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想与希望

                                      ——CCER“两会”解读会系列简报之一

 

2005年3月14日，时值“两会”闭幕之际，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万众楼举办了专场“两会”解读会，与会的学者们就构建和谐社会、宏观调控、三农问题、人民币汇率等今年“两会”的几个重要问题展开了讨论。会议讨论将分三期简报来报道，第一期（本期）简报主要报道几位教授对今年两会总体的感想，第二期简报报道有关构建和谐社会与三农问题的讨论，第三期简报报道有关宏观调控、人民币汇率的讨论。

林毅夫教授：作为当了18年的政协委员，我先谈一下我感受到的今年政协会议和往年有所不同的五个特点：

第一点，相对于去年的会，今年的会没有什么引起大家激烈争论的问题。去年3月初的时候，对于中国的宏观经济基本上是有三派看法：一派认为中国的整个宏观经济非常良好，现在应该继续维持这个好的势头，政府不应该过多的干预；另一派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过热了，所以应该在苗头初现之时就把它控制住；还有一派观点认为中国不是全面过热，而是局部过热与局部过冷并存，应该采取的是有保有压。去年，这三派观点在会上争论得非常厉害。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继续进行宏观调控，防止投资过热的反弹，对这一点今年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争议。当然对于做法上，是更多的用一般的宏观调控手段还是要加以行政手段，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基本上没有形成交锋，这是今年的一个特色。

第二个特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突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去年主要讲的是科学发展观问题，当然科学发展观里面也有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些想法，但是去年更多的是从经济发展的方法手段上讲科学发展观，比如说要如何统筹来维持平衡发展等等。今年则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中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内容，如地区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以及低保等一系列问题，在整个报告当中提得非常多，而且是用构建和谐社会这个纲领把它组织在一起。

第三个特点就是这一次会议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立法原来主要是人大的工作，政协过去一般是不参与这些法案的讨论，今年有一个特殊的安排，就是在人大会议上介绍《反分裂国家法》时，首次让政协委员列席这个法案的报告。3月7日下午政协委员也对《反分裂国家法》的草案进行了讨论，这跟过去是不一样的。《反分裂国家法》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3月7日之前，国内外的报纸基本上都不知道具体内容是什么。过去很多东西都还没有出来就闹得沸沸扬扬，这次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当然，在出台这个法案之前，已经有不少的铺垫了，比如说胡总书记去参加政协3月4日的民革台盟联席会议时，提出对台政策的四点意见，《反国家分裂法》的主要内容充分体现了这四点意见。在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过程中，除了最后做完报告掌声不断之外，给予《反国家分裂法》的掌声是最多、最长的，代表们对一个中国，对和平统一台湾，确实是有全面的共识，这是我的第三点感想。

第四点感想，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追究国有企业的投资责任，获得了代表们一致的支持。过去政府很多投资做了以后，风风火火一段时间，到最后变成一大堆烂帐坏帐，几十亿、上百亿的投资损失似乎没有人负责。当然，怎样才能真正让国有企业的经理对投资负责，这是值得研究的。首先，如果都追究投资责任的话，大概也不公平。因为有时候一个投资开始是非常好，但是后来国内国外市场改变，就可能失败。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中，部分投资的失败也是无法避免的。如果真的实行投资终身责任制，很可能大家都不投资，那就会丧失很多发展机会，其实政府官员最大的过失就是无所作为。所以这一点虽然获得很大的民意支持，但是怎么来执行还是一个问题。其次，就是现在很多失败的投资是不是应该由经理或行长负责。还有很多投资都是集体决策，而且还有上级指示，到底由谁负责还是一个问题。有一个来自银行的代表讲，四大国有银行14000亿的呆坏帐不应全由行长负责，很多贷款都是地方官员、中央官员要求贷给这些国有企业的，有的是稳定安定团结贷款，银行其实是不愿意贷的，但由于是国家政策才不得不贷。当然也有很多投资是为了谋求私利，或者是为方便自己的亲戚朋友等等，问题是怎么区分这到底是正常的失误还是有个人贪污腐化，到底是银行行长的决策还是在上级指示下决定的，这个是不容易分清楚的。我想这牵扯到我常讲的政策性负担的问题，银行也有政策性负担，银行不应该贷款但是不能不贷款的情况不消除，银行就会用这种政策性负担作为理由来逃避呆坏账责任。所以，应该标本兼治，否则要么是执行不下去，要么就是出现另外一些情况。

第五点，我觉得温总理过去一年的工作得到大家充分的肯定。政府在4月份做了一个非常及时的决策，开始有保有压，控制土地和控制货币信贷，然后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从年初43％，降到全年25.8％，降低17.2个百分点，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软着陆的表现就是通货膨胀率3.9％，投资增长率虽然偏高，但是比去年，尤其是比年初的时候低；同时，外贸增长非常快，外资进来非常多，农民收入增长应该说是这几年最快的一年，年均增长6.8％，比城市人均收入7.2％的增长率低一点。温总理在报告讲完后，从鞠躬、下台、走回座位一直到坐下来，大会的掌声都持续不断，掌声长达2、3分钟，这可以体现出大家对他工作的赞赏。

宋国青教授：这个会作为两代领导人最后正式的交班，整个过程非常顺利。前两代国家领导人交班，中间出现很多的问题，过去经济大起大落跟政治层的变动有相当大的关系，因为政策变化大，人员构成变化大，上一届政府干的活下一届政府不一定认可，就可能在经济上出现大起大落。希望以后这个交班越来越顺利，这是经济比较平稳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从国内这一块来说，现在中国经济波动幅度比过去20几年要小多了，从通货膨胀率等各种指标来看，去年宏观经济总体上还是比较平稳地渡过了。

陈平教授：在这里面我提几个重要的问题，希望本届政府能够意识到。

第一，是政府和市场的平衡关系。我们经过凯恩斯主义、撒切尔政府与里根政府的改革浪潮，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市场、政府都是有局限的，市场和政府两者之外的民间社会即非盈利组织的发展也很重要。一个和谐社会，最重要是这三者之间平衡的发展。中国医疗卫生的恶化、教育的恶化，实际上是政府已经不堪重负了，而市场也没有能力承担，如何利用非盈利、非政府组织来缓解部分医疗和教育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去年夏天我在浙江调查，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八十年代是大批公务员下海，因为企业平均工资高于公务员工资，但是九十年代以来是大批的人到政府里找事干，使中国县以下的部门大大扩张，非编制人员大大多于编制人员。原因在于，这些年财政收入急剧增加，远远超过GDP的增长速度，税负的增加主要压在中小企业身上，使得这些年中小企业的发展速度放慢了，而政府又给公务员加福利、加工资，造成公务员工资高于企业界平均工资。从国际惯例来看，公务员工作相对稳定，其工资应该低于企业界平均工资，因为企业界的工作有风险。政府扩张会加剧企业的税负负担，不利于把中国变成一个和谐社会，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第二，法制与社会规范的平衡。传统中国社会的安定不是靠西方那一套烦琐的法制，而是靠一系列的社会规范。现在中国立法非常快，但可操作性较差，首先法不责众，其次法不治穷，法制对有一定财产的人才是最有效的。天下没有完善的法制，法制一定要看是否可行，而任何法制都是妥协。正如要发展适用技术一样，我觉得应该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法律体系，而且因为中国发展高度不平衡，立法应该是分散实验，而不是中央一刀切通过一个法律，最后又不能执行实际变成一些抽象的条文，还是要像以前摸石头过河一样，分散实验，而且在法律与社区规范间要有一个调和。

长期以来，实际上中国政府相对西方政府是小政府，美国政府要比中国政府大很多，其一个环保局就雇几千人。我们有官员去美国学习怎么改革，但是去了以后说不要改了，中国养不起这么大的政府。传统中国的政府为什么相对比较小，因为乡绅长老对地方的治理起了很大的作用。而现在县以下政府急功近利的行为非常突出，我在浙江调查发现，很少有局长任期在两年以上，频繁调动加上异地为官可以减少一些裙带关系，但官员也就不负责了，很多县以下官员是把土地卖了就走人。村民委员会的作用有限，因为能干的农民都进城打工去了。我倒是建议在中国村一级，由农村德高望重的老人组成一个“长老委员会”，起到顾问的作用，而且他们的任期要稳定。我认为不能如此频繁地调动省以下官员。

第三，养老保障和教育投资的平衡关系。现在西方经济发展速度放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保护老人的既得利益，牺牲年轻人的教育机会。现在西方社会的人口出生率越来越低，西方国家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靠外面移民，这个中国不需要，开放农民进城就好了；二是延长退休年龄，而中国现在是提早退休。中国提早退休的这批四五十岁的人，实际上是一批有技术才能与管理经验的人，让他们退休很可惜。现在我们养老的开支急剧增加，实际上人可以工作到60、70岁。现在的高考制度又是非常不公平的，所以很多人拼命想获得上海、北京的户口，为的是让孩子在北京、上海考大学，北京、上海学生的大学录取率甚至是内地有些城市的几十倍。实际上我们社会是全面累退所得税，富人交税少上大学机会多，而农民子女考大学越来越难。

我希望中央领导人在做亲民政策的时候还要考虑代价的问题。比如说取消农业税，中国政府官员全都是垂直系统任命的，乡镇一级干部的收入与当地经济发展没关系，那么这些干部与民同甘苦的利益机制在哪里？如何既减轻农民负担又保证基层干部与民同甘苦，这是一个影响到中国长治久安的问题。

 

（张晓亮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