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速递:《深化改革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即将发布

发布日期:2019-01-04 11:48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出版社共同出版的《深化改革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一书即将发布。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副院长黄益平教授参与本书的编写工作。


《深化改革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分为五个部分,共21篇文章。第一部分讨论了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巨大力量。这些基本力量的相互作用,决定着中国是否能够继续向前发展,并最终跨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第二部分讨论了中国国内和全球正在盛行的环境保护优先观念如何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本书的第三部分详细论述了金融领域的改革。金融领域的改革是贯彻经济增长新模式的必备条件,具有效果直接、情况复杂、风险较大的特点。在论述了金融领域改革后,本书第四部分重点关注了要素市场,即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本书的第五部分共五篇文章,对决定生产力增长的重要因素进行了考察。

※政府应该继续坚持“生育政策调整和完善”(见第38页)

从长期来看,放松人口生育政策有利于实现合理的人口结构,提高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例。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意愿不断降低乃大势所趋,不能指望有明显的逆转。越早调整政策所能产生的效果就越明显,因此,应该尽快从“单独二孩”政策过渡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并且能够根据人口发展现实进一步调整生育政策。

※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见第39页)

通过公共政策改革,可以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和农民工市民化,既可以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潜在增长率,也可以通过消除制度障碍疏通劳动力流动渠道,继续创造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如此,这项改革还可以缓解工资过快上涨的压力,给企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赢得时间。吸纳农民工成为城市户籍人口,为尚不具备条件成为市民的农民工提供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以及实现社会保障体系对城乡居民的全面覆盖,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成为收获改革红利的典型领域。

※政府和企业应该为员工提供多样化的培训项目(见39页)

考虑到员工的流动性,企业为员工提供培训时会有顾虑。但是,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需要依靠人力资本。同样,企业想要提高生产力和科技创新,也同样需要依靠人力资本。因此,从提供培训的角度来看,企业希望面对的员工是稳定的,而员工又希望通过在企业之间的流动实现其自身效用最大化。因此,在企业培训项目之外,需要政府提供更多的培训项目,通过培训的方式增加人力资本,最终可以显著提高潜在增长率。

※中国应该更加重视提高农村地区青年的受教育水平(见第129页)

成功的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般由以下特征描述:高储蓄率、稳健的制造业部门、较高的受教育水平、更具优势的人口结构、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和更加平等的收入分布。中国在所有这些方面,都与成功的经济体十分相似,不同的就是不断上升的收入不平等。所以,中国目前还存在较大的增长潜力,仍然需要有关收入分配的成熟政策。
中国应该更加注重提高农村地区青年的受教育水平,并对移民工人提供合适的职业培训。现如今,教育的供给绝大部分是地区政府的职责。目前许多人强烈建议,中央政府接管教育事业这一任务,并对全国提供12年的全额教育基金。

※绿色发展有可能成为促进贫困地区加快发展的新杠杆(见第171页)

贫困地区走绿色发展有其独特的优势。正是因为不发展,这些地区大都保留了良好的自然生态和人文优势,这些成为他们发展经济重要的稀缺资源。因此,贫困地区实现绿色发展有其独特的优势。如果这种探索能够在个别地区率先成功,则它对全球其他地方,包括非洲在内的欠发达地区,将是一个非常大的世界性的贡献。这个意义,甚至要超过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提供的成功经验的意义,因为发达国家的道路,只能使地球上少数的人口享受到繁荣,而新的绿色发展道路,则要让全球所有人口共享繁荣。

※印度的金融开放度比中国更高,但中国正在迅速追赶印度在金融开放方面的领先地位(见第264页)

印度的金融开放度比中国更高,因此在资本开放方面,中国面临的任务比印度更艰巨。迄今为止,为什么在金融领域中,印度比中国更开放?答案可能在于:印度经常账户赤字较多,更需要外来资金弥补这一赤字;中国的资本管制措施更严格;印度私营公司长期从事跨国经营,在境内市场和离岸市场进行套利;与中国相比,印度国内银行市场的全球性银行数量更多、作用更显著。
但是有证据表明,中国正在迅速追赶印度在金融开放方面的领先地位。就政策意图而言,人民币国际化步伐远超印度。为此,中国在境外开立大量的人民币银行账户,发行大量的人民币债券,允许进行人民币离岸交付。这些政策对资本管制措施起了缓解作用,套利交易也由此得以运行。很多学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资本账户自由化之路的一个重大步骤。

※中国目前的土地、户籍与相关财政体制对中国城市化带来一系列扭曲(见第314页)

中国目前的土地、户籍与相关财政体制对中国城市化带来了一系列扭曲。因此,如何通过户籍改革释放劳动力供给的制度潜力,如何通过有效的土地制度改革为移民提供可支付住房就至关重要。
在未来改革中,政府可以考虑通过在户籍制度准入标准中,要求申请城市户籍者在自愿的基础上放弃农村承包地,这样就能有余地去匹配农村内部人口变动,确保留在农村者不用通过土地调整就可以应对农村人口增减,从而保证农村承包地的土地产权稳定。
另外,在发达地区以“城中村”改造为突破口,通过运用“市地重划”“自主开发”等一系列政策工具,政府就能以很低成本和市场化模式实现公私各得其利,提供一大批生活环境良好的出租房和低端商品房,从而解决农村人口向城市永久迁移过程中最难以解决的住房问题。

※中国城市劳动力短缺是受政策因素诱导的(见第339页)

中国特殊的城乡分离政策限制了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挑战着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因此,中国城市劳动力短缺是受政策因素诱导的;然而,过去对这一问题的错误判断导致了特殊的政策方向,而这反过来会使未来劳动力市场不平衡并对发展造成挑战。

※中国铁路总公司面临一系列相互冲突的挑战,而在铁路领域引入“完全竞争”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见第429页)

中国铁路总公司面临一系列相互冲突的挑战。其必须偿还债务,但同时要继续大规模新建铁路,尤其是要兴建高速铁路,提供客运专线服务。其收入增长使私人投资受到鼓励,但又必须承担社会责任、获取相关补贴。其必须提高运价,但同时又要与汽运和其他替代性运输方式之间进行竞争,提供更加灵活的门到门服务。
在代表了世界90%铁路运输量的中国和其他10个国家中,没有国家在所有制、监管安排上完全一样。在对铁路进行经济调整的各种模式中,也没有一种模式是完美无缺的。国际经验表明,在铁路领域引入“完美竞争”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需要审慎地与其他体量较大、曾经实行过铁路国有的国家进行类比。

想了解更多关于本书的内容,欢迎参加4月9日的《深化改革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朗润格政”圆桌讨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