入。
第三，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快农业现代化。通过第一产业现代化可以进一步释放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在今后十几年预计可以转移一亿至两亿的第一产业劳动力到第二三产业，支持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第三产业的发展可以带动就业，支持第一二产业的发展。
上面三件事的完成将为保持今后五年的快速增长提供可靠的保证。
我认为明年要做的最重要事情是节能降耗减排。今年是节能降耗减排的一个拐点，年单位GDP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增量由增加转为减少。明年要继续加大设备更新、技术改造的投入，继续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通过新的技术措施、设备措施，以及加强管理、制定法律等措施来使明年、后年节能降耗减排有一个大的突破，实现十一五节能降耗减排的目标。
林毅夫：明年跟未来一段时间最重要的事是落实十七大报告，因为十七大报告对于我们当前的成就和问题做了很的总结，对于“挑战在什么地方、怎么解决挑战”做出了很好的分析与规划。落实十七大报告一方面要通过学习，另一方面要有制度的保障。可喜的是中国的干部体系非常有效的，拥有一批有能力的干部。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实施改革和转型，能够同时维持社会稳定和取得这么快的经济增长成果，不可避免会出现不少问题，但是能同时做到这两点已经是很高的成绩了。
关于未来发展，我相信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都要扮演很重要的作用，优秀的干部需要正确的指挥棒才能发挥作用，如果指挥棒强调经济增长速度，必然导致盲目追求GDP的增长。目前国家强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体现在干部考核标准体系的制订上，才能真正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挥落到实处，真正达到十七大报告所描述的未来发展前景。
除此之外，还要实行金融结构的改革。在一次分配过程当中同时解决公平跟效率的问题，关键在于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力相对比较密集型的中小企业，提高其在国内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金融结构改革在今年迈出了很好的一步——支持在农村地区成立给农户贷款的乡村银行试点，应该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国进行推广。如果金融问题不解决，要改变从现在第二产业为主的增长方式变成一二三产业协调增长方式将会遇到较大困难。希望中国明年能够在金融改革、尤其在改变金融结构上面迈出比较大的步伐。
另外一个问题是劳动力市场。农村劳动力将会继续向城市第二、第三产业转移，这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渠道。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还有较大的改善空间，如进城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住房问题、子女的教育问题等，希望这方面能够在未来这几年取得更大的成就。
未来几年中大学、政策研究部门人员也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改革发展面临的问题是一些新的现象新的问题，世界上还没有出现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在并不完善的体制下进行如此快速的发展，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没有简单的国外经验可以借鉴、没有一些现成的理论可以指导，只有依靠国内的研究力量，深入研究问题的特性、当前发展阶段解决问题的条件和机会，才能为决策提出正确有效的理论和政策建议。
十七大报告提出在哲学社会科学界应该成为国家的思想库，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进行学科创新、理论的创新、研究方法的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界应该响应号召，抓住机遇。如果哲学社会科学界真正想对国家发展做出贡献，必须深入体会十七大的精神，研究中国的现实，作为国家的思想库推动中国未来的发展，为国家的决策提供咨询。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界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提问：请问郑教授，明年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节能降耗减排，结合资源的市场化定价，很多资源价格可能会进一步调整，比如像我们的成品油价格、煤电联动。但是现在通货膨胀相对来讲比较高，而且预计明年上半年仍将保持较高的位置。通货膨胀较高的问题对于资源价格改革、特别是像煤电联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您对时间的安排有没有研究？
郑新立：节能降耗减排需要采取一系列的行政措施、法律措施和强有力的政策，但是从根本上来讲还需要运用市场机制。通过提高资源能源的价格，通过把污染的成本加到产品里面来，从而能够形成一个环境治理、环境保护的产业，使从事资源节约、能源节约和环境治理包括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的行业有较大的利润空间。这是建设好节能降耗减排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根本途径。
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了防止明年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应该如何采取措施使资源的价格、能源的价格上升控制在各方面可以承受的限度之内。这是宏观调控的艺术。国家的宏观调控历来要全面综合考虑，既考虑措施的需要，又考虑可行性；既考虑经济发展的要求，也要考虑广大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明年的宏观调控就是要在一个两难的问题上挑战我国政府的调控水平，既要使价格逐步上升、实现节能减排，又要保证价格不会短时间内上涨过多，在逐步理顺价格的同时形成环保产业。目前全世界环保产业有几千亿美元，是一个很大的产业，而我国的环保产业规模很小，因此要通过发展壮大中国的环保产业来实现节能降耗减排的目标。
林毅夫：宏观调控确实是一门艺术。个人觉得明年不应该因为有通货膨胀的压力而减缓对能源价格的改变。最主要的原因是，如果出现通货膨胀的话能源价格实际上是在下降的，这种状况下生产者将会丧失生产积极性使得能源出现严重短缺，进而需要用配给的方式分配这些资源。这种配置方式能否保证最需要资源的人得到资源？不见得，而且即使能拿到资源，在价格如此低的情况下，他们是否有积极性节约成本吗？在这种情况下，治理通货膨胀最好不要直接跟能源价格的改革挂钩。治理通货膨胀应该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降低投资，进而减少对物价上涨的压力，而且我们知道投资品当中很多是资本密集型的，利率提高、投资下降之后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就会比较小，有利于国家将能源价格向相对合理的价格方向调整。
通货膨胀带来的不利影响的最大的受害者是低收入者农民，因为农民生产农产品需要能源，可以考虑定向补贴农民。另一方面，城市低收入者在整体物价水平较高时，基本生存也可能受到影响，所以也可以考虑定向补贴低收入人群。但在实施定向补贴的时候，需要注意防止高收入者借低收入者的承受能力低为理由来搭低收入者的便车。
提问：提一个关于关于通货膨胀汇率的问题：现在有一种说法叫“流动性过剩”，关键的一点是由于我国出口增长过快，人民币升值压力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全世界的人都把美元资产转化为人民币资产，许多热钱涌进中国，使得货币增长过快，造成全面的通货膨胀。一些国外的学者认为中国要解决全面的通货膨胀问题关键点在于汇率政策的调整，不要逐步的上升二是要一步到位。不知道两位老师对于这个观点如何评价的？
林毅夫：我反对人民币汇率大幅调整。确实如你所讲，目前确实存在全世界范围的政治压力和金融压力，但是我们必须要清楚地认识到人民币是不是真03 政策研究部门人员也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改革发展面临的问题是一些新的现象新的问题，世界上还没有出现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在并不完善的体制下进行如此快速的发展，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没有简单的国外经验可以借鉴、没有一些现成的理论可以指导，只有依靠国内的研究力量，深入研究问题的特性、当前发展阶段解决问题的条件和机会，才能为决策提出正确有效的理论和政策建议。
十七大报告提出在哲学社会科学界应该成为国家的思想库，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进行学科创新、理论的创新、研究方法的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界应该响应号召，抓住机遇。如果哲学社会科学界真正想对国家发展做出贡献，必须深入体会十七大的精神，研究中国的现实，作为国家的思想库推动中国未来的发展，为国家的决策提供咨询。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界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提问：请问郑教授，明年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节能降耗减排，结合资源的市场化定价，很多资源价格可能会进一步调整，比如像我们的成品油价格、煤电联动。但是现在通货膨胀相对来讲比较高，而且预计明年上半年仍将保持较高的位置。通货膨胀较高的问题对于资源价格改革、特别是像煤电联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您对时间的安排有没有研究？
郑新立：节能降耗减排需要采取一系列的行政措施、法律措施和强有力的政策，但是从根本上来讲还需要运用市场机制。通过提高资源能源的价格，通过把污染的成本加到产品里面来，从而能够形成一个环境治理、环境保护的产业，使从事资源节约、能源节约和环境治理包括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的行业有较大的利润空间。这是建设好节能降耗减排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根本途径。
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了防止明年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应该如何采取措施使资源的价格、能源的价格上升控制在各方面可以承受的限度之内。这是宏观调控的艺术。国家的宏观调控历来要全面综合考虑，既考虑措施的需要，又考虑可行性；既考虑经济发展的要求，也要考虑广大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明年的宏观调控就是要在一个两难的问题上挑战我国政府的调控水平，既要使价格逐步上升、实现节能减排，又要保证价格不会短时间内上涨过多，在逐步理顺价格的同时形成环保产业。目前全世界环保产业有几千亿美元，是一个很大的产业，而我国的环保产业规模很小，因此要通过发展壮大中国的环保产业来实现节能降耗减排的目标。
林毅夫：宏观调控确实是一门艺术。个人觉得明年不应该因为有通货膨胀的压力而减缓对能源价格的改变。最主要的原因是，如果出现通货膨胀的话能源价格实际上是在下降的，这种状况下生产者将会丧失生产积极性使得能源出现严重短缺，进而需要用配给的方式分配这些资源。这种配置方式能否保证最需要资源的人得到资源？不见得，而且即使能拿到资源，在价格如此低的情况下，他们是否有积极性节约成本吗？在这种情况下，治理通货膨胀最好不要直接跟能源价格的改革挂钩。治理通货膨胀应该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降低投资，进而减少对物价上涨的压力，而且我们知道投资品当中很多是资本密集型的，利率提高、投资下降之后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就会比较小，有利于国家将能源价格向相对合理的价格方向调整。
通货膨胀带来的不利影响的最大的受害者是低收入者农民，因为农民生产农产品需要能源，可以考虑定向补贴农民。另一方面，城市低收入者在整体物价水平较高时，基本生存也可能受到影响，所以也可以考虑定向补贴低收入人群。但在实施定向补贴的时候，需要注意防止高收入者借低收入者的承受能力低为理由来搭低收入者的便车。
提问：提一个关于关于通货膨胀汇率的问题：现在有一种说法叫“流动性过剩”，关键的一点是由于我国出口增长过快，人民币升值压力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全世界的人都把美元资产转化为人民币资产，许多热钱涌进中国，使得货币增长过快，造成全面的通货膨胀。一些国外的学者认为中国要解决全面的通货膨胀问题关键点在于汇率政策的调整，不要逐步的上升二是要一步到位。不知道两位老师对于这个观点如何评价的？
林毅夫：我反对人民币汇率大幅调整。确实如你所讲，目前确实存在全世界范围的政治压力和金融压力，但是我们必须要清楚地认识到人民币是不是真正偏离均衡汇率。1997年、1998年、1999年提到人民币贬值，那时候中国的外贸盈余达到四亿多美元；2003年提到人民币大幅升值，那时候的外贸盈余只有两三百亿美元，所以说该升值还是该贬值跟经济基本没有多大关系。现在大家形成一个投机预期以后，确实会有很多美元资产会转换成人民币资产，造成热钱流入，使得经常帐户和资本账户的盈余变大，但是其中有不少是虚的。如果人民币顺从了投机压力大幅升值，那这部分账户的钱会马上套现，热钱马上要流出去，从而使得经常帐户和资本账户的盈余由正变负，导致人民币的贬值和汇率的大幅度波动，这种情况并不如政府所提的“主动的、逐步可控的小幅升值方式”。热钱的主要目的是想赚钱，如果人民币汇率只是小幅调整，这部分热钱并不赚钱，另一方面，如果资本市场能够以比较稳定的方式逐渐实现软着陆的话，就更赚不到钱了。资本市场上赚不到钱，汇率上赚不到钱，最终结果就是热钱慢慢就会走开。这个是应付目前投机压力最好的方式。
一般来说，投机贬值的压力很难应付。投机升值的压力无非就是印人民币换成美金，过多的人民币会不会造成流动性过剩？这种情况难以避免，但是国家有几种对冲方式可以应对流动性过剩，例如提高银行的存款准备金。但是投机人民币贬值就较难应付，必须用美元外汇来过继人民币，而这部分美元外汇是有限的。尽管目前有1.5万亿的外汇储备，但是如果真的出现投机，国外的投资者和国内的持币者可能同样出现“墙倒众人推”的心理，最后结果就是1.5万亿迅速消失。仔细平衡之下，最好还是实行政府提出的“主动的、可控、逐渐升值”的方式。
郑新立：我赞成林老师的意见，汇率是一个国家经济竞争力的体现，是一个国家产品国际交换能力的体现，不是国内购买力的体现。随着一些国家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必然出现一个本国货币升值的长期趋势，这是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必然反映。从日本、四小龙经济起飞十年以后，紧跟着出现货币升值。中国也应该有清醒地认识到，随着经济快速增长，人民币快速升值的趋势是必然的。但是客观地分析我国目前的出口能力便能够发现，目前占中国总出口57%的加工贸易，主要原因并不是中国国内企业的出口能力，多半是由于外国企业投资中国、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形成的出口能力，特别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80%以上都是外资企业实现的。所以说我国的出口具有很大的脆弱性，一旦劳动力成本提高，人民币升值，在中国加工的外资企业就会转移，导致出口的减少。
第二，国内的出口企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如轻纺工业。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向技术密集、知识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还需要有一个转变和能力提高的过程。对于汇率最敏感的是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知识密集型产业由于弹性较大，对汇率适应能力比较强。在中国自己的出口能力没有完全摆脱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仍处在从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转移的情况下，人民币的大幅度升值必然带来出口竞争力的下降，国内产品的出口也可能会下降。分析目前出口顺差较大、贸易额较大的情况，要看到内在结构的脆弱性，从实际出发制订汇率战略。国务院制订主动、稳定、可控的货币政策是非常准确的，不能听一些人的建议“一次到位”，那样风险很大。必须考虑到外资撤走之后，由于内资的出口能力不足，外贸顺差的局面将会出现逆转。按照现在的战略，逐步提高国内企业出口竞争力、逐步提高汇率，相对风险较低。当然，我们要加大对外汇流入的监控，防止短期投机性资金的涌入，结合使用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进行控制的，为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创造一个好的条件。
提问：中投公司前段时间投资美国黑石，最近投资了中铁，这两笔交易引起市场的极大质疑，请问我国要提高国内的外汇投资能力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郑新立：第一位的是人才，提高外汇投资能力和使用效益，首先要了解国际资本市场行情的变化，这样才能在外汇使用中避免风险、提高效益。现在最缺乏的是这方面的分析人才，如何找到这样的人才？希望在座的各位能成为海外投资研究的生力军，为提高外汇使用效率提供主意。从近期来看，我国尚缺乏直接进行海外投资的能力，比较稳妥的方式是采取间接投资。例如在国外寻找国际资本市场上经营较稳定、企业技术储备较多、发展势头较好、管理机构比较稳定可靠的跨国公司(包括银行、投资公司类的企业)，然后在股票市场上购买这类公司的股票。如果掌握大量国际大型企业的经营情况(包括目前大量来中国来投资的国外投资公司和银行)，对投资性的机构(包括银行类的金融机构)进行持股，以间接投资为主，逐步提高直接投资的比例，应该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法。在这方面目前的困难是缺乏经验和人才，需要从头做起。
林毅夫：中投现在做的这两笔投资，理论界认为是长期投资，而不是短期投机。这种状况之下对中投的投资我们当然要关心和监督，但是不应该以短期的股票市场价格的波动作为长期投资成败的一个标准。这是一个崭新的金融市场的问题，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资金量较大。一年两千亿美元资金的使用对于一个公司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特别是这笔资金的性质是主钱资金而不是一般的商业性资金。如何利用大笔的主钱资金从事投资？在过去没有经验和理论储备。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之一在于人才，需要从现有的理论框架解放思想、培养人才；关键之二在于实事求是地了解我国所处的状况和机遇。
郑新立：建议大家研究一下新加坡、挪威的经验，这些国家的主权基金很早就成立了专门的公司来经营，据说经营的效益还不错。
林毅夫：新加坡、挪威甚至中东国家不会被认为是对美国的挑战，但是我国的情况不一样。中国是一个正在复兴的大国。新加坡跟挪威的行为完全是被认为是商业性的，但是中国照搬就很容易被加上政治色彩。这些国家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不能完全简单的照搬。
主持人：最后请两位嘉宾对针对中国2008年的经济说一句话。
郑新立：希望在2008年能够解决经济发展中间的一些不健康的因素，继续保持前五年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势头。
林毅夫：相信明年中国还是会保持高速增长，而且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之下，应该会更好地发展。
主持人：两位教授对中国经济的过去和未来做了非常精彩、坦诚和深入的讨论，感谢他们的精彩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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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background讲座会议
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经济展望论坛之一：发展战略和增长方式转变
发布日期：2007-12-13 12:56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12月13日第五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拉开帷幕，该论坛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起举办，新浪网、中信出版社等共同主办，已成功举办四届。第五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组织专家学者在岁末年初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重要话题进行对话式的讨论，评论过去一年的热点，展望未来一年的趋势。
第一场：主题：发展战略和增长方式转变
特约嘉宾主持：苏剑
嘉宾：郑新立、林毅夫
主持人(苏剑)：各位同学、各位来宾、网络上正在收看直播的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万众楼，这里正在举行的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起举办的第五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2007年是值得回顾的一年，中国国内的发展形势和在国际上的地位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党的十七大顺利召开，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明确了道路。2008年是值得期待的一年，北京奥运会将拉开帷幕，也是北京大学建校110周年，同时我国将迎来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在这岁末年初之际，“中国经济展望论坛”将邀请国内一流专家学者，与大家一起来分享观察中国经济的饕餮大餐，共同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出谋划策。今天是第五届经济展望论坛的首场论坛，讨论的主题是发展战略与增长方式转变。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有：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郑新立教授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我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师苏剑，首先有请两位嘉宾向在座的观众打个招呼。
郑新立：同学们好。
林毅夫：现场的同学们老师们以及在网上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主持人：这里是第五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的首场讨论会，主题是发展战略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发展战略与增长方式，这是两个很大同时也很重要的题目。我们今天的讨论将由六个部分组成，每个部分的讨论都会从一些具体的问题开始，然后围绕着发展战略与增长方式这两个主题展开。
首先是第一部分，先请两位嘉宾总结一下2007年我国经济都发生了什么大事，这些大事的意义又在哪里？另外对于近年来一直备受关注的发展战略问题，从“又好又快”的提出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出，这些方针意味着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战略会有什么变化？这两者的具体落实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形式？
郑新立： 2007年是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第五年，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回顾总结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们的国民经济继续保持了快速、平稳的增长态势，这说明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平稳并且较快增长的新时期。为什么这么说呢？改革开放近30年来，连续两位数的增长最多保持过三年，往往是到了第四年通货膨胀就开始起来了，国家为了治理通货膨胀，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措施抑制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过快增长，因此增长速度不得不放缓。
到2007年为止，我们连续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已经保持了五年，在这五年里，增长上下波动的幅度不超过一个百分点，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把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保持了五年，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最好局面，我们完全有理由为2007年整个经济的出色表现感到自豪。
当然不可否认，2007年也出现了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比方说部分商品的价格上涨比较快。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了今年的经济工作，分析了明年的经济走势，并且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也就是要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的上涨转变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明年整个经济工作的重心以及相应宏观调控措施的出台都会围绕着“双防”来进行。相信今年出现的这些问题在2008年都会得到较好的解决，明年、后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过去五年来平稳并且较快增长的势头是有可能的。
另外有一点，2007年经济领域还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那就是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报告提出要“转变发展方式”，可以说这是十七大在经济方面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发展战略。这个发展战略将会影响到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影响整个“十一五”，影响到2020年。
发展方式的转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经济增长要由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向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增长转变，要由过度依赖第二产业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转变，要由过度依赖物质资源的消耗向依靠技术进步、改善管理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转变。这三个转变实际上就是要求我们在调整需求结构、改善供给结构、提高生产要素质量、改善生产要素组合结构这几个方面，采取综合性措施来落实科学发展观，从而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具体地说，第一个转变要求通过需求结构的调整提高居民收入，使居民消费得到较快增长，从而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这也意味着，中国人民将会从整个经济发展中受益更多，同时也能够更好地把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要求落到实处。第二个转变则要求我们努力发展第三产业，努力促进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了这样一个转变，科学发展观中全面协调发展的要求就能更好地得到落实。而第三个转变实现的话，科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会得到大幅度提高，科学发展观中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就能够实现。
在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内，我们整个经济工作都要围绕着转变发展方式来进行，各项政策措施，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都要围绕着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来进行。如果我们贯彻落实好十七大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贯彻落实好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相信中国经济在一个可以预见的未来都继续保持平稳并且较快的增长，对此我们应该充满信心。谢谢。
林毅夫：从年初到现在，从我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来看，大概在三方面同时有喜有忧。
第一，过去几年我们的国民经济中存在着不少过剩的生产能力，因为这些过剩生产能力的存在，在投资增长过快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实现高增长、低通胀，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讲这是非常理想的。然而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国民经济中过剩生产能力逐渐被消化掉。一方面，这是宏观调控取得的一个很大成绩，但是另一方面，当过剩的生产能力被消化掉以后，如果投资、消费以及出口的增长依然比较快，就会出现较高的物价水平，甚至出现通货膨胀。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喜跟忧是同时存在的。
第二，今年收入增长速度较快，其中农民的收入增长是近几年来最高的；与此同时今年的消费也呈现快速增长。1到9月份全社会的商品零售增长达到15.9%。快速的收入增长和消费增长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但是高消费增长速度同时也对物价带来了较大的压力，再加上猪肉、禽肉价格受前段时间猪蓝耳病、禽流感的影响，农民生产畜产品的积极性降低，导致食品价格快速上涨，最终带动了通货膨胀。
第三，针对“十一五”规划提出的节能减排目标，今年的工作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拐点。能源的节约和污染物的减排工作均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年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化学需氧量都出现了显著下降。但是环境污染事件仍有发生，例如无锡的蓝藻事件，说明了中国的环境可承受能力在某些地方已经达到边界点，如果不采取对策就有可能爆发重大事件。由此可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成就与问题喜忧共存。
如刚才郑主任所讲，从政策角度来看，党的十七大是我国调整发展战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新的历史起点，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相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之下，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式将会向“又好又快”的方向去转变。同时，十七大首次提出了“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上兼顾公平跟效力”，这一论点将对增长方式的改变产生重大意义。
提问：两位教授刚才提到了“节能减排”和“优化收入分配”的问题，这两个政策目标有时候会出现矛盾，比如说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主要集中在收入水平比较低的地区，如何平衡这两个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
郑新立：十七大报告提出了一个有利于能源资源输出地区的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这就是“改革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今后资源的价格要正确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同时还要反映环境污染的成本，谁使用能源和资源就要支付这部分成本。这一政策意味着能源资源的价格将会适当上升，推动中西部地区能源生产大省、能源输出大省的经济增长。当然，能源的价格提高需要政府宏观调控，如果价格上升速度太快企业也无法承受。总而言之，价格机制的改革将会把实现节能降耗减排与调整收入分配两个目标很好结合起来。
林毅夫：如果价格能够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很多落后地区的中小企业产品就会有一个相对合理的市场价格，同时这些企业也会有能力支付节能减排的技术。除此之外，金融结构也非常重要，在今年年初的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完善改革金融结构，目前中国的金融结构是以大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中小企业基本上没有得到较好的金融服务。如果按照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精神，如果能多发展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如乡村银行、地区性的中小银行、小额贷款等)、多发展对中小企业提供服务的担保公司，我相信中小企业会愿意按照国家节能减排的要求的投入资金提高技术。目前国内的大企业多采取技术改进实现节能减排取得了显著效果，而对于中小企业往往采取简单的关停方式。事实上并不是不存在适用于中小企业的节能减排的技术，如果有合理价格和资金保障，再加上政府的协助，中小企业也可以购买技术。节能减排技术具有正外部性，政府可以在技术的引进、技术的提供上面给予一定的帮助。如果上述几个方面可以实现，中小企业也可以在节能减排的大环境要求之下继续发展、提供就业，对推动我国经济方式的转变作出贡献。
提问：11月份的CPI达到6.9%，是11年来的新高，PPI工业增加指数达到4.8，也是两年来的最高值。之前我们一直说价格上涨是结构性的价格上涨，但是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已经出现了全面性的通货膨胀，请问一下两位老师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林毅夫：目前普遍的观点认为当前的通货膨胀物价指数较高，影响到了一部分中低收入人员的生活。但是需要让大家明确的一点是，现在物价指数较高是近年来宏观调控成功的结果。1997年以来由于生产能力在各个领域里面全面过剩造成宏观经济相当被动的局面正在改善。2003年的零售物价指数包括16个部门的统计数据，2003年的投资增长达到27.7%，在如此高速的投资增长、建材价格上涨、连续几年农业减产，农产品价格连续上涨的情况下，当年在16个部门当中物价上涨只有4个部门，12个部门是物价下降的，即使能源价格上游产品价格涨幅那么高，12个部门的下游产品价格也涨不起来，背后反映的是当时生产能力在各个领域严重过剩的情形。2004年投资增长达26.6%，但是在16个部门当中物价上涨的只有6个部门，下跌的有10个部门；2005年物价上涨的有7个部门，下跌的有9个部门；2006年物价上涨的有8个部门，下跌的有8个部门。今年年初物价上涨的有10个部门，下跌的有6个部门。这种结构变化所反映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形，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大部分吸收了或者退出了，国民经济恢复到比较平衡的状况，这种状况是可喜的。近年来，投资和消费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出口的态势良好，物价自然上涨。
这几年政府在宏观调控上面积累了很多的经验，能够审时度势，根据我国的经济情况提出有效的措施，比如原来在财政上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方面是要消化过剩生产能力，所以必须要继续投资增加消费和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必须对投资增长比较快有所控制，综合考虑执行了稳健的货币政策。现在看到整个国民经济比较平衡，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拥有大量的投资机会，投资动力非常大，为了防止通货膨胀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
中国目前的态势之下，一方面是居民收入连续多年保持快速增长，必然带动消费增长；另一方面投资机会多、物价高，相对过去有过剩生产力的情况而言可以高增长低通胀。我认为在今后的两年内还会继续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通货膨胀率肯定会比有很多过剩生产能力的时候高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将可能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使得明后年的投资稍微减缓。由于居民的收入增长较快，国家要启动内需，这种状况之下可能明年的状况通货膨胀率会在5%左右。对于城市低收入人群政府会提高低保水平，让中低收入者尤其是低收入者生活能够得到保障。而中高收入者，我认为他们有能力承受较高的物价水平。
郑新立：补充几个数据和情况。今年一至三季度CPI上升了4.5%，食品价格上涨因素的影响占了87.7%，食品价格上涨中猪肉价格的上涨占了一半左右。这一轮CPI的上涨是由以猪肉为主的食品价格的上涨带动起来的，猪肉价格的上涨的原因不是由于猪肉少了，而是猪肉多了。为什么猪肉多了价格反而上涨？去年五月份生猪的收购价格最低两块钱一斤，农民养猪的成本是三到四块钱一斤，当时猪的数量较多，加工厂将收购生猪的价格压到两块钱一斤，最后导致农民卖一斤毛猪亏本一块钱以上，打击了农民养猪的积极性，导致今年出现供给短缺，价格上升。随着国务院最近采取一系列扶持政策，生猪养殖(包括养母猪给补贴、饲料给补贴等)扶持政策的出台，现在农民养猪的积极性有所恢复。有经济学家认为，到明年上半年，有可能又出现猪肉供过于求、价格下跌的局面。因此现在要采取措施，农业部正在研究建立一批冷藏库，一旦生猪收购价格低于成本时，国家就采取保护价收购，屠宰之后放入冷藏库用来平抑物价。
这次食品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于国家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波动的调控缺乏经验，相信今后会逐步解决这一问题。今年国家在粮食价格调控处理得较好，有效实行了粮食的保护价收购。当市场上小麦收购价低于七毛钱一斤(低于十年以前的价格)时，政府就采取保护价收购，按普通小麦七毛钱一斤、档次较高的小麦七毛一、七毛二的价格进行收购，保护了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将来猪肉方面也将采取这样一个措施。这一轮的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生猪和农产品的价格波动，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市场周期性波动的影响。农产品价格升高符合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大的政策要求。在去年农产品价格、尤其是生猪价格偏低的时候，很少有媒体站出来为农民讲话，而有些学者站出来指出“生猪的收购价格过低、一年后将会出现猪肉供应紧缺”的声音也被淹没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今年猪肉价格上涨之后，各方面的信息反映比较充分。建议学者和媒体要多站在农民的立场上说话，价格过高的时候固然应该发出声音，但是价格太低、谷贱伤农的时候同样也应该站出来为农民讲话。
价格上涨一定程度上也是国外向国内转移的结果。由于玉米加工成燃料引起的玉米价格上涨、由于国际石油价格的上涨带动的能源价格上涨，都对国内的市场价格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但是这种影响的结果是能源、资源价格的适度提高，有利于企业节能降耗减排，有利于实现十一五计划提出的节能降耗减排的目标，所以说能源资源价格的适度上升是推动结构调整的需要，是转变增长方式的需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此次价格上涨我们要给予一定的重视，但是不必将它看得过于严重。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明年的工作方针，指出要有针对性解决个别商品价格上涨的问题，并认为不存在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可能性。由于我国商品短缺供给不足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的供给需求之间已经形成相对完善的市场调节关系：一旦某种商品价格过高，将会引起供给能力的增加，进而导致价格自然下滑。我们没有必要担心严重通货膨胀的出现。
主持人：下面进入第二个部分：经济发展战略。关于经济发展战略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从经济地理的角度出发，便有“东部先发展”、“中部振兴”、“振兴东北”等战略；从行业的角度出发，便有“优先发展重工业”等战略；从生产的角度出发，便由林毅夫教授曾经提出的“优势战略”。下面请两位教授谈谈他们所认识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及十七大文件中隐含的经济发展发展战略。
林毅夫：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老话题。一个国家的经济要持续发展，且在发展过程当中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果实，最好的方式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如果能够发挥比较优势，它就会变成竞争优势，迈克波顿讲的竞争优势反映的就是比较优势。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能得到较快的资本积累，继续投资的能力也会得到增强。早期中国劳动力相对密集，劳动力就是中国的比较优势，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进而让拥有劳动力的劳动者分享经济增长的果实。如果我们非常有竞争力，资本积累就会相对较快，从而使得资本从相对短缺变成相对丰富，劳动力从相对丰富变成相对短缺。高收入人群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资本，低收入人群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劳动力，当劳动力从相对丰富变成相对短缺时，劳动力的价格就会快速上升，资本的价格就会逐渐下降。此时低收入人群具有比较优势的资产不断增值，而高收入人群具有比较优势的资产不断贬值，收入分配就能够不断完善。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新概念：“一次分配同时兼顾效力跟公平，二次分配重视公平的领域”，区别于过去常讲的“一次分配注重效力，二次分配注重公平”。分配概念的转变反映了经济发展战略中重要的内涵转变。“按比较优势发展”的观念符合我国地域差别较大的现实。东部的比较优势在于长期以来的资本积累，各种基础设施比较好，跟国际市场比较接近，优势应该在制造业。中部省份的最大优势在于农业生产，西部省份的最大优势在于自然资源。如果我国各地区都能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就会形成“一个地区的发展拉动其它地区的发展、地区收入差距会逐渐减少”的局面。随着东部制造业的发展，东部地区对中部农产品(16.24,0.17,1.06%)、西部矿产品的需求将会增加，进而导致农产品、矿产品的价格上涨，拉动中部跟西部的发展。这种带动作用同样适用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如果全国各地都能发挥当地的比较优势，地区的收入差距就能缩小，收入分配的格局也能够改善。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各个地区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前提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也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应有表现，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
郑新立：十七大报告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上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和战略，其中最重要的有三个战略。第一是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这是总结前些年各地发展经验得到的结论。在过去，中西部地区哪里能够很快改善自己的投资环境，吸引沿海地区的投资和产业转移，哪里就能得到较快的发展。最突出的是内蒙、江西、河南、沈阳等地，这些地区近年来发展迅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吸引了沿海大量的投资。内蒙近年来年增长速度超过20%，人均GDP今年超过七千美元，通过引进外地资金来发展本地资源的深加工，很有可能成为西部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地区；河南今年引进外省投资1400亿，增长速度在全国连续多年排名第五；江西省每年吸引外省投资占全省全社会投资的50%-60%；沈阳市去年全社会投资1800亿，其中外省投资达到900亿，今年沈阳投资超过2200亿，其中外省投资超过1000亿。这种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特别是资金的跨区域流动可能是促进中西部发展最有效的措施。
第二，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的规划，同时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将来中西部地区将根据地区、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承载能力分为“优化发展”、“重点发展”、“限制发展”、“禁止发展”四类功能区，统一规划。对于“禁止发展”和“限制发展”的地区要有相应的配套财政政策，考核当地的政绩的指标不是GDP的增长，而是生态环境的质量。同时中央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保证中西部地区服务公共支出的需要。
第三，改革资源价格形成的机制。中西部地区许多省份是资源输出大省，所以价格机制的改革将有利于这些省份的发展。
主持人：下面进入第三部分：经济发展方式，党的十七大提出经济发展方式这个概念，并用它代替了以前经常提到的经济增长方式这个概念。“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应该怎么界定？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是什么？包括哪些内容？用经济发展方式代替经济增长方式有什么重大意义？这将导致我国今后在经济政策方面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郑新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十二年前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关于制订九五计划建议时提出的：“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要由粗放型的增长转变到集约型的增长”。粗放型增长主要靠物质资源的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集约式的增长主要靠技术进步、改善管理、提高劳动者素质来实现经济增长。经过十二年的发展，我们在转变增长方式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最突出的问题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过度依赖工业的增长，过度依赖物质资源的消耗，使经济增长受到了资源、环境等各个方面的制约。
为解决这些制约因素，为经济增长创造一个长期平稳快速增长的环境，我国提出了“发展方式的转变”。“发展方式”的概念是涵盖了“经济增长方式”，除了经济增长方式要由粗放向集约转变之外，它的内涵更加丰富，增加了关于“需求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两方面的内容。需求结构的调整是转变发展方式的第一个转变，通过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增加居民消费能力来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去年我国居民消费率降到了36%，相比美国的70%、日本的60%，这个数字确实太低了。提高居民消费率需要从收入分配结构上解决问题，通过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改变“初次分配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再分配政府、企业所得偏多、居民所得偏少”的局面，通过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第二个转变，改变“过分依赖工业的拉动增长”的局面。去年我国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仅有39%，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仅有32%，而发达国家这两个比例基本上在70%-80%之间。为什么我国的第三产业总是上不去？关键在于体制上的障碍。一方面，金融产业与实体经济相比过于弱小，虚拟经济无论从结构、规模还是竞争力跟实体经济相比都不适应。另外直接融资的比例过低，中小银行和保险业的规模过小，去年我国保险业保费收入仅占GDP的3%(全世界平均水平为8%，美国为13%)许多地方受灾之后保险公司无力帮忙，整个金融产业非常滞后。另一方面，研发产业、物流产业、社区服务，传统运输业里面的铁路、水运的发展也受到体制的障碍，发展较慢。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改革，将从调整需求结构、优化供给结构上为我们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一个较好的条件。
林毅夫：作为经济学家我非常赞同从“增长”变成“发展”。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增长强调量的增加，发展除了量的增加之外还包括分配的问题，以及由于量的增加所带来的外部性环境的问题。改革开放发展以后，我国的经济增长堪称世界的奇迹，从前几年的9.7%到现在的11%，从数量上来看史无前例。但事实上，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收入分配不均、城乡差距扩大的、地区差距扩大、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以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国内市场跟国际市场的协调发展问题。这些问题都包含在发展的范畴里。从“改变增长方式”到“改变发展方式”，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在量的增加的过程当中属于质的、属于分配的、属于长期可持续的问题。这一改变确实反映了科学发展观里面所讲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概念。
郑新立：我想谈谈内需外需的平衡问题。这几年我国的外汇储备增长很多，到11月底外汇储备已经接近一万五千亿美元，而且从长期的发展趋势来看，外贸出口顺差将会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下去。对比其他国家，美国的外贸顺差保持了上百年，德国保持了八十年，日本保持了二十多年，但是这些国家都没有出现外汇储备像我国这样年增长两三千亿的局面，为什么？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海外投资能力较强，通过资本项目的逆差来平衡贸易项目的顺差。我国也需要增强海外投资能力，扩大国内需要的能源资源、技术和装备的进口，通过藏惠于民，来促进国际收支的平衡。因此应该鼓励国内企业在合适的条件下开展国际化经营，通过海外投资建立稳定的能源资源供应渠道，把外汇的货币储备变成能源资源的股权储备。另外，海外投资加工贸易还有一个重要的途径：兼并海外一些经营比较困难但是又有比较好的技术资源的企业，以此提升我们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
半个月前我在沈阳发现两个很好的案例。一个案例是沈阳机床(13.44,-0.29,-2.11%)厂并购了德国的机床厂，增加了大型数控机床技术，整体技术上了一个台阶。另一个案例时原有的沈阳矿山机械厂和沈阳重型设备制造厂合资成立了北方重工，同时并购了法国一家动工机厂，利用法国动工机厂的资料图纸生产动工机，国内地铁公路的隧道工程可以使用动工机一次成型。并购国外拥有一定技术资源的企业来提升国内企业的技术能力，也许是外汇使用效益最好的一个渠道，前提条件是国内企业在国外找到合适的兼并对象。海外并购的案例有失败也有成功，总体来看失败案例多于比成功案例，所以并购对象的选择非常重要。
林毅夫：我国今年的外汇储备超过1.5万亿，位居世界第一，从1994年以后一直到现在我们在资本帐户和资金账户上都是双盈利。产生如此高的外汇储备既有出口能力比较强内需相对不足的原因，也有国内市场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国外投资的原因。实际上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外汇储备基本上都呈现了大幅增加，中国不是唯一的现象，例如日本、东亚和德国。为什么全世界的外汇储备增加那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的贸易逆差。美国的贸易逆差从90年代初以来一直在增加，现在基本上占其国内GDP6%左右。美国的经济大约占世界的30%，如果贸易逆差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对世界输出多少美元？这是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国家出现外汇储备大幅增加的根本原因。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内居民储蓄率低、政府长期处于财政赤字的经济现象，如果这种经济现象不改变的话，世界上主要贸易国家的外汇储备继续增加的趋势很难逆转。如何利用这些外汇储备？我们需要新的调整，刚刚郑主编提到一些非常好的使用外汇储备的方向，但是剩余部分如何使用需要仔细研究。外汇储备多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不小心使用的话也可能出现问题。这是一个需要高度关注的新问题，希望学界、业界能有人仔细研究这个问题，避免使其成为一个陷阱。
郑新立：我国过去长期以来是债务国，近年来转变成债权国；过去是纯资金流入国，现在成为资本输出国。所以国家的外汇管理重点也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从“作为债务国时强调节汇、保证不出现危机”转变为“作为资本输出国强调以用汇管理为中心搞好外汇管理”。“如何使用外汇资产、降低风险、提高效益”是一个很大的课题，目前理论和思想上的准备都不足，希望能够集思广益。
主持人：下面进入第四个问题：经济增长方式。刚才两位教授都已提到，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部分。我国从8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讨论转换经济增长方式，一个鲜明的转折点就是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在1987年的十三大报告里面提出把生产从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转变。在1987年到2007年的20年里，中国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学者也提出很多建议，为什么20年之后我们还在讨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问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到底有什么难度？就这个问题我们希望两位嘉宾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郑新立：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最大难点在于技术。科学技术是我们转变增长方式最大的制约因素，是实现产业升级最大的瓶颈。80年代发展一般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时候，购买技术装备和接受国外的技术转移往往比较容易。随着工业发展技术水平的提高，特别是需要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的同时要发展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时候，无法买到真正先进的技术，必须通过自己加大研发投入来获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然后依托技术形成一些新的投资热点和经济增长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把自主创新作为一个中心环节，十七大报告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到一个“国家发展战略核心”的新高度，是基于技术对发展的瓶颈制约这个现实提出来的。一分投入就一分回报，只要是愿意在研发上投入的企业都能获得技术成果。华为去年一年的研发投入总60亿，占销售收入的10%，共申请的国际发明专利五百多项，占全国总数的15%。华为员工的平均年龄只有27岁，并不具有其他的优势，它的成功就在于科研投入。十七大报告提出，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形成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体系。我国凭借自己的力量发射了“嫦娥一号”，有理由相信其他行业也能依靠国内的力量实现技术突破。只要按照十七大的要求，全国人民敢于创新，愿意投入，相信一定能够使长期困扰我们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成功的问题得以解决。
林毅夫：十七大报告提出了“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增长方式的转变”，对于增长方式的理解包括几个方面。增长方式要从“依靠投资出口”变成“依靠消费、投资、出口三架马车一起齐头并进的增长方式”，从“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的发展”变成“第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增长方式”。为什么在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这么快的情况下出现增长方式并不完全令人满意的状况？分析表层的直接原因，可以认为是收入分配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消费相对不足？富人的消费倾向相对低，穷人的消费倾向相对高，而现在收入分配倾向于富人，富人的基本需求已经满足，可增长的消费空间不大，因此增加的收入会转变为投资；而收入较低的人群要关心子女教育、关注医疗、退休之后一系列的问题。另一个直接原因是我国金融结构的问题，我国目前的第三产业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它们在金融机构上得不到融资，这是为什么我国的第三产业发展对GDP的贡献比重跟同等发展程度的国家相比低的原因。综上所述，收入分配、金融结构是现在消费相对增长比较慢或者是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的一个直接原因。分析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形成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目前的产业发展态势，使得我国在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方面没有较好的发展。这是我国最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但是在目前的格局之下得不到金融支持，因此发展相对滞后。总比来讲，要解决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关键在于必须完善市场经济体系，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政府职能的改革没有完成。科技发展在很多国家是以企业为基础，市场为导向，而研发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我国的政府目前在这方面的职能并不到位。另一方面，消费增长相对滞后，与社会的保险体系、医疗体系、教育体系改革没到位有关，正是因为这些社会保障的不足，使得很多居民必须在这方面投入更多的收入，消费相对不足。
要解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的转变，完善政府职能的转变，如果这两个都能够改革到位，相信我们的经济方式也就能够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落实。
主持人：下面进入第五个部分，展望未来。请两位嘉宾谈谈我国在未来几年最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是，具体到明年我国可能会在哪些方面出台重要的措施。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是不是太快？我国的GDP增长速度维持在什么水平上对于维持经济平稳发展比较合适？
郑新立：未来五年经济上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突破技术创新的难题，大幅度增加技术开发的投入。技术研发一方面需要国内的自行研究，进行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消化吸收再创新，另一方面要利用国际市场的科技资源，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很多科技资源可以在国际市场买到，要实现开放式的创新、特别是利用现有的大量外汇储备通过技贸结合、合作研究、国际并购等方式来搞创新，从而大大缩短创新的时间，节省创新的财力物力。例如三峡模式，通过技贸结合、国际招标使国内水电设备的制造能力一下子提高到全世界先进水平；例如神华模式，通过国际招标购买了美国一家研究所研究的煤炭液化油的专利，现在正在内蒙和陕西交界的黄河边上进行建设调试，预计今年年底可以试车，如果试车成功便可以同时以几套十几套的规模来生产，成本控制相当于进口石油一桶20美元左右。这些都是利用国际科技资源突破技术瓶颈的优秀案例。
第二，调整需求结构，调整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内需和外需的结构，使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国内的市场，依靠国内消费增长来拉动整个经济增长，提高人民收入。
第三，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快农业现代化。通过第一产业现代化可以进一步释放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在今后十几年预计可以转移一亿至两亿的第一产业劳动力到第二三产业，支持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第三产业的发展可以带动就业，支持第一二产业的发展。
上面三件事的完成将为保持今后五年的快速增长提供可靠的保证。
我认为明年要做的最重要事情是节能降耗减排。今年是节能降耗减排的一个拐点，年单位GDP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增量由增加转为减少。明年要继续加大设备更新、技术改造的投入，继续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通过新的技术措施、设备措施，以及加强管理、制定法律等措施来使明年、后年节能降耗减排有一个大的突破，实现十一五节能降耗减排的目标。
林毅夫：明年跟未来一段时间最重要的事是落实十七大报告，因为十七大报告对于我们当前的成就和问题做了很的总结，对于“挑战在什么地方、怎么解决挑战”做出了很好的分析与规划。落实十七大报告一方面要通过学习，另一方面要有制度的保障。可喜的是中国的干部体系非常有效的，拥有一批有能力的干部。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实施改革和转型，能够同时维持社会稳定和取得这么快的经济增长成果，不可避免会出现不少问题，但是能同时做到这两点已经是很高的成绩了。
关于未来发展，我相信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都要扮演很重要的作用，优秀的干部需要正确的指挥棒才能发挥作用，如果指挥棒强调经济增长速度，必然导致盲目追求GDP的增长。目前国家强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体现在干部考核标准体系的制订上，才能真正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挥落到实处，真正达到十七大报告所描述的未来发展前景。
除此之外，还要实行金融结构的改革。在一次分配过程当中同时解决公平跟效率的问题，关键在于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力相对比较密集型的中小企业，提高其在国内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金融结构改革在今年迈出了很好的一步——支持在农村地区成立给农户贷款的乡村银行试点，应该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国进行推广。如果金融问题不解决，要改变从现在第二产业为主的增长方式变成一二三产业协调增长方式将会遇到较大困难。希望中国明年能够在金融改革、尤其在改变金融结构上面迈出比较大的步伐。
另外一个问题是劳动力市场。农村劳动力将会继续向城市第二、第三产业转移，这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渠道。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还有较大的改善空间，如进城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住房问题、子女的教育问题等，希望这方面能够在未来这几年取得更大的成就。
未来几年中大学、政策研究部门人员也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改革发展面临的问题是一些新的现象新的问题，世界上还没有出现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在并不完善的体制下进行如此快速的发展，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没有简单的国外经验可以借鉴、没有一些现成的理论可以指导，只有依靠国内的研究力量，深入研究问题的特性、当前发展阶段解决问题的条件和机会，才能为决策提出正确有效的理论和政策建议。
十七大报告提出在哲学社会科学界应该成为国家的思想库，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进行学科创新、理论的创新、研究方法的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界应该响应号召，抓住机遇。如果哲学社会科学界真正想对国家发展做出贡献，必须深入体会十七大的精神，研究中国的现实，作为国家的思想库推动中国未来的发展，为国家的决策提供咨询。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界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提问：请问郑教授，明年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节能降耗减排，结合资源的市场化定价，很多资源价格可能会进一步调整，比如像我们的成品油价格、煤电联动。但是现在通货膨胀相对来讲比较高，而且预计明年上半年仍将保持较高的位置。通货膨胀较高的问题对于资源价格改革、特别是像煤电联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您对时间的安排有没有研究？
郑新立：节能降耗减排需要采取一系列的行政措施、法律措施和强有力的政策，但是从根本上来讲还需要运用市场机制。通过提高资源能源的价格，通过把污染的成本加到产品里面来，从而能够形成一个环境治理、环境保护的产业，使从事资源节约、能源节约和环境治理包括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的行业有较大的利润空间。这是建设好节能降耗减排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根本途径。
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了防止明年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应该如何采取措施使资源的价格、能源的价格上升控制在各方面可以承受的限度之内。这是宏观调控的艺术。国家的宏观调控历来要全面综合考虑，既考虑措施的需要，又考虑可行性；既考虑经济发展的要求，也要考虑广大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明年的宏观调控就是要在一个两难的问题上挑战我国政府的调控水平，既要使价格逐步上升、实现节能减排，又要保证价格不会短时间内上涨过多，在逐步理顺价格的同时形成环保产业。目前全世界环保产业有几千亿美元，是一个很大的产业，而我国的环保产业规模很小，因此要通过发展壮大中国的环保产业来实现节能降耗减排的目标。
林毅夫：宏观调控确实是一门艺术。个人觉得明年不应该因为有通货膨胀的压力而减缓对能源价格的改变。最主要的原因是，如果出现通货膨胀的话能源价格实际上是在下降的，这种状况下生产者将会丧失生产积极性使得能源出现严重短缺，进而需要用配给的方式分配这些资源。这种配置方式能否保证最需要资源的人得到资源？不见得，而且即使能拿到资源，在价格如此低的情况下，他们是否有积极性节约成本吗？在这种情况下，治理通货膨胀最好不要直接跟能源价格的改革挂钩。治理通货膨胀应该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降低投资，进而减少对物价上涨的压力，而且我们知道投资品当中很多是资本密集型的，利率提高、投资下降之后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就会比较小，有利于国家将能源价格向相对合理的价格方向调整。
通货膨胀带来的不利影响的最大的受害者是低收入者农民，因为农民生产农产品需要能源，可以考虑定向补贴农民。另一方面，城市低收入者在整体物价水平较高时，基本生存也可能受到影响，所以也可以考虑定向补贴低收入人群。但在实施定向补贴的时候，需要注意防止高收入者借低收入者的承受能力低为理由来搭低收入者的便车。
提问：提一个关于关于通货膨胀汇率的问题：现在有一种说法叫“流动性过剩”，关键的一点是由于我国出口增长过快，人民币升值压力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全世界的人都把美元资产转化为人民币资产，许多热钱涌进中国，使得货币增长过快，造成全面的通货膨胀。一些国外的学者认为中国要解决全面的通货膨胀问题关键点在于汇率政策的调整，不要逐步的上升二是要一步到位。不知道两位老师对于这个观点如何评价的？
林毅夫：我反对人民币汇率大幅调整。确实如你所讲，目前确实存在全世界范围的政治压力和金融压力，但是我们必须要清楚地认识到人民币是不是真03 政策研究部门人员也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改革发展面临的问题是一些新的现象新的问题，世界上还没有出现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在并不完善的体制下进行如此快速的发展，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没有简单的国外经验可以借鉴、没有一些现成的理论可以指导，只有依靠国内的研究力量，深入研究问题的特性、当前发展阶段解决问题的条件和机会，才能为决策提出正确有效的理论和政策建议。
十七大报告提出在哲学社会科学界应该成为国家的思想库，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进行学科创新、理论的创新、研究方法的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界应该响应号召，抓住机遇。如果哲学社会科学界真正想对国家发展做出贡献，必须深入体会十七大的精神，研究中国的现实，作为国家的思想库推动中国未来的发展，为国家的决策提供咨询。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界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提问：请问郑教授，明年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节能降耗减排，结合资源的市场化定价，很多资源价格可能会进一步调整，比如像我们的成品油价格、煤电联动。但是现在通货膨胀相对来讲比较高，而且预计明年上半年仍将保持较高的位置。通货膨胀较高的问题对于资源价格改革、特别是像煤电联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您对时间的安排有没有研究？
郑新立：节能降耗减排需要采取一系列的行政措施、法律措施和强有力的政策，但是从根本上来讲还需要运用市场机制。通过提高资源能源的价格，通过把污染的成本加到产品里面来，从而能够形成一个环境治理、环境保护的产业，使从事资源节约、能源节约和环境治理包括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的行业有较大的利润空间。这是建设好节能降耗减排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根本途径。
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了防止明年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应该如何采取措施使资源的价格、能源的价格上升控制在各方面可以承受的限度之内。这是宏观调控的艺术。国家的宏观调控历来要全面综合考虑，既考虑措施的需要，又考虑可行性；既考虑经济发展的要求，也要考虑广大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明年的宏观调控就是要在一个两难的问题上挑战我国政府的调控水平，既要使价格逐步上升、实现节能减排，又要保证价格不会短时间内上涨过多，在逐步理顺价格的同时形成环保产业。目前全世界环保产业有几千亿美元，是一个很大的产业，而我国的环保产业规模很小，因此要通过发展壮大中国的环保产业来实现节能降耗减排的目标。
林毅夫：宏观调控确实是一门艺术。个人觉得明年不应该因为有通货膨胀的压力而减缓对能源价格的改变。最主要的原因是，如果出现通货膨胀的话能源价格实际上是在下降的，这种状况下生产者将会丧失生产积极性使得能源出现严重短缺，进而需要用配给的方式分配这些资源。这种配置方式能否保证最需要资源的人得到资源？不见得，而且即使能拿到资源，在价格如此低的情况下，他们是否有积极性节约成本吗？在这种情况下，治理通货膨胀最好不要直接跟能源价格的改革挂钩。治理通货膨胀应该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降低投资，进而减少对物价上涨的压力，而且我们知道投资品当中很多是资本密集型的，利率提高、投资下降之后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就会比较小，有利于国家将能源价格向相对合理的价格方向调整。
通货膨胀带来的不利影响的最大的受害者是低收入者农民，因为农民生产农产品需要能源，可以考虑定向补贴农民。另一方面，城市低收入者在整体物价水平较高时，基本生存也可能受到影响，所以也可以考虑定向补贴低收入人群。但在实施定向补贴的时候，需要注意防止高收入者借低收入者的承受能力低为理由来搭低收入者的便车。
提问：提一个关于关于通货膨胀汇率的问题：现在有一种说法叫“流动性过剩”，关键的一点是由于我国出口增长过快，人民币升值压力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全世界的人都把美元资产转化为人民币资产，许多热钱涌进中国，使得货币增长过快，造成全面的通货膨胀。一些国外的学者认为中国要解决全面的通货膨胀问题关键点在于汇率政策的调整，不要逐步的上升二是要一步到位。不知道两位老师对于这个观点如何评价的？
林毅夫：我反对人民币汇率大幅调整。确实如你所讲，目前确实存在全世界范围的政治压力和金融压力，但是我们必须要清楚地认识到人民币是不是真正偏离均衡汇率。1997年、1998年、1999年提到人民币贬值，那时候中国的外贸盈余达到四亿多美元；2003年提到人民币大幅升值，那时候的外贸盈余只有两三百亿美元，所以说该升值还是该贬值跟经济基本没有多大关系。现在大家形成一个投机预期以后，确实会有很多美元资产会转换成人民币资产，造成热钱流入，使得经常帐户和资本账户的盈余变大，但是其中有不少是虚的。如果人民币顺从了投机压力大幅升值，那这部分账户的钱会马上套现，热钱马上要流出去，从而使得经常帐户和资本账户的盈余由正变负，导致人民币的贬值和汇率的大幅度波动，这种情况并不如政府所提的“主动的、逐步可控的小幅升值方式”。热钱的主要目的是想赚钱，如果人民币汇率只是小幅调整，这部分热钱并不赚钱，另一方面，如果资本市场能够以比较稳定的方式逐渐实现软着陆的话，就更赚不到钱了。资本市场上赚不到钱，汇率上赚不到钱，最终结果就是热钱慢慢就会走开。这个是应付目前投机压力最好的方式。
一般来说，投机贬值的压力很难应付。投机升值的压力无非就是印人民币换成美金，过多的人民币会不会造成流动性过剩？这种情况难以避免，但是国家有几种对冲方式可以应对流动性过剩，例如提高银行的存款准备金。但是投机人民币贬值就较难应付，必须用美元外汇来过继人民币，而这部分美元外汇是有限的。尽管目前有1.5万亿的外汇储备，但是如果真的出现投机，国外的投资者和国内的持币者可能同样出现“墙倒众人推”的心理，最后结果就是1.5万亿迅速消失。仔细平衡之下，最好还是实行政府提出的“主动的、可控、逐渐升值”的方式。
郑新立：我赞成林老师的意见，汇率是一个国家经济竞争力的体现，是一个国家产品国际交换能力的体现，不是国内购买力的体现。随着一些国家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必然出现一个本国货币升值的长期趋势，这是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必然反映。从日本、四小龙经济起飞十年以后，紧跟着出现货币升值。中国也应该有清醒地认识到，随着经济快速增长，人民币快速升值的趋势是必然的。但是客观地分析我国目前的出口能力便能够发现，目前占中国总出口57%的加工贸易，主要原因并不是中国国内企业的出口能力，多半是由于外国企业投资中国、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形成的出口能力，特别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80%以上都是外资企业实现的。所以说我国的出口具有很大的脆弱性，一旦劳动力成本提高，人民币升值，在中国加工的外资企业就会转移，导致出口的减少。
第二，国内的出口企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如轻纺工业。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向技术密集、知识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还需要有一个转变和能力提高的过程。对于汇率最敏感的是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知识密集型产业由于弹性较大，对汇率适应能力比较强。在中国自己的出口能力没有完全摆脱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仍处在从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转移的情况下，人民币的大幅度升值必然带来出口竞争力的下降，国内产品的出口也可能会下降。分析目前出口顺差较大、贸易额较大的情况，要看到内在结构的脆弱性，从实际出发制订汇率战略。国务院制订主动、稳定、可控的货币政策是非常准确的，不能听一些人的建议“一次到位”，那样风险很大。必须考虑到外资撤走之后，由于内资的出口能力不足，外贸顺差的局面将会出现逆转。按照现在的战略，逐步提高国内企业出口竞争力、逐步提高汇率，相对风险较低。当然，我们要加大对外汇流入的监控，防止短期投机性资金的涌入，结合使用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进行控制的，为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创造一个好的条件。
提问：中投公司前段时间投资美国黑石，最近投资了中铁，这两笔交易引起市场的极大质疑，请问我国要提高国内的外汇投资能力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郑新立：第一位的是人才，提高外汇投资能力和使用效益，首先要了解国际资本市场行情的变化，这样才能在外汇使用中避免风险、提高效益。现在最缺乏的是这方面的分析人才，如何找到这样的人才？希望在座的各位能成为海外投资研究的生力军，为提高外汇使用效率提供主意。从近期来看，我国尚缺乏直接进行海外投资的能力，比较稳妥的方式是采取间接投资。例如在国外寻找国际资本市场上经营较稳定、企业技术储备较多、发展势头较好、管理机构比较稳定可靠的跨国公司(包括银行、投资公司类的企业)，然后在股票市场上购买这类公司的股票。如果掌握大量国际大型企业的经营情况(包括目前大量来中国来投资的国外投资公司和银行)，对投资性的机构(包括银行类的金融机构)进行持股，以间接投资为主，逐步提高直接投资的比例，应该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法。在这方面目前的困难是缺乏经验和人才，需要从头做起。
林毅夫：中投现在做的这两笔投资，理论界认为是长期投资，而不是短期投机。这种状况之下对中投的投资我们当然要关心和监督，但是不应该以短期的股票市场价格的波动作为长期投资成败的一个标准。这是一个崭新的金融市场的问题，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资金量较大。一年两千亿美元资金的使用对于一个公司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特别是这笔资金的性质是主钱资金而不是一般的商业性资金。如何利用大笔的主钱资金从事投资？在过去没有经验和理论储备。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之一在于人才，需要从现有的理论框架解放思想、培养人才；关键之二在于实事求是地了解我国所处的状况和机遇。
郑新立：建议大家研究一下新加坡、挪威的经验，这些国家的主权基金很早就成立了专门的公司来经营，据说经营的效益还不错。
林毅夫：新加坡、挪威甚至中东国家不会被认为是对美国的挑战，但是我国的情况不一样。中国是一个正在复兴的大国。新加坡跟挪威的行为完全是被认为是商业性的，但是中国照搬就很容易被加上政治色彩。这些国家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不能完全简单的照搬。
主持人：最后请两位嘉宾对针对中国2008年的经济说一句话。
郑新立：希望在2008年能够解决经济发展中间的一些不健康的因素，继续保持前五年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势头。
林毅夫：相信明年中国还是会保持高速增长，而且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之下，应该会更好地发展。
主持人：两位教授对中国经济的过去和未来做了非常精彩、坦诚和深入的讨论，感谢他们的精彩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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