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底，《天下潮商》记者第三次走进北京大学朗润园，眼前熟悉的皇家四合院，亭台楼榭依旧清净优雅，红柱灰瓦上散发着国色春香，别是一种风韵。2012年初，《天下潮商》全国两会报道组第一站的采访便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次我们再次专程独家专访潮籍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余淼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NSD）是中国中央最大、最重要的经济智囊机构之一，聚集了林毅夫、周其仁、海闻、易纲、张维迎、宋国青、曾毅、姚洋等国内外经济界著名学者。在这里，余淼杰教授与多位著名经济学家一道为中国经济“把脉”，为国家改革发展等方面出谋献策。对于《天下潮商》的专访，余教授一如既往热情细致地回答，就扩大开放、中美贸易战、人民汇率走势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并为潮籍企业应对当前挑战指路支招。
 

余淼杰教授 
 

《天下潮商》：近年来，您获得了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4次）、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刘诗白经济学奖、胡绳青年学术研究奖、全国贸易发展研究奖等教学奖项。请问，这么多奖项的获得主要是来自于哪些学术成果？

余淼杰：我们知道，中国经济四十年的高速发展主要来自于改革开放，也就是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结合我研究的领域，国际贸易，我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中国融入全球化，全球化如何拉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关于这方面我发表了一百多篇中英文的论文，主要在国际学术界上的贡献可以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具体研究了中国生产率之谜。根据国际贸易前沿理论的一般发现，出口企业相对于内销企业，它的绩效应该是比较好的。因为出口企业只有绩效、生产率比较高，它才能够弥补它出口所需要的固定成本。这个经典的理论在现实生活中对其他国家基本上都是成立的，不过在解释中国的时候我们发现中国出口企业的绩效总体而言并没有非出口企业高，所以这对我们来讲，对学术界同仁来讲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这种现象叫中国生产率之谜。为什么中国生产率之谜这种现象重要呢？因为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国际理论，如果没有办法解释全球最大的商品贸易国（中国）的话，那么理论就会显得苍白无力。如何来弥补理论和现实间的差距？我们经过研究发现，之所以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会相对于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比较低，主要原因是中国有大量的加工贸易。我们知道，加工贸易从三来一补开始，主要特征是大进大出，两头在外，它体现的一个特征是加工贸易企业的生产率通常是比较低的。因为这些企业并不需要有自己的研发、技术，它们只需要和境外的企业签订一份订单，就可以空手套白狼，做生意。加工贸易的好处是能够解决大量的就业，也有利于我国融入全球一体化，但不利的地方是它们的生产率相对比较低。所以我们发现如果把中国的加工贸易算进去的话，我国的出口企业生产率就相对比较低，但一旦剔除掉这些加工贸易企业，那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就比非出口企业高。也就是说我们发现加工贸易是导致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比较低的根本原因。我们在国际上第一次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存在生产率之谜。这个发现也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承认。

第二、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融入全球一体化，它如何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呢？我们知道，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经济的增速达到了8%以上。应该说这和中国加入WTO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我们研究的是中国加入WTO如何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之前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层面进行的，这固然重要，但对企业的微观机制的理解比较少。我们利用中国微观企业全样本的制造业的数据发现，其实中国加入WTO大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具体来讲，各种形式的关税减免、贸易自由化拉升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15%。第一次非常仔细而且深入地从量上解释了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微观制造业的影响。这个研究也因为它的重要性、可靠性获得了皇家经济学奖。我也有幸成为第一位获得皇家经济学奖的华人经济学者。

第三、我们知道，2008年之后全球金融危机，国际贸易急剧下降，那么如何理解金融危机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研究发现，那是因为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微观企业、制造业企业的借贷、融资更难，无法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获得相应的生产所需资金，因此这对它们的出口造成很不利的影响。所以我们就研究了企业所面临的信贷约束如何阻碍了企业的发展。政策含义是说，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宽松的政策环境、宽松的资金借贷会推动企业的出口及经济的发展。

第四、解释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现象。现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一年已经达到了1500亿美元，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9.9%。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国内经营的时候，大家通常认为国有企业的绩效比较差，生产率比较低，但是我们发现，当走出去、在对外直接投资的时候，国有企业的平均生产率比民营企业高。如何解释这些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中国有企业的绩效比较高呢？我们发现这是因为在国内要素市场上存在扭曲，尽管国家一直强调应该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同等对待，但在现实生活中，特别在地方政府、各行业部门在执行的过程中的确有出现国有企业在贷款、购买土地等方面都比较方便，民营企业相对来说贷款难，购买土地的成本更高这种现象。这种要素市场的扭曲导致了民营企业更愿意到国外去投资而不愿在国内投资。我们的发现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民营企业的平均生产率没有国有企业高，因为这相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是好的企业走出去，一般的企业也走出去，而对国有企业来讲只有最好的才走出去，所以往往平均生产率就比较高。

《天下潮商》：去年5月份，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大学考察时，会见了您并与您进行了亲切交谈。能分享当时的会见情形以及亲切交谈对您有什么积极影响吗？

余淼杰：去年在北大120周年的校庆中，我有幸作为北京大学三个优秀的中青年教师代表之一，得到了习总书记的亲切接见，这对我的鼓舞非常大。和他的谈话使我获益匪浅。总书记在得知我是做国际贸易经济学方面的研究之后，鼓励我继续做好研究，他在后来的多次谈话中，也多次强调做研究要理论联系实际，正所谓“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做一句空”，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根据自己的研究讲好中国故事，树立起文化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我觉得习总书记的这番谈话对我个人的帮助特别大。之前也意识到应该做中国方面的研究，讲中国故事，但是没有提高到这么一个高度上去认识，所以这次见面我受到非常大的鼓舞。

《天下潮商》：在今年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改革”仍然是出现次数最多的关键词，另外“税与费”“创新”“医药”“环保”都是多次出现的关键词。您最关注的是哪些领域？

余淼杰：今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报告中提到了从多个方面深化改革，其中我最关注的几点是：第一、通过全球化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我觉得会集中在这几个关键词上——第一个是扩大开放，第二强调自主创新。贸易和创新是最近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两个抓手。贸易通过开放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又能使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增长，而自主创新则是最重要的原动力。

具体来讲我还关注了下面的领域：从总理的工作报告中我们可以听到有两个领域是比较重要的，第一个是强调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公平竞争，政府将会创造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环境来保证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共同发展，这就是我们所讲的竞争中性。尽管我们不怎么用竞争中性这个词，但公平、公开、公正这样的市场机制是我们所致力推动的。最近有一种说法，在2012年到2018年这段时期中国出现了国进民退这种现象。但其实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尽管刚才的分析有提到，民营企业在要素市场上特别是在融资、购买土地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障碍，没有像国有企业那么方便，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如果我们在一个更长的时间窗口来看，比如说对比1998年到2018年这20年的时间中可以发现，其实我们并没有出现国进民退这种现象，更准确来讲应该是国退民进。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在1998年的时候，国有企业的比重占到了全国经济的三分之二以上，而现在只有在三分之一以上，那当然是国有经济比重在下降，同时民营企业在我国的经济构成中也从原来的有益补充部分变成了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说2018年民营企业贡献了我国50%的税收，60%的GDP，70%的创新成果，80%的就业以及90%的企业数目，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应该说在过去20年中民营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总理的工作报告也提到了另外一点，要大规模地引入高质量的外资。在外资的引入中我们做几个方面的工作和创新：第一、三法合一。把原来的外商独资、合作经营法、合资经营法三法合一，简称外资法。第二、给外商企业更大的空间，强调的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加上负面清单。负面清单的意思是说法无禁止即可为，除了中国政府规定的特别少的涉及到国计民生、高度敏感的行业，外资企业暂时不许投资以外，其他的行业外商企业都可以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是指如果外商企业想投资中国的话，它可以享受国民待遇，也就是说和国内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一样的待遇，我们一视同仁。其实在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对外商企业不但一视同仁，而且还给予更优惠的政策，比如说我们对外商企业长期实施“免二减三”的政策。也就是说前两年免交所得税，后三年所得税交一半，只需要交17%。如果国内企业的话，是需要交34%。所以我们对待外资企业是非常优惠的，甚至是比对待国内企业更好。

《天下潮商》：今年3月6日，美国商务部公布2018年的贸易数据。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贸易逆差扩大至6210亿美元，创2008年以来最高。货物贸易逆差总额达8913亿美元，刷新美国建国以来的历史纪录。打了一年的贸易战，打出美国近250年来最大的货物贸易逆差纪录。这个数据说明了什么问题？您如何解读这个数据？

余淼杰：这个问题非常好。打了一年的贸易战，美国的贸易赤字不减反增，说明了贸易战中美国的贸易赤字并不是由和美国相关的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政策所决定的，而是由美国以及贸易国家不同的经济结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如说美国最在意的中美贸易失衡。中美贸易失衡并不是像美国所讲的因为中国对美国产品增收高关税，美国对中国的产品关税比较低导致的。而主要是因为两国不同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导致的。

举一个例子来讲，哪怕中美两国实行“三零”：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话，也会有贸易的失衡，这一点也可以体现在去年中美两国的贸易差额没有下降，反而在3000亿美元左右，也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因为中国的劳工成本据高盛去年的估计一个月大概是750美元，而美国达到了4200美元。我们的劳工成本只有美国的20%。这样的话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根据估算是达到美国的一半左右，相当于我们生产一双鞋需要两个小时，美国需要一个小时，但是我们的成本只有美国的两成。所以我们在产品上具有成本的优势。因此，哪怕没有国家的干预，中国在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出口也能有贸易顺差。

在资本密集型产品方面，比如说机械产品、交通运输设备、电脑这些产品中国也有大量的贸易顺差。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中国深入地融入到全球一体化之中。刚才也讲到中国的加工贸易占了一个很大的比重，加工贸易占我国出口的半壁江山。而像iphone这样的产品之所以由中国来生产，并由中国出口，主要是中国的劳工成本相对于其他规模相当的国家来说是最低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资本密集型产品我们之所以也有大量的贸易顺差也是因为我们有劳工的比较优势。

《天下潮商》：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中美贸易战会结束吗？您是如何研判中美贸易战的未来走势？

余淼杰：关于中美贸易战我在去年做了五个判断，事实证明我的判断都是正确的，我当时做的第一个判断是：在去年7月，我接受文汇报采访时说，中美贸易战会在一年之内结束，按现在的发展情况来讲应该差不多。

第二个判断我预测美国一定会对中国出口的2000亿美元的产品增收高关税，同样受到事实的验证。

第三点我还预测尽管美国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产品会增收高关税，但美国不会对中国出口的5000亿美元的产品都增收高关税，因为如果这样的话，美国国内的物价会上涨，它的CPI压力会很大，这个预测也正确。

第四个判断，我在去年人民币跌到将近7的时候说人民币一定不会跌破7，人民币会先贬后升，而且上升的幅度会到6.7左右，这个预测用今年的数据又再一次得以验证。

而第五是在去年12月习特会后我做了一个判断，说中美贸易战90天休战之后美国会继续延长对中国休战的时间，再一次被事实所印证。

对中美贸易战未来的研判，我的判断是短期一两个月之内美国会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其实美国比中国更需要有一个贸易协议，之所以这么说，因为今年年底特朗普要启动他第二轮选举，所以在第二轮选举之前，他必须兑现他当年在第一轮选举之前的一些承诺。现在来讲，他和中国打完贸易战签订贸易协议之后，他必须留出半年左右的时间跟另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进行谈判，就是美国和日本的贸易谈判。也正是因为这个角度，我说中国不必操之过急，其实美国比中国更加需要一个贸易协议。

第二个判断，尽管这一轮的贸易协议会在今年6月到7月结束，但不代表中美两国的贸易从此一马平川、一帆风顺，相反，我的判断是，在未来的10年到15年之间，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会时有发生。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会到2026、2027年达到最强、最激烈的状况。这主要是因为那时中国的GDP刚好要达到美国的水平，美国会因此非常敏感、慌张、多疑，那时候中美两国的关系最为微妙。那么，什么时候中美两国偃旗息鼓、没有贸易争端呢？我个人的判断是必须到2035年左右，当中国的经济规模达到美国经济的1.5倍左右的时候。那时候美国上下基本上已经认同中国的崛起是不可抑止的，大家和为贵，和则两赢，斗则两败，中美就不会再有大规模的贸易摩擦了。

《天下潮商》：受中美贸易战影响，您对2019年人民币汇率的走势有什么样的预测？

余淼杰：刚才已经说了，我对人民币汇率的判断是今年人民币依然会处于一个升值的空间，人民币会震荡上升，从现在的6.8，6.7上升到6.5左右，之所以不会上升到6.5以上，主要是因为如果上升到6.5以上的话，对中国的出口会有比较大的压力，在贸易战之前中美两国的贸易汇率就是6.5左右。

《天下潮商》：在目前的国内外经济形式下，作为潮籍著名经济学家，您对潮商企业发展有哪些建议？

余淼杰：目前国内外的经济形势，其实可以这么总结：随着全球化的程度放慢，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上升。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周期性的外国的需求比较疲软，另一个也有我国所面临的结构性、体制性方面的原因。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之下，企业的发展会面临一定的挑战。潮商企业作为我国最优秀的企业代表也会面临一定压力。当然，我们说外有压力，内有动力，那我觉得潮商企业要在这个压力之中做大做强的话，最重要的一点是要通过不断地创新，然后进行贸易的全球化，来推动经济的发展。

本文来源：天下潮商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