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6月6日下午，美国布朗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路易斯·帕特曼博士在中心致福轩做了一个题为“发展演化论能否解释战后经济增长”的讲座。近些年来，许多关于经济发展的文献都试图寻找经济发展背后的社会和制度的因素。帕特曼教授在这个讲座中探讨了驱动战后经济发展的一些制度性因素，发现对于传统的经济理论所不能解释的问题，他的理论有比较好的解释能力。以下是其讲座摘要：

  

    人类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已经经历了好几个历史阶段和变革。从最早的原始社会，演进到农业社会，进而到现在的工业社会。在这个演进过程中，各个文明中的农业技术、商业形态、社会结构、政治体系不断由低级形态上升到高级形态。新古典经济理论通常认为所有社会的经济基本上都是相似的。但是，近年来随着经济学家越来越多的吸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人口学家的观点，上述的理论受到了批评。帕特曼教授认为，考虑到各个文明在发展阶段、发展程度等很多方面的差异性，具有不同起始点的国家的发展速度将是不同的，向工业社会的过渡速度是由该经济的类型所决定的。简单的说，如果某一经济体越是处于文明发展的低级形态，它向工业化文明的发展速度也就越慢，这是因为向工业社会过渡必须要满足某些不可跨越的条件，而这其中的某些条件可能就是这一经济体所缺少的。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战后各个地区发展的不同表现，尤其是东亚地区快速的经济增长。

    帕特曼教授提出使用前现代化指数（pre-modern index）来刻画某一经济体相对于工业化社会的发展水平，以后所有的工作就是找到合适的指标来量化这一指数。帕特曼教授进一步将前现代化指数分解分为前现代化人力资本指数（pre-modern human capital index）和前现代化物质资本指数（pre-modern physical capital index）。这里的人力资本指的是一种广义的人力资本（broad human capital），它不仅仅包含通常意义的通过学校传授的知识，它还包括人的价值观、信仰以及干中学的能力等等。同时，人力资本不仅仅指的是个人拥有的人力资本，它还应该包括一种“集体的知识和能力”（collective knowledge or capability）。对于各种衡量前现代化人力资本的指标，帕特曼教授认为人口密度是一个目前为止让人比较满意的选择。前现代化物质资本指数也是一个刻画前工业化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数。对于这一指数，人们可以选择单位农田灌渠数量、每单位农田农民数量等变量来刻画。

    帕特曼教授使用25个国家从1960年至1995年的年度数据，对上述理论进行了计量分析，以检验这三个前现代化指数解释战后经济增长的能力。他将各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中包括一些已有文献中出现过的比较有解释力的变量：该国最初的GDP水平、人口增长率、投资率、中学入学率；要验证解释能力的变量包括人口密度、单位农田的农民数量以及灌渠数量。具体回归分析中区分了不包括OECD国家的样本、包括OECD国家的样本，加入单个前现代化指数，同时加入三个前现代化指数的等不同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帕特曼教授的前现代化指数对战后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
而后，帕特曼教授使用了另外一个指标来度量前现代化程度，一个国家拥有某种形式的中央政府的时间。他将公元1年到1950年每50年分为一个阶段，在每个阶段中，如果某一社会采取了某种中央集权的政治形式，那么就给这个社会加一分。其次，这个集权政治是当地人民建立的，则再加1分，如果这个政权是外国人建立的，则加0.5分。第三，考察当时的帝国所统治的领域是现在国土面积的多少倍。如果当时的国土面积至少是现在的50%，则再加1分，如果但是的国土面积大约是现在的1/4－1/2，则只加入0.75分，如果比例为1/4－1/10，则加入0.5分，少于1/10则加入0.3分。帕特曼教授一共考察了100多个国家。通过上述方法，最终建立了一整套度量一个文明政治形态的指标——国家指数（state index），从政治形态的角度刻画了经济体前现代化程度。类似于刚才的做法，帕特曼教授将这套指数加入了计量方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这一指数同样有很强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