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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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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已经有大量文献研究了前苏联及东欧私有化过程，但这一研究数据质量比较好种类也比较齐全，因此能够从一定程度上解决计量上企业改制的内生性的问题，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弥补由于控制变量不够导致的“missing variables”（缺失变量）问题。因此对于以往研究是一个改进。
这项研究的数据取自11个中国城市：哈尔滨、抚顺、唐山、西宁、兰州、成都、贵阳、潍坊、镇江、黄石及衡阳。没有包括浙江的原因是它的国有企业比较少，而广东则因它情况比较特殊所以也被排除在外。姚洋教授首先介绍了数据采集中的一些问题。由于这个调查不得不依靠地方政府的协助，而地方政府发问卷的过程中可能更多找的是他们自己还调动得了的国有企业，这就使得样本中国有企业的比例高于总体水平，所以这里存在一个“sample selection bias”（样本选择偏差）的问题。解决的方法是用总体的比例修正样本，在2001年的样本基础上重新抽样，再将其与2001年以前的数据对接成一个新的样本。
由于以往文献中对绩效的度量标准并不统一，姚洋教授在这项研究中考虑了三个指标：利润水平（税前利润/总资产）、单位成本（不包括人工成本的材料及运营费用/总收入）、劳动生产率（总销售额/在岗职工数）。这其中利润率可以看作最全面的指标，而单位成本可以看作成本节约型策略的指标，劳动生产率则可看作扩张型策略的指标。
姚洋教授在这项研究中关心的主要是三组解释变量。一是私人股份，研究中采用了两种测度，一种是具体数量，另外一种是虚拟变量。用虚拟变量的原因在于有时候私人股份可能要达到一定的比例对绩效才有影响。二是内部股与外部股之间的比例。引入这个解释变量是因为在研究苏东的文献中发现引入外部投资后企业的绩效有显著的提高。姚洋教授将内部股划分为内部国有股，内部私人股（又分为管理层股及职工股）；将外部股也分为外部国有股和外部私人股，在计量中会先考虑大类，再分别考虑这些小类。三是企业改制，分为五种类型：内部改造（公司化、分离重组等）、破产重组、职工持股、公开出售/出租、其他（如合资、上市等）。
姚洋教授指出，如果我们不控制其他任何变量仅仅看完全国有股企业、国营控股企业及私人控股企业的利润率、单位成本及劳动生产率，或者对比一下改制企业与没有改制企业的绩效，则很容易得出私有化明显提高了企业效率这样的结论。但由于改制很可能是内生的，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就不一定是私有化了。
因此，姚洋教授又提出了一组控制变量来解决这个“靓女先嫁”的问题，如在岗职工人数（以控制企业规模）、多余工人比例（以控制企业负担）、债务/资产（以控制以往绩效）、欠银行及国家的钱的比例（以控制软预算约束）。但又因为私有化可能是个逐步的过程，也可能取决于研究者不可观测的未来盈利能力，这样就会出现控制不足的问题。一个解决方法是用标准的固定影响的面板方法来做，不过这样又会有可能出现控制过度。姚洋教授则在研究中采取了折衷的方法，把后者得出的计量结果作为下限加以考察。
通过计量分析，姚洋教授得到了三个主要结论。一、私有化在提高利润率方面比提高劳动生产率或降低成本方面更有效，这可能是因为私有化后业主可能更加关心资产的回报率而不是缩减内部成本，通过加快资本周转率提高利润，但同时他们还必须维持很高的就业。二、外部股对于绩效的作用很显著。三、控制其他因素以后，改制对于企业绩效基本上没什么影响。这说明改制的内生性相当强，好企业通常会改制，而坏企业往往改不动。改不动的企业有两种，一是闲人太多，二是负债太高以至于银行不允许逃债后改制。改制的五种类型中只有公开出售/出租的效果还比较好，因为它们中的私人股份稍多一些。计量结果还显示企业规模、富余员工对绩效有负的影响，软预算约束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但在OLS回归中软预算约束却有显著为正的影响，这很可能说明它具有强的内生性，越是不好的企业越可能是软预算约束。
姚洋教授最后主要讨论了第二个结论。这个结论说明国有企业的问题可能并不是缺少激励，而可能是因为管理层缺乏权威。在国有企业中，由于很多人都是处在同一个人际关系的圈子里，经理人与职工之间存在一种隐性契约（implicit contract），大家都不撕开脸皮，这使得经理人很难有真正的权威。当外部人随同其资本一同进入这个企业时，往往可以打破这个隐性的契约，从而提高企业绩效。姚洋教授还提到，Shleifer也曾从隐性契约的角度讨论了为什么“hostile takeover”（敌意收购）的效果都不是很好，但他的说法正好相反，外部人的进入打破了内部的互相信任协作等关系。不过，具体探讨这个问题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李远芳，白营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