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间垂直分工：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

 

2004年12月29日，美国匹茨堡大学张轶凡博士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做了题为“企业间的垂直分工：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讲座。张博士指出，当生产包括了不止一个工序时，企业就必须决定是垂直分工还是将这些工序整合。垂直分工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力分工的思想。劳动分工有利于工人挖掘他们的比较优势，改进技术，以此提高企业的效率。虽然亚当·斯密的原初思想是关于在企业内部的分工，但同样可以扩展到企业间分工的讨论。

亚当·斯密更进一步地认为，劳动力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在这个思想基础上，斯蒂格勒研究了垂直分工和产业周期之间关系。他认为新兴产业一般都是垂直整合的。当中间投入品供应商进入市场后，垂直分工水平会不断上升。当产业发展到衰落阶段后，又会重新出现垂直整合的形态。同样受市场规模思想的影响，马歇尔解释说产业在特定地区的集中可能会使垂直分工增多，因为投入品共享允许更多专业化的、中间投入品的供应商出现。

另一个相关的理论是由科斯提出、威廉姆森发展的交易成本学说。科斯指出，如果在企业内部组织生产的成本高于从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成本，那么企业就会从市场上购买。因此，企业是否垂直分工的决策依赖于对内部组织成本和外部市场交易成本的比较。

这些理论在经济学界影响甚广，但关于垂直分工实证研究却少之又少，特别是在企业层面上的研究。一般的相关实证研究或是关注于国家层面、或是关注于州一级数据。这种情况可能是源于以下两个原因：其一是大量企业层面数据难得，这是研究者的最大难题。张博士此文的数据为国有企业以及五百万销售额以上的非国有企业提供了非常详细数据。二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诸如美国，关于市场发展以及垂直分工的横截面数据、时间序列数据上变化非常小。在过去的四十年中，美国制造业垂直分工指数变化仅有一个百分点。中国在垂直分工上的根本发展是与从70年代后期开始的改革期间市场力量的急剧增强紧密相关的。市场体制的发展也使得中国的部门间、地区间差异显著扩大。张博士相信，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为研究市场规模扩大以及交易成本减小对企业垂直分工的影响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

此文是第一个同时对这些可选择理论所做的研究，并且比较了它们各自解释能力。张博士首先对概念框架做了阐述，他认为，垂直分工发生在以下这些状况：（1）产品生产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连续工序；（2）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在各自的生产中为产品加值。技术可能是垂直分工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技术解释了为什么哪怕在同一个城市里，各产业间的企业垂直分工大大不同。在回归中，张博士使用了产业虚拟变量来控制产业间技术的差异。张博士对于企业垂直分工的度量时采用了所谓的“垂直分工指标”（VSI），即中间投入品与最终销售的比率。因为最终的销售包括了中间投入品和加值的总和，VSI也等于1减去加值与最终销售的比率。

张博士回顾了中国产业部门中垂直分工的发展历程。1949年建国后中国照搬了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企业内的垂直整合成为计划经济下中国产业结构的显著特点。1949年VSI指数为0.68，1970年下降到0.62，而且在整个七十年代都处于0.65以下水平。垂直整合的企业被称为“大而全”或“小而全”。例如，1976年第一机械部下辖6100个企业中有80%都是全能企业。由于中国的企业对自我供应严重依赖，许多大中型企业甚至建立了自己的学校和医院。作为经济学家共识性看法，中国企业在规模和范围上都没有达到最优水平。中国政府在50年代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但真正加以解决是在70年代末的改革开始以后。

为什么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会比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更加垂直一体化呢？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可以解释。虽然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没有表面上的交易成本，但是另一种外部交易成本确实存在、而且非常高昂。据科尔内研究，苏联计划体制下的企业经常面临纵向和横向上的短缺。纵向短缺出现时，企业对于资源的需求经常会被政府当局否决，因为需求超出了政府所能解决的范围。就算需求在政府可以解决范围之内，企业同样还要面对横向上短缺。在买卖的关系中，不接受预定、长时间的等待乃至行政替换都屡见不鲜。为了能够及时得到充足的供给，企业不得不与政府、供应商不断讨价还价。当这个成本高于在企业内部组织的成本时，企业的最优选择就是在企业内部生产中间投入品。当时中国基于销售税的税制系统也是从苏联照搬而来。对于每个企业销售额的部分征税，就税制激励角度看也助长企业进行内部整合。1994年中国政府改革了旧税制，使用增值税、降低原有税制造成的扭曲效应。

70年代后期改革开始，市场很快出现并且发展起来。结果是国有企业越来越多地从市场上购买中间投入品。例如，在机械产业从1981到1985年第六个五年计划中，在那些全能企业中的几千个生产单位不断分离出来。政府也不断兼并生产同样产品的不同企业的生产部门，把它们变成新的“专业化企业”。另外，新的私营企业、乡镇企业也不断进入中间投入品这个可盈利的市场，为国有企业提供专业化的产品。

由Murakami，Liu和Otsuka 对于中国机械工具产业中44个企业调查发现，1991年生产效率和购买所占比率间呈正向关系，而在1980年却并非如此。他们研究结果表明，在改革初期垂直整合的生产结构相比于垂直分工仍然具有优势，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垂直整合的相对优势就不断减少、乃至消失了。

论文报告了改革后中国产业部门VSI的发展情况。在1980到1995年间，VSI持续上升，1995年后略有下降。对于1995年后呈现的下降趋势有两个可能解释，其一，中国国家统计局改变了统计口径，产业毛产出定义以及包括内容都有变化。其二，在1998年中国国家统计局修订了统计系统，限制了国有企业和上报年销售额超过五百万的非国有企业的覆盖面。较小的企业更容易垂直分工。1980到2000年间各产业VSI增长,最大增长出现在石油加工、焦炭生产以及燃油生产部门。在这二十年中，31个产业里有27个更加垂直专业化。

论文还报告了1980到2000年间各地区VSI的发展。浙江是2000年垂直分工程度最高的省，接下来是天津、江苏、上海和广东这些发达的沿海地区。垂直分工程度最低的五个省是西藏、云南、黑龙江、新疆和内蒙古，这些都是靠近边疆的内陆地区。比较沿海和非沿海地区。在1980年，这两者在垂直分工上差距并不大，但二十年改革后，2000年沿海地区的平均VSI比非沿海地区高出8.1个百分点。事实上，从1980到2000年，非沿海地区的平均VSI是呈下降趋势的。

张博士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模型，并提出了四个假说，包括：（1）市场规模越大，企业的垂直分工程度越高；（2）在同一地区相同产业存在其他企业的情况下，企业的垂直分工程度越高；（3）在产业初始期，垂直分工程度较低，成熟期分工程度高，衰落期重又降低，即在产业周期和垂直分工水平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4）企业面临的市场交易成本越低，垂直分工水平越高。

张博士实证研究的结果发现：垂直分工增加使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文中对于垂直分工决定因素的最小二乘回归估计证实了斯密市场规模的理论、马歇尔投入共享的理论以及科斯交易成本的理论。研究还发现交易成本对于企业垂直分工的影响最大，显示了降低交易成本的市场经济改革，是改革后垂直分工的推动力。然而，研究未能发现支持斯蒂格勒产业周期理论的显著证据。

(杨柏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