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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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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学研讨会”简报之一
2004年7月29日，“发展经济学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召开。会议倡导者林毅夫教授致欢迎辞之后，研讨会正式开始。本期简报将会议有关金融与经济发展的报告和评论内容简要整理如下。
来自武汉大学商学院许立成报告了题为“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理论框架与实证检验”的论文。他们从理论上划分了关于金融监管的四种理论：公共利益理论、政治理论、权衡理论和法律理论，并构造了不同的金融监管变量来衡量不同的金融监管理论。论文运用了80个国家的数据首次系统的检验了各种金融监管理论的有效性。实证检验结果支持权衡理论和法律理论，不支持公共利益理论，部分地支持政治理论。实证检验说明，提高金融监管的独立性，增强民间监管的积极性，对于银行的发展以及整个金融的发展都有着显著正面影响；提高投资者的保护程度，改善法律的执行质量，特别是加强私人财产的法律保护，对于银行的发展和金融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影响；一个国家政府的金融监管权力越大，特别是政府拥有银行的比例越高，不仅不利于整个银行业的发展，而且也不利于整个金融的发展；一国银行集中度越高，利益集团对金融监管的影响会越深，从而越不利于银行业发展，提高银行业的竞争程度将有利于促进银行的发展。
林毅夫教授在评论中认为，金融监管作为金融体系的配套安排，应该跟一个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所决定的最优金融安排相一致。一个经济体的金融体系应当有效的执行以下三种功能：分散风险、动员资源、配置资源。但是其中能否有效地配置资金是最为根本、也是最为重要的。在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最优金融结构是内生于一国的产业结构的，也就是说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该国的最优金融安排。因此，一个经济体在一定发展阶段的最优金融结构取决于金融结构中各种金融安排的特性与实体经济的产业和企业特性的是否相吻合。如果金融结构和最优金融结构相背离，那么，金融体系中必然问题丛生，到最后在法不罚众的情况下，必然难于施行有效监管。这篇文章中只有解释变量而没有其他的控制变量，因此很可能有遗漏变量和“内生性”问题。希望作者今后在这方面多做些努力。
来自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李冠一报告题为“20世纪20～30 年代中国的新式农贷与私人店铺借贷：一个理论与实证研究”的论文。他在文章中试图解释始于20 世纪20 年代的中国的新式农贷发展缓慢的原因。中国的新式农贷始于20 世纪20年代，作为区别于私人店铺借贷和典当业借贷等传统农民融资的全新金融形式，它在日后的发展异常缓慢。针对这个现象，学者们提出了很多的解释。本文作者在对其他解释做出批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解释：相比私人店铺借贷，新式农贷的一个很大的缺陷很可能在于它过于注重抵押，同时又设立了过低的利率上限。新式农贷的信用方式中抵押借贷明显占大多数。而这类抵押要求往往是贫农难以提供的。这样就导致贫农遭遇较高的抵押要求，乃至出现贫农被赶出新式农贷市场的现象。而在私人店铺借贷市场上，由于利率是浮动的，因此私人店铺借贷市场上的均衡状态要求贫农以高利率、低抵押的合约来借贷，这也就是所谓“高利贷”现象普遍的原因。作者通过个案研究发现，现实中的新式农贷利率远小于私人店铺借贷利率，而在抵押上有明确的更高要求。
林毅夫教授在肯定文章的质量同时，认为作者对其它解释批评缺乏说服力，希望作者今后能够在这方面多做些努力。政府管理学院李永军副教授指出了文章模型所存在的几点疑问，并建议作者对模型的假设进行放松，也许可以得出更为广泛的结论。许立成质疑抵押在贫农申请农贷上的作用，他认为就目前的经验来看，抵押似乎并没有像作者所言的那样会使得贫农被赶出农贷市场的现象。
来自华南农业大学经贸学院的洪凯博士后报告了他们的论文“农户金融资产：增长、结构变化与形成机理”。他在报告中首先说明了现有关于农户金融资产测量上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引入农村邮政储蓄存款来修正农村储蓄存款总量。他们运用了农村住户调查的农户现金收支资料来测算农户手持现金总量，并用来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农户金融资产的总量、结构与增长速度。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90年代以来，影响全国农户金融资产增长速度的因素主要是农民年均纯收入增长速度和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
林毅夫教授在评论中认为作者所做的这种基本数据的整理工作是非常艰难的，也是需要付出很多努力的，因此，本文作者在这方面的努力应该值得肯定。但同时认为文章在计量检验上存在问题：一方面是作者没有控制其他变量；另一方面是文章中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也就是说，影响全国农户金融资产增长速度的因素并不是农民年均纯收入增长速度和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这三者也许是由于另外一个共同的原因作用的结果。希望作者今后在计量方面多做些努力。
（盛柳刚、张鹏飞根据录音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