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搜狐财经联合《经济》杂志系列访谈——“致知100人”第92期，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恩。

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给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威胁，在此背景下，搜狐财经特别对话刘国恩，对公共健康、医疗制度改革等话题进行深入探讨。

从赤脚医生转变为经济学者的故事令人印象深刻，2006年，刘国恩辞掉了北卡大学终身教授之职，回国担任北大的全职教授。作为中国最权威的健康经济学家，他全程参与了医改政策的研究与评估。在刘国恩看来，始自2009年的中国新医改，这些年看病就医的条件变化有目共睹。

刘国恩表示，由于历史原因形成了我国当前上强下弱的医疗服务体系。过去通过行政的配置资源，自然的形成上大下小，上强下弱的医疗服务体系。“目前的分级诊疗正好可以把一些不需要在大医院看病的患者，能够通过很好的制度安排，引流到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去进行更好的治疗。”

“最终还得靠这些物化的技术，不断的加强落后地方的配备，从而使得我们城乡之间的差距，能够缩小。”刘国恩认为，如何让贫困地区、边远地区、农村地区的医疗服务资源，与城市发达地区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是一个长期任务。

新冠疫情促使用户进一步转变医疗消费习惯，越来越多的人在尝试互联网+医疗的线上医疗咨询模式或消费模式。

刘国恩认为，互联网医疗可以更好解决城乡之间差异矛盾。经过新冠疫情的影响，中国和其它所有的国家都有非常大的发展机遇。

2020年的疫情正在强制更多用户接触并适应线上的医疗消费习惯。疫情期间，互联网诊疗成为医疗服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国家卫生健康委的委属管医院互联网诊疗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7倍，一些第三方互联网服务平台，诊疗咨询量比同期增长了20多倍，处方量增长了近10倍。

“新冠疫情对医疗行业和宏观经济的影响，产业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刘国恩指出，新冠对传统的服务模式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的医疗服务需要医生跟患者之间面对面接触，包括诊断，治疗，康复等等，此时互联网医疗的相对优势就彰显了出来。

随着全球各大药厂新冠疫苗进入三期临床，外界不仅关注新冠疫苗是否最终会研发成功，也关心它们的价格和供应量问题。刘国恩认为，新冠疫苗应是公共性产品，但定价需考虑企业成本。

刘国恩表示，新冠疫苗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影响，所谓外部影响就是一个人被新冠感染了，能不能够得到更好的治疗和管理，会影响到到周边的人。它和心脏病、肿瘤不同，新冠具有高度的传染性。

“一旦成功的研发出新冠疫苗以后，我们将尽力的把它作为一款公共性的产品，甚至是世界性的公共性产品，让全社会、全人类能够共享。” 刘国恩说。

北大国发院教授刘国恩与搜狐财经对话

搜狐财经：从赤脚医生到经济学者的转变，我们看到了时代的发展中个人的蜕变，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和医学结缘？

刘国恩：这个契机实际是时代的契机，是时代的一个产物。

我们当时所处的那个年代，就是我在高中毕业的那个时候，正好是文革期间，高中毕业就意味着当时的正规学习教育划上了句号。在我们四川茂县的村里面，有着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并不多，我是其中之一，自然成为村里头能够用得上文化人的工作侯选人之一，其中一个就是赤脚医生。

对我来说，赤脚医生应该是当时能够想象得到的最好机会了。事实上，在那个年代，除了在田间去劳动，没有更好的选择，对于广大的知识青年同龄人来说，赤脚医生都是求之不得的一件好事。

搜狐财经：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这些年一直在提，一直在解决，但成效还是不太显著。您认为都有哪些原因？

刘国恩：如果我们把今天中国看病就医的条件，和十年前国家刚启动全面医改的时候来比，其实很多条件还是有所改善。

国家医改之初，我们只有2亿多人拥有比较稳定的医疗保险计划，主要是城市里面有正式工作的人，他们凭借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平台，获得了比较稳定的医疗保险。

在农村，只有各地不同程度的农村合作医疗，但取决于地方的经济条件，各地的保障程度差别很大。城市里面的一般居民，当时还没有开始任何意义上的医疗保险计划。

始于2009年的国家医疗体制改革，列举了五大任务，其中的首要任务是分级诊疗，其目的在于把大量无需在大医院看病的患者，能够通过更好的体制机制安排，引流到基层医疗服务机构，从而获得更为方便可及、价廉物美的医疗服务。

尽管基层的医术水平可能不如大医院高，但是大多普通的常见病、多发病，并不需要高精尖的专科大夫进行诊疗。

搜狐财经：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才能够推动人才和资源向基层流动，去完善基层的医疗力量？

刘国恩：如何让贫困地区、边远地区、农村地区的医疗服务资源，能够逐渐缩小和城市发达地区的差距，这是一个长期任务，其中人才队伍的差距最大。

如何能够在边远的农村发展更好水平的医疗队伍？站在医务人员的角度，有多少愿意跑到很艰苦的地方去长期执业呢？客观现状是，水平越高的人，越有机会留到城里；水平较低的，在城市地区更难找到发展机会，更有可能选择退而求其次的边远地点执业。

为了解决城乡之间的差别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技术性的手段，比如远程医疗、机器人这样的远程设备，它们没有感情，也不要求工资和福利待遇。

因此，如果能够更好布局技术手段到农村边远地区，通过远程的遥感、5G等信息技术，把不同地点的诊疗数据通过虚拟平台进行实时传输，城市医生就可以实现协助乡村医生大幅提高对农村居民的诊疗水平。

搜狐财经：我国有48%的在岗医生不具备本科学历，医护人员学历提升有没有必要？

刘国恩：提高医护人员的学历和医术水平，永远都不会错。

然而，医务人员的教育、技能、以及经验的提高，并非没有机会成本。要么延长正规的学习训练，要么进行继续教育或实习锻炼，都得要付出时间、金钱和其它方面的代价。所以，在现实条件约束下，我们还得要在学历水平与现实服务之间进行取舍。

不可否认，有些疑难疾病是需要在大医院进行更专业化或者专科性的服务。但同时还有相当一部分的疾病，其实依靠基层医务人员，就能进行良好的服务处理，特别如初级诊疗、康复保健、健康促进、以及预防医学等公共卫生服务。

如果我们能够对不同疾病进行区别处理，不同水平和专长的医务人员协同工作，就可以系统性地提高医疗卫生的服务效率。

搜狐财经：7月21号，国务院发布意见提出，将互联网+纳入到医保的报销范围之内，您认为互联网+对传统的医疗体系，造成了哪些冲击？

刘国恩：我觉得互联网+医疗，经过新冠疫情的影响以后，在中国和其它国家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发展机遇。

因为这次新冠疫情的大规模传染风险，为人与人之间不通过接触就能得到医疗服务，提供了巨大的需求空间。新冠之前，医生跟患者之间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有很多优势，也是网上医疗的竞争劣势所在。

新冠疫情，放大了传染风险的威胁影响，互联网医疗的优势彰显出来，包括远程医疗和移动技术服务。

当然，互联网+医疗也仍然还有不少短板，比如怎样确保医疗质量能够达到相关部门要求的水平，怎么核实相关的信息，精准的获取、利用、储存和保护等等。

解决这些短板问题，最有效的方法可能也是通过互联网医疗的应用实践，逐步继续摸索，并最终形成更为完善的规章制度。

总之，从长远看，互联网+和远程医疗等数字技术应该迎来一个大发展的机遇期，也有望能够成为我们更好解决医疗服务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有效手段。

搜狐财经：在健全待遇保障机制方面，您有哪些建议？

刘国恩：我们国家现在基本建成了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制度，具体通过两大险种完成了全覆盖目标：一个是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一个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与此同时，职工医保与居民医保仍然还存在显著的保障水平差距，因为前者的基金源于企业和职工的联合筹资，后者的筹资依靠家庭个人和政府补贴。

如果要加大居民医保筹资力度，意味着要么是财政增加税收，要么增加个人缴纳保费的力度。

本质上讲，医疗保险的筹资就是个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过程。如果加大政府的税收，就意味着我们的可支配收入要进一步降低，交由政府进行医保基金的二次分配。也就是说，我们得要面临个人可支配收入多少的取舍问题。

另外一点，使用全民医疗保险支付个人医疗费用，因为是在同一个公共保险基金池子进行预算开支，一个人使用多少，就会影响到他人。所以支付手段的改革、完善，将会是长期需要进行的工作。

支付手段的改革，关键在于如何协调医生和患者的利益关系。支付手段的成功与否，根本上取决于二者利益的相融程度。如果医生和患者的利益不能够很好相融，那么支付手段的改革，终究会以失败的结局收场。

搜狐财经：近期新冠肺炎疫苗定价格颇具争议，您是如何界定它的定价标准的？

刘国恩：新冠疫苗的价格，和一般医学产品的定价没有本质差别。

药品价格，要么通过行政手段定价，要么通过市场的供需决定。前者是政府主导，后者取决于市场竞争。政府对价格的干预现在一般始于与厂家进行谈判，获取研发、生产成本等相关数据，再参照同样产品在其它国家的价格，最后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医保支付价格。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任何产品价格，不仅要反映这个产品本身的成本，还得反映市场对这个产品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换言之，价格机制还是调节市场供需矛盾的重要手段。有效的价格机制，既能够发挥政府的合理调控作用，使得价格不太偏离它的成本，同时又能发挥调节市场供需矛盾的作用。

新冠疫苗是具有很强外部性的产品。所谓外部性，就是一个人的感染风险高，不仅影响自己，也影响他人。疫苗的使用和有效保护，不仅有利于自己，也在惠及他人。这和非传染性的心脏病、肿瘤不同，我得心脏病和肿瘤不会影响他人。这就是为什么要求大家都戴口罩，相互保护，降低新冠传染的公共外部性。

我们看到，很多国家在针对新冠疫苗的研发和上市以后，将如何面向社会和市场需求，提出了各种大同小异的承诺：一旦成功研发出后，将作为公共性产品供给社会，这种态度值得赞赏。

但这里涉及到一个具体的问题，新冠疫苗的研发毕竟基于个体企业的巨额投入，如何收回投资的合理回报？根据传统方法，新技术问世以后，为了让研发企业能够获得投入的合理回报，政府通过授予若干年的专利保护期，给以企业市场垄断权。遵照市场原则，需方主体得付出垄断高价、以及等待数年的时间成本。

当一项影响到广大公众的新技术问世以后，如何能够既让研发企业获得回报，又能够让大众及时使用到新产品呢？

对此，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克莱曼教授（201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多年前曾经提出了一个理想的解决办法。政府作为公众代表，通过拍卖竞标的方式，与生产企业达成双方接受的关于新产品市场价值总额的标价，进而一次性购买该技术，并立即作为公共品开放给社会。

理论上看，这种公共拍卖和支付方式，是个帕累托最优方案，因为企业投资获得了应有的合理回报；政府使用财政税收支付了公众本要付出的大致费用；同时大幅降低了公众使用新产品的等待时间成本。但该方法的应用难点在于，如何通过公共拍卖平台，获取和达成关于新技术的合理和公平的价值标价。

尽管如此，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挺有创意的思路，我们政府值得在解决新冠疫苗这件急事上进行尝试，并且也看不出有什么受损的风险。

本文来源：搜狐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