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中美经贸关系出路：中国深化改革，美国调整认知

发布日期：2019-11-04 09:59 来源：

题记：2019年10月27日上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上海纽约大学联合举办论坛，主题为“中美经贸关系—寻求新的出路”。本次论坛还发布了包括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37位有国际影响力的经贸专家和法学专家签名的联合倡议书。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教授卢锋在本次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国发院金光讲席教授卢锋

今天发布联合倡议主题，是探讨中美经贸关系新出路(A way forward)。任何一种关系处于正常状态时，一般不会严肃讨论出路问题。然而近两年来，贸易战持续发酵使中美关系面临严峻考验：双方加征关税措施涉及进口规模达几千亿美元之巨，两国政府已进行十几轮高级别经贸磋商试图寻求和解之道，这些在中美关系史以及国际经贸史上都实属前所未有。应对目前形势，确实需从不同角度探寻破解困局新思路。

为什么曾经取得巨大成就的中美关系似乎突然遭遇冰点？为什么美国去年初竟然诉诸301调查单边措施挑起中美贸易争端？简化而言，可以把诸多矛盾分歧因素归结为美方两大认知问题：一是美国如何看待中国经济追赶，二是美国如何看待中国体制转型。认知误解背后的复杂时代内涵与巨大利益缠绕，决定了两国分歧与争议的长期性与深刻性。要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两国关系再平衡，美国需调整对中国发展方式与体制转型的认知心态，基于自身利益接受中国现代化发展大趋势；中国则需以自身现代化根本目标为本位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向高质量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转型。

首先讨论美国如何看待中国经济追赶派生所谓两强博弈问题？上世纪90年代中国国内改革突破释放体制创新效应，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经济实现超预期强劲增长，似乎在不经意之间显著改变中美经济实力对比与全球经济格局。这个快速演变过程给作为长期居于领先地位的美国带来危机感和焦虑感，从大国博弈角度看派生所谓“老大老二”或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问题。

这个问题提出并非始于特朗普政府，而是后危机时代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产物。北大国发院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合作过去十年持续进行每年两次的民间中美经济对话，2011年元月中旬我们赴美对话得到一个突出印象，就是美方交流对象无论是学界专家、商界人士还是政府官员，不约而同地提出所谓对中国“几个基本判断能否继续成立”问题，集中表达当时美方重估对华关系与政策的意图。其中有一点质疑“中国愿意接受国际规则并在参与制定未来国际规则上发挥积极作用的判断能否继续成立？”显示后危机时期美国开始从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关系角度审视中美关系，成为21世纪美方对华政策第二次辩论重要议题，并在几年后得到更为学术化的“修昔底德陷阱”范式表达。

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发展权无疑不容否定，中国经济现代化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进程，近14亿人口大国经济成长必然会对全球格局和治理方式产生显著影响，也自然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回应与影响。就此而言，在全球经济格局演变环境下，守成霸主和新兴大国关系调整与博弈具有必然性与长期性。然而观察经济领域多方面条件，这个调整过程并非注定会落入零和游戏和相互对抗陷阱。

第一，中国经济起飞是通过逐步开放和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实现的。开放与合作共赢符合中国自身发展根本利益，是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区别于历史上强强争霸两败俱伤的客观依据。中国开放发展道路选择及其路径依赖效应，使得中国出于自身根本利益考量会成为既有国际规则维护者和建设者，决定了中国参与和推动国际治理改革在本质上是补台而非拆台。美方对华战略设计需加深认识这个基本条件并重视其政策含义。

第二，与第一点相联系，我们看到面对近年中美经贸摩擦和外部环境变化形势，中国决策层一方面坚持原则并坚定回应美方单边措施，同时主动积极实施多方面扩大开放重大举措。中国以坚持改革开放作为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支配策略的正确方针和行动，有助于广大贸易伙伴与中国共同发展并更好共享中国经济成长利益，也有利于国际社会接受与欢迎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从而对美方少数强鹰派零和游戏思维和政策冲动构成制约。

第三，中美经济客观呈现的深度互补结构，有助于双方合作求解并抑制对抗。这一点在贸易结构中稳定顽强地表现出来：后危机时期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从接近10%高位大幅下降到去年不到1%，然而对美顺差占美国外部逆差总额比重仍在趋势性上升，显示超越阶段性特征的市场和经济规律力量要求两国经济融合而不是脱钩，换言之如果选择一味冲突对抗双方都要在经济领域支付难以承担的机会成本。

由此可见，虽然“老大老二”关系难免存在博弈因素，特定条件下甚至会面临短期争议加剧的困难与风险，然而从长期看仍存在合作解。

其次是美方如何看待中国经济转型？由于对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演变新态势新特点解读出现偏差，美国精英和决策层产生某种失望和懊悔心态：失望是因为中国入世后经济体制演变并未按照美国和西方战略家世纪之交推测预判轨迹展开，懊悔则源自美方自认为帮助中国经济崛起并使自身利益受损的误解。2018年元月我们访美进行第17次民间经济对话，在与美方各界精英尤其是官员交流中清晰感受这方面共同情绪，预示美方对华政策即将朝强硬方向发生重要调整。

这个问题对中国而言特殊意义在于，如果说管理“老大老二”关系在直接利益上更多体现为中美双边议题，对中国体制转型特点解读偏差在中国与其它发达国家关系中也不同程度表现出来。例如近年WTO改革酝酿讨论中，美欧日“三边进程（trilateral process）”六次举行贸易部长会议发表联合声明，试图构造规范所谓非市场经济体制扭曲的新一代多边经贸规则，大部分内容不点名针对中国经济体制政策某些特点。近年中国与欧盟就执行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日落条款”发生争议并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DS516），欧盟就中国体制扭曲发布400多页长篇报告作为诉讼材料呈交WTO，其中某些误读观点比美国2017年底第二份所谓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报告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个问题重要而复杂，与第一个问题客观存在联系，这里简略提几点个人分析探讨观点。

第一，中国经济的发展成就和外部竞争力提升，根本上不是由于中国经济体制局部仍存的不完善因素，而是得益于向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转型阶段性成功所释放的体制创新活力。如中国外贸规模近年达到四万多亿美元跃居世界首位，对美双边贸易录得几千亿美元顺差，这些成就是中国企业——包括美国和其它国家在华外资企业在市场竞争环境中创造的。数据表明，近年中国出口民企贡献近半，外企贡献约四成，国企仅贡献约一成；这些从一个侧面显示，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历史性提升，是中国改革开放实质性消除传统计划体制系统扭曲并释放市场竞争活力的结果。毋庸讳言，中国经济体制仍存不完善以至局部扭曲因素，有待通过深化改革逐步消除和完善，然而把中国竞争力归结为扭曲显然不正确。

第二，改革不等于复制外国体制，是中国体制转型的既定方针与明确原则，有外国朋友推测中国经济体制“与WTO其它发达成员国体制趋同”，这方面判断偏差有待自我调整。中国经济体制系统转型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1987年中共举行十三大时已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一基本命题。此后，每五年一次的中共党代会政治报告主题，无一不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词。客观观察不难看出，在中国执政党以及中国社会主流理念层面，从来没有把复制西方制度或制度趋同看作体制转型目标；事实是中国始终强调自身特色，高度重视依据中国具体国情选择发展道路与体制政策。学习西方同时拒绝西化，是当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演进的基本特征之一。

第三，中国过去40年改革开放与经济体制再选择，基本动因是依据实事求是原则务实解决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从体制转型动力学角度看具有问题导向与压力倒逼特点。人民公社体制下国民低水平温饱难以得到普遍性满足，成为推动最初农业改革的决定性动力；应对大量劳动力缺乏非农就业机会以及南方个别边境地区大批群众逃港问题，对最初特区开放政策破冰产生重要助推影响。在最初改革开放取得超预期成效后，适应问题层出不穷改革开放不断拓展的内在逻辑，中国决策层与社会各界不断总结经验与时俱进，到上世纪90年代初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并在90年代中后期进一步实施系统改革开放突破并加入WTO，使得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创新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国体制转型从来都不是径行直遂的，目前体制不完善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不利影响进一步显现，深化改革仍面临“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挑战性与紧迫感。回顾过往，展望未来，有理由相信中国仍会以自身长期发展与现代化根本利益为本位，继续推动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历史进程。

中美两国关系目前面临困难，然而更多现实经验证据提示两国经济存在广泛而深刻的互补性，通过必要磨合在更为合理平衡基础上拓展深化双边合作，是客观经济规律的内在要求。两国需直面与应对几十年成功合作累积派生的矛盾问题，然而最终是基本经济规律力量而不是特定政治意愿决定历史进程。中国需以自身现代化为本位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美国则应认清时代发展趋势并调整认知回归理性，如此扩大交集化解歧见，则僵局自破而新局可期。经过曲折磨合，从长远看两国经济更可能再“挂钩”与深“挂钩”，而不是相互分离与“脱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