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学者申请
EMAIL
北京大学
ENGLISH
当转轨经济从旧的价格体系向新的价格体系转轨时，它就面临着有一个重要的课题：最优的价格调整路径是什么？一次性的调整好还是渐进的调整更优？应该选择在什么时候进行调整？每次调整的幅度应该有多大？
关于这个问题，文献曾进行过讨论。Mussa（1982）认为，如果要素的流通成本源于人们需要职业介绍所，市场本身还是完备的，那么价格的调整应该是一次性的。Neary（1982）考虑了存在失业情况时价格调整。Steiger（1995）分析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讨价还价模型，他认为调整关税将涉及利益的分配，触及一些集团的利益，因此如果调整幅度过大的话，引致的抵抗将使调整无法进行下去。他的结论就是价格调整应该是渐进的。Bond和Park（1998）讨论了一个大国和一个小国贸易的情况，他们也得出了价格调整因该是渐进的。
以往的文献讨论的价格调整都是一种宏观现象，和微观基础联系不是很紧密，因此鞠建东教授则尝试着为上述理论构建了一个微观基础。对于这个问题主要有两个难点：首先是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连接问题；其次，从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求解最优路径在数学运算和实际经济含义上很难达到一种平衡。
鞠建东构造了一个简单的模型来探讨这个问题。首先这个模型中有两个产业：工业和农业；两种要素投入：资本品和劳动力。假设农业产品的价格在一开始有一个下降（比如来自于关税调整），这样农村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有一个下降，农业劳动力就将向外流动。在这里，鞠建东教授做了一个非常符合直观的假设：要素的调整不是瞬时的，需要时间。这样，在调整期间将会存在失业。同样道理，工厂在类似的情况下也可能存在瞬时的空缺。假设存在一个就业分布函数，那么就得到了失业函数，进而就可以得到失业量和价格调整的关系式，建立模型的第一个难点就克服了。
而后通过建立一个标准的跨时期动态优化模型，经过一番计算，很幸运的克服了第二个难点，鞠建东教授得到了如下的一些结论：
首先，边际社会福利超过边际社会成本时，价格可能进行调整。如果边际社会福利小于边际社会成本，价格调整就不可能出现。如果二者相等，此时处于临界态，各种情况都可能。
其次，当社会总的净收益的大于零时，应该进行调价；小于零时不应该进行调价；等于零时答案不确定。这样就解决了“何时调价”的问题。
第三，价格调整的幅度应该由跨时社会净收益来决定。初期应该希望进行调整，因为社会净收益大于零，但是一旦调整，就会出现失业，这就给社会带来负担，因此调整幅度应该正好使得失业带来的社会负担和社会收益相抵消为止。由于人们不断的寻找工作，失业量将递减，社会负担也将不断变小直至为零，这样，又进行下一期的调整，不断的往复。这就解决了“调整幅度”的问题。
最后一点，最优的价格调整是渐进周期性的，调整路径由上述各个因素共同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