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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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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博士首先强调了研究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性。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太过悬殊，不仅影响国内的消费需求，影响社会的公正性，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还可能导致社会的不安定，甚至是政权的频繁更替。假如真实世界真的和某些理论假设的那样，劳动力、资本自由流动，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现象就不会存在，但现实不是如此。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研究，试图讨论发展过程中是否存在区域经济不平衡，区域性的比较优势是否产生了区域经济不平衡，认为其成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人口流动限制，地理位置和比较优势，历史影响和发展战略。他的文章在这三个方面都有涉及。
文章用1952年至2000年中国的分省和全国数据构造了基尼系数，广义平均信息量（generalized entropy）指数（GE指数），以及由GE指数分解得到的“城乡不平衡”指数和“沿海内陆不平衡”指数。其中基尼系数和GE指数走势基本吻合。把新中国建国以来的五十年划分为两个历史阶段：一个是1949年到1977年的中央计划阶段，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经济封闭和财政的中央集权为特征；第二个阶段是1978年至今的改革开放阶段，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对外开放和财政从中央向地方分权为特征。发现GE指数，“城乡不平衡”指数和“沿海内陆不平衡”指数的变化和中国近五十年来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其中沿海内陆的经济不平衡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几乎不存在，在第二阶段越来越明显，但始终远远小于城乡经济的不平衡。
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成因的讨论主要有三种观点：林毅夫教授为代表的重工业发展战略理论，钱颖一教授为代表的财政分权理论，以及开放理论。重工业发展战略理论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违反了中国的比较优势，当时经济发展中遇到的资金短缺的困难，用限制城乡人口流动，压低农产品价格抬高工业品价格的方式解决。从城乡不平衡指数和重工业占经济比重的走势图看，两者在中央计划阶段拟合得较好。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在中央计划时期，中央把全国财政在各地间调配，地方政府没有动力发展地方经济；财政分权时，地方政府积极发展当地经济，但贫穷落后的地区获得的来自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减少，常常出现向企业苛重税之类的“杀鸡取卵”的短视的政府行为，反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两个历史阶段里，中国的基尼系数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全国支出的比重走势都基本一致。开放理论认为，在人口流动受到控制的情况下，开放经济中各区域有地域上的比较优势或劣势，并且国家在投资方面有许多优惠沿海地区的政策，沿海必然发展的比内陆快。建国五十年来，沿海内地经济的不平衡指数和贸易量走势基本一致。
计量分析中，用各独立变量的一期滞后值作为回归量，以减少可能出现的各变量间内生相关带来的问题。邹（Chow）检验表明1979年中国经济结构出现重大变化。文章没有采用将1979年前后两个时期完全分开进行研究的方法，而是用相同的模型对两期经济进行分析，并用1979年前后系数的变化来反映两个时期不同的经济结构。由于这三个不平衡指数序列都不是固定不变的，采用Phillips-Ouliaris检验和KPSS检验来检验这三者是否内恰。
文章在计量分析后得到结论，重工业发展战略在中央计划时期使城乡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并且是这个时期总体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但在改革开放时期随着发展战略的转变而变得无足轻重。财政分权加强了总体的区域经济不平衡性，也加大了城乡差距和沿海内陆的差距。中国向世界的开放促进了区域不平衡的发展，尤其是沿海内陆差距的扩大。1979年前后相比，开放对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影响放大一倍。在改革开放时期，使沿海内陆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原因是对外贸易，反映了沿海地区在地域和优惠政策上的比较优势。
张博士得出结论，一个国家各区域经济发展是否趋同，决定于国家政策和这个国家的开放程度。并在这个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认为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减小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国政府应该进一步开放内陆地区并扩大在这些地区的投资。具体的说，在要素市场方面，政府应该调整投资政策，取消向沿海地区和城市倾斜的发展战略，让各地区在公平的环境下发展经济；并取消对人口流动的各种限制。在财政分权方面，中央政府应对经济落后的地区提供经济帮助，而不应让地方政府独自承担一些短视行为留下的不良后果，应帮助他们重新启动地方经济，摆脱“杀鸡取卵”引起的经济恶性发展。在对外开放方面，在内陆和农村地区大力兴建基础设施，以克服这些地区在地域上的比较劣势。令人可喜的是，中国为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正在进行“西部大开发”，并计划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