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现场

2024年12月3日下午，北大国发院“朗润格政”第190期暨北大国发院30周年庆智库名家讲座系列在北大国发院承泽园举行。本期活动特邀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首席代表Steven Alan Barnett带来主题为“中国家庭消费与储蓄：深度剖析”的演讲。活动由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党委书记、经济学教授、智库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雷晓燕主持。

雷晓燕 教授主持讲座

Barnett先生自2020年2月起担任IMF驻中国首席代表，此前担任IMF副总裁顾问。他的职业生涯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亚洲工作，曾担任IMF亚太部中国司司长、IMF亚太办事处驻东京助理主任、驻中国代表和驻泰国代表。在1997年加入IMF之前，他于美国马里兰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并拥有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以及斯坦福大学俄罗斯和东欧研究硕士学位。

在演讲中，Barnett先生首先指出，世界对中国消费情况的认识存在误区。自2000年至今，中国的消费增长速度一直在全球遥遥领先。并且，中国的消费市场规模排名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欧盟，是第四名日本的两倍。诚然，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在全球排名中较低，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其实是中国GDP增速更快。数据显示，2000-2010年期间，受益于加入WTO，中国GDP增速极高，因此，即使消费增速也很快，但消费在GDP中的占比却呈下降态势。2011-201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国GDP增速放缓，消费在GDP中的占比才出现增长。

对于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IMF建议中国努力使消费增速超过GDP增速，以持续提高消费占比。

中国的消费者信心自疫情以来持续低迷，Barnett先生认为，除了疫情的影响之外，另一个关键原因是中国对房地产市场的重大调整。他认为，这一调整措施是现实所需，是必要的，但政府必须尽可能减小该调整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根据国际比较数据，中国的家庭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以及按收入划分的家庭消费占比，均为世界最低水平之列。这与中国的家庭储蓄率高、家庭收入占比低这两个因素有关。中国的家庭总储蓄率（占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在2019年为34.8%，远高于第二名澳大利亚的20.8%，更是其他国家的两倍以上。

Barnett先生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双管齐下，一方面降低家庭储蓄率，另一方面增加家庭可支配收入。尽管通过不同渠道收集来的数据呈现了不同的结果，但Barnett先生倾向于认为，中国的储蓄率已经在大幅下降。

Barnett先生

通过数据图表，Barnett先生分析了中国家庭储蓄率高的可能原因：

中国消费信贷市场发展滞后。消费者如果没有获得贷款的途径，就必须依赖储蓄来消费。目前这一情况已经得到了大幅改善，2005年，消费贷款的GDP占比为10%，而最新数据已增长到50%。

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都不完善的时期，消费者不得不进行预防性储蓄以进行自我保障。中国社保体系近年来已有长足发展，社保基金在GDP中的占比从2007年的2.5%增长到现在的7.6%，增长了三倍。特别是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口比例增长最多，从1993年的几乎为零，增长到2023年的95%。然而，由于重疾险未被纳入中国的社保体系，公众仍有很强的意愿为此进行预防性储蓄。并且，中国的商业保险市场也不够发达，不能保证令消费者放心的服务质量，因此，储蓄仍是很多人最安全的选择。

人口统计数据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包括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以及青少年性别比例。例如，在性别失衡较为严重的地区，有男孩的家庭储蓄率更高，因为家庭会为了男孩储备结婚买房的资金。

对劳动力征税也影响着储蓄率。Barnett先生认为，降低个人所得税是最立竿见影的措施，因为这能够立即提升家庭可支配收入，进而能促进消费，同时也会对劳动力市场带来积极影响。在他看来，更理想的是进行更大程度的税制改革和养老金制度改革，但这并非易事。

最后，Barnett先生展示了国发院博士生在IMF实习期间参与的一些实证研究成果。他们与IMF研究团队一道，用回归分析方法对中国的储蓄率做了细致研究，影响变量包括优质养老金、基本养老金、年龄、医疗支出、收入、教育程度、家庭规模、房屋产权等。该分析结果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的储蓄与消费变化情况。

演讲之后，Barnett先生详细回答了现场听众的提问。

关于朗润•格政

作为建成战略性智库的一项重要举措，北大国发院于2013年创立朗润·格政，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以讲座、对话、圆桌、论坛等多种形式分享见解，碰撞智慧，以格物致知的态度推究公共政策选择，携手为中国的改革发展尽绵薄之力。

撰稿：白尧 | 编辑：王贤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