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
- 首页
- 观点
沈艳：个体网络借贷的兴衰与思考
发布日期：2020-05-16 03:43 来源：
题记：本文根据国发院教授、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沈艳4月5日在北大数字金融系列公开课讲座整理，本讲也是国发院在线公开课第五讲。个体网络借贷即P2P借贷，P2P是peer to peer lending或peer-to-peer的缩写，意即个人对个人或伙伴对伙伴，又称点对点网络借款。在中国数字金融的发展历程中，个体网络借贷从萌芽、繁荣、暴发式增长到爆雷的过程，有不少值得回顾和总结的经验及教训。
从数据看数字金融市场变迁
我们首先通过四张图来回顾中国数字金融2012年至今的变迁。
第一张图：平台数回落至2013年初。
（数据来源：网贷之家）
如图显示，正常运营的个体网络借贷平台（深蓝线）先升后降，从2012年的150家到2015年的3433家达到顶峰，之后就逐步下降到2019年底的344家，几乎回落到2013年初的水平。累计运行的平台数即曾经出现过的平台数（蓝色斜线），也明显地呈现为先上升后趋于平缓。两线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表明有不少平台逐渐在退出。数据证实，截至2019年底约有95%的平台退出市场。
第二张图：个体网络借贷的交易额降至2015年初。
个体网络借贷的交易额在2014年初至2019年10月这段时间，整体上也是先增长后回落，峰值出现在2017年上半年，然后回到与2015年初相当的水平。
第三张图：待还余额停留在2016年中的水平。
待还余额是平台尚未还给投资人的金额。随时间变化，出借人（橙色柱状）、借款人（灰色柱状）和待还余额（蓝色线）三者的变化反映出：1.三者都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2.在交易规模达到顶点之前，借款人数少于出借人数，之后则相反；
3.交易额在2019年底回到2013年初的水平，但是待还金额还保留在2016年中水平，可见不少个体网络借贷平台退出后，其待还余额不再下降，意味着很多投资人的资金很难收回。第四张图：媒体情绪变化情况。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根据所有涉及金融科技的报道，观察到2013-2019年媒体报道中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比重变化。红色虚线代表情绪中性，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在2015年上半年之前，媒体的正面和负面情绪占比总体上比较接近。2015年4月之后媒体报道非常狂热，一直持续到2016年8月监管政策出台前。监管政策正式出台后媒体情绪一路向下，2018年7月底媒体报道的负面情绪占主导，当时正好各种“爆雷”事件频发。所谓的“爆雷”，一般指的就是P2P平台未能偿付投资人的本金利息，平台停业、清盘、法人跑路、平台失联、倒闭等事件发生。
回顾完2012年以来个体网络借贷的发展概况，下面我想着重探讨三个问题：
1. 为什么立志为普惠金融做贡献的创业者抱着热情冲进市场，会最终黯然离场？
2. 从监管的角度看，同样有包容和鼓励创新的政策，移动支付相当成功，为什么个体网络借贷出现严重的负面效应？
3. 这段历史对未来的金融创新有什么借鉴？
对此，我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展开探讨：一是个体网络借贷的发展背景，二是个体网络借贷的发展历程，三是复盘求新知，假如时光倒流最应该改变什么，四是经验和教训总结。
个体网络借贷的发展背景
个体网络借贷发展的最大背景就是资金端和资产端存在矛盾。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21世纪初的中国普通老百姓越来越富有，中产阶级人数接近欧洲的总人口，因此多元化投资理财的诉求上升。与此同时，正规金融服务偏向大企业和高净值客户，70%以上的中小企业、农户和城市低收入家庭无法得到足够、恰当的金融服务。
借贷当中最主要的风险是信用风险。信用风险包括两种：一种是事前风险，属于逆选择风险，即越不应该借钱（还钱能力低）的人越想借，另一种是事后风险，属于道德风险，即借钱之后不想还。
逆选择风险的典型案例之一，是莎士比亚的名著《威尼斯商人》的借款故事：商人安东尼奥有个朋友叫巴萨尼奥，是个纨绔子弟，欠了安东尼奥很多钱。再次找安东尼奥借钱，他说我欠了你很多钱，反正现在也还不上，但我有个经验，如果我射了一支箭找不到，就往同一方向再射一支，也许两支就能一起找回。所以，如果你再借3000英镑给我去追求富家小姐鲍西亚，如果成功，之前的钱我就都能还上。越没有能力还钱就越要借钱，这是一个很生动的例子。
关于道德风险，中国自古有“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说法，但是个体网络借贷时代出现了另一种声音：“凭本事借的钱，为什么要还”。所以一旦借完钱，借贷双方的关系就出现了微妙变化，债主开始担心借款人不还钱。
传统金融系统对于防范这两种风险都有相应手段。针对逆选择的风险，主要是通过事前尽职调查和相应的审批。针对道德风险，也有四种方案：一是司法保障，不还钱可起诉；二是隐性或显性担保；三是抵押，一旦欠款人不还钱，借款人可处理抵押品；四是风险保证金。
虽然有这些安排，实际操作中还是有很多困难，个体借贷的风控成本很高，不仅借出去的钱难收回，很容易产生呆账、坏账，而且出借人也容易因催账不当而背负恶名。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了新希望，同样的信用风险有了新的对策。
从事前风险角度来讲，通过大数据风控可以降低逆选择风险。某互联网银行的工作人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位出租车司机从多家平台都借到了钱，但是他们利用大数据研究了他的手机使用习惯后，发现他不适合借贷而没有放款。
从事后风险角度来讲，也有很多新手段避免道德风险。当个体网络贷款金额很小，出现欠账时去地方法院起诉非常不现实，因为成本相对高，有了互联网法院后，由于个人信用分甚至个人隐私都可以成为抵押品，如果不还钱个人隐私照片甚至都会被放到网上。
互联网车贷中还有一种创新方法，抵押车的车主在贷款后可以把车开走，但是平台会用GPS跟踪抵押车辆，车主不还钱，平台依然可以找到车。这样一来，平台节省了存放车辆的成本，车主虽然抵押了车但正常还款情况下还可以继续使用。
这都反映出，各种新技术以更多的信息和更有效率的技术，帮助借贷平台极大减少信息不对称，以更低的成本连接起借贷双方。
个体网络借贷的发展历程
从国际实践来看，2005年起就有了个体网络借贷的实践，以第一家在英国成立的Zopa为代表。Zopa是“Zone of possible Agreement”的缩写，即“可达成协议区”。Zopa的创始人有一次向银行借钱才发现，自己存款时的利率几乎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然而银行贷款有很高的利率，这中间有个巨大鸿沟，他就想设立一个区域，让出借人和借款人直接见面，双方约定利率、期限以及风险承担方式。
这个模式其实对传统银行业有颠覆性，银行作为金融活动中的中介机构作用会淡化甚至消失，这听起来非常理想，愿望是消除银行的剥削。
2006年美国的第一家个体网络借贷实践是Prosper，定位为“贷款的eBay模式”，类似于网上拍卖形式。2007年又出现了第一家网络贷款注册成债券的平台LendingClub，也就是说，从LendingClub上发放的每一笔贷款，都对应为一个债券。
不管具体形式差异如何，Zopa、Prosper和LendingClub有两个共同点：一、业务运作纯线上；二、平台不承担风险，风险由借贷双方来商议决定，借贷双方互相有了君子协定各自执行、愿赌服输就好，平台只是提供撮合赚取信息中介服务费。
新模式也为解决中国借贷矛盾带来了崭新视角。回看国内，中国发展个体网络借贷的条件看起来也已经具备：
一是技术，2000年以来数据收集及相关技术有很多进步。
二是设备，移动终端不断普及，2013年12月网民达6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5.8%，今天网民达8.5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62%。移动终端的普及让互联网借贷设备端的成本大大降低。
三是资金，不仅普通人有旺盛的理财需求，而且风投机构对于个体网络借贷平台发展也非常看好，2014年，平均每家个体网络借贷平台可获得约2000万元美元风投资金，拍拍贷当年更是获得50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
四是人才，得益于中国高等教育长足进步，金融数字化转型方面的人才储备充足。
五是场景，中国加入全球产业链，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服务的新场景也存在。
似乎万事俱备，只要有政策，中国的个体网络借贷就可以发展起来。
2006年，孟加拉国的尤努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源于他创立的格莱珉银行为普惠金融创新做出的贡献。格莱珉银行的客户是穷人，提供的是无抵押贷款，创造了穷人不需要抵押也能获得贷款的模式。
中国个体网络借贷领域的创业者，最初大都受到尤努斯的启发，包括2006年的宜信、2007年的网络借贷平台拍拍贷。拍拍贷的三位创始人是上海交大校友，最初模式和国外的个体网络借贷有两点相同：第一是纯线上，不做线下业务；第二是不承诺本息偿付，是纯粹的信息中介。
2009年，红岭创投出现，其初衷是希望支持一批企业或是个人做创业项目，但后来发现支持企业有难度。不过，红岭创投的特点由此突显出来了，做了很多大单。
2010年人人贷创立，创始人是北大和清华的高材生，业务重点定位于高成长人群。
2012年之后，各种所有制和背景的平台不断涌现，包括宜信旗下的宜人贷，陆金所旗下的平安集团，还有国有公益性质的开鑫贷等。
随着个体网络借贷发展，高层越来越重视，人们也对个体网络借贷有非常美好的期待：一方面希望推动普惠金融。“普”是希望有更多人可以获得资金，“惠”是希望用比较便宜的价格获得资金，不用承担年化50%甚至更高的利率；另一方面希望个体网络借贷可以实现商业可持续。再有一点，希望个体网络借贷能助力利率市场化，通过市场化运作慢慢找出未来市场化均衡的利率。
2013年余额宝上线，一周时间内注册用户数就达100万，一下吸引了广大投资人的注意，互联网理财由此进入公众视野，2013年也常被称为互联网金融元年。
2014年的标志性事件，即互联网金融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而且采取了非常鼓励的态度。
2015年，各地陆续推出互联网金融政策，并进行简政放权以及商事制度等改革。商事制度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公司的注册资本从“实缴”改为“认缴”，同时取消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政策松绑意味着有更多平台在2015年以后有条件涌入原本比较小众的个体网络借贷市场，于是催生了其暴发式增长态势。
大批平台的涌入，也使原本美好的故事慢慢变味、异化。比如拍拍贷最初只是信息中介，实行直接融资模式，但是普通人识别平台好坏比较消耗精力，投资人也一直习惯于刚性兑付，不愿意承担借款人万一不还款的风险，红岭创投于是推出平台担保，假如借款人不还钱，由平台代还。这样一来，网络借贷的风险就集中到了平台。
当然，大多数平台不是直接全部担保，而是将投资标的拆标，拆标之后高中低风险搭配，虽然仍有一定风险，但可以实现投资者的预期收益为正。
这在执行过程中也有困难：第一，投资人的资金如果过于小额分散，一笔一笔去投资，成本太高。第二，平台为提高投资人的体验，经过授权后可以代投资人自动投标。而为进一步解决支付通道成本问题，又把投资人的各笔投资打包，一次性支付，渐渐形成资金池。第三，投资和借贷的期限往往不匹配，借款人往往希望借较长期间，投资人往往有点闲钱就想投进来，随时需要又取回去用，投资期限较短。为了解决“投短借长”的问题，平台开始出现滚动募资，走向影子的信用中介模式。
大批平台涌入也导致竞争变得激烈，投资人开始比较哪家涨得快、谁能给投资人更高的收益承诺等。后来，很多平台的注意力并不在风控上，而是更关注怎么上市：只要能做大规模，投资收益比较高，就会有更多人进来，如果能上市又会获得更多资金。
平台轻视风控，又让嗅到气息的借款人大批涌入，出现了多头借贷等问题。有些地方还专门形成了微信群/QQ群，相互分享如何借款不还的经验，甚至不少人干脆认为互联网平台的钱不用还，慢慢形成这样一种文化。2014-2015年都是每年新增2000多家平台，最后累计数量达五、六千家，很多平台已经异化成“庞氏骗局”。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监管部门缺位直到2015年7月，十部委出台《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了网贷平台应该是信息中介。但是跟这些平台沟通发现，他们更多关注“备案制”，把上述指导意见理解成高层的本意是继续鼓励发展，只需要备案即可，无需金融牌照。因此，个体网络借贷继续快速增长，2015年底发生的“易租宝事件”，整个行业仍然当成个案。2016年8月，相关部门出台《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当年10月开始专项整治，直到2017年8月“一个意见、三个指引”的监管框架出来，互联网金融平台总体上还是进入的更多，认为市场还有希望。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到平台可能难以持续。一个比较重要的信号是监管部门对备案一再延期，2018年6月监管部门再次宣布备案延期时，市场上的看法开始变化。
2018年6月以后，个体网络借贷平台不断“爆雷”，多地开始取缔，平台资金净流出的状况再也没有改变，市场走向衰落。
复盘出新知
如今回首这段历史，中国在发展个体网络借贷方面显得“先天不足”，和英美等发达国家相比，也至少有四点不同。
第一，征信体系不完善。英美等国的网络借贷都有很好的征信体系支撑，但网络借贷至今仍未被纳入中国的征信体系。
第二，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与英美等国非常完备的信息披露制度相比，中国的网络借贷一直没有备案，导致信息披露到底怎么执行、谁应该被惩罚等都不是很清晰，信息披露制度很不健全。
第三，投资人差异。中国以个体投资人为主，群体抗风险能力非常弱，网贷之家曾有调查显示，中国大部分投资人为80后，投资经验有限，抗风险能力和收入也都较低。在英国，投资人年龄一般在35岁以上，美国则主要是机构投资人和合格投资人，二者均有较丰富的投资经验，可以承受风险。
第四，信用文化缺失。中国有不少借款人结群讨论如何不还款、怎样对付平台的电话催收等，信用意识非常薄弱。
假如时光可以倒流，有没有可能不让那么多投资人的资金追不回来呢？我们不妨从三个时间点做如下假设：
整个市场2016年还在往上增长时，其实已经知道大部分平台的经营模式不可持续。假如在那时果断处置，明确仅有优质平台可以存活，同时建立一个信息系统，至少也可以保证：即便平台倒了，也不意味着借款人的债务就此消失。
假如2013年看到普惠金融的价值，同时推进征信的基础设施建设，情形可能也会不一样。其实央行一直有相关计划，当时已经在上海成立了互联网金融的征信平台，计划经过一段时间运行后，再接回央行的征信系统。征信平台成立之初接入了300多家互联网金融平台，但在执行过程中遇到接入标准等困难，加上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互联网金融”让热潮加快到来，使得推进征信系统似乎显得不支持互联网金融发展。总之，由于种种原因推进征信工作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再假如2007年拍拍贷刚成立之际，如果拍拍贷作为第一家个体网络借贷在成立时就被纳入监管，是不是整个故事会重写？
经验与教训
这些“假如”当然都不可能实现，但这些过去折射出的大趋势，以及可以给未来提供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个人抛砖引玉总结三点：
第一，数字技术和金融相结合的大趋势没有发生变化。因此，不能基于过去这段时间个体网络借贷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而“因噎废食”。在今年的新冠疫情中，数字金融就发挥了灾害稳定器的作用：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互联网银行在灾害阶段给小微企业的贷款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这有利于小微企业维持现金流。而且，中国的财富管理市场还是一片蓝海，数字技术跟财富管理相结合非常值得期待。事实上，经过网络借贷的起伏历程，传统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也看到了这样的大趋势，正在加速数字化转型。
第二，互联网金融的业务本质还是金融。不管它被称为金融科技、科技金融或者数字金融，业务本质都是金融，必须有明确的准入门槛，金融创新要非常谨慎，个体网络借贷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教训就在于此。
关于准入门槛，个人认为应该至少包含三点要求：
一是“持牌”，既然是做金融业务，就要对老百姓的钱负责，一定要持牌。持牌主体可以是已有持牌机构，也可以是新机构。“监管沙盒”如果成功进入市场，就应该以持牌作为标准。
二是“财”，如果做金融创新，相应机构应该有雄厚的实力，一旦发生风险能够保护投资者，因此在实缴资本金方面要有所表现，不能出现大批“空手套白狼”的机构。
三是“才”，人才培养和资格认证也非常重要。在个体网络借贷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大量高精尖人才进入。我们曾根据智联招聘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个体网络借贷平台2016年前后的招聘需求以大专生为主，人员主要服务于地推而并非风控。
前述发展历程显示，数字金融创新的人才一要懂技术，二要能明白金融规律，三要对于整个国家大势的判断要有经验。比如2015年7月出台的政策文件，明确了网络借贷应该是信息中介，但当时大部分平台是信用中介，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风险。
第三，中国的金融科技领域走在创新前沿，配套的制度要跟上。过去，中国的金融业务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主要是把发达国家已经实践成熟的业务模式做中国化改造。如今，在金融科技领域，中国没有明确的“老师”可以学，没有案例可以参考，这其中会有很多经验教训。
一要避免盲目求新。2015年有很多地方鼓励发展互联网金融，也给了很多优惠政策，但对于当地是否具备相应的基础设施并没有进行专门研究。现在看到区块链成为新的技术焦点，各地也出现了很多培育区块链的政策，但是那些企业是否具有相应的技术实力需要判别。
二是建议用监管试点或者“监管沙盒”来帮助识别创新。如果在新业务模式出来之初，就让企业和监管机构一起，在相对较安全的环境中去测试其业务模式，判断商业是否可持续，就可以帮助识别出创新的价值大小。央行科技司已经在推动相应工作。
三是监管科技的相应发展也非常重要。如果经过初步实验和识别，发现创新有价值，新的业务模式进入市场以后，自然还需要穿透式的监管或者是科技监管来进行管理。
四是媒体环境也是培育好创新的重要环节。在个体网络借贷发展过程中，媒体讨论最初支持和发对声相对比较平衡，但后来变成一边倒的支持，等到出事之后又一边倒地讨伐。新业务的优劣需要自由充分地讨论，才能帮投资者传递更全面的信息。
最后，对于创新业务的态度，既要包容和鼓励，也要有规划和业务指引。对于个体网络借贷，欧美早就明确了这是一项小众业务，对于其市场规模、市场份额有一个基本看法。中国对区块链等新领域的未来有很多期待，在鼓励发展的同时，监管部门更需要思考我们还缺什么、最合适发展的模式是什么、有哪些风险、该怎么发展等问题。有了这些规划和业务指引，剩下的就让市场、媒体、监管部门、业界去充分尝试。
总之，个体网络借贷过去这些年的发展过程中有很多收获，也有很多令人唏嘘的事情。如果可以从过往中获得有益的经验和教训，让好的平台继续成长，个体网络借贷未来还将获得好的发展。
国家发展研究院官方微信
Copyright© 1994-2012 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65075号-1
保留所有权利，不经允许请勿挪用
-
首页
-
沈艳：个体网络借贷的兴衰与思考
发布日期：2020-05-16 03:43 来源：
题记：本文根据国发院教授、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沈艳4月5日在北大数字金融系列公开课讲座整理，本讲也是国发院在线公开课第五讲。个体网络借贷即P2P借贷，P2P是peer to peer lending或peer-to-peer的缩写，意即个人对个人或伙伴对伙伴，又称点对点网络借款。在中国数字金融的发展历程中，个体网络借贷从萌芽、繁荣、暴发式增长到爆雷的过程，有不少值得回顾和总结的经验及教训。
从数据看数字金融市场变迁
我们首先通过四张图来回顾中国数字金融2012年至今的变迁。
第一张图：平台数回落至2013年初。（数据来源：网贷之家）
如图显示，正常运营的个体网络借贷平台（深蓝线）先升后降，从2012年的150家到2015年的3433家达到顶峰，之后就逐步下降到2019年底的344家，几乎回落到2013年初的水平。累计运行的平台数即曾经出现过的平台数（蓝色斜线），也明显地呈现为先上升后趋于平缓。两线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表明有不少平台逐渐在退出。数据证实，截至2019年底约有95%的平台退出市场。
第二张图：个体网络借贷的交易额降至2015年初。个体网络借贷的交易额在2014年初至2019年10月这段时间，整体上也是先增长后回落，峰值出现在2017年上半年，然后回到与2015年初相当的水平。
第三张图：待还余额停留在2016年中的水平。待还余额是平台尚未还给投资人的金额。随时间变化，出借人（橙色柱状）、借款人（灰色柱状）和待还余额（蓝色线）三者的变化反映出：1.三者都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2.在交易规模达到顶点之前，借款人数少于出借人数，之后则相反；
3.交易额在2019年底回到2013年初的水平，但是待还金额还保留在2016年中水平，可见不少个体网络借贷平台退出后，其待还余额不再下降，意味着很多投资人的资金很难收回。第四张图：媒体情绪变化情况。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根据所有涉及金融科技的报道，观察到2013-2019年媒体报道中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比重变化。红色虚线代表情绪中性，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在2015年上半年之前，媒体的正面和负面情绪占比总体上比较接近。2015年4月之后媒体报道非常狂热，一直持续到2016年8月监管政策出台前。监管政策正式出台后媒体情绪一路向下，2018年7月底媒体报道的负面情绪占主导，当时正好各种“爆雷”事件频发。所谓的“爆雷”，一般指的就是P2P平台未能偿付投资人的本金利息，平台停业、清盘、法人跑路、平台失联、倒闭等事件发生。
回顾完2012年以来个体网络借贷的发展概况，下面我想着重探讨三个问题：
1. 为什么立志为普惠金融做贡献的创业者抱着热情冲进市场，会最终黯然离场？
2. 从监管的角度看，同样有包容和鼓励创新的政策，移动支付相当成功，为什么个体网络借贷出现严重的负面效应？
3. 这段历史对未来的金融创新有什么借鉴？
对此，我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展开探讨：一是个体网络借贷的发展背景，二是个体网络借贷的发展历程，三是复盘求新知，假如时光倒流最应该改变什么，四是经验和教训总结。
个体网络借贷的发展背景
个体网络借贷发展的最大背景就是资金端和资产端存在矛盾。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21世纪初的中国普通老百姓越来越富有，中产阶级人数接近欧洲的总人口，因此多元化投资理财的诉求上升。与此同时，正规金融服务偏向大企业和高净值客户，70%以上的中小企业、农户和城市低收入家庭无法得到足够、恰当的金融服务。
借贷当中最主要的风险是信用风险。信用风险包括两种：一种是事前风险，属于逆选择风险，即越不应该借钱（还钱能力低）的人越想借，另一种是事后风险，属于道德风险，即借钱之后不想还。
逆选择风险的典型案例之一，是莎士比亚的名著《威尼斯商人》的借款故事：商人安东尼奥有个朋友叫巴萨尼奥，是个纨绔子弟，欠了安东尼奥很多钱。再次找安东尼奥借钱，他说我欠了你很多钱，反正现在也还不上，但我有个经验，如果我射了一支箭找不到，就往同一方向再射一支，也许两支就能一起找回。所以，如果你再借3000英镑给我去追求富家小姐鲍西亚，如果成功，之前的钱我就都能还上。越没有能力还钱就越要借钱，这是一个很生动的例子。
关于道德风险，中国自古有“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说法，但是个体网络借贷时代出现了另一种声音：“凭本事借的钱，为什么要还”。所以一旦借完钱，借贷双方的关系就出现了微妙变化，债主开始担心借款人不还钱。
传统金融系统对于防范这两种风险都有相应手段。针对逆选择的风险，主要是通过事前尽职调查和相应的审批。针对道德风险，也有四种方案：一是司法保障，不还钱可起诉；二是隐性或显性担保；三是抵押，一旦欠款人不还钱，借款人可处理抵押品；四是风险保证金。
虽然有这些安排，实际操作中还是有很多困难，个体借贷的风控成本很高，不仅借出去的钱难收回，很容易产生呆账、坏账，而且出借人也容易因催账不当而背负恶名。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了新希望，同样的信用风险有了新的对策。
从事前风险角度来讲，通过大数据风控可以降低逆选择风险。某互联网银行的工作人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位出租车司机从多家平台都借到了钱，但是他们利用大数据研究了他的手机使用习惯后，发现他不适合借贷而没有放款。
从事后风险角度来讲，也有很多新手段避免道德风险。当个体网络贷款金额很小，出现欠账时去地方法院起诉非常不现实，因为成本相对高，有了互联网法院后，由于个人信用分甚至个人隐私都可以成为抵押品，如果不还钱个人隐私照片甚至都会被放到网上。
互联网车贷中还有一种创新方法，抵押车的车主在贷款后可以把车开走，但是平台会用GPS跟踪抵押车辆，车主不还钱，平台依然可以找到车。这样一来，平台节省了存放车辆的成本，车主虽然抵押了车但正常还款情况下还可以继续使用。
这都反映出，各种新技术以更多的信息和更有效率的技术，帮助借贷平台极大减少信息不对称，以更低的成本连接起借贷双方。
个体网络借贷的发展历程
从国际实践来看，2005年起就有了个体网络借贷的实践，以第一家在英国成立的Zopa为代表。Zopa是“Zone of possible Agreement”的缩写，即“可达成协议区”。Zopa的创始人有一次向银行借钱才发现，自己存款时的利率几乎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然而银行贷款有很高的利率，这中间有个巨大鸿沟，他就想设立一个区域，让出借人和借款人直接见面，双方约定利率、期限以及风险承担方式。
这个模式其实对传统银行业有颠覆性，银行作为金融活动中的中介机构作用会淡化甚至消失，这听起来非常理想，愿望是消除银行的剥削。
2006年美国的第一家个体网络借贷实践是Prosper，定位为“贷款的eBay模式”，类似于网上拍卖形式。2007年又出现了第一家网络贷款注册成债券的平台LendingClub，也就是说，从LendingClub上发放的每一笔贷款，都对应为一个债券。
不管具体形式差异如何，Zopa、Prosper和LendingClub有两个共同点：一、业务运作纯线上；二、平台不承担风险，风险由借贷双方来商议决定，借贷双方互相有了君子协定各自执行、愿赌服输就好，平台只是提供撮合赚取信息中介服务费。
新模式也为解决中国借贷矛盾带来了崭新视角。回看国内，中国发展个体网络借贷的条件看起来也已经具备：
一是技术，2000年以来数据收集及相关技术有很多进步。
二是设备，移动终端不断普及，2013年12月网民达6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5.8%，今天网民达8.5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62%。移动终端的普及让互联网借贷设备端的成本大大降低。
三是资金，不仅普通人有旺盛的理财需求，而且风投机构对于个体网络借贷平台发展也非常看好，2014年，平均每家个体网络借贷平台可获得约2000万元美元风投资金，拍拍贷当年更是获得50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
四是人才，得益于中国高等教育长足进步，金融数字化转型方面的人才储备充足。
五是场景，中国加入全球产业链，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服务的新场景也存在。
似乎万事俱备，只要有政策，中国的个体网络借贷就可以发展起来。
2006年，孟加拉国的尤努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源于他创立的格莱珉银行为普惠金融创新做出的贡献。格莱珉银行的客户是穷人，提供的是无抵押贷款，创造了穷人不需要抵押也能获得贷款的模式。
中国个体网络借贷领域的创业者，最初大都受到尤努斯的启发，包括2006年的宜信、2007年的网络借贷平台拍拍贷。拍拍贷的三位创始人是上海交大校友，最初模式和国外的个体网络借贷有两点相同：第一是纯线上，不做线下业务；第二是不承诺本息偿付，是纯粹的信息中介。
2009年，红岭创投出现，其初衷是希望支持一批企业或是个人做创业项目，但后来发现支持企业有难度。不过，红岭创投的特点由此突显出来了，做了很多大单。
2010年人人贷创立，创始人是北大和清华的高材生，业务重点定位于高成长人群。
2012年之后，各种所有制和背景的平台不断涌现，包括宜信旗下的宜人贷，陆金所旗下的平安集团，还有国有公益性质的开鑫贷等。
随着个体网络借贷发展，高层越来越重视，人们也对个体网络借贷有非常美好的期待：一方面希望推动普惠金融。“普”是希望有更多人可以获得资金，“惠”是希望用比较便宜的价格获得资金，不用承担年化50%甚至更高的利率；另一方面希望个体网络借贷可以实现商业可持续。再有一点，希望个体网络借贷能助力利率市场化，通过市场化运作慢慢找出未来市场化均衡的利率。
2013年余额宝上线，一周时间内注册用户数就达100万，一下吸引了广大投资人的注意，互联网理财由此进入公众视野，2013年也常被称为互联网金融元年。
2014年的标志性事件，即互联网金融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而且采取了非常鼓励的态度。
2015年，各地陆续推出互联网金融政策，并进行简政放权以及商事制度等改革。商事制度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公司的注册资本从“实缴”改为“认缴”，同时取消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政策松绑意味着有更多平台在2015年以后有条件涌入原本比较小众的个体网络借贷市场，于是催生了其暴发式增长态势。
大批平台的涌入，也使原本美好的故事慢慢变味、异化。比如拍拍贷最初只是信息中介，实行直接融资模式，但是普通人识别平台好坏比较消耗精力，投资人也一直习惯于刚性兑付，不愿意承担借款人万一不还款的风险，红岭创投于是推出平台担保，假如借款人不还钱，由平台代还。这样一来，网络借贷的风险就集中到了平台。
当然，大多数平台不是直接全部担保，而是将投资标的拆标，拆标之后高中低风险搭配，虽然仍有一定风险，但可以实现投资者的预期收益为正。
这在执行过程中也有困难：第一，投资人的资金如果过于小额分散，一笔一笔去投资，成本太高。第二，平台为提高投资人的体验，经过授权后可以代投资人自动投标。而为进一步解决支付通道成本问题，又把投资人的各笔投资打包，一次性支付，渐渐形成资金池。第三，投资和借贷的期限往往不匹配，借款人往往希望借较长期间，投资人往往有点闲钱就想投进来，随时需要又取回去用，投资期限较短。为了解决“投短借长”的问题，平台开始出现滚动募资，走向影子的信用中介模式。
大批平台涌入也导致竞争变得激烈，投资人开始比较哪家涨得快、谁能给投资人更高的收益承诺等。后来，很多平台的注意力并不在风控上，而是更关注怎么上市：只要能做大规模，投资收益比较高，就会有更多人进来，如果能上市又会获得更多资金。
平台轻视风控，又让嗅到气息的借款人大批涌入，出现了多头借贷等问题。有些地方还专门形成了微信群/QQ群，相互分享如何借款不还的经验，甚至不少人干脆认为互联网平台的钱不用还，慢慢形成这样一种文化。2014-2015年都是每年新增2000多家平台，最后累计数量达五、六千家，很多平台已经异化成“庞氏骗局”。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监管部门缺位直到2015年7月，十部委出台《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了网贷平台应该是信息中介。但是跟这些平台沟通发现，他们更多关注“备案制”，把上述指导意见理解成高层的本意是继续鼓励发展，只需要备案即可，无需金融牌照。因此，个体网络借贷继续快速增长，2015年底发生的“易租宝事件”，整个行业仍然当成个案。2016年8月，相关部门出台《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当年10月开始专项整治，直到2017年8月“一个意见、三个指引”的监管框架出来，互联网金融平台总体上还是进入的更多，认为市场还有希望。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到平台可能难以持续。一个比较重要的信号是监管部门对备案一再延期，2018年6月监管部门再次宣布备案延期时，市场上的看法开始变化。
2018年6月以后，个体网络借贷平台不断“爆雷”，多地开始取缔，平台资金净流出的状况再也没有改变，市场走向衰落。
复盘出新知
如今回首这段历史，中国在发展个体网络借贷方面显得“先天不足”，和英美等发达国家相比，也至少有四点不同。
第一，征信体系不完善。英美等国的网络借贷都有很好的征信体系支撑，但网络借贷至今仍未被纳入中国的征信体系。
第二，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与英美等国非常完备的信息披露制度相比，中国的网络借贷一直没有备案，导致信息披露到底怎么执行、谁应该被惩罚等都不是很清晰，信息披露制度很不健全。
第三，投资人差异。中国以个体投资人为主，群体抗风险能力非常弱，网贷之家曾有调查显示，中国大部分投资人为80后，投资经验有限，抗风险能力和收入也都较低。在英国，投资人年龄一般在35岁以上，美国则主要是机构投资人和合格投资人，二者均有较丰富的投资经验，可以承受风险。
第四，信用文化缺失。中国有不少借款人结群讨论如何不还款、怎样对付平台的电话催收等，信用意识非常薄弱。
假如时光可以倒流，有没有可能不让那么多投资人的资金追不回来呢？我们不妨从三个时间点做如下假设：
整个市场2016年还在往上增长时，其实已经知道大部分平台的经营模式不可持续。假如在那时果断处置，明确仅有优质平台可以存活，同时建立一个信息系统，至少也可以保证：即便平台倒了，也不意味着借款人的债务就此消失。
假如2013年看到普惠金融的价值，同时推进征信的基础设施建设，情形可能也会不一样。其实央行一直有相关计划，当时已经在上海成立了互联网金融的征信平台，计划经过一段时间运行后，再接回央行的征信系统。征信平台成立之初接入了300多家互联网金融平台，但在执行过程中遇到接入标准等困难，加上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互联网金融”让热潮加快到来，使得推进征信系统似乎显得不支持互联网金融发展。总之，由于种种原因推进征信工作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再假如2007年拍拍贷刚成立之际，如果拍拍贷作为第一家个体网络借贷在成立时就被纳入监管，是不是整个故事会重写？
经验与教训
这些“假如”当然都不可能实现，但这些过去折射出的大趋势，以及可以给未来提供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个人抛砖引玉总结三点：
第一，数字技术和金融相结合的大趋势没有发生变化。因此，不能基于过去这段时间个体网络借贷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而“因噎废食”。在今年的新冠疫情中，数字金融就发挥了灾害稳定器的作用：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互联网银行在灾害阶段给小微企业的贷款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这有利于小微企业维持现金流。而且，中国的财富管理市场还是一片蓝海，数字技术跟财富管理相结合非常值得期待。事实上，经过网络借贷的起伏历程，传统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也看到了这样的大趋势，正在加速数字化转型。
第二，互联网金融的业务本质还是金融。不管它被称为金融科技、科技金融或者数字金融，业务本质都是金融，必须有明确的准入门槛，金融创新要非常谨慎，个体网络借贷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教训就在于此。
关于准入门槛，个人认为应该至少包含三点要求：
一是“持牌”，既然是做金融业务，就要对老百姓的钱负责，一定要持牌。持牌主体可以是已有持牌机构，也可以是新机构。“监管沙盒”如果成功进入市场，就应该以持牌作为标准。
二是“财”，如果做金融创新，相应机构应该有雄厚的实力，一旦发生风险能够保护投资者，因此在实缴资本金方面要有所表现，不能出现大批“空手套白狼”的机构。
三是“才”，人才培养和资格认证也非常重要。在个体网络借贷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大量高精尖人才进入。我们曾根据智联招聘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个体网络借贷平台2016年前后的招聘需求以大专生为主，人员主要服务于地推而并非风控。
前述发展历程显示，数字金融创新的人才一要懂技术，二要能明白金融规律，三要对于整个国家大势的判断要有经验。比如2015年7月出台的政策文件，明确了网络借贷应该是信息中介，但当时大部分平台是信用中介，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风险。
第三，中国的金融科技领域走在创新前沿，配套的制度要跟上。过去，中国的金融业务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主要是把发达国家已经实践成熟的业务模式做中国化改造。如今，在金融科技领域，中国没有明确的“老师”可以学，没有案例可以参考，这其中会有很多经验教训。
一要避免盲目求新。2015年有很多地方鼓励发展互联网金融，也给了很多优惠政策，但对于当地是否具备相应的基础设施并没有进行专门研究。现在看到区块链成为新的技术焦点，各地也出现了很多培育区块链的政策，但是那些企业是否具有相应的技术实力需要判别。
二是建议用监管试点或者“监管沙盒”来帮助识别创新。如果在新业务模式出来之初，就让企业和监管机构一起，在相对较安全的环境中去测试其业务模式，判断商业是否可持续，就可以帮助识别出创新的价值大小。央行科技司已经在推动相应工作。
三是监管科技的相应发展也非常重要。如果经过初步实验和识别，发现创新有价值，新的业务模式进入市场以后，自然还需要穿透式的监管或者是科技监管来进行管理。
四是媒体环境也是培育好创新的重要环节。在个体网络借贷发展过程中，媒体讨论最初支持和发对声相对比较平衡，但后来变成一边倒的支持，等到出事之后又一边倒地讨伐。新业务的优劣需要自由充分地讨论，才能帮投资者传递更全面的信息。
最后，对于创新业务的态度，既要包容和鼓励，也要有规划和业务指引。对于个体网络借贷，欧美早就明确了这是一项小众业务，对于其市场规模、市场份额有一个基本看法。中国对区块链等新领域的未来有很多期待，在鼓励发展的同时，监管部门更需要思考我们还缺什么、最合适发展的模式是什么、有哪些风险、该怎么发展等问题。有了这些规划和业务指引，剩下的就让市场、媒体、监管部门、业界去充分尝试。
总之，个体网络借贷过去这些年的发展过程中有很多收获，也有很多令人唏嘘的事情。如果可以从过往中获得有益的经验和教训，让好的平台继续成长，个体网络借贷未来还将获得好的发展。
访问学者申请
EMAIL
北京大学
ENGLI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