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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公平呐喊者”：新闻网记者专访十佳教师姚洋
发布日期：2006-08-30 06:51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姓名: 姚洋；家庭: 相妻教子，模范丈夫；
社会: 公平呐喊者，《读书》产稿源；
学术: 阿玛蒂亚•森的徒子，亚当斯密的徒孙；
职务: CCER副BOSS，《经济学季刊》大当家；
学生comment: 忧郁的梁朝伟（记者注：因为照片上的姚老师跟著名影星梁朝伟很像），经济中心造~~”在十佳教师的竞选宣传活动中，经济中心的同学们为姚老师打造了上面那个签名档。尽管如此，作为姚老师的学生，我却觉得这些还不足以概括。在我看来，姚老师不仅是个模范丈夫和经济学家，而且将对学生的关心、对学术的执著、对社会的关注，甚至是对生命的热爱融为一体。姚老师曾指导的一位研究生郭凯曾说道：“姚老师的原则性之强和他那温和的态度简直难以匹配”，的确让人疑惑，但是姚老师做到了。
与这位经常前往贫困地区做调查研究、致力于社会公平研究的经济学家的访谈，就在记者怀有的深深的敬仰之情中慢慢展开。
记者：现在PPT（演示文档）在教学中运用很广泛，而您在上课时却一直都在坚持用手写的笔记，为什么呢？
姚老师：这一方面是因为我的打字速度慢，而经济学里面有很多的数学公式和图形，所以还是直接写在黑板上比较快；另外，这样逻辑性强，能够有情景效应，经济学的很多内容都是需要逻辑推导出来的，PPT很难做到这一点。
记者：同学们都普遍认同:上您的课时能收获很多新鲜的知识和观点，甚至您讲的一些看似笑话的东西都能够引起我们很深的思索。您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
姚老师：的确，“发展经济学”课程跟中国现实结合得非常紧密，因为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过程中，自然就产生出源源不断的现象，这些都需要我们经济学家去关注，我们自然也会从中产生一些新的认识。所以在课程中，我不仅要给同学们讲经济学的理论，而且要把课程内容与中国的现实相结合，这样就能让同学们有学习兴趣。特别是，这门课是给本科生开设的，他们刚开始学习经济学，还没有建立经济学的概念，所以我要先教会他们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给研究生上课时就不是这样，而主要是讲论文、做数学推导。
记者：我们知道您主编《经济学季刊》，这个刊物非常严谨专业，在经济学界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您能谈谈做主编的感想吗？
姚老师：主编一份刊物是很费时间的，而要把这事做好就更难，但中国太缺少一些规范的刊物了，所以需要我们做这件事。比如审稿，我们就要给作者提意见，要他修改，一篇文章往往要来回几次，这样一种互动使得我们建立了一个学术社区。而经过这样的互动，大家的水平都能得到提高。
记者：我看过您写的一些书，像《自由、公正和制度变迁》、《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以及您主编《转轨中国－转型时期的社会公正和平等》。我发现您对政治哲学很有研究。
姚老师：其实，中国现在非常需要政治哲学，一般老百姓关心的不是经济学，而是社会的公平公正之类的问题。在这些讨论中，经济学家往往会介入，但由于准备得充分，所以老挨骂。另一方面，我开始研究政治哲学，起因是1998年阿马蒂亚•森获得诺贝尔奖，作为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他同时也从事着政治哲学的研究。
记者：近些年来，由于对市场经济和个人自由的倡导，哈耶克在中国的影响非常大。而您好像不大赞同他的一些观点，所以被人认为是“左派”？
姚老师：其实我不算“左派”。经济学家在其他学者看来都是右派，而我至多是经济学家中的左派，跟阿玛蒂亚•森比较接近，所以算是“中左”，本质上是个罗尔斯式的自由主义者吧。哈耶克的“被动自由”解决不了太多的问题，我上课时就讲过，古代中南方地区的族田很多，这种集体生存方式就对南方经济的稳定发展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我估计，北方地区饥荒时饿死的人就比南方多，你可以做这个研究。哈耶克的看法过于极端，失去了道德支持，也没有可操作性。
记者：在《转轨中国－转型时期的社会公正和平等》一书的序言中，您曾经说中国最需要一个共同的认知体系，能谈下具体怎么建立这样的认知体系吗？
姚老师：这个我以前也讲过。首先是人身权利和基本物品的平等分配，要保证人们在全面发展过程中的对于制度的起点平等。在这个前提下，效率原则是支配社会分配的主要原则。最后，国家必须具备追求社会和谐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从而在社会分配中顾及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权利不是凭空产生的，是需要制度给予保障的，我不大赞同社群主义者关于“善”的理解，但依然相信，基本的善应该是个人的全面解放，需要给予公民一定的权利，而不至于造成社会的对立，这样他们才能建立共同的认知体系。
记者：您经常去农村地区做调研。我也曾去过一些农村做调查，但经常发现当地政府的统计数据很成问题，这些数据往往是今年抄去年，去年抄前年的，这给调查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姚老师：的确，在农村调研中需要直接问农户，抽取一些样本，设计问卷，让农民回答。问卷不能设计得太复杂，有可操作性，否则人家答不来就麻烦了。当然，这是需要较大成本的，所以你也很难这样做。
记者：您曾经在上课时也说过一次农村调研的经历，那里的农民家庭没有足够的衣服，每天只有出门的人才能穿上衣服。您怎么看待这些现象，这会不会影响中国社会的稳定？
姚老师：农民的生活还是需要进一步改善，这已经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但是我也不认为这会影响社会稳定。农民是不爱犯红眼病的，他们有着自己的道德观，他们知道，很多人是靠劳动致富的，并没有什么不对。农民一般都跟自己的过去比，他们看到的是现在生活的改善，所以就有调查说，农民比城里人感到更加幸福。
另外，我认为，弥合地区差距的最好办法就是移民，把很穷的人从山区迁出来。江浙就是应该工业化，长三角这个“大弓”可以居住更多的人。像日本东京市，就拥有2700万人口，也发展得照样很好。
记者：我前些天去了浙江绍兴和宁波，发现当地人口增长缓慢，但外来人口依然很少，而且很难得到当地的户口。您认为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现象？
姚老师：你说的这个问题的确很普遍。发达地区不愿意增加外来移民，中央政府也下不了决心放开对人口自由流动的限制。这里主要是个观念问题，决策者可能认为过多的移民会造成拥挤和环境污染，其实分散的工业化污染更多，而且以公路为主干的交通网总是免不了拥挤的问题的，日本人口密度虽然大，但由于以铁路网为中心，所以交通并不太拥挤。
记者：听说您特别喜欢打篮球，被誉为“经济中心的乔丹”。您是不是觉得运动对做学问也很重要呢？
姚老师：这是不言而喻的，每周做两小时出汗运动，可以很好地保证身体健康，也有利于更好地做学术研究。现在有很多白领都过劳死，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现在很多学生喜欢熬夜，把生物钟扰乱了，这其实是个不好的现象。其实你并有没少睡，甚至多睡了，效率也不见得提高，往往是浪费时间。我自己不熬夜，也不支持别人熬夜。另外作为一个老师，应该经常待在在办公室，有办公室不是为了享受，而意味着一种责任，让学生来了能找得到你，所以也经常有人来这里问我问题，或者像你这样采访我。
姚洋教授简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副主任，《经济学季刊》主编。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理系本科，1989毕业于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获管理科学硕士学位，1996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中国农村经济、国企改制和私营经济的发展。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三十多篇，著有《制度与效率－和诺斯对话》、《自由、公正和制度变迁》、《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并与他人合著两部著作，主编《转轨中国－转型时期的社会公正和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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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6-08-30 06:51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姓名: 姚洋；家庭: 相妻教子，模范丈夫；
社会: 公平呐喊者，《读书》产稿源；
学术: 阿玛蒂亚•森的徒子，亚当斯密的徒孙；
职务: CCER副BOSS，《经济学季刊》大当家；
学生comment: 忧郁的梁朝伟（记者注：因为照片上的姚老师跟著名影星梁朝伟很像），经济中心造~~”在十佳教师的竞选宣传活动中，经济中心的同学们为姚老师打造了上面那个签名档。尽管如此，作为姚老师的学生，我却觉得这些还不足以概括。在我看来，姚老师不仅是个模范丈夫和经济学家，而且将对学生的关心、对学术的执著、对社会的关注，甚至是对生命的热爱融为一体。姚老师曾指导的一位研究生郭凯曾说道：“姚老师的原则性之强和他那温和的态度简直难以匹配”，的确让人疑惑，但是姚老师做到了。
与这位经常前往贫困地区做调查研究、致力于社会公平研究的经济学家的访谈，就在记者怀有的深深的敬仰之情中慢慢展开。
记者：现在PPT（演示文档）在教学中运用很广泛，而您在上课时却一直都在坚持用手写的笔记，为什么呢？
姚老师：这一方面是因为我的打字速度慢，而经济学里面有很多的数学公式和图形，所以还是直接写在黑板上比较快；另外，这样逻辑性强，能够有情景效应，经济学的很多内容都是需要逻辑推导出来的，PPT很难做到这一点。
记者：同学们都普遍认同:上您的课时能收获很多新鲜的知识和观点，甚至您讲的一些看似笑话的东西都能够引起我们很深的思索。您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
姚老师：的确，“发展经济学”课程跟中国现实结合得非常紧密，因为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过程中，自然就产生出源源不断的现象，这些都需要我们经济学家去关注，我们自然也会从中产生一些新的认识。所以在课程中，我不仅要给同学们讲经济学的理论，而且要把课程内容与中国的现实相结合，这样就能让同学们有学习兴趣。特别是，这门课是给本科生开设的，他们刚开始学习经济学，还没有建立经济学的概念，所以我要先教会他们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给研究生上课时就不是这样，而主要是讲论文、做数学推导。
记者：我们知道您主编《经济学季刊》，这个刊物非常严谨专业，在经济学界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您能谈谈做主编的感想吗？
姚老师：主编一份刊物是很费时间的，而要把这事做好就更难，但中国太缺少一些规范的刊物了，所以需要我们做这件事。比如审稿，我们就要给作者提意见，要他修改，一篇文章往往要来回几次，这样一种互动使得我们建立了一个学术社区。而经过这样的互动，大家的水平都能得到提高。
记者：我看过您写的一些书，像《自由、公正和制度变迁》、《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以及您主编《转轨中国－转型时期的社会公正和平等》。我发现您对政治哲学很有研究。
姚老师：其实，中国现在非常需要政治哲学，一般老百姓关心的不是经济学，而是社会的公平公正之类的问题。在这些讨论中，经济学家往往会介入，但由于准备得充分，所以老挨骂。另一方面，我开始研究政治哲学，起因是1998年阿马蒂亚•森获得诺贝尔奖，作为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他同时也从事着政治哲学的研究。
记者：近些年来，由于对市场经济和个人自由的倡导，哈耶克在中国的影响非常大。而您好像不大赞同他的一些观点，所以被人认为是“左派”？
姚老师：其实我不算“左派”。经济学家在其他学者看来都是右派，而我至多是经济学家中的左派，跟阿玛蒂亚•森比较接近，所以算是“中左”，本质上是个罗尔斯式的自由主义者吧。哈耶克的“被动自由”解决不了太多的问题，我上课时就讲过，古代中南方地区的族田很多，这种集体生存方式就对南方经济的稳定发展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我估计，北方地区饥荒时饿死的人就比南方多，你可以做这个研究。哈耶克的看法过于极端，失去了道德支持，也没有可操作性。
记者：在《转轨中国－转型时期的社会公正和平等》一书的序言中，您曾经说中国最需要一个共同的认知体系，能谈下具体怎么建立这样的认知体系吗？
姚老师：这个我以前也讲过。首先是人身权利和基本物品的平等分配，要保证人们在全面发展过程中的对于制度的起点平等。在这个前提下，效率原则是支配社会分配的主要原则。最后，国家必须具备追求社会和谐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从而在社会分配中顾及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权利不是凭空产生的，是需要制度给予保障的，我不大赞同社群主义者关于“善”的理解，但依然相信，基本的善应该是个人的全面解放，需要给予公民一定的权利，而不至于造成社会的对立，这样他们才能建立共同的认知体系。
记者：您经常去农村地区做调研。我也曾去过一些农村做调查，但经常发现当地政府的统计数据很成问题，这些数据往往是今年抄去年，去年抄前年的，这给调查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姚老师：的确，在农村调研中需要直接问农户，抽取一些样本，设计问卷，让农民回答。问卷不能设计得太复杂，有可操作性，否则人家答不来就麻烦了。当然，这是需要较大成本的，所以你也很难这样做。
记者：您曾经在上课时也说过一次农村调研的经历，那里的农民家庭没有足够的衣服，每天只有出门的人才能穿上衣服。您怎么看待这些现象，这会不会影响中国社会的稳定？
姚老师：农民的生活还是需要进一步改善，这已经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但是我也不认为这会影响社会稳定。农民是不爱犯红眼病的，他们有着自己的道德观，他们知道，很多人是靠劳动致富的，并没有什么不对。农民一般都跟自己的过去比，他们看到的是现在生活的改善，所以就有调查说，农民比城里人感到更加幸福。
另外，我认为，弥合地区差距的最好办法就是移民，把很穷的人从山区迁出来。江浙就是应该工业化，长三角这个“大弓”可以居住更多的人。像日本东京市，就拥有2700万人口，也发展得照样很好。
记者：我前些天去了浙江绍兴和宁波，发现当地人口增长缓慢，但外来人口依然很少，而且很难得到当地的户口。您认为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现象？
姚老师：你说的这个问题的确很普遍。发达地区不愿意增加外来移民，中央政府也下不了决心放开对人口自由流动的限制。这里主要是个观念问题，决策者可能认为过多的移民会造成拥挤和环境污染，其实分散的工业化污染更多，而且以公路为主干的交通网总是免不了拥挤的问题的，日本人口密度虽然大，但由于以铁路网为中心，所以交通并不太拥挤。
记者：听说您特别喜欢打篮球，被誉为“经济中心的乔丹”。您是不是觉得运动对做学问也很重要呢？
姚老师：这是不言而喻的，每周做两小时出汗运动，可以很好地保证身体健康，也有利于更好地做学术研究。现在有很多白领都过劳死，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现在很多学生喜欢熬夜，把生物钟扰乱了，这其实是个不好的现象。其实你并有没少睡，甚至多睡了，效率也不见得提高，往往是浪费时间。我自己不熬夜，也不支持别人熬夜。另外作为一个老师，应该经常待在在办公室，有办公室不是为了享受，而意味着一种责任，让学生来了能找得到你，所以也经常有人来这里问我问题，或者像你这样采访我。
姚洋教授简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副主任，《经济学季刊》主编。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理系本科，1989毕业于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获管理科学硕士学位，1996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中国农村经济、国企改制和私营经济的发展。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三十多篇，著有《制度与效率－和诺斯对话》、《自由、公正和制度变迁》、《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并与他人合著两部著作，主编《转轨中国－转型时期的社会公正和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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