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城市化以及人口问题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庆典活动简报之七

 

1994年成立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今年迎来她的十周年生日。2004年9月16-18日，中心举办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庆祝十年走过的历程。其中包括16-17日召开的“中国经济展望——机遇和挑战”国际研讨会，18日上午千人庆典大会和“中国经济发展”论坛，18日下午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教授和中心周其仁教授所做的两场专题讲演。我们用多期简报报道这些学术活动内容。本期摘报报道“中国经济展望——机遇和挑战”国际研讨会上有关“我国农村、城市化和人口”问题的讨论。

社会科学院陆学艺研究员发言：
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联系起来是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一个产物。我的基本判断是：农业问题基本解决了，但农村、农民问题非常严峻，远远没有解决。合作化以后农业长期处于短缺经济状态，改革之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取得了很快发展，1996年中国农业收获了改革开放以后第三次特大丰收，粮食超过1万亿斤，其他农产品也大幅增加。中国的农业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解决了长期以来存在的短缺问题，保证了基本供给。

政府非常关心农业问题。1996年粮食达到1万亿斤，但是1998年以后到去年连续五年减产，到2003年，粮食产量减到了8600亿斤，减少1600亿，出现了短缺。去年10月份开始不仅粮食总产下降，库存也减少很多，库存最多时达到4800亿斤，现在不到3000亿斤。到今年一、二季度，粮食又开始涨价，上涨幅度在30％到40％之间，这在国外是影响很大的事情，但我们上涨30％、40％只是恢复性的增长。由于粮食价格以及主要农产品的价格恢复到1996年水平，再加上由于去年粮食总产量减到8600亿斤，比实际需要少1000多亿斤，政府开始紧张，所以今年把农业问题放在重中之重。

今年农业方面有以下几个变化，一是政府给予粮食补贴，一些其他农产品相关政策得到落实；二是涨价，三是今年气候好，全国风调雨顺。今年春天政府提出两个计划，一是今年农民收入要增加5％，二是粮食增加500亿斤。我相信今年粮食产量会超过政府预计的增加量，实际可以增加到600到700亿斤。改革开放25年来，已经是第四个丰收年了，此前的三个丰收年分别发生在1984年、1990年和1996年。不过仍然有些问题值得担心，秋后的粮价可能会下降，而且即使今年农民收入增加5％的计划能够实现，城乡差距也还是在继续扩大。

农村问题很严重。虽然农业问题基本解决，但农民问题、农村问题远没有解决。主要的问题在于当年计划经济留下来的体制问题没有解决。那些束缚农民手脚的体制性问题只解决了一个包产到户，将土地的使用权交给农民，其他方面的问题例如土地制度、户口制度、财政制度都没有解决，所以农村问题还很严峻，仍可以套用这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来描述现实的情况。

如果农民问题不解决，农村问题是不好解决的，解决农村问题也是要解决农民问题，所以需要从体制上加以改革。现在必须要进行改革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户口问题。户口问题实际上是现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源。现在社会上有人说户口没有用了，改不改无所谓，我觉得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这个问题是国家制度、体制的问题，需要国家采取行动。目前有的省份已经在改，也没有出现领导所担心的那些问题。但局部改革是不行的，一定要全部改革。如果不解决身份和户口的问题，农民工问题是不会解决的，更不要说城乡一体化问题了。第二是土地问题要进行改革。第三是改革农民工体制。第四是改革国民生产分配体制。我们现在2万亿拨款，百分之七八十都在城市里，根本没有到农村，农民缺医少药情况非常严重。第五是改革财政体制。不能只取之于农民，而不用之于农民。

中国科学院黄季焜教授发言：
首先回顾一下一般经济发展的规律。从农业社会转到工业社会有一个转换过程。随着经济增长，农业比例会下降。中国也是这样的，中国农业每年以5%的速度增长，但农业占GDP比例从七十年代的40%下降到了2000年的15%，这个转换中国经济表现得很好。伴随经济发展的另外一个变化是农业人口比例的下降，那么中国在这个转换中表现如何呢。

根据我们的调查，1980年农村有4%的劳动力在非农部门，现在已经超过20%了。1981年18%左右的农业人口有非农工作，现在为45%。这样持续下去中国经济是很有希望的。事实上这种情况有加速的迹象，我们可以用另外的一个数据来证明，1990年16岁到20岁的人有四分之一从事非农工作。到2000年，那些人就是26岁到30岁，他们有一半在从事非农工作，而2000年时16岁到20岁的人已经有四分之三在从事非农工作。所以我相信中国未来的农业往非农转换的趋势还会继续，而且速度会得到一定的提高。中国经济转型从GDP来看是非常正常的，与世界经济发展转化过程是一致的。从人口来看，虽然也转移出很多农业人口，但还不够，还有更多的转移空间，政府可以做的更好。

中国农业在未来是否会健康发展有以下几个指标。第一，看生产力如何增长，农业增长如果只靠投入增加而不是技术提升是非常不健康的。第二个，看市场发展是否具有潜力。还有就是土地市场发展的情况。

农业生产力增长情况，我们过去研究结果是从改革开始到90年代末期，TFP每年增长3.5%到4%，现在有所下降也是接近2%左右。改革以后资源配置更加有效，经济得到增长，那么中国是否有技术进步能够推动生产力继续发展。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中国农民每三到五年就要更新一个品种，而且新品种的产量比老品种要高，这表明中国的农业技术在不断进步。那么中国未来农业发展会不会持续下去？我认为由于中国的公共投资非常多，将会带来许多收益，不仅是传统技术，生物技术也同样会起很重要的作用。至于市场发展情况，中国市场是相当稳定的，价格变动可以迅速的互相影响，而且产品价格也逐渐与国际市场接轨，农业贸易还促使了中国的农业机构向比较优势发展。土地方面，早期的时候，许多人的研究得出产权不稳定可能对生产力影响很大，但现在的情况表明，不可否认产权非常重要，但对农业生产力来讲影响不是很大。关键的问题是土地市场能不能发展起来。

总结一下，中国农业劳动力往城市转移的步伐是相当快的，但早些时候我们发展很慢，所以现在发展快也仍然没有赶上，应该继续努力把更多的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在生产力方面、市场化方面等等都有很好的趋势，都在表明中国朝着工业化方向发展，这个方向没有错。但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关注贫困人口。中国农村在过去20年左右，实际上收入提高了3倍，最低提高不到两倍，最高提高4倍以上。当然看到成绩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很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农民低收入问题、户口问题、产权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是非常困难的。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曾毅教授发言：

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中国高龄老人不断增加，2000年中国老龄人口有一亿，到2050年这个数字会上升到3.3亿，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老龄化进程是最快的。

我们想知道儿童时期社会经济状况是否与高龄老人的健康长寿有关系，以前的研究是不够的，因为以前总是对年轻人和五十、六十、七十岁老人做研究，并没有将九十岁甚至一百岁的老人纳入研究范围之内，而且这方面的研究并没有在发展中国家展开。为了弥补知识差距，我们从1998年开始进行了中国健康长寿调查，已经有了三轮范围广泛的研究数据。在每一轮的研究中，我们都访问过1万名老年人。在第三轮的调查当中，我们进行了延伸，将85岁以上和35岁到65岁的人纳入了研究范围之内，涉及了22个省份，对85％的中国老年人进行了研究。数据质量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但我们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数据来源不一致等等。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采用的测量方法是用儿童时期的六种变量，包括受研究对象当他有病时是否能够得到充分的医疗，被访问对象是不是经常饿肚子、吃不饱，父亲的职业，当孩子十岁时是不是有一个父母过世，是否上过学等。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现有健康教育的衡量标准，我们使用三个衡量标准，一个就是所谓的日常生活活动，表明被访者的身体状况；另外一个测量标准是微观精神状况检查，按照全国性的指数研究调查对象精神健康状况；还有一个自我报告的健康状况，也就是社会福祗的情况。在研究儿童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与高龄老人健康长寿之间的关系过程中有四个问题，一是研究模型，二是符合经济的依赖性，三是要控制社会的支持，四是进一步控制健康行为，调整所有的变量。

我们的结论是，儿童时期社会经济状况越好，总体而言越能够减少老年人的死亡率。如果加入不同因素的话，最终的结果就不会有那么明显了。我们可以看一个固定的动态方法得出的结论，无论是从84岁到89 岁，从92岁到99岁，还是从100岁到105岁的存活率来看，读过书就会提高年龄层的存活率，分别提高了75％、85％和60％，这是对于女性来讲的数字。对于男性来讲，这个数字讲的是不仅生存下来，而且是以非常健康的状态生存。得到教育的话可以大大提高健康生存下来的机率，能够提高102％，对于女性来讲，效果是更加明显，能够提高228％。这些分析表明，在年轻时得到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能够较大程度的提高高龄老人健康生活状况。这些对政策有什么影响呢？现在世界上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儿童大部分是在不发达国家。在中国有很大比例儿童都营养不良，有各种各样的疾病，特别是在农村。所以我们的研究结果就是，儿童时期的投资，对孩子们在未来高龄时期比如80岁到90岁的生活状况有很大影响。

耶鲁大学Paul Shultz教授发言：

我想讲的问题是人口结构尤其是年龄结构对储蓄能力的影响。首先介绍生命周期储蓄理论，接着讲一讲研究的结果，然后从微观和宏观层面上讲一下我对储蓄和老龄化的研究，再谈一谈以前发表的一些论文，引用他们是怎么讲述中国老龄化对中国储蓄的影响。

首先，年龄可以预测，人们每年都会老一岁，生育率、寿命也可以预测，但储蓄就比较难以预测。人们退休必然要储蓄，所以很多人在收入最高峰的时候会存钱，留着老了用。50年前发展中国家人口大爆炸，有人曾经说过，孩子死亡率的下降，提高了人口的储蓄率，因为孩子越来越多，在孩子的健康和医疗教育方面会花更多的钱，所以人们要为孩子存钱，结果消费者储蓄率越来越高。

人们的经济行为是建立在生命周期之内储蓄与消费的关系之上。小时候给孩子支持，老年时孩子能赡养老人。当人们开始限制生育率的时候，例如亚洲地区特别是在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之后，储蓄率不断上升。有一种模型没有考虑儿童，直接考虑成年人，考虑生育率，这些人不结婚，没有劳动力的供应，当他们工资比较高的时候就不工作了，在工资比较低的时候他们会考虑到动用以前的储蓄。有人提出一个猜想，孩子是现实性的消费，而且孩子能够决定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对孩子投资、消费的水平。父母为了能够最大程度的消费未来家庭所获得的最大收益，需要做关于要多少孩子，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数量的决定。如果限制孩子数量的话，那么对每个孩子资本投资就会上升。我们收集了很多的数据，分析孩子数量和资本投资之间的关系，我们支持生育率是对于家庭中孩子人力资本投资替代的观点。

我们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完全以年龄为基础，一个是跟生育率决策相关的。这样就可以指出生育率降低的不同根源，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条件影响生育率的下降，可能是父母时间价值观念的不断上升，也可能是比以前更加先进的避孕方式等等。而且可以讨论对孩子人力资源投资不断上升的现象。对于中国而言，家庭计划生育政策极大的限制了儿童的数目，所以人们将会给孩子更多的资源，生孩子变成了储蓄的替代，并不是花钱储蓄，而是花钱养孩子。在人口增长当中，把各种各样的储蓄花在孩子当中，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结果，这方面的研究非常不充分。

我们用研究最终储蓄率的方程式发现经济增长率可以提高储蓄率，储蓄的提高会降低人们对于商业方面的投资。我认为人口的下降和储蓄率的升高是有联系的，人口变化在印度非常慢，储蓄率的变化因而几乎是一条直线；东南亚地区储蓄率则要高一些。老龄化对于储蓄也是有影响的，大概为三分之一。亚洲储蓄率大幅度下降与老龄化有很大关系。

 

（赵洪岩、卢锋整理，未经报告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