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通缩某种程度上是体制转型过程中的一次性事件。不宜把一般通缩与98通缩等价齐观 

    上世纪末中国经济遭遇罕见通货紧缩。1998-1999年经济增长率连续两年低于8%，消费物价和GDP平减指数皆录得负值。2000年一度有回升势头，然而受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影响，次年宏观景气度再次下降。通缩与国企改制交互作用，伴随失业压力加大，内需疲软环境下，经济增长对外需敏感度提升。

    世纪之交的宏观通缩课，对后来宏观分析思维产生了重要而微妙影响。通缩可能自我强化，还会导致严重失业，因而基本教训是应尽最大努力防通缩。通缩时经济增长仰仗外需变动，为宏观分析的“外需中心论”提供微妙心理支持。当时采用的治理产能过剩举措，后来得到延续使用与发展。

    从宏观分析“过犹不及”原则看，通缩无疑是不合意的宏观现象，一般分析通缩危害并无不妥，问题在于，通缩与通胀是宏观经济运行矛盾统一体，判断识别二者风险具有此消彼长“置换”关系。宏观思维如过于夸大通缩危害，或过分强调其发生风险，实际可能会低估通胀发生的可能及其负面影响。

    显示这个倾向的颇具戏剧性事例，是2005年底和2006年初新一轮通胀全面展开前夕，学界仍对通缩忧心忡忡。2005年物价指数有所回落，学界主流观点担忧通缩会再次降临，甚至认为经济已进入通缩。事后看，当时国民经济正在步入新时期增长过热、通胀和资产价格飙升较为严重阶段，印证了朱镕基卸任总理时留下的最担心通胀预言。

    回顾历史，可见98通缩由四重特殊组合因素造成。反思其发生根源，有助于理性认识现阶段中国通缩发生现实风险，更好把握新时期宏观运行“易热不易冷”与宏调政策“治冷难治热”不对称现象的产生条件。

    早先治理通胀措施惯性作用是98通缩直接导因。邓小平南巡推动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经济重新驶入高增长快车道。然而，当时投资规模扩张过猛，货币信贷过度扩张，导致宏观经济领域严重通胀问题。199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16条措施全面治理通胀，1996年GDP增长率趋缓至10%，消费和零售物价也回落到一位数以内。令人遗憾的是，紧缩期经济下行压力以其惯性继续发力，宏观经济逐步滑落入通缩状态。

    国企改革突破等一次性结构变革是98通缩深层根源。上世纪90年代中期治理通胀实践，充分显露原有国企和银行体制不可持续。当时决策层并未回避矛盾，而是把宏观调控与体制改革突破结合起来积极应对。为此设立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四大国有银行坏账，重建财务独立与治理规范的商业银行体制架构。同时以极大勇气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通过“抓大放小”全面推进国企改制。

    当时中国企业利润率处于历史最低点，商业银行转制后企业利润率低下与资本金不足，显著制约信贷融资合理增长，一定程度引入“债务-通货紧缩”压力。国企改革突破对完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具有深远积极影响。不过短期内大量员工“下岗分流”或失业，对总需求产生抑制作用，并在客观上增加通缩压力。

    两次国外危机成为98通缩特殊外部条件。1997年底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对周边国家和经济体出口增速下降。人民币不贬值政策虽对稳定内外形势发挥积极作用，客观上也加剧出口困难，1998年和1999年出口增速分别降到0.5%和6.1%。

    随亚洲危机形势稳定，2000年中国出口增长率回升到27.8%。然而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后陷入经济衰退，受此拖累，2001年中国出口增速再次下降到6.8%低位。

    宏调措施不利于内需增长则是98紧缩政策原因。20世纪90年代后期宏调从紧缩向促进内需转变，总体方针正确有效。不过一些措施不利于防范和治理通缩。例如下调利率偏于保守，到1998年底1年期存贷款管制利率仍在4.77%和6.93%较高水平，用CPI计算全年分月贷款实际利率简单均值高达9%。大幅高于当时工业资本回报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宋国青早就指出这一点。

    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困难限制投资，也客观上不利于市场机制对通缩发挥自发调节作用。

    市场经济下不能排除发生通缩可能性，宏观政策应把防通缩作为目标之一。

    然而也需看到，98通缩是由一系列特殊条件派生的经济史事件，某种程度上是体制转型过程中的一次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