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晋涛:碳达峰对中国经济意味深长

发布日期:2021-03-29 02:03    来源:

题记:2021年3月18日,北大国发院举办“中国经济观察”第56期报告会,活动以“两会之后的政策与经济”为主题,线下线上同步进行,由林毅夫、余淼杰、卢锋、黄益平、刘国恩、徐晋涛、姚洋等七位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依次演讲,并分两个专题与媒体问答。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北大环境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徐晋涛的演讲整理。
 

2015年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世界气候大会)有两个主要成果,一是大会参与国普遍同意,到本世纪末,将地球表面升温控制在2度或1.5度之内;第二是主要排放大国都做出了自主减排承诺。
 
这是气候谈判里程碑式的成果,但也有遗憾,如果各主要排放国的自主减排承诺停留在2015年当时的水平,到本世纪末地球表面升温将不可能实现控制在2度或1.5度之内,非常有可能升温达到3-6度。
 
所以巴黎缔约方大会还提出了一个目标,到2020年,各排放大国要对照2度或1.5度的控温目标,重新盘点并大幅度改善自己的自主减排承诺,以真正实现控温目标。
 
中国是世界第一排放大国,每年排放量约占全球排放量的30%,中国的碳排放最受世界关注。如果中国没有特别积极的行动,全球气候行动目标不可能实现。所以巴黎缔约方大会的成果要想保持下去,全人类要想遏制住全球气候变化,中国必须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甚至是领导作用。
 
2020年,习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做出两点承诺:第一是在2030年之前,中国要在巴黎承诺的基础上提前碳排放达峰;第二是中国提出终点方案,即中国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碳中和的意思是在大幅度减排的基础上,剩余的排放量可以被生态系统完全吸收。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承诺。
 
中国社会做好准备了吗?我认为还有不少差距。此前很多能源专家、气候专家提出的各种方案和路线图,与碳达峰、碳中和的承诺相比都是保守的。所以,中国社会,特别是核心部门如能源、气候等部门会承受空前压力。要想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国一定要经历非常剧烈的增长模式的转换,这两个目标会形成倒逼机制。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在“十四五”规划里多有体现,在政府工作报告里也有非常突出的体现。2021年3月15号习主席参加中央财经会议,又对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要实现这两个目标,中国政府与全社会要一致行动。要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中国在经济结构上必须有非常大的变化。
 
第一、能源结构巨变

习主席在中央财经委员会讲到,在“十四五”期间建成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体系,这是非常远大的目标。
 
大概在四五年前,我和能源部门的专家开会,我问过他们,很多欧洲国家都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实现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中国能不能实现?很多专家当时判断中国实现这个目标的难度非常大,因为中国对煤炭过于依赖,中国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利益结构都跟煤炭高度相关,真的要把煤炭消耗降低到能源结构的20%-30%,难度巨大。但这次“十四五”规划、习主席出席中央财经委会议,都明确提出这个要求。
 
所以,能源结构调整,中国面临巨大的挑战,好在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得非常快,两三年前也改变了政策。过去电价是标杆上网,现在竞标上网,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边际成本因此下降很多。
 
有好的政策,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如果再克服一两个体制方面的障碍,比如消除地区性封锁,大幅增加可再生能源比例的目标还是比较有希望实现的。
 
最近国家也在建立统一的电力市场,同时又发展分布式能源,总的来说能源政策日益开放和灵活,这对发展可再生能源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生态系统的碳中和作用提到空前高度

我们以前也有人工造林的承诺,但那是锦上添花,并没有算到中国的减排成绩里。
 
中国森林资源面积和蓄积量持续双增长,这在发展中国家是独一份的。中国的森林吸收了大量的二氧化碳,现在中国把生态建设、生态恢复跟工业减排放在一起综合考虑,使我们气候行动的工具选择更为丰富,会大大降低全社会的减碳成本。
 
中国在这方面有比较大的优势,我们没有理由不重视生态系统的潜力,但要想发挥它的全部潜力,也有一些体制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第三、政策体系的变化

过去搞环保主要依赖行政手段。1990年代治理水污染实行的“零点行动”“关停十五小”“十一五”节能减排,前几年的环保督察,特点就是依靠“关停并转”等行政手段。行政手段的好处是短期内见效快,不利之处是社会成本特别高,也特别容易反弹。
 
大家在北京感受很明显。此前不久还有不少人觉得我们的蓝天保卫战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但2021年两会期间的重污染过程表明胜利并不彻底,反弹一触即发。
 
今后的环保政策手段恐怕要做出较大的转换。“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压力依然非常大,同时又要叠加环保的约束,尤其是碳达峰的承诺,发展与减排之间的矛盾会变得空前突出。
 
要想降低这对矛盾,最重要的手段是用好经济政策,因为经济政策的社会成本最低,更可持续,反弹也相对较少。所以“十四五”期间,我建议国家一定要更加重视经济政策的使用。其实,我们的很多政策已经都有了,但需要环保部门、能源部门真正转变观念,真正把经济政策作为碳中和、碳减排的首要工具,而不是走依赖行政手段、运动式减排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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