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世界经济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庆典活动简报之五

1994年成立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今年迎来她的十周年生日。2004年9月16-18日，中心举办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庆祝十年走过的历程。其中包括16-17日召开的“中国经济展望——机遇和挑战”国际研讨会，18日上午千人庆典大会和“中国经济发展”论坛，18日下午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教授和中心周其仁教授所做的两场专题讲演。我们用多期简报报道这些学术活动内容。本期摘要报道“中国经济展望——机遇和挑战”国际研讨会上有关“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问题的讨论。

新加坡东亚研究所的所长John Wang教授首先发言，题目是“中国动态经济增长对东亚的启示”。中国和它的邻国东亚国家之间在经济增长方面的联系在过去几年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中国的崛起对于很多邻国来说曾经被看作是一种威胁，但这个观点在过去2、3年已经变化。因为中国开始和其他国家加强联系，并且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对这些国家的进口开始大于出口从而使得东亚国家可以参与到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中来。所以说中国的经济已经成为东亚发展的一个动力。

第二是中国的开放政策及其他举措在最近几年已经成为推动地区发展、地区一体化的强大动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一个重要的支撑是中国的内需，所以中国成功规避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缩小了与其他国家的差距。从东亚地区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发展，东南亚国家的增长速度是前所未有的。60、70年代日本的发展推动了地区的发展和整合，80、9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发展起到了同样的作用，现在中国的加入成为地区发展新的动力。中国的崛起实际上创造了很多的条件，促进了区域之间贸易的增长，使东亚国家之间的经济依存度大大增加。FDI（外商直接投资）也是促进地区整合的一个因素。中国和新兴工业国家之间互补性是非常强的。新兴国家通过中国的开放政策在中国进行投资和贸易，获益良多。

发展水平较低的东盟国家和中国的关系，一方面是竞争的，另外一方面又是互补的。与东盟国家的竞争体现在两方面，第一点就是他们对第三国市场的竞争，另外一点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对自然资源需求越来越多，所以在这方面和东亚国家形成了资源的竞争。中国的外贸政策，特别是加入WTO之后，对推动中国的发展，推动中国和东亚国家的合作都有很大的作用。实际上中国的这种开放给日本、韩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去年中国和香港签署了更紧密合作协议，同时也和澳门签署这样的协议，并且准备和台湾也建立这样的联系。另外温家宝到印尼参加东盟的高峰会议，日本、中国、韩国和东盟签署了三方合作协议。中国在北方加强了融合，也同时跟南方加强了联系，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情况。过去两年对于日本来说，增长的主要因素来自同中国的贸易，所以说中国为所有的邻国包括香港和其他地区都带来了好处。总结来说，中国作为一个驱动力、催化剂推动了东南亚国家的发展和整合，对日本和韩国甚至台湾也造成了一定的压力。过去的两年中国的作用发生了变化，已经不再被看作是威胁，而是成为一个潜在的合作伙伴。东盟国家外商直接投资FDI下降是因为政治不稳定而非中国的竞争。

接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经济学家黄海洲博士做了“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亚洲发展中国家和欧洲发达国家的经验与比较”的发言。今年国际货币组织跟世行有一系列的研讨会，研讨会一个主要的题目就是汇率机制应该朝什么方向走。一个观点是我们应该回到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国仍然是中心位置，亚洲国家替代欧洲50年代的地位，拉丁美洲国家则面临一个选择，或者盯住单一货币或者面对其他问题。关于汇率制度一个极端的观点是汇率制度并不重要，另一个极端的观点是汇率制度是重要的，这里又有三个观点即固定汇率是最好的，浮动汇率是最好的以及有限浮动汇率是最好的。我们想从实证上研究一下汇率制度的选择和经济增长的问题，通过把亚洲发展中国家和欧洲发达国家两个样本进行比较，然后让他们面临对称的冲击，同时这两个样本很多变量是可以控制的。我们在方法上有一点创新，用两个样本比较比用单一样本回归的效果好很多，数据库也有很大的改善。

我们的结论是，对于先进的欧洲国家汇率制度确实不重要或者作用很小，虽然边际上更灵活的汇率制度与更高的发展速度相联系，但统计上并不显著。对于新兴的亚洲国家而言，汇率制度的选择确实影响增长率而且影响很大。管理浮动和固定汇率制度表现的更好，盯住汇率表现并不好，而浮动汇率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但是汇率制度选择并不影响经济增长的波动。这与国际金融中的MM理论有相似之处，当市场完备时汇率制度就不重要，反之就重要而且在各个层次。我们主要使用Reinhart and Rogoff提供的2004年数据库，其中使用的不是央行宣布的汇率制度而是实际汇率制度，通过是否有黑市、平行的市场或者其他可以绕过央行汇率制度的安排来判断。方法上使用的是对称的冲击，因为欧洲和亚洲有些相似的地方，首先二者都经历了金融危机，此外在汇率制度选择上有一些国家没有选择欧元制度，亚洲也有一些国家在危机后选择盯住汇率。所以亚洲发展中国家与欧洲发达国家的差别主要在于发展水平，所以可以进行研究。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施建淮教授演讲题目是“发展中国家资本帐户自由化战略：原则及对中国的应用”。施教授首先介绍了关于资本控制的理论观点。资本帐户中的直接投资很稳定，从经济学意义上对它进行控制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所以当一个国家实现经常帐户开放的时候，应该取消对直接投资的交易限制。第二，从资本的流入和流出来看。大部分的国家在资本帐户管制的时候，都侧重对资本流出的控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希望把储蓄能够留在国内发展经济。但有大量的实证分析表明效果不是非常的理想。第三，从管制实践来看，管制可能是持久性的，也可能是一时性的。持久性的由于管制比较长，经济主体会发现一些规避管制的方法，所以不如一时性的管制有效。举例来说，智利要不断强化管制而马来西亚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一时性的控制确实收到很好的效果。另外存在选择性控制和全面控制区别，如果从基本帐户控制效果来看，全面控制要好于有选择的控制。控制手段有可能基于价格控制，例如对资本流入增收一定的准备金、托宾税，也可以有行政控制。资本控制相当于对跨境的资本交易和汇兑进行限制，另一方面谨慎性的规制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资金的流进、流出大部分是通过银行体系，对银行体系和公司有很多比较成熟的谨慎规制的做法。比如对银行的自有资本金率，风险资产的比例等等。最后有预防性的控制和治疗性的控制。大部分国家是基于预防性的控制，也就是说为了防止比如金融危机或者经济中脆弱的方面对经济造成损害。既然是预防性的，就会有长期的倾向，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效果下降。治疗性的控制，如马来西亚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时采取的治疗性措施，则是有效的。

关于资本控制的理论观点对我们考虑资本帐户开放有什么意义？随着经济特别是实体经济规模不断发展，比如说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发展，必然导致资本控制不可能是全面的控制，实体经济的跨境交易必然伴随资本的交易。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的资本控制必然是选择性的。我国也是如此。既然是选择性的就会有漏洞，效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下降。则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就需要把对资本交易的管理从资本控制转移到谨慎性的管理上面，同时伴随一定的一时性的基于价格管制。

当一个国家考虑资本帐户开放的战略时，一定要同时建立起一个谨慎的监管机制。考虑到监管机制，包括银行本身和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变都是耗费时间的，因此我们说小型、谨慎的按一定次序推进的资本帐户的开放可能比较好。关于经济自由化次序问题，早期经济学家普遍认可一些观点，如经常项目自由化应该在资本帐户之前进行等等。但是对资本帐户如何开放？前期之一是宏观经济稳定，否则开放必然导致金融危机。另外应把经济扭曲降低到最低程度。

最后高盛公司董事总经理和清华大学教授胡祖六博士就“适合中国的长期汇率制度”发表了自己观点。中国是一个转型经济，已经做了很大努力建立自由市场体系、扩大私有经济部门。同时我们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并且中国大陆的市场是多样化的。中国的转型虽然已经进入到市场体系但还远未结束，劳动力市场是不平衡的，而且对价格还有很大的控制；利率是固定的，金融体系、银行部门非常脆弱；财政的稳定性也是问题，1994年税制改革后政府加大了税收能力，但是我们还是面临很多压力。这些对汇率制度有什么影响呢？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全面复杂的改革过程，处于一个转型期，所以我们应该有一定的灵活度、自由度，特别是在政策和体制方面应该灵活一点。

现在中国一些传统的领域已经开放了，贸易跟GDP的比率除了德国以外中国是最高的。如果考虑FDI的话，它跟GDP比例是5％，这也使得中国开放度达到中上水平。然而中国仍有很大资本控制，这是不符合现在开放程度的。两年以前中国政府考虑QFII即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计划，这是放开跨境组合投资的很重要的一步。很多国际上的著名金融机构已经得到QFII的资格，已经有了大于20亿美元投资承诺。FDI虽然仍是资本流入的主要形式，资产组合投资已经开始变的越来越重要。

这些汇率体制会产生什么影响？第一，中国已经很开放并且和全球经济是一体化的，中国现在会受到外部振荡的影响。但是人民币跟美元是挂钩的，所以存在振荡不平衡性，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美国和中国面临着不同的振荡，我们两国商业周期也是不一样的，两国之间联系比较低。其次一点就是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长历史的国家，要有一个政策上的自主性，这本身就很重要。因为这会对政治、经济、社会产生影响。中国人民银行不会愿意把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利交给格林斯潘。

目前汇率体制对推动现行的中国经济结构改革没有帮助的。因为它是固定的，同时也没有帮助中国吸收外国振荡。其次就是可持续性问题。我们已经从亚洲金融危机和新兴市场危机看到，固定汇率制和高水平资本流动之间是有一些紧张局面的，然而我们确实面临资本流动的时代。最后一个困境是，现在货币方面控制已经失去，中国正在面临一个严重经济过热问题。通货膨胀比较高，固定投资过多，很大程度上信贷扩张已经产生了泡沫。为了能够重新获得货币控制，中国需要考虑一些替代的体制。目前有大量的资本流入和热钱，迫使基础货币扩张，同时还要控制通货膨胀，构成当前的汇率制度困境。

我们有什么战略选择呢？中国可以继续不对汇率体制进行干预。通过引进QDII做法消除经济过热，但是这是一个短期的政策选择。中国人民银行在过去18个月发行了大量短期票据，说明这些政策是不能持续的。我觉得应该有一个长期政策，建立灵活的汇率制度。问题在于是否具备建立灵活的汇率制度的条件？这要看我们是否有很好的经济增长，是否有一个健康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是否有很好的外汇储备，投资者信心度是不是很大等等。如果这些情况对我们来讲都具备的话，我们就可以选择灵活汇率制度。具体用什么样的制度，可以有很多选择，不是说只能固定或者浮动，有一些中间的系统，在这里我想用一个管制的汇率浮动比较好一点。因为没有最好的，只有一个恰当制度，现在看起来这个制度好一些，更符合中国的现状。

 

（任丽达、卢锋整理，未经报告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