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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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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ony Shorrocks 教授首先提到俄罗斯和中国都曾经在一个几乎相同的时期发起了经济改革，并且都处在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因此，Anthony Shorrocks 教授认为他对俄罗斯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的社会贫困化和不平等问题的研究和经验应该会激起中国经济学界的兴趣。
Anthony Shorrocks 教授接着指出俄罗斯从1985年开始经济改革到1999年十四年间，经历了两次造成其社会贫困化程度巨变的重大事件：一是1990年前苏联的解体，私有制一夜之间取代了公有制，价格控制几乎全部消失，恶性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的持续，使大量俄罗斯人口迅速跌落到了贫困线以下，社会贫困率急剧升高；二是1998年到1999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该危机使得大量俄罗斯家庭的财产因为出现负实际利率而贬值或因金融机构的欺诈性投资行为而损失殆尽，此间俄罗斯社会贫困率再次攀升到了一个新高峰，官方数据显示甚至超过了1990－1991前苏联解体时社会贫困率的水平。
Anthony Shorrocks 教授提出，在大多数针对该时期俄罗斯社会贫困化问题的研究文献中，一种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造成俄罗斯社会贫困程度迅速上升的首要原因是俄罗斯经济中人均真实收入水平在这十几年间的迅速跌落，这直接与俄罗斯国民经济在这期间的迅速跌落相关。其次是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增加，即诸如由于人们已往的工作技能、经验不适用于新的工业部门而老工业部门则处于严重萎缩的地步，以致大量的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而收入低下，而私营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拥有者则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一夜暴富。
不同于上述观点的是，Anthony Shorrocks 教授认为俄罗斯经济转型时期社会贫困化日趋严重的现象更多地源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增加而非人均真实收入的下降。同时Anthony Shorrocks 教授提出研究该时期的社会贫困问题时必须考虑到官方统计机构从1991年开始应用低于原贫困标准近三分之二的新贫困标准的事实，因此他在其论文的分析和模拟实验中都将贫困标准的变化作为第三个影响因素来进行研究。
Anthony Shorrocks 教授在研究中主要使用了分解的方法来进行，该分析方法基于Datt & Ravallion 在1992发表的论文中关于经济增长再分配的分解模式。使用分解的方法能够在理论分析和模拟实验中体现出地区差异，人群差异，城乡差异等。此间，Anthony Shorrocks 教授提到，使用该方法研究中国的贫困问题将有利于解决诸如中国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比较大这样的问题。
接下来Anthony Shorrocks 教授描述了他在论文中采用的基本框架。由于考虑到直接将Datt & Ravallion（1992）的框架应用到俄罗斯转型时期贫困化问题研究上会产生需要添加额外残差项、无法在贫困标准随时间变化时体现人群的差异等问题，Anthony Shorrocks 教授对上述基本模型做了一些改进，虽然模型改进后的模型由于没有考虑人均真实收入和贫困标准随时间变化带来的影响会导致模拟实验的结果存在一定的误差，但其可以在不需要现有历史数据的情况下进行贫困率变化的模拟实验的优点却足以使其有资格成为研究中使用的基准模型。
Anthony Shorrocks 教授在上述基准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模拟实验，实验结果显示数据基准年的选取和三个主要因素进入实验的顺序对三个因素所起作用的百分比数量有着比较大的影响——即便基准年的选取相同，在三种因素不同的进入模拟实验的顺序下所产生的模拟实验结果仍相差较大。为了校正这一结果，Anthony Shorrocks 教授引进了Shapley 分解法（或者称为SOS方法），该方法的使用使得三个因素进入实验的顺序以及三个因素的历史数据的时间顺序都将不再对模拟结果产生大的影响。
运用上述方法再次对1985－1999时期的俄罗斯社会整体数据进行模拟实验时，结果显示人均真实收入下降是影响俄罗斯社会贫困率上升的最重要因素，其重要性在数量上分别超过后两者各50%，收入不平等程度增加的贡献基本上被贫困标准的下降所抵消。然而运用同样的方法对1985－1999时期内历年数据进行同上一年比较的模拟实验时，结果显示除了在1998－1999的金融危机时期，人均真实收入的下降是导致贫困率高升的最重要因素，其他时期里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增加才是俄罗斯社会贫困率日益升高的最重要原因，其作用百分比累计结果一直高于人均真实收入下降的百分比结果，从而很好地印证了这个观点——俄罗斯转型时期社会贫困化程度日趋严重的现象更多地源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增加而非人均真实收入的下降。
（时安安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