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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淼杰：中国对外贸易的奇迹：40年开放强国之路
发布日期：2019-03-18 12:04 来源：
从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实践。到现在，已经有40年了。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经济持续保持平均每年高达8%左右的经济增速，这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是比较罕见的。中国也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农业国家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货物出口国、第二大货物进口国、第二大服务贸易大国。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开放大国。同时，中国也从最不发达国家晋升为中高收入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有望在近年内达到1.2万美元，成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毋庸置疑，短短40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特别是通过对外开放，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实现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奇迹”，从而大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走出一条强国之路。
为什么说中国对外贸易是一个奇迹
过去40年，不论是对外贸易、双向直接投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还是其他国际经济合作项目，中国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具体地，2017年，中国的对外货物贸易总额达4.10万亿美元，占全球外贸总额的11.5%，全球排名第一。这相对于4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210亿美元外贸总额，增长了196倍。其中，对外货物贸易出口2.26万亿美元，占全球出口总额的12.8%，全球排名第一；对外货物贸易进口1.84万亿美元，占全球出口总额的10.2%，全球排名第二。货物贸易占GDP的外贸依存度为33.6%。同时，中国的服务货物贸易总额达6905亿美元，占全球外贸总额的6.7%，全球排名第二，相对于4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40亿美元服务外贸总额，增长了约172倍。
40年改革开放造就中国外贸奇迹。这也可以从中国的国际合作发展情况来看。第一，2017年，中国利用外资总额达到1363亿美元，占世界利用外资总额的9.5%，排名全球第二，比改革开放之初增长了近40倍。同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582亿美元，占世界利用外资总额的9.9%，排名全球第二，比改革开放之初增长了55倍。此外，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为1685亿美元，对外劳务合作派出总人数达到52.2万人。所有这些指标都清楚地表明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是世界外贸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40年：从广度开放、深度开放走向全面开放
笔者以为，我国对外开放的40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广度开放、深度开放以及全面开放。从1978年到2001年，我国的开放属于广度开放阶段，主要体现在各种经济特区、经开区、工业园区、高新区乃至出口加工区的设立。在这个阶段，主要特点为各种园区从沿海向内地的点—线—面的推进，其更多的是属于一种“粗放式”强调量上的开放；国家在对外贸易政策上，主要是从改革开放之前的进口替代战略改为出口导向发展模式。
我国对外开放实践的第二个阶段是从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前的这个时段。这个阶段中国的对外开放实践可以概括为深度开放。在这个阶段中，一方面，加入世贸使得我国出口品面临着更大的出口市场、更多的出口机会；另一方面，因为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下降，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又使得外需疲软，原来以出口劳力密集型产品为主要特征的出口导向模式受到很大的挑战。国家通过设立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行新经济体制试点试验改革，努力提升产品特别是出口品质量，同时继续减低关税、推进贸易自由化来发展经济。这个阶段的发展模式，主要是体现为“集约式”的强调质上的开放；国家在对外贸易政策上，主要是从原来强调出口导向发展模式改为贸易自由化战略。
我国对外开放实践的第三个阶段则是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后所强调的推进全面开放新阶段。当前国际上逆全球化思潮抬头，有些国家甚至推行贸易霸权主义，实施贸易保护政策，从而导致经贸全球化面临重大挑战。为努力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推动全球经济合作互利共赢，党的十九大特别强调了“推进全面开放新格局”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到目前为止，全面开放主要是要做好三个工作：扩大进口、建设自由贸易港以及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这三项工作都是推进贸易全球化的关键工作。
40年对外开放实践的几个关键点
相对于40年对外开放的三个阶段，我们也可从以下方面来探讨40年对外开放的伟大实践。首先是改革开放之前所采取的进口替代战略。进而是改革开放以来，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大力推行出口导向战略。再次，随着逐渐融入全球经济，贸易自由化战略和WTO效应显现。接着将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讨论深度开放。最后，理解新时期全方位开放战略下的一些政策影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进口替代战略到出口导向战略
本书的第一篇主要讨论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所采用的进口替代战略以及相关替代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就中国外贸40年做个概括性的描述，探讨中国外贸发展如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中国自1978年实施经济改革以来，已在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在经济改革后转向采纳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采用“双轨制”改革为陈旧的资本密集型工业提供了暂时的保护。此类渐进式改革实现了帕累托最优且容易付诸实施。政府在提供产业甄别和方便经济结构升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成功开展经济结构转型和制造业升级也为城乡地区的工人们创造了更多的新就业机会。因此，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减少。在这个阶段的30年间，中国从一个最不发达国家成长为一个中高收入国家，从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的奇迹。
自1992年宣布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一直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家推行的出口导向战略。那么如何理解国际贸易与出口导向战略的关系？出口导向战略又是如何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呢？本书的第二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回应。如《中国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一文指出，中国当前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是由中国当前人口特征和低城市化水平所决定的必然选择。低人口抚养比和低城市化率共同造成大量的劳动力供给和工资收入缓慢增长，这两种因素又进一步导致了资本的快速积累和制造业的飞速发展。然而这两种因素也决定了较小的国内市场，因此市场出清的唯一途径就是出口。利用2010年交易层面的高度细化数据对中国加工贸易进行全面分析，可见自由贸易区是推动加工贸易发展的重要工具。《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之谜：加工贸易的作用》则通过对2000—2005年海关数据的分析表明，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可能比非出口企业低，是由中国大量的加工贸易企业所导致的。因此，将加工贸易与非加工贸易区分开对于正确理解中国出口企业的表现至关重要。《国家级开发区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使用中国2000—2005年包括企业层面的数据、产品层面的海关进出口数据和开发区的三套高度细化的微观数据，研究发现国家级开发区的设立对区内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有显著的正面作用。
贸易自由化与WTO效应
1994年中国仅为WTO的观察员国，为尽快加入WTO，在三年内大幅度地减低进口关税。进口关税从35%快速降到17%左右。2001年底中国成功加入WTO，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第143个国家，并继续大力推行贸易自由化战略。本书第三篇将从不同角度讨论贸易自由化如何提升企业生产率，又对企业利润率以及企业创新有什么影响。具体地，利用2000—2006年高度细化的贸易数据和企业生产数据，研究进口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减免如何影响参与贸易的大型中国企业的生产率，可见其对企业生产率提升的正向影响，且影响力度会随着企业加工贸易进口份额的增大而减小。总体上，相对于最终品关税减免，进口中间品关税减免对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更大；但对于不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相反的结论成立。同时，利用我国2000—2007年规模以上制造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最终品进口自由化对本国纯内销企业利润率的影响。此外，《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和企业研发》在研究中间品关税下降对进口企业研发的影响时，发现中间品关税的下降提高了企业的研发水平。
全球金融危机下的深度开放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全球经济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遭受到明显的负面影响。各主要发达经济体外需疲软，原来主要依靠出口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已不再可行。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企业也面临着严重的信贷约束。同时，国家自2005年7月开始采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总体升值。中国的出口模式也从简单地依赖于低工资的成本优势转向努力提升出口品的质量。中国的对外开放进程也逐步地从之前的“广度开放”转向“深度开放”。本书的第四篇讨论全球金融危机下的深度开放，具体包括：人民币升值如何影响出口企业决策；汇率变动对加工贸易企业国内附加值比的影响；在“银行—企业”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国内企业和出口企业的信贷约束如何产生；汇率变动对异质性出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影响机制，尤其是汇率对贸易服务型投资的“出口传导”效应。《人民币升值对出口质量的提升效应》一文发现了汇率变动影响企业决策的新渠道，同时也表明竞争强度是质量升级的重要决定因素。
全方位开放战略的政策建议
面对外需低迷、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国对外开放也进入深水区。2017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大上，中央提出了“全面推进开放新格局”的战略构想。本书的第五篇也是最后一篇着力于对全方位开放战略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例如，《对外改革，对内开放，促进产业升级》提出“对外改革，对内开放”。指出新世纪以来，国际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保证产业升级得以继续，企业生产率继续提升，应该赋予改革开放政策以新的时代内涵，由“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向“对外改革，对内开放”转变。对外改革，开发新的贸易伙伴，降低对少数几个发达国家的贸易依存以分散系统化风险，同时加快建设同周边国家的自由贸易区、调整加工贸易模式。对内开放，破除各地区的贸易壁垒，放开各要素市场，进一步开放产品市场。通过“对外改革，对内开放”政策，为产业升级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在过去的40年间，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贸易和投资，主要集中在降低进口关税、建设区域间自由贸易区、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开放自由贸易试验区、简政放权、提供土地和税收等优惠、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它们带动了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提高了消费者的福利，并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未来我国在区域间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为积极应对逆全球化的挑战，在国际经贸关系中保持主动地位，中国准备在现有保税港区和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探索建设开放程度和自由程度更高的自由贸易港。全书的最后深入讨论了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动因与路径。自由贸易港是全球的货物、人才、资本的汇集地，中国应该对标国际经验，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的具体路径，希望在货物贸易便利度、人员流通自由度以及金融开放度三个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本文整理自余淼杰教授新书《中国对外贸易的奇迹：40年开放强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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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淼杰：中国对外贸易的奇迹：40年开放强国之路
发布日期：2019-03-18 12:04 来源：
从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实践。到现在，已经有40年了。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经济持续保持平均每年高达8%左右的经济增速，这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是比较罕见的。中国也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农业国家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货物出口国、第二大货物进口国、第二大服务贸易大国。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开放大国。同时，中国也从最不发达国家晋升为中高收入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有望在近年内达到1.2万美元，成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毋庸置疑，短短40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特别是通过对外开放，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实现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奇迹”，从而大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走出一条强国之路。
为什么说中国对外贸易是一个奇迹
过去40年，不论是对外贸易、双向直接投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还是其他国际经济合作项目，中国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具体地，2017年，中国的对外货物贸易总额达4.10万亿美元，占全球外贸总额的11.5%，全球排名第一。这相对于4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210亿美元外贸总额，增长了196倍。其中，对外货物贸易出口2.26万亿美元，占全球出口总额的12.8%，全球排名第一；对外货物贸易进口1.84万亿美元，占全球出口总额的10.2%，全球排名第二。货物贸易占GDP的外贸依存度为33.6%。同时，中国的服务货物贸易总额达6905亿美元，占全球外贸总额的6.7%，全球排名第二，相对于4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40亿美元服务外贸总额，增长了约172倍。
40年改革开放造就中国外贸奇迹。这也可以从中国的国际合作发展情况来看。第一，2017年，中国利用外资总额达到1363亿美元，占世界利用外资总额的9.5%，排名全球第二，比改革开放之初增长了近40倍。同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582亿美元，占世界利用外资总额的9.9%，排名全球第二，比改革开放之初增长了55倍。此外，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为1685亿美元，对外劳务合作派出总人数达到52.2万人。所有这些指标都清楚地表明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是世界外贸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40年：从广度开放、深度开放走向全面开放
笔者以为，我国对外开放的40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广度开放、深度开放以及全面开放。从1978年到2001年，我国的开放属于广度开放阶段，主要体现在各种经济特区、经开区、工业园区、高新区乃至出口加工区的设立。在这个阶段，主要特点为各种园区从沿海向内地的点—线—面的推进，其更多的是属于一种“粗放式”强调量上的开放；国家在对外贸易政策上，主要是从改革开放之前的进口替代战略改为出口导向发展模式。
我国对外开放实践的第二个阶段是从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前的这个时段。这个阶段中国的对外开放实践可以概括为深度开放。在这个阶段中，一方面，加入世贸使得我国出口品面临着更大的出口市场、更多的出口机会；另一方面，因为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下降，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又使得外需疲软，原来以出口劳力密集型产品为主要特征的出口导向模式受到很大的挑战。国家通过设立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行新经济体制试点试验改革，努力提升产品特别是出口品质量，同时继续减低关税、推进贸易自由化来发展经济。这个阶段的发展模式，主要是体现为“集约式”的强调质上的开放；国家在对外贸易政策上，主要是从原来强调出口导向发展模式改为贸易自由化战略。
我国对外开放实践的第三个阶段则是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后所强调的推进全面开放新阶段。当前国际上逆全球化思潮抬头，有些国家甚至推行贸易霸权主义，实施贸易保护政策，从而导致经贸全球化面临重大挑战。为努力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推动全球经济合作互利共赢，党的十九大特别强调了“推进全面开放新格局”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到目前为止，全面开放主要是要做好三个工作：扩大进口、建设自由贸易港以及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这三项工作都是推进贸易全球化的关键工作。
40年对外开放实践的几个关键点
相对于40年对外开放的三个阶段，我们也可从以下方面来探讨40年对外开放的伟大实践。首先是改革开放之前所采取的进口替代战略。进而是改革开放以来，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大力推行出口导向战略。再次，随着逐渐融入全球经济，贸易自由化战略和WTO效应显现。接着将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讨论深度开放。最后，理解新时期全方位开放战略下的一些政策影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进口替代战略到出口导向战略
本书的第一篇主要讨论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所采用的进口替代战略以及相关替代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就中国外贸40年做个概括性的描述，探讨中国外贸发展如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中国自1978年实施经济改革以来，已在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在经济改革后转向采纳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采用“双轨制”改革为陈旧的资本密集型工业提供了暂时的保护。此类渐进式改革实现了帕累托最优且容易付诸实施。政府在提供产业甄别和方便经济结构升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成功开展经济结构转型和制造业升级也为城乡地区的工人们创造了更多的新就业机会。因此，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减少。在这个阶段的30年间，中国从一个最不发达国家成长为一个中高收入国家，从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的奇迹。
自1992年宣布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一直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家推行的出口导向战略。那么如何理解国际贸易与出口导向战略的关系？出口导向战略又是如何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呢？本书的第二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回应。如《中国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一文指出，中国当前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是由中国当前人口特征和低城市化水平所决定的必然选择。低人口抚养比和低城市化率共同造成大量的劳动力供给和工资收入缓慢增长，这两种因素又进一步导致了资本的快速积累和制造业的飞速发展。然而这两种因素也决定了较小的国内市场，因此市场出清的唯一途径就是出口。利用2010年交易层面的高度细化数据对中国加工贸易进行全面分析，可见自由贸易区是推动加工贸易发展的重要工具。《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之谜：加工贸易的作用》则通过对2000—2005年海关数据的分析表明，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可能比非出口企业低，是由中国大量的加工贸易企业所导致的。因此，将加工贸易与非加工贸易区分开对于正确理解中国出口企业的表现至关重要。《国家级开发区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使用中国2000—2005年包括企业层面的数据、产品层面的海关进出口数据和开发区的三套高度细化的微观数据，研究发现国家级开发区的设立对区内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有显著的正面作用。
贸易自由化与WTO效应
1994年中国仅为WTO的观察员国，为尽快加入WTO，在三年内大幅度地减低进口关税。进口关税从35%快速降到17%左右。2001年底中国成功加入WTO，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第143个国家，并继续大力推行贸易自由化战略。本书第三篇将从不同角度讨论贸易自由化如何提升企业生产率，又对企业利润率以及企业创新有什么影响。具体地，利用2000—2006年高度细化的贸易数据和企业生产数据，研究进口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减免如何影响参与贸易的大型中国企业的生产率，可见其对企业生产率提升的正向影响，且影响力度会随着企业加工贸易进口份额的增大而减小。总体上，相对于最终品关税减免，进口中间品关税减免对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更大；但对于不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相反的结论成立。同时，利用我国2000—2007年规模以上制造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最终品进口自由化对本国纯内销企业利润率的影响。此外，《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和企业研发》在研究中间品关税下降对进口企业研发的影响时，发现中间品关税的下降提高了企业的研发水平。
全球金融危机下的深度开放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全球经济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遭受到明显的负面影响。各主要发达经济体外需疲软，原来主要依靠出口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已不再可行。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企业也面临着严重的信贷约束。同时，国家自2005年7月开始采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总体升值。中国的出口模式也从简单地依赖于低工资的成本优势转向努力提升出口品的质量。中国的对外开放进程也逐步地从之前的“广度开放”转向“深度开放”。本书的第四篇讨论全球金融危机下的深度开放，具体包括：人民币升值如何影响出口企业决策；汇率变动对加工贸易企业国内附加值比的影响；在“银行—企业”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国内企业和出口企业的信贷约束如何产生；汇率变动对异质性出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影响机制，尤其是汇率对贸易服务型投资的“出口传导”效应。《人民币升值对出口质量的提升效应》一文发现了汇率变动影响企业决策的新渠道，同时也表明竞争强度是质量升级的重要决定因素。
全方位开放战略的政策建议
面对外需低迷、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国对外开放也进入深水区。2017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大上，中央提出了“全面推进开放新格局”的战略构想。本书的第五篇也是最后一篇着力于对全方位开放战略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例如，《对外改革，对内开放，促进产业升级》提出“对外改革，对内开放”。指出新世纪以来，国际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保证产业升级得以继续，企业生产率继续提升，应该赋予改革开放政策以新的时代内涵，由“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向“对外改革，对内开放”转变。对外改革，开发新的贸易伙伴，降低对少数几个发达国家的贸易依存以分散系统化风险，同时加快建设同周边国家的自由贸易区、调整加工贸易模式。对内开放，破除各地区的贸易壁垒，放开各要素市场，进一步开放产品市场。通过“对外改革，对内开放”政策，为产业升级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在过去的40年间，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贸易和投资，主要集中在降低进口关税、建设区域间自由贸易区、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开放自由贸易试验区、简政放权、提供土地和税收等优惠、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它们带动了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提高了消费者的福利，并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未来我国在区域间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为积极应对逆全球化的挑战，在国际经贸关系中保持主动地位，中国准备在现有保税港区和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探索建设开放程度和自由程度更高的自由贸易港。全书的最后深入讨论了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动因与路径。自由贸易港是全球的货物、人才、资本的汇集地，中国应该对标国际经验，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的具体路径，希望在货物贸易便利度、人员流通自由度以及金融开放度三个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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