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老师首先带我们回顾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生产率表现。在这段时期，中国的GDP大致经历了四次“先下降、后上升”的长周期。在最近的十几年，资本投入的增速基本呈现不断下滑的趋势，劳动投入的增速也由过去的平均为正下滑至平均接近于0。中国的TFP增速自改革开放以来有正有负，在双轨制改革、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国加入WTO后若干年这三段时期，TFP的增速出现过较高的增长，但是其他时期大幅跌落，由此年平均增速很慢，只有0.5%。

接下来，伍老师从制度扭曲的角度说明了对TFP制度解读的重要性。传统的新古典宏观模型假设经济体是一个完美的系统：要素的流动没有障碍，法律体系、组织和管理制度都十分完备，而且任何新技术都不会带来调整成本。换句话说，经济体不存在因任何制度缺陷引起的生产率损失。在这些假设下，一个经济体的TFP只可能上升、不可能下降，且TFP的上升一定是来源于技术创新，与制度无关。但是在现实当中，特别是在发展中经济体，这些假设并不成立，当一个经济体持续遭受TFP损失时，它一定源于制度问题，是制度退步而不是技术退步。TFP的制度概念提出了对TFP测算的挑战，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把所有投入的成本都能够准确地估计出来，这其中需要充分考虑不同要素种类和行业的异质性，并且根据生产者成本（user cost）将其同质化。

伍老师指出，中国的官方统计数据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市场和政府对宏观经济真实表现的判断，也影响了经济分析。比如在GDP的增速上，伍老师发现通过产出、投入双重平减（double deflation）得到的GDP增速与官方数据相比，不仅波动更大，而且突出了几次重大的外部冲击，结果降低了实际增速；官方的就业指数只考虑了就业人数，忽略了劳动小时投入，也缺乏可以系统地计算劳动成本的数据；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仅存在严重的重复计算，而且不包括统计调查范围（如规模以上）以外的经济活动；等等。

伍老师认为一个拓展的、可以在国民账户体系内整合行业生产率系统的Jorgenson模型，同时放弃了过强的潜在函数形式假定，是对中国这样经济体进行增长解析最好的方法。他得到的增长率和生产率分解的结果显示，最近十几年以来，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不断下滑，其中劳动质量增长很慢，且TFP持续下降，致使其主要贡献来自资本深化；分行业看，中国的GDP增长仍然有一半来自工业部门，而在TFP增长中几乎全部都来自制造业，服务业对增长的贡献在上升，但是其对TFP增长的贡献已经长时间为负。如果将中国GDP增长率按要素投入和TFP增长进行分解，伍老师发现金融危机以来，TFP对增长的贡献一直为负，劳动因质量有一定的上升而呈些微贡献，不断下滑的GDP增长几乎全部由资本投入拉动。

最后，伍老师将中国的TFP增长分解成行业内和行业间TFP贡献，其中行业间TFP增长又可以拆分成劳动配置效率贡献和资本配置效率贡献。中国加入WTO之后，劳动配置效率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提升，但是在金融危机之后渐渐趋于零，说明农村至城市以及农业向非农业的大规模劳动力转移已经式微。资本配置效率在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初期显著改善，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呈现逐年下滑的趋势，说明非市场力量对资源配置明显的干预；这个情况在2008-2012年“四万亿”刺激期间有所停止，一方面因为已经过剩的制造业停止扩张，另一方面因为大规模基建项目上马改善了公共设施服务；但此后再次以更快的速度下滑，至今仍然没有改善的迹象。
 

关于政策选择，伍老师将单位（实际）产出的（名义）劳动成本（即ULC）与TFP表现相结合进行了深入分析。在2001-2007年，中国处于加入WTO后的黄金时期，其ULC基本保持不变，同时TFP也有所上升。但是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ULC开始明显上升，然而TFP却转升为降，这个趋势在2012年之后变得日益明显，没有改善的迹象，伍老师认为效率的持续下降已经使成本上升的压力成为中国经济的难以承受之重。在他看来，中国经济转型的最佳窗口期应该是2008-2012年这段期间，但是已经错过了。他说法治下的大力度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已经是重振中国经济的唯一且刻不容缓的选择。

与会老师分别就GDP增长率的测算方法、劳动力质量以及TFP的衡量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下午茶在师生们热烈的掌声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