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与渐进式改革

                                  ——PKU-LSE“中国经济增长和全球化”研讨会简报之二

 

2005年8月22-23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和英国伦敦经济学院（LSE）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增长”研讨会。与会的中、英两国学者围绕贸易政策、人民币汇率、经济增长模式、金融发展、私有化改革等问题展开讨论。第二期简报报道有关中国增长的真实性与可持续性、渐进式改革的报告内容。

 

林毅夫教授（CCER）：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性与可持续性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真实性的质疑起因于1998-2002年的通货紧缩。一般而言，一国如果出现通货紧缩，经济增长会走缓或者停滞，就像日本在1991年开始的通货紧缩和美国1929年大萧条期间那样。中国零售价格指数在1998年下跌了2.6%，1999年下跌了3.0%，2000年下跌1.5%，2001年下跌0.8%，2002年下跌1.3%，直到2003年才恢复到正值，是典型的通货紧缩。但是公布的中国实际GDP增长率在1998年为7.8%，1999年为7.1%，2000年为8.0%，2001年为7.5%，2002年为8.0%，五年的平均增长率为7.8%。与发生在其他国家的通货紧缩和经济学理论中的通货紧缩相比，这是不正常的。因此，经济学家开始怀疑中国统计数据的可靠性。支持这种怀疑的其他证据是中国的能源消费在1997年、1998年和1999年分别减少了0.8%、4.1%和1.6%。

但这种怀疑是不正确的，虽然中国的统计数据不是完全的准确，但GDP的数据仍然是可信的。原因在于其他国家出现通货紧缩是由于金融或房地产泡沫破灭，使得国民财富缩水，导致需求降低，由此出现的生产过剩使得投资减少，消费和投资的下降必然导致GDP减小。但是中国此次通货紧缩的原因是不同的，中国从1998年开始了通货紧缩，但是并不存在股票市场或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也没有泡沫破灭一说。通货紧缩的原因在于供给超过需求，在其他国家发生的通货紧缩是由于消费降低导致投资较少，从而引起总需求下降，供给超过需求，价格持续下降；在中国则是由生产能力过剩导致的。九十年代初期，邓小平南巡之后出现了一轮投资高潮，由于当时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投资迅速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从1981-1985年和1986-1990年的19.5% 、17%增加到1991-1995年的37%，经过五年左右时间的累积，投资形成了三倍于以前的生产能力。但是消费并没有快速增加，所以改变了经济全面短缺的情形，出现了严重的生产过剩局面。

能源消费降低是由于通货紧缩前后中国经济的技术结构变化，在九十年代以前中国是典型的短缺经济，许多乡镇企业能够满足短缺之下的要求，因此在八十年代繁荣起来，不过他们的技术水平和能源效率低。而九十年代早期的许多投资来自于国有部门，外商直接投资和合资企业，具有较高的技术和能源利用率。当出现过剩生产能力时，大量乡镇企业破产，更有效率的新企业代替了乡镇企业，因此能源消费在保持经济高增长率的同时减少了。

中国的通货紧缩由生产能力突然增加导致的，没有家庭财富的减少，因此消费并没有急剧减少，1998-2002年消费的平均增长率在6.6%左右。私有企业投资由于缺少好的投资机会而受到压抑，不过公共部门的投资增加，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整体投资水平在1998-2002年的平均增长率为11.7%，因此在这段时间内GDP可以有7.8%的增长率，GDP的数据应该是真实的。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中很重要的决定因素，而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技术上的差距很大，可以以较低的成本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进行技术改进，促进经济发展，因此中国在未来的三十年中保持很快的增长是可能的。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结构和六十年代早期的日本比较类似，日本依靠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发展了28年，创造了日本奇迹，亚洲四小龙在二战后获得几十年的增长也是这个原因。中国现在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2%，若三十年之后可以达到美国的20%，则需要每年的增长速度超过美国7%，美国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在2%左右，所以中国可以有9%左右的增长率，考虑到人口增长的因素，中国的GDP年增长率应该超过9%。

中国有潜力在未来的二三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保持快速的增长，但中国在转型过程中也面临着许多困难，例如收入差距问题，环境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银行问题等等。相信中国政府和社会有能力克服这些困难，原因主要有：一是中国政府有能力保持政治稳定、社会稳定，动员资源；二是人民的驱动，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都有来自内部的推动力，人民要增加财富、改善生活，他们会抓住各种机会来获得改善；三是中国在技术进步方面的潜力非常大，中国是世界中一个很大的市场，许多国际企业意识到中国市场对他们的重要性，因此在中国有许多外商直接投资，他们带来了新技术、新型管理方法和新观念，有利于中国的技术革新。

总结起来，中国经济增长率和能源消费率数据方面的不协调，引起了许多学者对中国统计数据的怀疑，这是因为他们是按照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来分析中国问题，如果从中国的具体情况来分析就可以解释上述的不协调性。另外一点是中国政府有能力克服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中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Linda Yueh教授（LSE）：中国的渐进式改革

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保持了超过9%的经济增长率，令人印象深刻。研究中国的增长模式会发现中国的独特之处，中国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具有发展中国家的特点。中国在转型过程中采取了渐进主义的模式，而不是大爆炸或休克疗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保留了双轨制；中国的改革是分步进行的，集中于制度革新，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产权进行改革，通过保留剩余的方式激励农民；中国的改革过程中更多地采取了试验的形式，允许部分地区或部门率先改革，成功之后再向全国或全行业扩展，例如经济特区的建立；初始条件对于改革方式的选择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采取了由易到难的改革顺序，避免出现大的冲击，保持了社会的稳定。概括来讲，中国渐进主义模式的特点是最小化政策贯彻执行的成本，而不是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率，最小化市场经济改革的政治阻力，逐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采取由易到难的改革顺序以试点方式逐步推动改革。

中国是采取渐进主义模式获得成功的典型，现在也有一些采取渐进主义模式转型的国家。中国能够采取这种模式的前提是国内政治稳定，可以支持改革初期的双轨制；中国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允许从事私有经济活动之后，私有部门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国有部门。渐进主义的结果是很多艰难的问题遗留下来，因为采取的是由易到难的改革顺序，有许多结构性问题没有解决，包括私有化、金融和贸易自由化；还有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有国内因素，主要是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问题，产生了宏观经济周期，也有开放带来的不稳定性，中国的汇率制度、债务市场都面临挑战。这些机构性问题的核心集中在国有部门，包括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国有银行主要将贷款带给了国有企业，累积了大量的不良贷款，在发展过程中向城市倾斜的策略导致了城乡差距，同时市场缺少规范的法制环境，法律执行困难。

中国经济是外延型增长而不是内涵型增长，即生产力的提高主要依赖于增加劳动力和投资，而不是技术推动，技术进步缓慢，2001年加入WTO之后技术外溢的效应仍不明显。中国转型过程中的明显特征是投资超过消费，而且市场很不完善，缺乏正式的制度，例如法律体系不完备。

中国由于采取了渐进主义的转型策略和接近市场的结构而发展较好，但是，这种改革模式下的增长模型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也面临许多挑战，有许多艰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包括劳动力、利率和原材料等要素价格改革，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所有制改革，政府财政体系和货币政策运用改革，劳动力过剩和缺少流动性问题，城乡分割，缺少包括健康保险、养老保险、住房保险和失业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体系，不完备的法律体系特别是执行体制，金融行业中大量的不良贷款问题，环境破坏等等。

中国目前仍然不是市场经济，只是部分市场化。未来经济增长很难继续依赖要素积累，而是需要进一步提高生产力，所以虽然中国有能力吸引了并将继续吸引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但是中国支持市场的制度基础薄弱，缺乏配套的法律体系，如果不解决好这些问题，中国经济能否快速追赶发达国家很难判断。

 

 

（整理  赵洪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