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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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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十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导向政策获得巨大成功，这使得其亚洲邻国纷纷采纳这个政策。由此而生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国家采纳出口导向政策可以获得成功，所有国家都采纳这种政策是否会获得成功？市场有那么大吗？单个主体采取某种行为会得到回报，但是其他主体都采取这种行为时，好事可能会变成坏事。这就是所谓的合成谬误（
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也有一些类似的讨论。当前的主流看法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是金融市场出了毛病，对银行监管不严导致过多的呆账、坏账，同时宏观经济形势脆弱，大量的短期外债到期，这样金融大鳄的投机性攻击便引爆了金融危机。但是有一批学者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是中国。由于东南亚这些国家的出口受到了中国出口的强有力竞争，经常性账户出现了赤字，引起外国投资者对这些国经济信心不足，从而撤出资金，进而导致金融危机。这种看法与上述所说的合成谬误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许多学者在这一领域做了大量的研究。克莱（Clinle）认为，如果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采纳出口导向政策，并且出口占GDP的比例都达到亚洲四小龙的水平，则发达国家将无法接受所有这些出口的总和。因此，不可能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第万（Diwan）和赫克曼（Hoekman）认为，中国的出口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是相互竞争的。有南韩学者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出口的增加导致周边国家福利的下降；同时，他进一步提出，如果还有一个类似于中国的国家，比如说印度，也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话，则未来还会有类似的经济危机发生。
杨教授对上述这些文献作了分析，认为这些研究有很多缺陷。首先、这些研究都是从局部均衡的视角来研究合成谬误这一总体均衡问题，从方法上讲这样的研究一定是有偏差的。第二、这些研究忽视了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而这一因素可能对研究结果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第三、他们忽略了工业化国家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影响。自从60年代以来，工业化国家的贸易壁垒显著下降，这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和效用水平有很积极的作用。因此，杨教授认为，要对这个问题进行透彻的研究，需要使用全球一般均衡模型，把所有上面所提到的这些重要因素都考虑进去。
杨教授首先以一个简单的模型对合成谬误进行理论分析。他认为，考虑到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自由化对其它国家有两个效应：不仅仅是负面的竞争效应，还有正向的拉动效应。比如，中国出口增长会挤掉其它国家出口，但同时中国经济的增长意味着增加对它们的出口的需求，这是一个替补效应。所以，中国进一步的自由化和经济增长未必对其它国家是个灾难，相反可能是件好事。到底如何，取决于竞争效应和拉动效应哪个更大一些。
杨教授进一步进行了经验分析。他采用GTAP(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 模型作为他的计量分析框架。他主要做了两个工作。一是考察所有发展中国家同时的经济增长和出口增加是否会带来贸易条件的恶化和福利的损失；另一项工作是单独考察中国的经济和出口增长的影响。从第一项研究的最终结果来看，当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出口都增长时，虽然贸易条件会恶化，但是这个冲击对这些国家的福利水平的影响却很有限。比如，东盟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7%，对福利水平的负面影响为3.3%，但它们的整体福利水平还是增长了32％。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南韩、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国）的数据分别为：14.2%、5.0%和107.7％；中国的数据分别为：11.6%、2.7%和144.8％。杨教授对这些结果给出两条解释。首先，虽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很多，但是它们对发达国家的出口渗透率还很低，发达国家还可以继续接纳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其次，发展中国家经济同时增长带来的互补效应超过了它们之间的竞争效应。
在分析中国所发挥的作用时，杨教授发现中国经济的增长实际上增加了对其它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需求，促进了它们的贸易条件的提升。比如中国市场的拉动因素使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条件提高1.2%，减去国际市场对它们的贸易条件的负面影响0.2%，总影响为正的1%；东盟国家的数据分别为：0.4%、0.2%和0.2%。这说明，中国和其它国家的经济增长不是零和竞争，相反是一种互补的关系。
最后杨教授总结道，贸易是多向的，考虑到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其它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汇总谬误可能仅仅是杞人忧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