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金融改革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庆典活动简报之六

1994年成立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今年迎来她的十周年生日。2004年9月16-18日，中心举办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庆祝十年走过的历程。其中包括16-17日召开的“中国经济展望——机遇和挑战”国际研讨会，18日上午千人庆典大会和“中国经济发展”论坛，18日下午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教授和中心周其仁教授所做的两场专题讲演。我们用多期简报报道这些学术活动内容。本期摘要报道“中国经济展望——机遇和挑战”国际研讨会上有关金融改革问题的讨论。

金融改革的框架：香港证监会Andrew Sheng博士

Andrew Sheng博士作了题为“适合经济增长的最优金融结构：东亚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的报告，下面是报告的主要内容。首先，所有金融改革的框架都是历史上形成的框架，它们是与不同的政策、目标相关，有不同的内部政策和外部政策背景，所以是没有最优的金融改革框架。亚洲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典范，但亚洲目前的经济结构是有深刻的历史根源，这种经济结构并不能够适应亚洲在新经济中的作用。

日本是非常成功的制造业典型，但日本的金融体系非常简单，主要是通过向银行借款来促进发展。二战之后亚洲的许多国家借鉴了日本金融模式，银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占主导地位，占到GDP的60%，证券市场发展不是很完善，股票份额占30%。我们看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等国家与伦敦之间关系，这些国家对英国贸易有顺差，这些顺差又回到英国用于许多公司发展，之后通过贷款形式回到亚洲或非洲国家。这表明亚洲国家缺乏良好的管理金融体系。美国大多以外商直接投资形式投资，海外投资一定会带有风险的，所以有8%到11％的风险生水，使得每年回报率达到10％和15％，但美国只向亚洲支付4％外国债券收益率。正是因为我们金融体系运作不好，我们不能获得这些风险升水。

在亚洲国家的金融体制中，银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保护，因此它们缺乏风险管理方面技能，所以这种金融模式在全球经济的背景下是不可持续的。当银行体系引入全球竞争后，如果我们不能很好的管理风险，就会出现1997年那样金融问题，当时有许多银行曾经试图管理危机，但结果非常糟糕，例如韩国的银行体系几乎崩溃，甚至无法满足IMF的要求。现在亚洲经济面临的问题就是资源分配对银行体系过度倾斜、风险投资和资金管理方面非常不发达等等。在过去十五年中，日本的不良贷款率达到了15%。股票市场上的市盈率非常高，股票流动性非常大。到目前为止，亚洲国家存在风险管理不完善，汇率管制、道德风险等问题，股票市场和养老基金也没有很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因此亚洲国家的金融机构不能进行很好的公司治理。亚洲的金融体系必须有所改变，必须要发展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制定更好的风险管理机制，否则亚洲企业将继续错误做法，导致无法充分利用资源，无法形成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

中国如果想要成为世界舞台上主要力量，成为全球市场主要力量，不仅要有实体经济，还要建立有效稳定的金融体系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什么是很好的金融体系？让我们回到根本问题，什么是市场？。市场应该是一种转移保护私有财产的体系，如果这种体系不能够清晰地转移和保护私有财产的话，那么作为一种结果，这个体系中的一部分，就会与体系中另外一部分产生经济租赁关系，表现为亚洲国家不良贷款的形成。现在亚洲经济的整体情况是平均经济增长率为5%到10%，在过去的20年到30年中，不良贷款率为10%到15%。印度尼西亚作为危机经济，动用了GDP的50％进行银行整理，如果20年中GDP增长是7％的话，那么实际增长就只有5%左右，去除掉人口2.5%的增长，就只有2%左右了。所以我们要了解什么是市场，就必须了解私有财产。财产是需要一些财产基础设施来支持和保护的，包括会计法律方面的规定。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大多数亚洲中央银行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甚至对会计准则没有任何了解，金融危机突然发生后，银行才意识到财产基础设施的重要性。

如果我们想建立一个平衡的市场，平衡的金融体系，那么需要做一些什么呢？首先市场需要激励机制。回顾中国历史，我非常相信韩非子两千多年前说过的话，政府要提供激励机制和惩罚机制。市场也是要建立激励机制，使好公司得到奖励，坏公司得到惩罚。亚洲的问题就是有很多的“僵尸”公司，半死的公司，它们存在是由于有政府或银行的支持，它们是不良贷款的主要来源，所以市场的激励机制是必须存在的。财产的基础设施有助于区别好公司与坏公司，好借款人与坏借款人。市场的失败是因为没有很好的管理风险，因为运营机制失败、对游戏规则不了解、缺乏透明度等等，所以我们需要把重点放在财产基础设施上面，实现平衡的增长。平衡的增长就意味着必须要在司法和法律上做一些调整，在调控方面做一些调整，这样才会有可持续的平衡发展的风险管理目标。

我们要做四件事情，加强公司治理，降低市场转变成本，加强财产管理，采用全球通用规则。亚洲现在正从银行占主导的金融体系转向保护私有财产的养老机制，有许多的经验教训。我只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日本的制造业在过去五十年非常成功，但最后金融体制没有足够资金来支付退休金。中国现在老龄化速度也非常快，由于经济增长比较快，暂时没有遇到和日本一样的情况，但很有可能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在日本20年前是四个工人对一个退休者的比例，现在是两个工人一个退休者，25年后将是一个工人一个退休者。金融体系是否有资源来支付这些退休金呢，这是金融体系面临的最大问题。

论中国金融改革的逻辑：上海证券交易所方星海博士

在座各位都向政府提过建议，但很少被政府采纳；另一方面政府也进行了一些金融改革，但在座各位并不一定同意。问题是什么样的改革建议最能被采纳，政府想做什么样的事情，这就涉及到中国金融改革逻辑的问题。我认为中国金融改革核心问题只有一个，就是微观问题。在中国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都缺少合适的激励和自我约束机制，结果是许多机构积累了大量亏损，这是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城市合作银行、几乎所有的农信社、至少一年以前的人寿保险公司、现在的证券公司所面临的现实。所有金融机构的亏损导致了政府负债，因为政府是债务的最后承担者。如果政府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支付负债，金融体系就会崩溃，金融机构也就不能很好的行使资源配置的功能，从而损害经济的发展。决策者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如何解决问题是有不同看法的。

第一种办法是把问题往后推，这是世界上许多政府喜欢做的，一个有名的例子是1998和1999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成立来接收国有银行产生的呆坏账，之后没有进行根本的改革。第二种办法是用问题小的机构去兼并问题大的机构，这种办法最好的例子是1997和1998年城市信用联盟，好的和坏的信用社组合在一起，形成城市银行。1998也有中国投资银行，隶属于中国建设银行，后来被中国发展银行兼并。这种办法实际上是对经营好的银行的惩罚，使得他们没有激励像以前那样行事。第三种方法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为银行注资，但不改变机制，这方面的例子有许多，1998年中央政府注资2800亿人民币给四大国有银行，2001年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给证券公司注资，但银行的机制并没有改变。第四种方法也是现在正在采用的办法，中央政府注资并同时试图改变内部管理机制，这体现在中行和建行的改革中，我认为也可以用于证券公司。我们还没有看见这种方法的最后结果，不能确认是否完全有效，但至少在理论上是有效的。

采用这种方法的原因和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我认为是增长折现法，中国是增长型经济，可以将未来的经济增长折现，弥补历史的损失。通过增长折现法来改革金融体系，如果能够在激励机制上进行改变，那么初始资本注入是非常值得的。举个例子，在中国建设银行的改革中，中央政府注入了225亿美元，也用了750亿人民币来吸收不良贷款，投入成本是非常巨大的，如果我们相信中国建行可以转变为一个真正的银行，那么注资的225亿美元至少在今后可以被出售，是能够保值的。这种逻辑也适用于保险公司或证券公司，现在证券公司面临一些困难，国家也可以向他们注资进行改革。这种逻辑的界限一是在于能否改革与增长的关系，由于现在经济增长很快，是合适的时候进行这样的改革，但是如果经济增长减慢，这种逻辑将不会起作用。另外只有当金融机构质量不是特别差的情况下这种想法才可以起作用。现在是金融改革的很好时机，后推将会丧失折现经济增长弥补历史损失的机会。这种方法可以扩展，不一定总是需要由中央政府注资，还可以外资注资，例如高盛购买了海南岛破产的证券公司，将为此支付大约1600万美元的总成本。

我对这种改革方法的结果估计是乐观的。最后应该是中行、建行在市场经济中运作，变成真正的银行，资本配置由市场决定，政府将失去对经济中资本配置的控制。但如果政府由于一些原因想要继续控制资本配置，这种逻辑将中途而废，表现在中行和建行例子中就是政府不能出售自己的股份，内部激励机制没有根本改变。我认为关键是政府决定放弃对资本配置控制，还是想重新控制资本配置，这两种可能性是机会均等的。

 

（赵洪岩、卢锋整理，未经报告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